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創富路線圖 改革催生的草根派

　　浙商成為中國的首富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他們中的一部分應該脫離實體成為更高層次的「資本家」,這是浙商轉型的一個方向,也是浙江整體經濟突破的一個方向。

　　自中國有了「富豪榜」以來,「中國大陸首富」就四次花落浙江省,2003年、2005年分別由網易丁磊、盛大陳天橋摘取桂冠,而2010年則被稱為「水中蛟龍」的宗慶後採得。在過去的10年中,廣東8人次榮登首富,以28%的首富榜比例排名第一,浙江以4人次獲得首富佔14%,位居第二。

　　縱觀中國大陸首富排行榜,浙商成為首富似乎更顯特點豐富:互聯網、網路遊戲、飲用水等等或傳統或高新的產業,均能做到上榜,其成功的密碼,用盛大網路CEO陳天橋的話來說就是四個字——「專註,節奏」。有研究專家表示,浙商成為中國的首富註定是情理之中的事。

　　事實上,浙商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中,創富傳奇經歷了兩個階段和兩個派別的輪替,並由此形成了兩種力量的對比及融合。分水嶺是2000年,2000年以前是草根派的天下,萬向集團魯冠球、娃哈哈宗慶後、正泰南存輝、吉利李書福、傳化集團徐冠巨、西子集團王水福、新光集團周曉光、華立集團汪力成、德力西胡成中、復星集團郭廣昌、美特斯邦威周成建等等浙商名宿,均早已資產過億。從2000開始,隨著互聯網產業在中國快速興起,出身科班的馬雲、丁磊、陳天橋、孫德良們,打開了新經濟(310358,基金吧)互聯網的大門,無論從速度還是規模來看,網路經濟新貴們的發展絕不遜於已佔山為王的草根派,成為一支新的商業領導力量。

　　改革催生的草根派

　　目前的主流浙商依然是生於上世紀40～60年代的一批趕早的人——魯冠球、宗慶後、汪力成、周曉光等企業家都經歷過文革,動蕩不安的社會、清貧的生活、物質的匱乏是他們對那個時代最深刻的記憶,舊體制對創造力的束縛使他們不甘簡單而清苦的生活,在那樣的時代他們的原始積累充滿了更多的艱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政策之風很快吹到浙江這個同樣窮困的沿海省份。1945年出生的魯冠球正是浙商中典型的一位。

　　15歲就輟學的魯冠球先後搞起了沒有掛牌的米面加工廠,打鐵鋪,修自行車等小生意,這些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對機修的經驗,以及他在當地村民中良好的口碑。1969年,魯冠球迎來了一個接管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的機會,儘管這個農機修配廠是個爛攤子,廠里的萬向節等產品大量積壓,但頭腦靈活的魯冠球通過參加展銷會、降價等方式,逐步打開了產品銷路,並經過10年的打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

　　1980年開始,他調整戰略,專註於萬向節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通過加強管理、提高質量,成為全國同行中的佼佼者。而同時期,宗慶後,汪力成、周曉光等企業家也開始從無到有,慢慢積累起原始資本,並在逐漸好轉的消費潮流中打開了產品銷路,建立起了一定的市場網路基礎。

　　1990年後,魯冠球帶領萬向開始了集團化、國際化和資本化的運作,在美國建立公司,並於1997年成功將產品打進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成為其零配件供應商,2001年收購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UAL,進入美國資本市場。至今,魯冠球已將近30家海外汽車零配件企業收入囊中,萬向也由此成為一家國家化的企業。

　　不管是魯冠球的汽車零配件行業,宗慶後的飲料行業,汪力成的電能錶行業,周曉光的飾品行業,還是南存輝的低壓電器行業,這些企業家的事業從零開始的時候,都面臨著一些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壓力,早期的創業積累過程是艱辛的。他們雖然在動蕩年代都沒條件在學校念好書,但社會這所大學教會了他們一切,做人、做事,如何堅持和獲取機會。在一個什麼都能做、做什麼都可能成功的時代,明智的企業家通過有效藉助政府的改革開放優惠政策,緊跟國民的消費節奏,逐漸成長為浙商的先鋒和先導。

