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稿件 | 意識、語言與身體

作者：千手關叔

授權哲思學意發布

個人原創投稿郵箱：tougao@izhexue.wang

近來網路哲學圈對相關問題多有討論（包括哲思學意公眾號和群），摘舊文三節，以供評閱，歡迎指正。拙文不長，所涉較廣。雖非論文，但也規範，維特根斯坦、阿多諾和齊澤克都有相似代表作。

一

沒有語言，就沒有意識，沒有認識嗎？不論從人類歷史，還是從個人成長看，語言都不是意識和認識的前提。拉康所謂不是我在說，而是「語言在說」，錯誤——不論是掌握語言，還是被語言掌握，先要有掌握或被掌握的能力。沒有記憶、聯想和能指等意識因素，只憑語法（句法是語法的一種，和詞法構成語法），一個詞如何自動地必然指向或引出另一個詞？

理解1 1=2，最初必需意識，但有語言嗎？若把數字、計算符號，也視為語言，這仍須意識在先，先有理解這個算式的能力。而我碰到一個東西，雖然並不知道碰到了什麼，但我知道我碰到東西了，這就有認識了，這需要語言嗎？這是身體的感性直觀。

身體，是最初的象徵性（語言是一種象徵性，象徵性不一定是語言：我畫了一個東西，只有我能看懂，這是象徵性的，但不是語言），是元語言——我和他者，以此互相理解，而又有所不可理解。《存在與虛無》和《知覺現象學》，最先在哲學中專門探討「身體」，並作為自己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他們超越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拉康之處。

拉康認為，人成為主體，成為一個「正常人」，過程必然是：嬰兒渴望像胎兒那樣和母親融為一體的慾望，因父親的法則（倫理，或者說權力）阻卻，而被壓抑，最終無法滿足，產生了不可消除的「剩餘」——小他者(the other，其實就是objective a，翻譯為「對象a」)；於是不得不接受父親的規則，學會語言，進入象徵界(the Symbolic)。

問題是：嬰兒首先得分辨誰是母親，誰是父親，進而理解那些法則，就像理解語言一樣。嬰兒如何做到呢？只有通過身體。

身體，有先驗性，但和康德的「範疇」、維特根斯坦的「語法」不同（當然，二者的先驗屬性根本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主體與生俱來的內在普遍性，後者是社會生活的產物，源於「語言遊戲」），不是既定的先驗屬性，而是先驗結構：使用範疇或語法時，要清楚地認識到其如何應用，其出現在對象中——比如，我看到杯子，從杯子的輪廓，看出它的量是「一」；從杯子的形態，看出它的質是「杯子」。但是，使用身體時，身體是中介，意識對身體在兩方面是無意識的——

（一）我在看書，不需要在腦中出現我在用眼睛看書的情形，也不需要看到我在用眼睛看書，我就能看書；如果我去那樣想，那樣看，我就不能看書了。何況後者是不可能，所謂「眼睛不能自己看見它自己。」即使別人告訴我，或者錄像告訴我，我在用眼睛看書，但那裡的「眼睛」，是他人眼中的眼睛，是他們的對象，不是我用來看書時，作為感官的眼睛。我伸手拿杯子也一樣，只需看到杯子，就伸手去拿，這種能力嬰兒已有。如果要先找到手，然後看著手伸出，經過和杯子間的距離，拿到杯子，這應該是《知覺現象學》中那位被研究最多的病人。

（二）我專心看書，身體其他部位、感覺，似乎都消失了。即使我心不在焉地看書，也不可能時刻感覺到我身體每一個部位，每一個細胞，從而確信它們存在，我擁有它們，否則肯定比腦殘還嚴重。

所以，身體和意識不是認識關係，而是存在關係，不能用認識通達身體。正如我兩年前就說過的：「凡是被感知的，都不是我的。」

這種先驗結構，是有知覺的肉體。這不能還原為純粹意識：只有對象，才能被還原，但對象和意識之間有不可消除的距離，對象才得以顯現；而且，意識不能任意支配身體，反而總是受身體制約。這也不能還原為純粹無意識：還原，是人在用意識去還原，對象沒有完全脫離意識的影響；而且，這麼還原下去，身體的各部位，活體和屍體，甚至人和其他生物，在化學成分或物理形態上，有多少區別？一切都可以還原為同一本質，但這只是抽象上的同一。

