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論證曹操墓真偽 石牌仿製不存技術難度

盜賊挖掘的盜墓洞。

曹操高陵二號墓外景。

　　近日，隨著新的質疑之聲，曹操墓真偽之辯再起波瀾。本報深入發掘現場，走訪相關專家，對此問題進行深度調查報道。

　　西高穴村村民「說我們造假是胡扯」

　　本報訊 (記者郭瀟雅) 9月2日，本報記者就曹操墓相關問題來到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村採訪。通往西高穴村的小路依然坑坑窪窪、塵土飛揚，不同的是，以往曹操高陵前熱熱鬧鬧的村民們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墓前增設了不少公安。不知是麻木於媒體記者每天的騷擾，還是被路邊的民警所管制，曹操高陵門口零零散散坐著幾位村民。當記者上前搭話時，一位老鄉給記者使了個眼色，小聲說：「我們不接受記者採訪啊，你沒見人家村幹部在旁邊盯著俺們呢。」當記者問起原因時，這位老鄉說：「還不是因為有人亂說話，說俺這兒造假，現在倒好，記者不去採訪那些考古的、有知識的人，倒天天圍著俺們種地的問來問去了。」

　　記者找來安陽的朋友，家鄉話一來二去，與這位在曹操高陵門前賣水的老漢交談了起來。這位老漢說，他家就在西高穴村，以前經常聽說有盜墓的，在國家確認這裡是曹操墓之前，村裡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兒有曹操墓，有的人連曹操是誰都不知道，更別說那個叫魯潛的了。「俺村那個叫徐玉超的，連毛筆字都不會寫，有人說他在墓里造假，他怎麼會造假呢？」當記者談到「埋地雷」之說時，這位老漢顯得特彆氣憤，旁邊的幾位村民也搶過話頭說：「胡扯！我們都是老實的農民，根本沒人干過這樣的事，冤枉死了。」

　　在記者就曹操墓有關疑點的一再追問下，老漢答道：「曹操墓是被人用炸藥炸出來的，當時正過新年，村裡人聽到轟轟的爆炸聲都出來了，這才知道這回事。你別看邯鄲、安徽有些人說的巧，沒有俺清楚，他們有啥證據說曹操墓在他們那兒？說俺造假，是害俺們。我和徐玉超是街坊，很熟，他是個實在人，那塊墓碑就是他從六七米深的土裡挖出來的，這麼厚的土層連盜墓的都不好挖開，誰願意費那事挖坑埋假文物啊。再說，那石碑一般人也刻不好啊。還有其他文物，那也都是實實在在挖出來的，都是真的文物，在現場幹活的就是俺村村民，俺早就聽說過。」老漢邊說，邊用手指著身邊幾個村民，「你看，這邊有倆，那邊有一個，還有站那人旁邊叉著腰的婦女，她就一直在大墓里刨土了，天天見她拿著刀子啥的在撥土，那能有假？」

　　聊的興起，這位老漢捂著嘴巴，小聲對記者說：「曹操墓肯定是在西高穴村，就算現在開發的不是曹操的墓穴，那也是曹操高陵的一部分，別看現在曹操的墓穴小了點，大的還沒勘探開發呢，都在民房下面呢，不過應該都是規划進去的。俺們村裡每逢下雨天，不管下多大的雨，院里路上都不積水，水都是一個勁地往下滲，從西高穴村的村名就看的出來，為啥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村名叫『西高穴』？還不是因為這個村建在大墓上，歷史上就有村莊建在墓穴上的例子，便於有人看護大墓。俺們村的地勢都比其他地方高出三四米，這裡肯定是個墓葬群，村民們都知道，曹操墓在我們村子裡，估計能開發出更大的墓穴呢，說不定啊，就在俺家屋子底下呢。但是誰要說我們造假，那真是胡扯！」

　　隨後，記者在曹操墓里見到了一位正在工作的農民工兄弟，他說他不認識閆沛東，也沒聽說過有一個叫閆沛東的人來過施工隊干過活。文物確實不存在造假，關於閆沛東出示的「村民造假書面證明」，那位農民工兄弟不屑一顧地吐了口吐沫，「他說造假的人姓徐？那就不可能！」

　　當記者準備結束採訪時，一位朋友告訴記者，閆沛東的身份現在還撲朔迷離，他在網上的博客一看就是新建的，有本事咱別搞得這麼虛幻、這麼神秘。對於他對有關人員的言論，朋友說，安陽方面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和他打場官司。

