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性的誘惑（二）

07-09

一

京都的「日本道路」與重慶的「中國之命運」的命運都差不多，它們隨著戰爭失敗而結束。但它們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鮮，也從未死亡。當經濟奇蹟為日本贏來自信時，盛田昭夫與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說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創始人，被認為是最為美國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來他一心要進入西方市場，為日本產品贏得榮譽；後者則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極端的日本民族主義情緒著稱，他否認日本的戰爭歷史，同時攻擊中國的民族主義與美國的帝國作風。「說不」的對象是美國，它呼籲日本在經濟與外交的諸多領域提高自主地位，對美國充滿怨恨，因為它剝奪了日本的獨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結構已經改變，這種情緒轉化成暫時的媒體喧囂，也變成一輪的經濟民族主義。隨著資產泡沫的破滅，這種「日本獨特論」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滅時，「亞洲價值觀」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創造了這個概念。當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的經濟增長震驚了世界時，一些人認定它們都受惠於儒家文化傳統。李光耀把這模糊的意識塑造成一個理論系統，它是一套與西方不同的「亞洲價值觀」，儒家倫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記了，他是大英帝國與劍橋、而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他也曾公開說，他身上的中國特性並不比約翰·肯尼迪的愛爾蘭印記多。新加坡也與儒家的傳統沒有太多的關聯。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締中文學校，因為新加坡政府曾認為中文學校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製造出的新傳統。冷戰時代的李光耀用反共來壓制政治挑戰者，對儒家文化的推崇則是他對個人權威的新辯護。複雜的儒家傳統也消失了，它被簡化成了個人對集體、對權威的服從，它強調一致、反對衝突。在它的名義下，新加坡多種族、多宗教的現實，變成了一個和諧的儒家社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亞洲價值觀」深入人心。它似乎既為東亞經濟奇蹟提供了解釋，也為其他的威權政府提供了理論支持。當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處罰一位美國少年時，它還贏得了很多地區的喝彩——它是對美國的公然挑戰。它也在表明，人權不過是另一套西方的說詞，它不適合新加坡——它遵從的是「亞洲價值觀」。但處罰也展露出新加坡社會的秘密——與其說它依靠儒家倫理來粘合社會，不如說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種程度上，李光耀是蔣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繼任者，讓他著迷的從來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壟斷權力。

之前的例證，「日本獨特性」與「中國之命運」，不管最終被證明是多麼地荒謬，仍有著歷史基礎。「亞洲價值觀」卻徹頭徹尾地來自政治權力的臆造。它不僅簡化了儒家傳統，也扭曲了「亞洲」的概念：一個幅員遼闊、文化多元的大陸，竟被四百萬人口的新加坡所代表了。「亞洲價值觀」的命運不夠長久，它同樣因為金融危機而消散。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仍令很多人著迷不已——如何將政治壟斷、高效的市場經濟、虛假的傳統文化、高科技、消費主義結合在一起，令它們為現代的獨裁者提供合法性。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新加坡一直是中國的楷模之一，以至於李光耀不無嘲諷地說，一個十三億的中國，總要向四百萬人口的新加坡尋求建議。但現在，一個更強大的替代者興起了，它是「中國特殊論」與「中國道路」。

二

「『中華政體"主幹沒變，不僅六十年沒變，而且兩千多年都沒有根本的改變，依然非常「中華」。中華政治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底蘊深厚；兩千多年的驚人變化就是在以不變應萬變、求萬變中發生。因此，中華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北京大學教授潘維這樣宣稱。潘維也為這種中華政體尋找出四大支柱，它們是一套與西方政體截然不同的機制。他相信，保持這種政治體制，才是中國未來三十年成功的關鍵，複製西方道路必然導向失敗。

潘維是在香港發展論壇做出這一論述的。論壇的創辦者陳啟宗是香港最成功的地產商之一，也是一位西方價值觀的長期批評者。在華爾街的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他在《金融時報》上宣告「西方說教可以休矣」，「西方的道德優越感已經破產」，「西方必須適應新的全球現實，它們將不再像過去那樣佔據主導地位」。

這一年論壇的主題是「中國未來三十年」，發言者是來自華人世界的學者與知識分子。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幾位中國大陸的學者，他們高聲地讚揚中國文明獨特性，對於西方世界則不屑一顧。另一位演講者甘陽則相信，中國未來三十年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是中國留學潮的終止，西方已經不能教給中國什麼了。甘陽也是「中國道路」的最重要的倡導者。幾年來，他的一系列論述的核心是「如何把中國從西方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還把所謂儒家理念、毛澤東的平等思想、鄧小平的市場改革混雜在一起，塑造成一套政治理念，認定它才是中國成功的原因。幾個月後，在後續的論壇發言里，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則創造了「社會主義3.0」，中國式社會主義不僅沒有失敗，而且已勝利地進入了第三個探索階段。

在展望未來時，對歷史的重塑也開始了。北京大學現代文學教授韓毓海在差不多時間出版了歷史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他重溫了明末至今的中國歷史，試圖推翻一個被長期接受的觀點——中國在近代的衰落主要緣於自身制度、文化、技術的困境，它們無法適應現代的挑戰。他相信中國的衰落不是因為「專制」太強，而是「專制」不夠強，中國沒有足夠的「國家能力」來對抗西方的挑戰。中國的衰落與西方霸權的擴張同時發生，是因為後者的「軍事-金融-國家」攫取了主要利益。而「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什麼抽象的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謂『官民對立"），而當下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實則肇始於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出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他相信，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與買辦資產階級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結合力量，他們壟斷了國家權力，掠奪勞動人民，「民主」、「自由」、「人權」不過是這些篡權者們的自我粉飾。韓毓海是在紐約大學訪問時思考出對世界與中國的新理解的。邀請他前來訪問的是文學批評家張旭東，他擁有更多的雄心，他不談論「中國特色」，他要強調的是「中國價值應該跳出特殊論」，「要創造新的普遍價值」。

