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幾個問題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怎樣看待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關係？這看起來像是老問題，實際上卻是新問題。因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受「告別革命」論的影響，有人否認和貶低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這裡，我圍繞這個論題談幾點看法。

為什麼說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是歷史的必然？

從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歷史，是一部古老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沖開國門，中國人備受欺凌的災難史，也是一部中國人艱難探索救亡振興道路的變革史。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不甘淪落的中國人曾一次又一次地變革圖強，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慘遭失敗。

首先，局囿於皇權主義的農民起義沒有出路。從1850年到1893年，大規模起義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國運動聲勢最為浩大，歷時14年，影響力遍及半個中國。然而，這些農民起義最後都歸於失敗。

其次，洋務運動不可能富國強兵。屈辱的《北京條約》簽訂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發起了洋務運動，企圖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設備實現自強。但由於政治制度的腐敗和軍事體制的混亂，大清帝國還是被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打敗了。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統治者的腐敗與無可救藥。

再次，甲午戰敗後興起的維新派的上書、請願，同樣求不來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底層知識分子的鼓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變法自這一天開始。但是光緒所要推行的新政，無論是裁汰冗員、廢八股，還是開學堂、練新軍，沒有哪一項得到執行，反而觸怒了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幽禁光緒、通緝康梁、廢除新政。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君子」被殺於菜市口。

百日維新被扼殺的事實，使清政府失去知識精英的支持。有識之士意識到，依靠腐敗、頑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進中國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更難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鮮血使大批有識之士醒悟；隨後的八國聯軍入侵及《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他們最終拋棄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見，革命是客觀時勢所逼！

此時的中國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中。亡國滅種的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而當時清政府不僅是封建勢力的頑固堡壘，並且已變成「洋人的朝廷」。這個反動政府的賣國和腐敗，已經展現得淋漓盡致。人們實在忍無可忍，再也不能對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國主義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緊逼，封建帝制對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無能為力和日益成為民族復興的巨大障礙，才使得近代中國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成為必然。

為什麼說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現代革命方式進行反清革命的先覺者和先驅者。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雖說孫中山具有明確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並不是一開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並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過程。

1894年的孫中山，思想上還很搖擺，處於革命與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並開始準備著手從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還想嘗試通過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發展工商業、改革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藍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做到「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個主張顯然是溫和的社會改良主張。遺憾的是，李鴻章對孫中山的上書態度極為冷淡。孫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棄了對清政府的幻想，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團體——興中會。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揭示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他在入會的秘密誓詞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主張。

1895年的廣州起義，是孫中山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理想的第一次。從此，孫中山真正開始了革命活動，直接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來進行反清革命，並開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革命黨」的旗幟。

孫中山是「只會革命，只知破壞，而不知建設」嗎？

近年來，對於孫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異議。比如，有人說孫中山是「只會革命，只知破壞，而不知建設」；有人以所謂「現代化史觀」，把革命與現代化建設對立起來，根本否定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正當性，進而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在此，有必要對這種錯誤的觀點加以澄清。

近代中國有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經過革命手段來實現的；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過長期的建設才能實現。前一項任務是為後一項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

孫中山本人曾經講過：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孫中山何嘗不想通過改良的辦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當然知道這樣付出的代價和破壞會少些，但通過上書李鴻章，孫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敗，意識到不推翻這樣腐敗的政府，是難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因此，革命目的是為了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化必須首先進行一場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況下，在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許你慢慢來的情況下，孫中山才斷然決然地起來革命。因此，革命黨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無奈的，孫中山如此，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識精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都是鑒於清政府之腐敗無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國危亡的。

關於革命與建設的關係，孫中山對胡漢民說過幾句很重要的話：「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破壞，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後，孫中山一度認為，現在革命成功了，應該可以進行和平建設了。他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許多設想都是在民國初年搞的。他與袁世凱會談時說：「希望你當了大總統，十年之內可以練十萬兵；我在十年之內能夠造出二十萬里鐵路」。這也說明此時孫中山是真想搞現代化建設的。但嚴酷的現實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鐵路的時候，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了。這樣，孫中山意識到修鐵路、搞實業的民生計劃不可能實現，原來現代化建設的設想也難以做到，就被迫回國發動「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後，袁世凱要做皇帝，他又組織中華革命軍，反對袁世凱稱帝。等到袁世凱死了，他就把中華革命軍解散了。當時有人不贊同他的這種做法，說還有北洋軍閥專橫，不要急著把軍隊解散。孫中山回答說：當我們還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時候，我們不能保持軍隊。這樣，他就把軍隊解散了，他並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對革命有什麼特殊嗜好。張勳復辟後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的時候，他又發動護法運動，維護共和制度。

可見，只要和平還有希望能夠做到的時候，孫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從事革命鬥爭。

孫中山是如何領導這場民主革命的？

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動統治，有其客觀必然性、合理性和正當性。但究竟應該怎樣進行這場革命呢？孫中山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組建新式革命政黨（相對於舊式會黨而言，下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國舊式的農民起義，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具有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說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為它有著近代式的組織領導方式，有著明確的近代革命綱領，採取了新的革命鬥爭方式。世界近代意義的政治活動通常都是由政黨來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革命黨人第一次用政黨形式來組織領導的新式革命。這個新式的近代政黨，就是孫中山1905年8月在東京創建的中國同盟會，它既不是中國傳統的秘密會黨，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團體，而是正規的近代革命政黨，堪稱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