　　9月6日，本報記者連線河北籍學者閆沛東，就曹操墓真偽問題請他發表最新看法。

　　閆沛東對記者表示了三點意見：首先，中國國家文物局應迅速將河南省安陽縣西高穴村二號墓的「出土文物」護送至北京，召集更多專家參與鑒定論證，以確定是否是真正的曹操墓。其次，如果與會專家意見仍不一致，本著嚴謹治學、實事求是的原則，暫定為「漢魏大墓」為妥，考古述古，必須對歷史負責。最後，若認定為「漢魏大墓」，他仍大力支持對該墓進行旅遊開發，但假文物絕不能「以假當真」欺詐遊客。　

　　唐際根再次全面反駁質疑：「曹操墓仍然是曹操墓」

　　曹操墓真偽的爭議持續已久。數月以來，質疑者各抒己見。有人懷疑整座墓葬都是假的。更多的人則「指控」發掘者利用安陽西高穴村附近一座現成古墓，假造若干「證據」，將其「包裝」成了曹操墓。他們列舉大量「理由」，對曹操墓「證偽」。

　　最近我收集和整理了對曹操墓的幾乎全部「質疑」或「指控」，從考古學角度看，這些所謂「質疑」要麼是妄加猜測，要麼是由於相關知識欠缺而造成的誤解。雖然許多質疑者的動機是善良的，但質疑本身卻毫無根據。

　　這裡我願意再次全面回答幾個「關鍵質疑」，希望有助於澄清事情真相。

　　一、為什麼說《魯潛墓誌》和「魏武王常所用XX」石牌不是假造的？

　　對於「挺曹派」來說，如果《魯潛墓誌》和西高穴二號墓中的石牌是假的，則「後果很嚴重」。因為西高穴二號墓中出土的石牌稱墓主人為「魏武王」，而《魯潛墓誌》稱西高穴二號墓為「魏武帝陵」，二者相加，證實西高穴二號墓的主人下葬時稱「魏武王」，至少在後趙時已被尊為「魏武帝」了。「魏武王」與「魏武帝」一字之差，卻使得西高穴二號墓的墓主人與曹操之間產生了「唯一對唯一」的排他性關聯。因為中國歷史上只有曹操一人先後享有「魏武王」和「魏武帝」稱號。這當然要拜曹丕所賜。公元220年曹操死後由「魏王」而進謚「魏武王」，並以此謚號下葬。8個月後，曹丕在洛陽稱帝，曹操又被尊為「武皇帝」。此後人們以「太祖」、「武皇帝」或「魏武帝」稱之。

　　儘管「反曹派」質疑不斷，但《魯潛墓誌》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卻不是假的。

　　《魯潛墓誌》不存在造假的可能性。

　　《魯潛墓誌》不可能造假，有以下依據。

　　《魯潛墓誌》的文字結構沒有造假：除了質疑者挑出的「武」字和「年」字，我們還不妨將整個《魯潛墓誌》上的文字與「西門豹祠後趙建武六年勒柱刻石」作對比。後者是早年由河北省文物部門收藏的文物。比較後我們將發現，凡是二者「互見」的文字，其結構都是一樣的。

　　《魯潛墓誌》的字體沒有造假：熟悉書法史的人都知道，後趙時期正處在「由隸到楷」的過渡時期。官方書寫文字，離隸書已有較大距離，而真正的楷書尚未出現。《魯潛墓誌》可以說是標準的過渡時期的書體。如果要造假，則造假者必須掌握極其高妙的書法功底，否則不可能將126個字寫得如此符合時代風格。

　　《魯潛墓誌》中的用詞和「表達式」沒有造假：墓誌中「丁卯朔」、「其年」、「墓入四丈」、「子泰所安」這樣的表達法符合時代特徵。

　　《魯潛墓誌》中的人物難以造假：墓誌中提到三個人物，魯潛(字世甫)、解建(字子泰)、魏武帝。魯潛其人在文獻中有零星記載。其中《晉書》中提到此人系 「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如此看來，魯潛的確曾是晉的都尉，但後來投降了石勒。墓誌中的這個後趙魯潛「居然」嚴格地「印證」了文獻。

　　《魯潛墓誌》中的地名難以造假：墓誌中提到數個地名或地名表達式。如渤海趙安縣、高決橋、陌西、上黨等。已有學者就趙安縣、高決橋、陌西等進行過討論，證明所有表達均符合當時的地理和習慣。其中趙安縣雖未見於古代地理志，但據學者研究，很可能取「趙國安寧」之意，是後趙屬境內的地名。現失載於文獻，正好補史之不足。