　　從草根成長起來的老一代企業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從事的實業在那個年代看來都是並不起眼的小產品。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做實業是因為沒有選擇,但這恰恰是最好的選擇。周曉光還在義烏擺地攤的時候,她從沒想過將來還能把飾品做到幾十上百億的規模。上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那些小商小販跟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順勢而為,專註、堅持並把握每一次產業發展的機會,今天都有所大成。

互聯網時代的學院派傳奇

　　浙商的新經濟代表,當屬立足互聯網的馬雲、丁磊、陳天橋以及孫德良們。這批互聯網催生的一代新經濟企業家,出生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其經歷相對比宗慶後、魯冠球們要順利,他們基本上都安穩地上完大學,畢業後要麼接受國家分配的工作,要麼跳槽做職業經理人。

　　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對於馬雲、丁磊他們來說,成為大企業高管的機會非常多。但在馬雲看來,如果有10隻兔子,應該抓哪一隻呢？有些人一會兒抓這隻,一會兒抓那隻,最後可能一隻也抓不住。機會太多,只能抓一個,抓多了可能最後什麼都抓不住。很顯然,如果他們進入浙商草根派企業家們已經做成熟的領域和行業,機會肯定要大打折扣。

　　互聯網的出現,讓.com成為投資者們最時髦的話題。馬雲、丁磊、陳天橋、孫德良他們用新的思維不約而同地看到了互聯網在中國市場的空白,而空白就是機會。馬雲、丁磊、陳天橋這些學院派本來都有一個穩定的「鐵飯碗」,但在上網衝浪後產生了創業衝動,於是以各自的方式辭去令人羨慕的工作,進入互聯網業,並在各個不同細分領域做到了極致。

　　互聯網創業的速度無疑要大大高於傳統產業。1999年馬雲創建的阿里巴巴,經過3年時間就達到了收支平衡。更為重要的是,馬雲以互聯網的方式為傳統產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讓互不相識、遠隔萬里的企業之間實現了低成本的商業合作,為萬千商人提供了嶄新的電子商務模式。而他的淘寶網正在改變著人們的購物方式,網購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生活方式。2009年度,淘寶網2000多億元人民幣的網購交易額,使淘寶網上商城成為中國零售業的巨無霸。馬雲創建的互聯網商業模式為企業、商家和消費者個人提供了強大無比的銷售與購物的平台,這個強大的平台每年的高速成長態勢,使馬雲登上中國首富寶座只是個時間問題。

　　1995年,丁磊在辭職離開寧波電信局後南下廣州,在兩年中先後跳槽三次,懷著對互聯網的痴心,1997年年中他下定決心單幹,創建了網易。經過兩年的苦心經營,網易逐漸成長為中國最知名的門戶網站,通過售賣網易郵箱系統和廣告,丁磊快速積累起了原始資本。2000年,網易登陸美國納斯達克股市,隨後在簡訊、網路遊戲業務方面高速增長。2003年,丁磊以10億美金的身價成為中國第一個靠做互聯網,並在短短6年就登上首富之位的創業者。

　　丁磊的傳奇故事在陳天橋身上再次上演。這位復旦大學的高材生在1993年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進入上海陸家嘴(600663,股吧)集團工作,後被委以副總經理的重任。在陸家嘴的5年中,陳天橋零距離地接觸了互聯網,對網遊愛好使他成了狂熱的遊戲大玩家。在1999年的互聯網熱潮中,陳天橋創建盛大網路,並很快得到中華網300萬美元的投資。中華網撤資後,善於發現機會的陳天橋立即引進韓國的《傳奇》等網路遊戲,拯救了瀕臨關門的盛大網路。2002年,主營網遊的盛大實現利潤1個億。2004年,前微軟中國總裁唐駿加盟盛大後,推動盛大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2005年,陳天橋以150億元的身價榮登中國首富,成為繼丁磊之後的浙商第二位首富。