二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綱領。一個領導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黨，必須確立明確的民主革命綱領。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就是著名的十六個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孫中山順應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探索的結晶。1905年11月，他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將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所謂民族主義，其基本內涵就是推翻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政府的反動統治。反滿並不是反對一切滿人，而是針對滿人建立的反動政權。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國以後，國內各民族「立於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義以「五族共和」作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準則。所謂民權主義，其基本內涵就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建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對未來的共和政體作了這樣的構想：「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所謂民生主義，其基本內涵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實行「集產社會主義」。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是當時使中國臻於獨立、民主和富強的最先進的革命綱領。

三是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堅持反清武裝鬥爭，是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點。孫中山創建興中會後即著手策劃廣州起義，後又發動了著名的惠州起義。同盟會成立後，從1907年到1911年春，孫中山在西南地區策划了八次起義。持續不斷的武裝起義，沉重打擊了清政府的統治，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根基，提高了革命黨人的威望，擴大了武裝革命的影響。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義，孕育了武昌首義的成功。從1895年策動廣州起義算起，孫中山領導革命黨人進行了17年的艱苦鬥爭，前赴後繼，不怕犧牲，屢蹶屢戰，為辛亥革命積聚著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軍的槍聲終於點燃了焚毀清王朝的燎原大火。1912年1月，革命黨人在南京建立了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了中華民國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從此，中國歷史掀開了新的篇章。

如何認識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

今天回望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遺產？其中又有哪些現實性的啟示？我認為，孫中山振興中華的偉大理想，孫中山開創的革命事業，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孫中山愛國革命、不斷進步的精神，以及孫中山的偉大旗幟，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而孫中山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張，孫中山「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孫中山以實業化為中心，以民主政治為槓桿，以科學、教育和文化的發展為必要條件，走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藍圖設計，都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參考和借鑒。我認為，其中具有突出現實意義的有以下幾項：

一是民族平等思想。如何處理國內民族問題成為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孫中山強調：「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認為，在滿清政府的反動統治下，中國民眾處於「雙重奴隸」的境地，既是滿清封建統治者的奴隸，同時又是外國列強的奴隸，推翻滿清專制統治，是中國人民謀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很顯然，孫中山倡導革命反清，既是為了謀求去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不平等，同時也是為了去除中華民族與列強之間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號的背後，正體現了孫中山對民族平等的執著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發後，鑒於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滿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孫中山轉而從正面闡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強調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經濟上都應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權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電中明確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統治「並非仇滿，實欲合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相與共享人類之自由。」在宣傳民族平等的同時，他還號召漢、滿、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強民族團結。

二是國家統一思想。孫中山自始至終將謀求國家的統一作為民族主義的核心內涵。早在1903年發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他就對列強提出的分割中國的論調作了批駁，指出「分割論」違背了中國的歷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首先將致力國家的統一作為中華民國的立國方針，並把國家的統一具體歸納為五個方面：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

辛亥革命以後，面對軍閥割據混戰、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孫中山更加強調統一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儘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力量」。他強調，「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苦。」

孫中山對國家統一思想所作的闡述和他為謀求國家統一所作的努力，體現了一代偉人的宏偉的政治家氣魄和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台灣與祖國大陸已經分離了數十年，這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向和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根本利益。重溫孫中山關於國家統一的思想，以孫中山愛國統一思想為紐帶，團結和推動海內外所有愛國的中國人共同努力，對於促進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最終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有著十分強烈的現實意義。

三是關注民生幸福、實現國家富強的理念。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後留給後人最有價值的思想遺產，當數他重點闡釋的民生主義。關注民生幸福，追求社會進步，實現國家富強，是民生主義的基本內容。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認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已經實現了，下一步應該著力於民生主義。他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全力倡導民生主義，認為「民國鞏固」要靠「振興實業」，他熱衷於民生主義的實踐，從事社會革命，專務現代化建設。發展生產力應該從哪裡著手？他認為關鍵在於交通，特別是鐵路建設，故他自告奮勇要當全國鐵路督辦，想在十年內修築20萬里鐵路。

孫中山敏感地意識到，只要實行以土地國有和節制資本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民生主義政策，就能夠避免出現大資本家，就能防止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就能防止資本家專制。民生主義的出發點，是防止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反對大資本家壟斷社會財富；民生主義的歸結點，是社會和平協調發展，消弭勞資間的階級鬥爭。他認為，實行民生主義，經濟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證中國永遠不再革命。因此，在社會發展目標上，孫中山公開聲稱民生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不相衝突，而且是好朋友。

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中有一些與社會主義的原則相近的東西，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孫中山關於發展生產力的思想，關於節制私人資本的思想，關於縮小貧富差別的思想，關於正確處理勞資關係的思想，關於全社會和平協調發展的思想，關於共同富裕的思想，都鮮明地體現了重視民生、發展民生、和諧社會的旨趣，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