　　《魯潛墓誌》中的年號和官名沒有造假：墓誌中提到的年號為「建武十一年」。建武確為後趙年號。不僅河北省文物部門收藏有「後趙建武六年」的刻石，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甚至還收藏有「後趙建武四年」的佛像。官稱則有「太僕卿駙馬都尉」。關於這一官職的討論，同樣有學者作了深入研究，指出此處「駙馬都尉」並非皇帝女婿。魯潛先為「晉都尉」，後為「駙馬都尉」與做女婿無關，實屬正常。

　　由此可知，與文字相關的各個方面均真實無疑。像《魯潛墓誌》這樣長達126字、內容豐富且有準確「發現地」(雖然不是原生考古地層中)的文物，不存在造假的可能性。它完全可以當做考古材料參與西高穴二號墓性質的研究。

　　「魏武王常所用XX」石牌是真品。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共8枚。除「大戟」外，還有「大刀」、「短矛」、「長犀盾」。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的字體，是漢末八分體。其字體與《張遷碑》、《曹全碑》比較接近。有質疑者說，「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的字體與《魯潛墓誌》字體完全一樣，二者是同一造假者所為，實是無稽之談。「魏武王常所用挌虎××」所有文字的書體，均還留有「圓中見方」的味道，但《魯潛墓誌》的文字，明顯向楷書更靠近一步，二者的書寫風格有天壤之別。

　　至於「南陽有造假石牌者，所有西高穴二號墓中的石牌必為假造的石牌」，更是不負責任的「指控」。我更懷疑南陽石牌是「後仿製」或「後造假」。只要將南陽石牌與西高穴二號墓出土石牌認真對比一下即可看出問題。2007年前曹操墓多次被盜，很可能部分石牌流入民間，所謂閆沛東所見的南陽石牌很有可能就是據此仿造的，但這並不能說在西高穴二號墓中考古發掘得到的石牌是假的。

　　但我所說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8枚石牌是真品，並非僅僅根據這些文字本身的結構、書體、辭彙以及文字內容。認為這些石牌並非造假，更重要的依據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是這些石牌上有明顯的歷經千年形成並附著於石牌之上的土垢和水垢。

　　文物埋於地下歷經千年之後，其器身或器表會發生各種變化。例如漆木器通常會腐爛，銅或鐵會生鏽。「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是石質的，歷經長時間後，其器身或器表變化與玉器相似，一般會在器表形成一層「膜」，局部還會形成「皮垢」，甚至發生明顯的顏色變化(玉器稱之為「沁」)。這些變化是新的石製品所沒有的。即使假造出來，也很容易識別。因為自然生成的「膜」或附著的「垢」都是「深入」到器物體內的，而假造的「膜」、「垢」、「沁」等只停留在器體表面。

　　如果大家認真觀察一下已經公布的「魏武王常所用××」的照片，每一件的表面都有一些明顯但非常自然的「膜」、「垢」和「沁」。我曾經仔細觀察過每一件石牌的器表變化，確信這些變化均不是「浮在表面」或「粘在表面」的，而是「滲在」或「長在」器體上的。特別是8枚石牌中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其後端小孔還拴有一根短鐵鏈，其上銹跡明顯，斷然不是造假。

　　第二，也就是最能夠證明「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不是假造文物的，是這些文物的考古地層關係。所謂考古地層，不是簡單地埋藏在土中的深淺，而是考古發掘中，不同文物所處「文化層位」。考古地層學是從地質學中的「地質地層學」發展出來的。不同時代的物品，都有自己的地層。地層內的文物都是相互關聯的。原生地層關係的人為破壞，是完全可以觀察出來的。後世的人為地層則幾乎可以一望而知。例如西高穴二號墓中盜墓分子所形成的盜洞，以及他們下到墓葬中挖開原生地層形成的現象，考古學通常稱之為「盜坑」。西高穴二號墓的考古工作是按程序操作的發掘。8枚石牌中，多枚出自明確的地層關係中。其中一枚還出土於朽爛的漆器之下。這樣的考古地層關係，不可能造假。

　　我自己曾帶領考古隊發掘過眾多古代墓葬。考古發掘古墓的過程是緩慢的，通常不僅有民工，還有技工，有照相人員和繪圖人員。西高穴二號墓發掘時間長達年余，參與者眾多，縱有造假，我想也早已被「揭露」出來了吧。

