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漢學】漢學家顧彬南京對話再論文學「語言」問題

　顧彬特彆強調當代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他也向中國媒體表示「我是唯一總是強調語言的漢學家」。就此，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丁帆教授認為，顧彬所提出的語言的角度，在中國的批評界是很新的，也使國內批評界重新反思了文學界這幾十年來的許許多多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我們從1979年提出思想解放、提出重新評價文學史、重新來研究當代文學，甚至我跟丁帆、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對1949年以後的文學我們也批判得很厲害，但是我們卻忽視了語言的解放――重新學習中國語言的問題。」南京大學教授董健先生如是表示。德國作家曾經提出，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希特勒下台這十二年，德語遭到了污染、歪曲，他們要重新學習德語，「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寫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語言。可是我們沒有察悟到，這一點我覺得給我觸動最大。我重讀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小說《歐陽海之歌》，重讀劇本《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年輕一代》……重讀了一大批作品，那種語言的污染確確實實是存在的。」

由此，作家畢飛宇提出了一個命題，「如何審視汪曾祺的特殊價值」？「我從來不覺得汪曾祺是一個特別了不起的大作家。但汪曾祺是一個特別有價值的作家。」畢飛宇說，汪曾祺即使在文革期間曾使用被污染的語言從事創作，但1976年之後回到了五四的傳統，從他的文字當中重新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傳統，重新看到了民間生活。所以，畢飛宇提出，汪曾祺的了不起，其實是讀者在再次閱讀汪曾祺的過程中，內心隱含著一個凈化我們語言的自覺選擇。

儘管顧彬已經澄清「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是媒體的斷章取義，但是，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水平整體評價不高，尤其對作家語言評價不高，卻是事實。此次，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觀點，提出，古文功底差，使得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語言失去了傳統語言的韻味和力量；而現當代作家如果不會外語，就不能看外國原文作品，從而失去了文學創作的參照系。

但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提出，「提醒我們語言意識很重要，確實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的作家語言都不行呢？一個都不好呢？肯定是不對的」。作家蘇童認為，當代文學作品當中，延續語言傳統，甚至是發展了語言的作家依然是有的。他舉例說明，「比如賈平凹，無論是從他最早期的短篇也好，或者是從他近期的作品也好，他對母語的貢獻發展也很大。王安憶她在語言上也是非常自覺的，非常努力的。」

作家葉兆言更是直言道，「我覺得寫小說很簡單，寫小說你就是把小說寫好就行，寫好了你所有的理由都成立，寫不好所有的『一定啊』、『必須啊』都沒有意義。寫不好的話，會十門外語也沒有用，對文學史非常精通也沒用。」

「顧彬先生講到的外語問題說到底是一個隱喻，幾乎沒有可操作性。」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范勁說，作家要學習外語，還有批評家要學習外語的意義實際在於，提醒我們要越出自身之外，越到另外一個層次、越到另外一種語言中去――姑且可以叫它「世界文學」的層次，但這跟作家具體的要不要學習語言其實已經不是一回事了。「作家即使不學外語，我們現代漢語同樣已經替他們完成了這個事情，因為漢語本身就是一個許多許多語言不斷地融合、不斷地向別的語言學習、融合、產生的過程。」

作家黃蓓佳更是直接提出，沒有在中國文化的浸潤當中，沒有在多年的生活當中，真是沒有辦法理解中國的文學語言的，所以，她對於顧彬所說的「從德國來看，孫犁的作品是垃圾，沒有人看，沒有人重視」很不理解，「孫犁小說語言當中那種水蒙蒙的東西，我覺得無論西方漢學家的水平有多高，也是很難能夠理解、能夠看得出來那種語言中的『水汽』的。」

南京大學教授許鈞認為，顧彬教授一直在用1945年以前的、歐洲的精英的古典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當代文學，但如果僅僅從語言的藝術性，或者說美學角度來討論小說的時候，「那我覺得對於小說的其他功能，小說的很多整體性的評價，可能是很難顧及到的」。

所以，對於顧彬先生的拳拳之心，學者們表示尊敬，「他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學處境的尷尬，以及中國文學在國際上與別人的期待的那種距離」，但是，「文學，始終是民族的文學，余華莫言有沒有價值，也不在於他在法國在美國多麼地受歡迎。」王彬彬說。

同時，學者們還提到了真正「垃圾化」的語言。「我在起點中文網看了好幾個點擊率最高、排在最前面的作品，那個語言幾乎是――真的是讓人難以忍受。但就是這種語言，就在我們的未來一代，比如80後、90後他們身上的影響，肯定是越來越大。」南京大學教授黃髮友憂慮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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