對話2014諾獎得主讓·梯若爾：自由市場與宏觀調控

時代周報記者陳舒揚發自北京

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市場？如何干預才是合理的？這是每一個現代經濟體面臨的重要問題。2014年，法國圖盧茲大學的讓·梯若爾（Jean Tirole）教授正是以其「對市場力量和監管的分析」，獲得了該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很多人用「天才」形容讓·梯若爾。多年前，網路流傳一份叫做《苦候諾獎的大師們》的經濟學家名單，讓·梯若爾年年上榜。在產業組織理論、政府採購與規制、雙邊市場等諸多領域，梯若爾都作出了開創性或框架性的貢獻。不僅如此，在理論創新的同時，讓·梯若爾還完成了許多相應的實證工作。

歸根結底，經濟學家需要面向現實世界。梯若爾深信世界的複雜，認為市場不是抽象概念，競爭亦非絕對完美—他的研究改變了人們對市場力量和政策干預的看法。

不是所有的競爭都好

時代周報：你因為市場和監管方面的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於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你的基本看法是什麼？

讓·梯若爾：如今，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已經發生了改變：政府逐漸退出生產者的角色，更多地擔任裁判員。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國有企業。全世界的國有企業都沒有被證明是有效的，且往往高成本、低收入、產品質量可疑。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對國企提出很多要求，滿足這些要求需要很高的成本；後者有時也會虛報成本、服務質量低下。國企面對的是一種「軟預算約束」（肆意揮霍的同時還能得到政府救助）。

儘管如此，政府還是不應該把自己排除在經濟事務之外。首先，經濟活動存在外部性，比如污染。政府需要讓企業為他們行為的後果負責，這意味著要向企業、機構、家庭傳遞統一的價格信號—不管是通過限額交易制度還是污染稅的形式。

其次，競爭幾乎不可能是完美的，市場力量必須受到監督。正當的干預有幾種形式：（1）對網路產業（電信、鐵路、電力、郵政……）的行業監管；（2）競爭政策（反壟斷），在中國這被稱為《反壟斷法》，用來防止企業建立卡特爾、制裁企業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政府運用反壟斷主要是一種事後干涉。總之，競爭政策應該使行業更具競爭性，而不是成為產業政策的附庸。

當然，以上這些還不能窮盡政府干預的動機。比如，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很重要，縮小不平等也是；比如教育和醫療服務不太可能由市場充分提供，尤其對窮人來說更是如此—但這並不是說政府有必要自己生產產品。

時代周報：經濟學家張五常提出一個在中國很有名的論斷：中國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帶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這種理論把地方政府看作「公司」。但是現在中央政府認為，地方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要讓地方政府退出市場，對此你怎麼看？

讓·梯若爾：我既是這個問題的局外人，也非地方公共財政領域的專家，然而，聽聞中國各省份之間的經濟競爭已經成為政績考核的標杆，這讓我很吃驚。不是所有競爭都是好的，過度的財政競爭會腐蝕地方政府稅基。但是，如果因為競爭，當地政府開始向社會提供更好的電力、電信服務以及更好的商業基礎設施建設，政府稅收減少是由於政府效率的提高而非惡性競爭，那麼這種競爭就是好的。

監管是科學也是藝術

時代周報：中國正進行國企改革，比如說電力行業，大國企和政府之間存在不同看法。很長一段時間裡，政府想要對大的電網企業通過分拆的方式加強競爭和監督，但電網企業認為由於這個行業的特殊性，這樣做只會增加成本、降低效率。法國有類似情況嗎？電信、電力這樣的行業，是完全壟斷好還是維持幾家寡頭企業的局面？

讓·梯若爾：不像其他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國有企業在中國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依然控制很多行業，如銀行、保險、能源、電信、交通。國企應該像私有企業那樣，受競爭政策管轄—即便某些國企之間並不存在競爭關係。

我不了解中國電力[1.71%]市場，但可以給出一些大致的原則。競爭不是目的，也不是宗教，而是提升效率和創新、限制市場權力的工具。它的出現有時伴隨著低效。電力市場存在「自然壟斷」，它阻礙了新進入者，比如很難再架一個電網。中國應該像許多國家一樣，讓電網公司處於「受監管」的壟斷地位。也因此，發電環節的競爭更有意義。要想維持發電企業的有效競爭，好些事情需要考慮。

首先，必須有足夠的傳輸能力，否則可能會出現節點或區域層面的地方壟斷。如果一般時期的電價很低，當需求大或產能低時，市場可以發揮作用。其次，人們可以迫使發電企業把大量的發電量放到遠期市場上出售，從而減小市場作用。如果發電企業想減少產能、利用短缺抬價，他們將無利可圖，因為他們已經在預定的價格上賣出了大部分產能。再次，人們必須考慮在峰化器上的維護和投入。峰化器是一種在電力極端短缺的情況下、一年中只有幾天或幾個小時會被使用的元件，它們必須被補換，儘管價格很高。峰化器的供應必須通過「產能市場」（在這類市場里，廠商將他們的產能賣給遠期市場，買方都是大客戶）或政府採購進行。