　　二、為什麼不對爭議最大的石牌做碳十四或熱釋光？

　　石牌是否是現代人造假，用碳十四或者熱釋光測一下年代不就解決了嗎？

　　很早以前倪方六先生就在其博客中提出這樣的建議。這樣的想法雖然很好，卻是典型的想當然，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碳十四測年法需要碳樣，石牌為青石質的，如何能夠利用碳十四測年？

　　熱釋光測年法則要求被測試的樣本曾經受熱(例如陶器被燒過)，同樣的，作為青石材質的石牌顯然無法滿足這個條件。

　　說這是「想當然」，是因為即使退一萬步講，即便利用碳十四或熱釋光可以得到石牌的年代，對於鑒定石牌是否造假也並無幫助。如果造假者選用古代的材料刻上字，碳十四或者熱釋光豈不也是白做？

　　三、為什麼「魏武王」石牌不可能是「賞賜」的？

　　有人說魏武王的石牌是賞賜的，這個墓葬正因為有了魏武王的石牌，才不會是魏武王曹操本人的，應是曹操把物品賞賜給了他人，後由他人陪葬入穴。

　　曹操死前的最高爵位是「魏王」。「魏武王」是死後給的封號。

　　曹操死後，如何還能把帶「魏武王××」的物品賞賜給別人？因此質疑者只能將「賞賜」時間提前到曹操以前。被賞賜者獲得物品後，於曹操死後隨葬。因為這時曹操已獲「魏武王」謚號，故標明是「魏武王常所用」。

　　這種想法貌似可能，實際卻受到嚴格的條件限制。由於曹操下葬之後僅8個月，曹丕便已稱帝。如果曹操果然賞賜給了愛將，這個人必須在8個月之內就死掉，否則，8個月之後，隨著曹丕稱帝，曹操已不再是「魏武王」，而已追尊為「武皇帝」。故應稱「太祖」、「武皇帝」或者「魏武帝」(此時的魏不再是封地，而是曹魏的魏)。

　　故此可知，「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不可能是曹操的賞賜之物。

　　四、為什麼墓葬中會有「簡體字」？

　　曹操墓中有兩枚石牌中寫有「機」字。已有網友指出這是簡體字。

　　有人根據這兩個簡體字，認為曹操墓中的石牌是現代人造假的結果。其實這完全是質疑者的「知識盲點」所致。

　　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簡體字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創造」出來的。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我們現在使用的簡體字，絕大部分古代便有。漢代、隋唐、宋元的文物中，不時有「簡體字」出土。曾經有位考古界同仁給我看過一片元朝的瓷片，上書「萬事和合」四字，其中「萬」和「合」兩個字均寫成了簡體字。西高穴二號墓中有「簡體字」，正說明這些文物「貨真價實」。如果有人要造假，為什麼不將「機」字造成繁體字呢？何必要給人「賣個破綻」。

　　五、為什麼西高穴大墓不是魏惠王、夏侯×、曹奐、石虎、冉閔、姚襄、高歡、常林等人的墓？

　　關鍵在於墓葬本身有關墓主人的信息需要整理成「證據鏈」。證據鏈與文獻形成「咬合」關係或「齒輪形對應」。

　　僅僅局部對應，很可能產生錯誤結論。

　　上述諸人物與西高穴二號墓的墓主信息都有某些「對應關係」。其中多人在「帝王一級身份」、「與鄴城相關」等方面與墓主對應。但卻很難在墓葬年代和死者年齡兩方面讓人滿意。當然，上述沒有一組對應關係有「唯一對唯一」的排他性對應關係。例如「最靠譜」的墓主曹奐說，雖然達到了許多條件，但曹奐絕不可能滿足：「魏武王+魏武帝」以及「頭疾」與「慰項石」這樣的排他性關係。

　　六、關於考古研究中的學理問題

　　第一，實物證據優於文獻證據(考古發掘出來的東西即使暫時不能解釋，首先必須承認它)。首先，做考古的材料通常是地下挖出來的，但如果挖出來的時代比較晚時，特別是漢唐以後，會碰到大量的文獻材料，如何處理考古與文獻材料的關係？這裡面有一個學理的問題。

　　第二，實物證據是相互關聯的。單條證據的質疑不等於否定全部證據。剛剛我講一些證據時，我一條一條地羅列，但相互之間都是有關聯的。證據不能割開來看，要有關聯，不能單獨地看，考古學稱之為組合。

　　第三，文獻證據要去偽存真。文獻本身要去偽存真，這是考古學界的學理，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真理。小說《三國演義》不能為據。