　　而目前處於潛伏期的孫德良並不為業界人士熟悉,他在互聯網領域開創了垂直專業門戶網站的先河。1998年,孫德良受其在化工企業上班的同學收集的全國上千家化工企業老闆名片的啟發,創建以服務化工企業為主體的垂直專業門戶網站中化網,成為化工行(601398,股吧)業的門戶平台。孫德良先後併購了中國紡織網、國際紡織網、中國醫藥(600056,股吧)網和中國農業網等多個國內外知名的專業電子商務網站,2006年在深交所上市,其公司「網盛生意寶(002095,股吧)」成為中國最大的垂直專業網站開發商。近幾年,孫德良在北京、上海、廣州、韓國、美國、歐洲等地遍設分支機構,形成輻射全國及海外的市場和服務體系。有業界人士認為,孫德良開創的垂直專業網站將成為中國互聯網的又一個「富豪批發站」。

　　浙商前路仍迷茫

　　傳統產業和新經濟催生的浙商富豪還能延續他們的傳奇嗎？

　　浙商研究專家、浙江大學經濟學教授史晉川在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表示,浙商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對做實體產業情有獨鍾。浙商基本上都是通過做實體產業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並形成商業資本的,這一步浙商做得非常成功;然後他們將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這第二步也是很成功的。「但是在近10年中,能把產業資本轉為金融資本,再積聚大資本並反饋回來發展大產業,至今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成功案例和跡象。」史晉川教授表示。

　　其實,浙商一直在努力著進行或大或小的改變。在航空領域,王均瑤從包飛機到創建吉祥航空,成為民營航空中的耀眼的一員;由小信用社發展而來的銀座、泰隆等民營銀行經過多年的堅持,進入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廣設分行,不斷取得金融業方面的突破;新湖集團的黃偉打造的「新湖系」開始在資本市場嶄露頭角,郭廣昌的「復星系」早在3年前就在資本市場形成了涵蓋生物製藥、鋼鐵、房地產、信息產業、商貿流通、金融等多個領域的龐大產業鏈條,商界常青樹魯冠球的萬向集團在4年前也開始將觸角伸向金融、農業等領域,並扎穩了腳跟。雅戈爾(600177,股吧)集團李如成制定的「三駕馬車」戰略——服裝、房地產、投資金融三大領域業已取得較好的整合成果。在互聯網領域,陳天橋、丁磊、馬雲、孫德良也不斷在自己的細分領域精耕細作,並隨時兼并關聯企業進行擴張,以穩固自己的地位。

　　對於浙商一直嘗試在經營領域進行的一些新突破,史晉川教授認為這是對原來的體制、產業准入等管制的一種挑戰,比如在基礎建設等方面,民資也千方百計進入「跨海大橋」這樣的項目。

　　「浙江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浙商普遍想進入新產業、新領域,但碰到了兩個現實問題。」史晉川教授認為,首先是面臨國家的准入難題,在某些產業,國家的政策表面看來是准許進入的,但實際上仍存在天花板、玻璃門。國家允許准入的一些產業,一般有較大的資金或規模經濟的門檻要求,這些門檻未必是國家政策有意識地阻礙民企進入,但其產業確實與其規模經濟要求相適應,比如煤炭業。第二個難題則是融資手段的缺乏或者落後。當有機會進入新產業,但浙商往往缺乏有效的融資手段,缺乏相應的理念去做資本家融資的事情。這必然導致浙商力量的分散。

　　史晉川教授表示,「把分散的產業資本集中起來成為金融資本,然後轉換成為大的產業資本,在這個能力上我認為浙商是存在問題的。」

　　浙商的心態比較現實,他們缺乏做資本家的雄心,即使他們做資本運作,最終也都還是要回歸實體產業,最典型的莫過於「丁磊養豬」。因為「他們對具體的產業都太軟」,史晉川教授直言,浙商目前的實體產業距離「企業安全」還有很大的距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的形勢下即使要真正做大做強實體產業,也離不開「資本」。因此這幾年儘管浙商在努力發展,但對於整個浙江的經濟轉型形勢,卻沒有很大的亮點。「這顯然和資本及融資方式有關,浙商是很成功的商人、企業家,但他們中的一部分應該可以脫離實體產業成為更高層次的"資本家』,這是浙商轉型的一個方向,也是浙江整體經濟突破的一個方向。」史晉川教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