時代周報：這些年，中國互聯網公司發展迅速，你如何看待互聯網經濟中出現的壟斷？互聯網巨頭會損害市場的健康嗎？

讓·梯若爾：由於高固定成本以及網路的外部性特點，這些產業往往總是被一家大公司支配（比如微軟Windows操作系統、谷歌搜索引擎等）。這不一定是壞事，只要它們保持活力，比如為了保持現在的地位而採取低價、堅持創新。對這些產業來說，新的更有效率和創造性的國內外企業的進入應該是可能的。此外，監管者應該以發展的眼光去看這些非常複雜的、日新月異的產業，並預測這些產業將要發生的變革。

即便沒有上述的監管壁壘，現有的企業也可能通過捆綁製造障礙、防止新的進入者（捆綁本身也不一定是壞事，比如通過打包產品或服務進行營銷作為效率抗辯）。新進入的企業往往因為其優勢而進入某個利基市場，不會全盤涉足，新進入者也往往提供互補性服務—這就為市場細分解除捆綁提供了動力。

展望未來，我們可以預測關於數據所有權和便攜性的問題。個人數據是從平台用戶（顧客、商戶）身上採集而來的，如他們的消費模式、駕駛行為、可靠程度（通過與他們做交易的對手方的評價來測度）、購物習慣等。這種數據收集往往增進了效率，然而，與此同時，也對這一市場的新進入者提高了難度（新進入者發現自己很難與原有競爭者提供對等的產品）。如果由顧客提供的數據與這些數據的處理之間能有一個清晰的劃分，那麼事情就會簡單多了。這些數據具有便攜性，無論是歸顧客所有亦或是平台的競爭者們所有（可能會引發隱私問題），而這些數據的處理結果則由平台享有相應的知識產權。數據採集過程與處理過程往往是聯繫在一起的，因為採集何種數據的決定本身就依賴於關於未來如何利用這些數據的創新性思考。

時代周報：你對金融機構的行為也有研究，根據你的研究，有什麼監管方面的建議？

讓·梯若爾：巴塞爾協議在降低金融系統脆弱性方面有一定進展，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了。該協議尊重了經濟學家的意見，引進了流動性要求、反周期超額資本、對場外交易要求更高的資本充足率等監管手段。但是，謹慎的監管既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只有實踐能夠告訴我們這些改進是否已經足夠。

目前，許多國家包括中國都很關心影子銀行，畢竟現在針對影子銀行的管制尚未出現。但是，當政府擔心影子銀行的困境會像傳染病一樣通過交叉業務或者降價出售傳染給零售銀行或保險公司，又或者擔心影子銀行的失敗會傷害到政治敏感度高的群體（通常是小額存款人或者中小企業）時，政府就會出面使用公共財政拯救影子銀行，事情就會搞砸。

時代周報：過去30年，在經濟學家的努力下，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

讓·梯若爾：變革主要發生在四個方面：

首先，隨著以績效為基礎的獎懲機制的引入，政府對自然壟斷企業經營者的效率激勵提升了（在歐洲進行了私有化；在美國，受管制的電力和電信事業已經私有化快一個世紀了）。比如，價格上限的使用已經很廣泛，這給相關企業戴上了「平均價格」的緊箍。價格上限通常隨通貨膨脹、進口品價格變動，以同類企業為基準，並且根據可預期的技術進步進行調整。

其次，在競爭開放（在整條生產鏈條上或更多地在某些不具備「自然壟斷性」的階段中）的環節上發生了變化：一是市場准入的放開，二是對進入瓶頸條件的規範（對新進入者來說，一些設施的複製是極其昂貴或不可能的，如電網或車站）。市場是一種重要的激勵；我們不能誇大競爭在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不管企業是公共的還是私有的。然而，為了從市場的優點中獲益，人們需要遠離自由放任主義。事實上，經濟學家已經做了很多研究，證明了非完美的競爭性市場的缺陷，並用公共政策糾正它們。

再者，價格再調整（在企業與個人之間協調，在月租費、市話與長途價格之間協調等等）。這種再調整很有價值，因為在高需求彈性的服務領域，企業定價往往大大高於邊際成本，以期收回較高的固定成本，這樣會導致極其低效的浪費，並減緩創新。

最後，從規制到獨立監管部門的轉化。監管機構應該是獨立的：既不受行業說客的影響，也不受政府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在最近二十年，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競爭執法機構、行業監管人員和中央銀行被認為是獨立的。從這一點來說，這些獨立機構的預算必須毋需擔憂（比如通過對該產業預先課稅），以此防範政府憑藉緊握財權而對某些決定施加政治壓力。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要讓足以勝任的人士擔任監管人員。比如對主要監管人員的任命，議會應深入聽證。此外，監管聽證中，各方提交的針對個別監管問題的主張或規制指南的設計，予以公開也很重要（如果其中包含機密數據，可將這些數據刪除）。

注意，「獨立機構」從未完全獨立：事實上，議會應該有權根據其整體政策解僱監管團隊（而不是基於某些個案，以使這樣的決策免於受政治影響），不過得承認這種情況很少。並且，監管機構的決定應該服從於正義的訴求。