　　第四，正確理解「科學」的含義。

　　在一些網友看來，只有穿上白大褂做實驗才是「科學」。曹操墓必須藉助熱釋光、碳十四、DNA才能解決。否則就「不科學」。

　　這完全是對「科學」概念有誤解。

　　實驗是科學的重要基礎。但並非所有科學都必須經過實驗。不做實驗的數學同樣是科學。考古學中的地層學、類型學原本從自然科學中借鑒過來，是健康發展起來的科學。

　　我們說相信科學，並非只相信「實驗」而不相信嚴格意義的考古分析。

　　七、對關注曹操墓的公眾說幾句話

　　第一，質疑前要做足功課。

　　第二，要質疑「質疑」。

　　如果有質疑，不要去跟風，不要輕易相信，要進行反質疑。因為並非所有的質疑都是靠譜的。質疑「質疑」時，一定要鑒別出錯誤的質疑和不相干的質疑。當年王國維犯過錯誤，但這與曹操墓真假無關；社會有不良現象，不等於曹操墓是假的；魯潛「刻石」是否應稱「墓誌」與曹操墓真假無關。

　　第三，謹防自我炒作和「道德秀」。

　　第四，重證據，勿糾纏。

　　重證據是關鍵，不要因為某某說錯了一句話，就以偏概全，說整個事都是假的。

　　到目前為止，我所見的反方質疑，全都是不能成立的質疑，沒有一條能夠成立，所以，曹操墓仍然是曹操墓。

　　請尊重專業，讓研究回歸學術，社會回歸冷靜。

　　韓國河：兩次參與論證會 解析合葬、隨葬品世俗化問題

　　2009年年底，河南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二號墓被認定為曹操高陵，毫無疑問，曹操高陵的發現對於廣義歷史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劃時代的文化寶庫。然而，曹操墓的認定也帶來了不少的質疑和商榷，作為兩次參與過「曹操高陵論證會」的考古學者，我在之前的文章《關於河南安陽「曹操高陵」的幾個問題》中，重點考證了二號墓的年代、墓主的認定和漢魏薄葬習俗等方面的內容。關於年代，我以為「其相對年代定在東漢晚期至曹魏時期比較合適」，「至於為什麼隨葬了金銀銅鐵珠玉之物，主要是合葬及行葬者所致」， 進而認為「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這裡想再作一點補充，並從學術探討的角度對曹操高陵的疑惑給予動態釋讀。

　　關於曹操高陵的合葬

　　曹操高陵的認定證據除了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器物特徵外，最關鍵的是出土了帶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與發現了後趙時期《魯潛墓誌》，無獨有偶，《三國志·魏書》中記載的高陵位置也與之相吻合。因此，一些「質疑者」瞄準了石牌和《魯潛墓誌》，大肆渲染其時代的真實性。大家知道，學術的探討必須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之上，把不誠實的考古資料作為前提，任何探討都失去了意義。這是超出學術研究範圍的議論，相信隨著二號墓考古資料的公開發表、科學的歷史調查和時間的考驗，這些「質疑者」不是問題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從學術的眼光看，目前，考古發現的曹操高陵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是《三國志》中明確記載卞皇后與曹操合葬，卞氏死時70歲或71歲，但是二號墓出土的兩具女性屍骨的年齡鑒定最大者與之相差二十餘歲，根本無法對應。根據考古鑽探，圍繞一、二號墓的周圍發現了陵園牆，陵園呈方形，面積8934平方米，北、南、東三面均發現有陵園牆，東牆外面還有一條壕溝。西北部分布著陪葬墓。陵園內有兩座大墓，二號墓專家已推斷為曹操墓，一號墓經過發掘基本上排除了是卞氏墓的可能性(根據觀察，我認為是一座未建成的廢棄墓)。兩漢時期帝陵合葬有三種模式，「同塋不同陵」(兩個相近陵園)、「同塋同陵」(一個陵園內兩個並穴墓)和「同陵同穴」。據東漢時期的文獻記載，大多帝王帝後採取的是同陵同穴合葬，也就是說卞氏很有可能合葬到二號墓中，因為二號墓嚴重被盜，很多人骨重要的信息消失殆盡(是否還有其他人骨已被盜出成為未知)，如果墓葬中發現的兩個女性中有卞氏的可能，年齡鑒定的擬合是必須進行的一個環節。卞氏如果不在二號墓中，就要尋找另外的卞後陵園或墓葬。