這種先驗結構，並不決定某種存在者必然成為身體，而是一種必然存在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因實踐變成現實性，才形成身體：比如，以日常生活的眼光看，手就是手。可在嬰兒看來，手和物品的區別不是那麼明顯，於是嬰兒時常吃手、玩手；在盲人看來，手能摸懂盲文，替代了他的眼睛；在金庸小說中的歐陽鋒看來，手能倒立著走，替代了他的腳；在某些寂寞的人看來，手能滿足性慾，替代了他人。這說明什麼？生物學意義上的「手」，因為使用，有時是手，有時不是手。這難以接受嗎？顯得不科學？可生物學早已證明，手不是從來就有的、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靈長類動物進化的產物。這能接受嗎？科學嗎？

回扣前文。嬰兒正是通過身體，發現了和自己有相同結構的存在者，尤其從「臉」，分辨出父母。臉，是身體最特殊的象徵性，由此很容易理解一個人，也很容易誤解一個人（吳宇森導演的《變臉》表現得很好，齊澤克專門寫了影評）。而嬰兒的父母，要讓嬰兒理解語言，接受規則，必須通過嬰兒的身體，才能讓其理解——比如，父母認可嬰兒的表現，就喂嬰兒吃東西，或者愛撫嬰兒；若父母反對嬰兒的表現，就暫時不理嬰兒，甚至打嬰兒。這也表明，人是從切身的東西，從實踐，去了解世界，把自在存在（Self-Being，它包含現象界——就是科學和恩格斯所謂的「自然界」）中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出現在他面前；而不是像舊哲學和科學那樣，從某種恆常的、抽象的普遍性出發，預設好了一切。

而拉康認為，主體進入語言的象徵界後，無法回到胎兒在母體中那種「原樂」（弗洛伊德作為精神分析的鼻祖，當然也是這種觀點）。可他是怎麼知道的？難道他不在語言的象徵界中？原樂和拉康的真實界(the Real)一樣，把現象界（對拉康而言，是象徵界）的屬性，如「樂」，「真」，強加到脫離實踐的超驗領域，並認定是不可通達的，荒謬。從科學看來，胎兒在母體中也不是什麼原樂——胎兒在母體內就能活動，但受到母體空間的限制；如果胎兒沒什麼不滿，為何會踢母體？如果母體出現一些反常的狀態，胎兒踢得更猛烈。若是多胞胎，胎兒在母體內的鬥爭更是激烈：有的胎兒會去推、踢其他胎兒；有的胎兒因其他胎兒佔用母體資源，導致營養不足，甚至死亡，如雙胞胎輸血症候群。

二

石里克曾問維特根斯坦，現象學的陳述，是先天綜合判斷嗎？康德和胡塞爾的回答是肯定的。而維特根斯坦很好地反駁了——

我說，「我沒有胃疼」，這意味著我有胃疼的可能性。如果這個命題是先天綜合判斷，其否命題「我胃疼」，也應該是。而綜合判斷，之所以有意義，在於命題有對應的事實。

從句式看，「一個點不能是紅的，同時又是綠的」，也應該是先天綜合判斷。其否命題為「一個點可以是紅的，同時又是綠的」，但這是先天綜合判斷嗎？這既不是經驗事實，也不是心理事實——現實中找不到，意識上也想像不到。

當然，「一個點不能是紅的，同時又是綠的」和「方的圓」一樣，都是有意義的。它們作為命題，在語言上存在，所以有意義。維特根斯坦認為，只要使用，就有意義；但從根本上說，只要有意識，就有意義——意識總是對……的意識，如漁網撒出去，不管撈回什麼，對我都是一種收穫。即使是一場空，我仍收穫了經驗。日常生活中，人們時常說某些事，某些東西，是「無意義的」，那只是因為他們不需要，這其實也是一種意義。而「需要」，本是一個理性的產物嗎？就像《大話西遊之仙履奇緣》中，至尊寶和菩提老祖的爭論：「愛一個人需要嗎？」「不需要嗎？」「需要嗎？」……把需要作為出發點和歸宿的學科，如經濟學，某些心理學和社會學，卻自詡為「科學」，這有多科學？