在我看來，在許多發達經濟體中，正是這些機構的存在，讓政府變得更精減卻更強大。

讓·梯若爾

經濟學值得贏取更多信心

時代周報：據我了解，你在發展理論的同時也做實證研究，通常這兩者是分開的。你是怎麼做到的？如何看人們稱呼你為「天才」？

讓·梯若爾：我不是天才，但我對經濟學領域非常熱忱，它是藉以理解複雜經濟體的利器，同時也是規範工具，對政策制定提供了無數的真知灼見。

我堅信，在理論和事實之間存在著長期往複的關係。事實挑戰、迫使理論完善自我，但一旦離開理論，事實就什麼也不是。

時代周報：你自己最引以為豪的研究成果是什麼？

讓·梯若爾：我沒有資格評價。我樂於在多重領域鑽研：心理學、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金融和外債危機，或者僅是抽象理論，如博弈論和契約理論。

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了我的一項特定工作：產業組織和規制。產業組織領域的研究旨在為公司在特定策略環境下運行制定策略。它非常寬泛，不僅包括定價策略—如市場分割、價格戰爭和同謀、顧客忠誠度等—還包括了許多關鍵非價格競爭策略的選擇，比如縱向限制、創新、知識產權管理以及對生產設施的投資。這個領域不僅服務於經理人，也服務於政策制定者。後者須對公司市場戰略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特別了解，才能著手制定指導方針，並針對卡特爾行為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作出決策。這些年來，意識形態的鐘擺不斷在對市場過度放任自由和過分干預之間搖擺不定，而產業組織理論則幫助反壟斷當局在追逐公共利益和投資友好的商業環境之間取得平衡。

時代周報：在中國，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某個經濟學家提出某個政策建議後，會被民眾斥責為替某些利益集團說話或脫離實際，在法國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讓·梯若爾：在法國，國民、政客和媒體都對經濟學缺乏信心。法國素有國家干預主義的傳統，這也催生了強烈的經濟文化。

讓我們先討論一下對經濟學家的看法與事實之間的差距，從經濟學家在做學術時到底做些什麼開始。經濟理論在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對經濟規則的發展很重要，先舉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克魯格曼、森和斯蒂格利茲在理論方面頗有建樹，也和其他著名經濟學家一樣成為了中央銀行行長和國際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伯南克、布蘭查德、費雪、金、耶倫，以上提及的所有人—除了森以外—都是宏觀經濟學家。研究微觀經濟學領域—一個與政策制定息息相關的學科—的經濟學家在政策制定方面同樣有影響力，但是受到的媒體關注要少許多，至少在西方國家如此。

過去幾十年來，數據分析的地位在經濟學中有所上升，這是正確的。這個現象背後有許多原因，例如統計技術的進步（應用計量經濟學），與醫學領域使用的隨機控制實驗技術相仿的技術的革新，實驗室和田野實驗在經濟學領域的系統性應用，和最終信息技術領域的飛速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讓資料庫得以廣泛而迅速地擴散，另一方面通過有效低廉的項目和前所未有的強大的電腦力量讓數據處理的壓力得以大大緩解。

重點是，現代經濟學與現實密切相關。隨著博弈論和激勵理論的出現，理論框架比起以往要更加緊密地與現實世界同步發展。經濟學變得越來越實證主義，習慣在可行的情況下對理論進行系統性驗證。當然，經濟學家在處理政治問題時可能會忽視事實的某些方面。他們帶來了工具盒，但是不可能針對每一個制度細節都有相應的理論。這時候，與政策實施者的交流對話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如果經濟學家偶爾對了，比如他們主張廢除政策決定者想要採用的寵物政策時，政策決定者對經濟學家「主張脫離事實」的指控就成了一種借口。

政策制定者和大眾到底能否信賴經濟學家？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現代社會必須信任它的科學家。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甄別能夠勝任國家學術委員會要員、頂級大學職位以及在政府和產業中擔任至關重要的諮詢工作的經濟學家？這種甄別往往並非直截了當。此外，有些優秀的經濟學家只花了很少的時間用於科研工作，所以其在科研領域的成績遠不能衡量其專業能力。但是，作為一個起點，通過考察經濟學家在國內的學術發表成果，其同行對他們的評價如何，以及其成就是否在海外獲得承認等，不失為一個相對安全的策略。

和其他科學家一樣，經濟學研究者必須正直不阿，不能讓金錢、人情、對名利的貪慾和對職業生涯的考慮污染公共辯論。但同時，人們也不能要求經濟學家永遠生活在象牙塔里，因為這樣他們就與真實世界隔離了。如我所說，與其他科學家相比，經濟學家並無特殊。在科學裡，透明度、披露利益衝突、獨立性、道德準則一個都不能少。在同行審議的科學期刊上發表某人的分析也是一個有效的保護機制，因為文章的匿名評審人不大可能會理會你是否為公司顧客或政治同盟牟利，或者是否忠於自己的意識形態。這裡沒有魔術子彈，只有對科研人員具有良好行為以及較高道德水準的要求。如果公共政策決策人和公眾能夠對經濟學有一個更好的認識，公共辯論才能得到公正的看待，與科研人員的正直品行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