　　當然，如果說二號墓存在有卞氏的合葬，二號墓顯示的時代信息就是公元220年下葬了曹操，公元230年又合葬了卞氏，那麼，二號墓的年代自然就跨越了東漢曹魏兩個朝代，裡面的隨葬品應當可以分成兩組，年代上有十年的差別(不過，陶器十年的差別很難判斷)。這樣，二號墓出土了金器、瑪瑙等似乎違背曹操遺令「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的貴重隨葬品就有了合適的解釋，即不是曹操本人的隨葬品。從目前的考古發掘情況看，二號漢墓墓道的兩側存在兩類不同的磬狀坑和長(方)坑，一號墓墓道兩側只有長(方)坑，預示出二號墓使用年代的前後不同，這些坑究竟是一次同時使用或者是兩次不同時使用，有待於考古發掘的最後判定。

　　關於隨葬品的世俗化傾向

　　二號墓曹操高陵出土了許多盆盆罐罐，不乏豬圈、水井等生活化的隨葬品，隨葬器物石牌銘文中，赫然寫著「木墨行清(廁所)」、「竹簪」、「竹翣」、「黃蜜金」、「白蜜銀」、「億巳錢」、「樗蒲」等極其世俗化的用品和遊戲物類。對於曹操高陵的隨葬品，與當時約三種人的意見相關：一是皇帝的賞賜物，二是曹操本人認為要隨葬的東西，三是曹氏家室及明器製作者的物品。文獻中記載曹操多次得到了漢獻帝的賞賜，如「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這部分隨葬品因為曹操本人遺詔「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的約束可能沒有放入墓室。曹操本人「豫自製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晉書·禮志中》)的意見可能和石牌銘文上的「白綺裙」、「丹綃襜襦」、「黃綾袍」等記載相關。至於曹氏家室及明器製作者的意思大概分成兩層，一層是表現曹操魏王身份的，一層就是當時社會民眾隨葬普及化的東西，也就是任何人在來世中都需要的物品。如是，出土的鼎、圭、璧等就代表了曹操的「帝(王)位」特徵，而案、幾、杯、盤、罐、壺等生活用器則成為一個時代隨葬思想在曹操墓中的印記。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高陵的隨葬品埋葬出現了三種形式，一種是實用器埋葬，如鐵鏡、鐵甲、鐵劍、鐵鏃、鐵帳架等等，包括石牌銘文所提到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等；一種是仿實物製作的明器類，出土的大多屬陶器類都屬於此；一種是墓中沒有真正的實物或明器出土，只是標明了來世中可以使用這些東西，類似於今日農村喪葬中埋放大額存款折的現象，如「竹簪五千」、「億巳錢五萬」、「白縑畫鹵薄於(或游)觀食廚各一具」。可見，「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晉書·禮志中》)的記載決不是虛言，考古發現曹操高陵的薄葬特點也與文獻記載相符。

　　今後考古調查中應注意的問題

　　根據文獻的記載，曹丕即位以後對高陵進行了幾次大的干預，從公元220年「二月丁卯」開始，「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曹丕在同年十月「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為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晉書·禮志中》)也就是說除了原先修建的陵園牆和祭殿以外，又在墓道上或墓道前修建了一座石頭房子。那麼，這個房子是否是帶有畫像的石頭建築，值得進一步勘察。之後不久，曹丕為了羞辱投降變節的于禁，「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於)禁見，慚恚發病薨」。(《三國志·魏書·于禁傳》)可見，陵物建築中有壁畫的存在。「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系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晉書·禮志中》)這是一次很大的破壞，但並不是拆除了所有的陵園建築，陵園牆的發現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再者，曹操遺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據勘察，考古隊在陵園的後(西)側已經探出了一座東向的墓。前些時，洛陽公布的曹魏時期的曹休墓也是一座東向的墓，上世紀70年代清理的亳縣曹氏宗族墓中也不乏東向。說明墓葬的東向成為曹魏區別於東漢、西晉帝陵的顯著特徵，這一點對今後洛陽曹魏帝陵的發現以及曹操陵園陪葬墓的判斷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順言之，如果出於學術研究及文物保護的需要，對高陵陵園內已經遭到破壞的小型陪葬墓不妨選定一兩座再進行科學的發掘，以求得精確的歷史信息。

　　還有，眾所周知，西門豹祠是一個重要參考坐標，也值得進一步考古勘探發掘驗證。

　　最後，我想說的是，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深入，文獻記載的漢魏時期曹操高陵陵園的諸多組成要素會逐漸浮現出來，曹操高陵的證據鏈條將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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