與多年來宣傳機器炮製的「中國特色」、「反帝國主義」不同，這些聲音來自於一群訓練有素的青年學者。他們大多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中年紀尚小的旁觀者，在思想混雜、開放、批判傳統的八十年代進入大學，幾乎都是那股「向西方學習」風潮的影響者與製造者，來自西方的觀念與思想，是他們改變中國的武器。九十年代，他們紛紛前往美國大學深造。但如今，他們卻成為了西方最熱烈的批判者和中國政府最熱烈的支持者。與之前的幾代文化保守主義者不同，他們辯護的對象不是更寬泛的文化傳統，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昔日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可能渾然不覺、半推半就地被政治力量所利用，他們則是現實權力的熱情啦啦隊。

這一群知識分子的集體亮相，也像是一場風潮的另一個高峰時刻。這場風潮既來自於長久的文化保守主義的衝動，也來自於過去二十年中國的新現實。

三

一九九一年，季羨林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形容一個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西方文化將衰落，而東方文化則上升。八十歲的季羨林是一位著名的梵文、吐火羅學者。在他的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刻，沒有太多人能理解他的學術成就。但此刻他正獲得一個新身份。他出生於一九一一年，是動蕩的二十世紀的親歷者，他也是民國燦爛的學術界的參與人、牛棚生活的倖存者——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標本。歲月、經歷、不無神秘的學說，都賦予了他某種權威。這種權威對於重塑一個信念破產的社會是如此重要。在季羨林講話的同時，「國學熱」開始興起，一個謠言也開始被廣泛流傳：七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呼籲，要從儒家文明中尋找解決世界危機的智慧。它們都是對八十年代激烈的反傳統的一次逆反，就像二十年代的「國粹」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逆反一樣。

瀕臨破產的不僅是文化，甚至可能是整個中央政權。兩位年輕的學者胡鞍鋼、王紹光在一九九三年發表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哀嘆中央權力的衰弱。它也是對現有國際局勢的回應，蘇聯與南斯拉夫已經解體，中國會陷入同樣的局面嗎？擔心中國命運的一些學者相信，只有依靠民族主義，才能將分崩離析的社會重新聚合。

一種反西方（主要是反美）情緒也興起。天安門廣場上臨時的自由女神像被遺忘了，取而代之是對美國的憤怒——它是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失敗的「幕後黑手」。兩位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學者則告訴中國讀者，美國的新聞媒體還一直在「妖魔化中國」，另幾位青年知識分子則大聲喊出「中國可以說不」。

知識分子關注的主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八十年代，他們攻擊傳統、關注政治改革、要求自由、人權與民主，現在則是「國學熱」、「漸進改革」、「民族主義」，他們強調的是在現有政治框架內的調整，以國家權力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它既是為了躲避嚴酷的現實政治，可能也是對於之前激進態度的反思—— 中國的現狀太過複雜，沒有簡單的答案，也不能僅僅從西方求解答案。它也是對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新格局的反應，「文明的衝突論」讓人憂慮中國的國際地位；而好萊塢電影、任天堂遊戲、可口可樂、麥當勞、銀座的時裝潮流涌了進來，中國人的身份危機則加強了。一種彼此矛盾的情緒也紮根在很多人心中——人們自得於中國文化是未來的希望，又憂慮於外來的文化入侵。在季羨林的東方文化世紀到來後，七十五位學者卻在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上，期待某種更高力量來制止錯誤的外來文化。

在這種憂慮的同時，經濟增長、物質豐沛，開始給中國注入新的自信、甚至傲慢。從前，中國政治家們期望加入WTO來推動中國內部改革，而如今世界在等待中國政府的決定；西方曾相信中國將融入它們引導的潮流，而現在卻承認中國不僅不會和它們一樣，還要打破現行秩序；中國公眾曾著迷於「美國夢」，現在他們卻覺得倫敦的房子太舊、白金漢宮怎麼能與故宮相比，曼哈頓的高樓大廈比不上陸家嘴金融區，柏林的購物中心根本就不夠大、營業時間也不夠長，人們在熱情地談論「大秦帝國」、「大漢帝國」、「大唐帝國」、「大清帝國」，「如何從經濟大國演變成政治與文化大國」的論調此起彼伏；論語、周易乃至三國演義中帝王術，都再次變成了「中國智慧」——他們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於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共產政權默許、也鼓勵這些潮流，並成為最重要的受益者，儘管它的結構與內容並未改變，但共產黨政權卻獲得了新的魅力，政治保守隱藏在文化保守與民族主義的後面。二十年前，很少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維持下去，在國內它面對著震驚和不滿的公眾，在國際上，它受到了孤立。而現在，它是經濟、政治的巨人。它披上了「民族復興」的新袍，它不僅是一個大國的崛起，還是一個古老文明的再度恢復生機。這個政權脫下了陳舊、呆板的毛式服裝，換上了溫州製造的阿瑪尼與漢服唐裝。既然古老的中國傳統強調「為政必先正名」，它也需要一些學說來證明自己的新地位。

而這群知識分子自告奮勇地出場，他們熟悉各種理論，能把腐朽的思想套上金邊外衣，把燦爛的金光展現給外來者過目，也讓中國陷入自我陶醉……(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