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慈善文化的歷史建構

編者按

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慈善事業之健康發展，需要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理論建設提供支撐。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蘊涵著悠久而豐富的慈善思想資源，正有待於我們去加以深入發掘、系統研究，並在中西比較的視野里，開展多元對話。從本期開始，本刊選登幾篇從不同角度探討儒家文化慈善思想的源流、特徵、價值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的人關注慈善理論的建設。

春秋時代，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開創了儒家文化。其中，儒家文化的慈善思想內容豐富，資源深厚，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孔子的慈善思想以「仁」為核心。何為「仁」？他說：「仁者愛人」。當然，孔子講的「仁」不僅僅包括「愛人」，還包括「愛物」。他又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由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信任朋友逐漸推延至愛眾人、愛眾物，就接近於仁了。

孔子的「仁愛」慈善觀在實踐方面開出了諸多向度：一、孝悌是仁之根本。要做一個施行仁道的君子，首先從孝敬父母做起。二、價值追求上堅持「為仁由己」。施行仁道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別人外在的監督。孔子強調只要內心有愛，一心向仁，就能做到仁。三、施行「仁」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回答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意思是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後推己及人，可以說就是實行仁的方法了。四、施行慈善的「仁」要看效果。如，孔子對子貢實行「仁義」卻沒收贖金提出批評。因為這樣下去，恐怕願意為魯國贖回奴僕的人就少了。而對子路救人接受回報則給予讚賞。因為以後再有這樣的事，會有更多的人願意施以援手了。

到了戰國時期，孟子提出人心向善的「四端」說。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心向善」是孟子慈善思想的立足點。

在實踐層面，孟子將孔子的「仁愛」發展成「仁政」學說。孟子慈善思想在「仁政」領域貢獻極大。其一，要求統治者「與民同樂」，施行一種愛民之政。其二，要以民為本。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突出了「民為邦本」的思想。其三，要有廣泛的同情心。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說，孟子的仁政思想成為中國古代官方慈善的重要動因。

漢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學說逐漸成為主導思想。漢代思想家認為，「保息養民」是所有想成為「有道明君」帝王的責任。因此，漢代許多君主身體力行，儒家慈善文化在政治社會領域得以廣泛的實行。如，漢宣帝元康四年求賢詔中說：「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順帝永建六年救災詔中引用先秦思想家觀點：「《易》美『損上益下』，《書》『安民則惠』。」在儒家慈善思想的影響下，漢代君臣在貧困救濟和災後補救方面作出了較大努力。如，養恤、安輯、賑濟、調粟及依靠國家力量來儲糧備荒保障百姓基本生存權利等。為後人銘記的是漢代的尊老養老國策，君主帶頭施行並極力倡導。一方面重視養老教育，並通過禮法對不養老、侮老、棄老者嚴懲；另一方面，將尊老養老突出者樹為典型，或名揚鄉里，或加官晉爵。「孝悌力田」是漢代察舉選官的科目之一，這一舉措為全社會制定了敬老尊賢的行為準則。儒家對於尊老敬老思想的闡發，將外在強制性禮制轉化為人們內在的自覺道德行為，揭示了尊老敬老的合理性，在慈善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另外，早期佛教和道教中的慈善文化思想初具雛形，與儒家慈善文化開始走向融通。

進入唐代，政府奉行儒釋道三教並行，儒家文化得到極大的發展。儒家慈善文化對唐朝的官方慈善事業產生重要影響。如，政府通過均田制來保障農民基本的生產資料，建立常平倉、義倉，對災民進行基本的生活保障；通過對老年人免除徭役，以及官員致仕制度，使得老人有一個相對安寧的晚年；法律制度上對婦幼有特殊的規定，以保證弱勢群體的利益。當然，民間性慈善行為，包括宗教組織以及宗族、宗黨和富人的慈善救助也相對發展。如，《舊唐書·裴向傳》記載裴向致仕後，「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攜而隨之。有孤恂不能自恤，向尤周濟。」社會上的富人也開始了慈善救助事業。如，唐高宗時「雍州人梁金柱請出錢三千貫賑濟貧人。」（《舊唐書·高宗本紀》）唐中後期，民間社會的慈善活動範圍有了新的擴大，義渡、義井、義漿等紛紛出現。

宋代程朱理學興起，政府重視風俗教化功能，在政策詔令中儒家仁政思想得以貫徹，官方慈善事業比較發達。宋代設置的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和慈幼局等慈善機構，規模宏大、設施齊全。對於賑災制度的建設，宋太祖重置義倉，宋真宗和宋仁宗設置常平倉、惠民倉、義倉、廣惠倉。自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數百年之間，都在實施以工役救荒和對邊陲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行賑濟，成為宋代獨有的倉廩制度。慈幼局是宋代又一重要慈幼慈善機構。臨安慈幼局於淳祐七年由宋理宗頒布詔令設立，由官府補貼領養幼嬰者一定的錢米。寶祐四年，理宗又頒布詔令，要求天下諸州廣設慈幼局。於是，以慈幼局為典型的宋代慈幼機構逐漸在全國推廣開來。不僅官方慈善事業興盛，民間慈善事業也獲得蓬勃發展。兩宋時期許多官紳出私資，購置田產，設義莊、義學。義莊主要是供給一些日常生活及婚喪喜慶所需之物，義學、義塾資助本族貧寒弟子入塾習業，對學習優秀和獲得功名者給予獎勵。由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創設的蘇州范氏義莊，是當時義莊的典範。

明清兩朝對慈善更為重視。政府不但恢復了以前的慈善機構，而且創設了一些新的慈善機構。如養濟院、惠民藥局、漏澤園、棲流所等。此外，還建立了報災救災的社會機制，建立了由縣州到府、府到省，自下而上的報災機制。民間慈善事業從明中期開始迅速崛起，至清代呈現出興盛的局面，從地方鄉紳到工商業者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參與善舉活動。民間慈善團體和機構主要有普濟堂、會館、義莊及善堂善會、育嬰堂等。這些慈善事業背後的思想因素更為複雜，但儒家文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儒家文化對古代中國的慈善事業和國人的慈善觀念均有深刻的影響。儒家慈善文化雖然源於家國同構的血緣共同體，但其張力超越了血緣親情，延伸至普遍人性。重構儒家慈善文化的歷史，一定會為我們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事業提供借鑒。

（作者單位：孔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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