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是海權大國嗎？

日本重視海權的地理因素

一般來看，島嶼或群島國家似乎「天生」容易以「海權」立國。因為有限的國土和四面環海的環境使其更傾向於發展海上貿易及從事殖民活動，並依靠強大的艦隊保護本土和海上交通線。對此，歷史上曾以不列顛群島「起家」的大英帝國似乎是最好的證明。但也有不少人把日本近代以來的「崛起」看作是依託「海權」而興盛的案例。從表面上看，它確實也是一個島國，而且還擁有令人生畏的海軍艦隊。後者憑藉擊敗中、俄兩國海軍曾長期稱霸東亞海域，並於1941年末以遠程「偷襲珍珠港」的戲劇性方式重創了美國太平洋艦隊。

事雖如此，但若對日本近代以來的整體國策和發展歷程稍加詳察就可發現，日本雖可被稱作「海軍強國」，但卻難以被視為「海權大國」或「海洋大國」。這是因為島國地理的「天資」和卓越的艦隊「戰力」只是發展海權或成就海權強國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與英國不同的海權思路

「海權」和「陸權」是地緣政治學上的劃分，而非純粹的地理概念。在經濟生產方式和技術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地緣政治的基礎是地緣或地理，但落腳點終究還是在政治，即國家權力的運用及國策的性質。地緣政治學就是研究在一定經濟技術背景下，國家如何在地理格局的限制中使用國力、選擇更富成效的發展模式。所以，這絕不意味著地理決定論，因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決策者依然有選擇的空間。

英國走上海權道路，即摒棄大陸領土野心、專註發展海軍以為海外貿易保駕護航，並非天生註定，而主要是英法百年戰爭後，它在歐洲大陸的前哨和領地盡皆喪失所致。另外，歐陸長期的政治分裂和群雄逐鹿也為英國發展純粹的「海權發展模式」提供了有利環境。由於大陸列強忙於內鬥而無暇他顧，英國歷代政府以一支小規模精幹陸軍為依託就可確保本土防衛無虞，同時憑藉遍及全球的海軍艦隊來保護商業航道和海外領地。另外，領銜工業革命的潮流也讓英國僅憑商品就可「兵不血刃」地佔領世界，通過貿易和投資從各地汲取源源不斷的財富。因此，對英國來說，先進的生產力、商貿投資、海軍艦隊是其「海權立國」的三個不可分割的要素，而以暴力爭奪領土對其來說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顯得「不划算」，因為那意味著行政成本、戰略負擔以及建設「大陸軍」的無盡成本。

但日本與此不同。雖然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統治精英圍繞「陸主海從」還是「海主陸從」、「北進」（大陸）還是「南進」（海洋）曾有過多次激辯，出現過朝向大陸的「征韓論」和朝向海洋的「島嶼帝國論」。但自甲午戰爭取得朝鮮利權後，日本的國家精力就漸被「大陸政策」和「北進」所主導。日俄戰爭後，該政策進一步覆蓋了中國東北，即所謂的滿洲。確保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進行「滿洲經營」，自此成了日本歷屆內閣難以棄絕的國策。為了實現這一國策目標，日本甚至不惜製造九一八事變，並以保衛滿洲的名義進一步出兵中國華北，從而引發全面侵華戰爭。結果，我們就可以看到，身為一個島國最終卻選擇了「陸向」的發展道路。

選擇「大陸政策」的原因

這種「大陸痴迷症」起先是出於國防安全的考慮。維新之初的日本與中國一樣處於外患頻生的險境，而當時俄國沿西伯利亞向遠東太平洋的擴張被認為是日本的最大威脅。而除了鞏固本土防禦、訓練新式海軍保衛海岸外，以山縣有朋為代表的「維新元老」判斷，虛弱的朝鮮將成為以俄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企圖染指、侵擾日本的跳板。從地理上看，從東亞大陸突出的朝鮮半島也確如一把刺向日本的尖刀。因此，將朝鮮納入日本勢力範圍或至少確保朝鮮獨立而不被他國控制，成了日本近代大陸政策發端的思想源頭。

