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確認了眼神，我和你們不是一路人。奧登：我也確認了，我和他們一路。

很多廣為接受的作者對我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的名字刻在空空的墳墓上，他們的書空洞無物，就我閱讀的品位而言，他們徹底無足輕重。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還有很多其他作家，對我來說毫無意義。當我看到評論家和其他作家泰然自若地將查泰萊夫人的交配活動，或者那個冒牌貨龐德先生的一派胡言，稱作是「偉大的文學」，我著實進行了一番思想鬥爭，我真懷疑這是他們聯合策劃的針對我的大腦的陰謀活動。

——1967 年《巴黎訪談：作家訪談 I 》之《納博科夫》（黃昱寧 等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在 20、30 年代，我從未像我的許多同齡人那樣，接觸算不上一流的艾略特和肯定是二流的龐德的詩歌。1945 年前後，他們已不再時尚，我讀了他們的詩，那是在一個美國朋友家中的客房裡，我不僅仍然對他們無動於衷，而且不理解為什麼該為他們操心。但我想，對那些先於我發現他們的讀者來說，他們的詩歌保存了某種情感的價值。

——1964年，先刊載於《花花公子》，後收錄於《獨抒己見（Strong Opinions）》（唐建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

舉例來說，（托馬斯）曼愚笨的《死於威尼斯》或帕斯捷爾納克寫得誇張、糟糕的《日瓦戈醫生》，或福克納的南方編年史被認為是「傑作」，或至少新聞記者稱之為「巨著」，在我看來，那是荒謬的錯覺，如同一個被催眠的人同一把椅子做愛。

——1965年，羅伯特·休斯的採訪，後收錄於《獨抒己見（Strong Opinions）》（唐建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愛達》（韋清琦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 年 3月）中我沒有對奧登先生進行戲仿。我對他的詩歌並不是很熟悉。然而，我知道他的一些譯詩——嚴厲批評過他掉以輕心所犯的錯誤。羅伯特·洛威爾自然是個更糟糕的詩人。

——1969年，詹姆斯·莫斯曼的採訪，後收錄於《獨抒己見（Strong Opinions）》（唐建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

我很小心不從他那裡學任何東西。作為一個老師，他有些可疑，且危險。寫得最糟糕的時候，比如他那些烏克蘭的東西，他就是一個一文不值的作家；寫得最好的時候，他是無可比擬的，是不可模仿的。

——1967 年《巴黎訪談：作家訪談 I 》之《納博科夫》（黃昱寧 等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至於海明威，40年代早期我第一次讀他，什麼鍾啊，種啊，公牛啊，真讓人受不了。

——1967 年，小阿爾弗雷德·阿佩爾的採訪，後見於《與納博科夫的對話》

海明威當然要優於另一位，他至少有自己的聲音，就他那篇令人愉快，也具有很高藝術性的短篇小說《殺手》來說，他是一個可信任的作者。在那篇久負盛名的寫魚的作品中，他對那條彩虹色大魚和有節奏的撒尿的描寫極為出色。但我無法容忍康拉德那種紀念品商店風格、瓶狀船及貝殼項鏈這些浪漫派的老一套。在這兩位作家身上，我借鑒不到什麼。在智力和情感方面，他們純屬幼稚，另一些寶貝作家也是這樣，是公共休息室的寵兒、大學生的慰藉和支撐，如——但有些作家還健在，我不願去傷害活著的老男孩，而死去的幾個還沒被埋葬。

——1964 年，先刊載於《花花公子》，後收錄於《獨抒己見（Strong Opinions）》（唐建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

非俄語讀者意識不到兩件事情：並非所有的俄國人都像美國人一樣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國人裡面，大多數因為崇敬他是一個神秘主義者，而不是一個藝術家。他是一個先知、一個嘩眾取寵的記者、一個毛躁的滑稽演員。我承認，他作品的一些場景、一些精彩和滑稽的爭吵寫得很有趣。但他寫的神經質的兇手和凄婉的妓女讓人受不了——反正本讀者受不了。

——1964 年，先刊載於《花花公子》，後收錄於《獨抒己見（Strong Opinions）》（唐建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

我確實很不喜歡《卡拉瑪佐夫兄弟》，特別不喜歡廢話連篇的《罪與罰》。我不反對靈魂探索和自我啟示，但在那些小說中，靈魂、罪惡、感情用事、新聞筆法，並不能為冗長而混亂的探索提供正當理由。

——1969年，詹姆斯·莫斯曼的採訪，後收錄於《獨抒己見（Strong Opinions）》（唐建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

一開始，我的大腦有點麻木

因為你夢遊般的數字，埃德蒙。

現在，擺脫那種麻木之後，

我發現「麻木」（stupor）是「普魯斯特」（Proust）的變位

而「 T.S. 艾略特」（T.S.Eliot）

和「馬桶」（toilet）很配。

——1948 年寫給埃德蒙·威爾遜的信

我為什麼要在我的思想一側容忍一個十足的陌生人？我先前也許說過，但我願意重複一遍：我討厭的不是一個醫生，而是四個醫生：弗洛伊德醫生、日瓦戈醫生、史懷哲醫生和卡斯特羅醫生。當然，第一個醫生取走了無花果葉，如後來者在解剖室里所說。我無意去夢見那個打著破傘的奧地利怪人的單調乏味的中產階級之夢……在我看來，弗洛伊德式喧嘩只是一場鬧劇，如同用光滑的木頭做的、中間有個光滑的洞的怪東西，它什麼都不是，除了可以看作一張平庸者張口結舌的臉，但它卻被說成是一個活著的偉大的洞穴藝術家製作的偉大藝術品。

——1968年，尼古拉斯·加漢姆的採訪，後收錄於《獨抒己見（Strong Opinions）》（唐建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

自從離開劍橋後，我一本書沒讀（除了一本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說集——可憐的東西，十足的贗品，總有一天，你該揭穿「那隻灰白色的鈍吻海豚」和他的華而不實、粗俗下流），一個字沒寫。

——1952 年寫給埃德蒙·威爾遜的信

在弗羅斯特的田園詩中，那種傳統的精於世故、厭棄人生的諂媚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書卷氣的城市居民，往往是暑期在農場打工的大學生；他遇到的鄉下人既不是滑稽可笑的鄉巴佬，也不是出身高貴的野蠻人。

每個人都身兼公民和朝聖者兩重身份，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其中一重身份會佔據主導，而在勞倫斯身上，朝聖者的身份幾乎排擠掉了公民的身份。

摩爾小姐的詩是一種藝術類型的典範，讓藝術不再像其本質那樣尋常；她的詩使人愉悅，並非僅僅因為它們聰敏、敏感，措辭優美，而且還因為它們讓讀者相信，寫下這些詩的人必定是生性善良的。

詹姆斯比多數作家都缺少記者的天賦，這是其軟肋。等級最高的大師們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喜歡孩子氣的塗鴉，像治安法庭上的記者們那樣抱有粗俗的好奇。

拜倫作為嚴肅詩人的缺陷，在於其缺乏對詞語的敬畏，而這對於喜劇性詩人而言卻是優點。嚴肅的詩歌要求詩人對待詞語如待人，而喜劇性詩歌要求詩人對待詞語對對待物品。英語詩人中極少有人錘鍊詞語的能力能與拜倫相抗衡，即使有也不過寥寥幾個。

……我覺得錢德勒先生有興趣去寫的，並非偵探小說，而是關於犯罪環境——邪惡之地（Great Wrong Place）的嚴肅的探究。他那些充滿力量卻令人極度沮喪的書，並不應該被當作消遣文字來閱讀和評價，而是應該被視為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