當然，從戰略上說，相較於向西方列強利益集中的中國華中、華南和東南亞等地擴張，向滿洲方向擴張相對較易，因為這一方向的競爭者除了俄國再無他者。而中國的虛弱、內亂和中央政府的無力更為日本的大陸野心提供了難以抵禦的誘惑。並且，確保前次「戰果」的安全也成了下輪擴張的借口。大陸政策由此獲得了一種不斷外擴、近乎自我生長的邏輯。

但在先後戰勝中俄兩個大國、戰略安全需求暫時不再緊迫時，經濟考慮也成了大陸政策的新理由。具體說，大陸的豐富資源和廣闊空間能為日本的工業發展和過剩人口提供原料、市場、投資和殖民場所。雖然類似「滿洲」、台灣、朝鮮這樣的殖民地對日本的實際經濟發展到底有多大助益在學術界仍存爭議，但這種經濟學說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它的學理可靠性，而在於它的「意識形態化」，即成了一種類似教條的觀念。經過包括陸軍和某些企業在內的利益團體的宣傳，「滿洲被塑造成了日本不可或缺的生命線」。而在一戰結束後，隨著軍事上「總體戰」時代的到來，進一步把中國整體資源納入日本控制又成了日本軍部（尤其是陸軍）從事工業化戰備、企圖對抗美蘇這類洲際大國的絕對需要。就這樣，日本的胃口不再局限於「滿洲」，而進一步囊括了中國內地以及東南亞，最後演變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這種對大陸資源和市場的經濟需要與英國有質的不同。由於屬於後發工業國，日本沒有英國那樣的先進工業技術、成熟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產能，因此在開放市場上與西方先進工業國自由競爭時處於不利地位。所以日本更熱衷於構建「封閉」「排他」的經濟圈。而封閉和排他就難免以武力為後盾，由此，侵略和佔領成了日本大陸政策的鮮明特徵，並讓日本後來與宣揚「門戶開放」的英美列強發生了尖銳矛盾，為二戰太平洋戰場的開啟埋下了伏筆。

最後，20世紀30年代日本特殊的國內政治環境也有利於大陸政策的升級。當時日本陸軍紀律漸趨鬆弛，部分中下層軍官和駐外部隊軍官對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指令有時拒不服從，並出現了一系列密謀、暗殺和政變企圖。在這種環境下，部分出於個人建功立業的「雄心抱負」，一些在華日本軍人不斷在大陸挑起事端，引起中日軍事衝突，並逼迫東京追認「事變」的既成事實，從而把整個國家一步一步引向全面侵華的泥潭。這也是後來日本大陸政策不斷擴大並最終失控的重要原因。

受「大陸政策」影響的日本海軍

日本強勢的「大陸政策」和經營「陸權」的野心也影響到了日本的海軍建設。為了與陸軍爭奪預算、證明自身價值，日本海軍雖然口頭上不斷宣揚「南洋」（即中國華南和東南亞）以及「南進」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卻不得不默認「大陸政策佔優」的既成事實和必要性。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南進」才因美國對日經濟制裁的困境和對華戰爭的需要——切斷國際對華援助通道——而真正提上日程。同時，日本海軍的假想敵也往往是最有可能與日本爭奪大陸勢力範圍的國家：起初是中國（因爭奪朝鮮），後來是俄國（因爭奪「滿洲」），最後是美國（涉及整個中國的政治安排）。由於「海洋經營」不是重點，而且「中國市場」也近在咫尺，所以日本也就沒有那麼多遠洋領地和利益需要保護。結果，與強調履行多種職能（包括和平時期保障通商貿易、維護國際航道安全）的英國海軍不同，日本海軍以戰鬥（即「艦隊決戰」）為唯一要務，而作戰目的是殲滅敵國來犯艦隊，奪取東亞海域制海權，以阻止別國干擾日本陸軍在大陸上拓展霸權的侵略。而這也是舊日本海軍在「艦隊決戰」以外的其他領域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保交護航、反潛、後勤補給等等。肇因於此，舊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戰爭中付出了慘重代價。總之，日本海軍雖然戰力不俗，但其發展是深受「陸權」政策影響的。

綜上所述，從地緣政治視角看，二戰結束前的近代日本更應被定位為一個「陸權大國」或者「海陸兼備」的大國，而絕非純粹意義上的海權國家。而它以島國身份不斷孕育、膨脹的大陸野心，最終也誘使其逐漸走上了自我毀滅的歧途。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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