我早說過，這是語言哲學貢獻，有助於破除主客二分的思維：如果世界中除了物質，就是意識，命題「方的圓」，是物質，還是意識？如前所述，現實中找不到，意識上也想像不到，所以都不是。這是「存在」的第三種形態——象徵性（符號）。

那樣的命題之所以不可能，如維特根斯坦所言，不是事實不可能，而是邏輯不可能。這裡的邏輯，就是語法。

維特根斯坦關於河床的比喻，應該這麼理解：河流（社會生活）形成了河床（語法），而河床形成後，又制約著河流。

問題是：維特根斯坦把「可能性」，詞語的「意義」，都當成了語法的規定。他認為，即使一個人從不離開他的房間，他也知道他可以離開，只要他理解「空間」這個詞的語法（意義）中蘊含著「延伸」這種規定。

我要問——

（一）「存在」這個詞的可能性，語法是如何規定的？而這種規定，本身不是一種「存在」嗎？正所謂「存在先於本質」，不可能先有一種非存在的規定性，才有存在——即不可能從一種不存在的東西中，一個純粹虛無中，產生一個存在的東西。

請看這個經典的心理學實驗中使用的圖：

你看到了什麼？有人看到了一個少女，有人看到了一個老婦，但沒有人能同時看到一個少女和一個老婦。（其實還可以看出一隻黑色羽毛的鳥。）這裡的可能性，是什麼語法決定的？按某些心理學的說法，年輕人容易看到少女，老人容易看到老婦，如果把語法擴大解釋為社會生活，這似乎勉強可以解釋。

可是，維特根斯坦自己用過的這個圖，如何解釋？

這是怎樣的社會生活，決定了有人看到兔子，有人看到鴨子，沒有人能同時看到鴨子和兔子？是因為有人喜歡兔子，或者討厭兔子，才看到兔子？

再看這個圖，和之前兩幅稍有不同：

為何正著看，都覺得是美女；倒過來，都覺得變醜了？這又是什麼語法，規定了其可能性？（這說明：可能性是身體的可能性。並不是這個圖本來有什麼問題，如眼睛、嘴唇和臉不協調，就像前兩幅圖一樣，這都是我們身體綜合產生的意義，認為這是一張人臉，認為對象應該怎樣。）

（二）若一個詞的可能性、意義，由語法規定，那麼：

1.若違反語法，就沒有應有的可能性、意義？

2.若遵守語法，就有應有的可能性、意義？

分析如下：

1.做愛時，被乾的人叫著「不要！」意思其實是「我要！」，正如日AV中的「雅蠛蝶」。一個否定詞，在語法上居然有肯定的含義？

魯迅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從語法看，這是病句：他說這話，不是批判自己，所以並非自指。但他不是中國人嗎？若在「中國人」前加上限定詞，就可以消除語病。但是，加什麼好呢？加上「除我之外的」，給人什麼感覺？就你魯迅是好人？那麼加上「某些」？這批判力明顯不夠，讀者會以為，批判的只是少數人，而自己不是那些人。原文雖是病句，也沒有指出準確的對象是誰，有多少人，卻是最恰當的表達。只要讀者通讀全文，就能理解這句話的所指。修辭上的誇張、借喻，表現手法上的諧音、藏頭句，大多如此。

如果不看語境，語言交流中的省略，很難說是符合語法的，但在語境中仍然是可理解的：

(1)我跟一個老闆說：「韭菜蝦仁。」雖然省略了主語和謂語，他也知道我要吃韭菜蝦仁餡的餃子，並且裡邊不僅是韭菜和蝦仁；也不會炒個韭菜蝦仁蓋飯給我，因為店裡從不賣。我跟你說：「早！」主、謂、賓都省了，難道你不知道我是跟你打招呼，說早上好嗎？又比如，我在垃圾桶里看到一個你家的花瓶，於是我撿回家。你我的行為，想對誰表達什麼意圖嗎？這裡沒有民法上的「意思表示」，這叫「意思實現」——你我不但沒有言詞交流，連眉目傳情都沒有，卻能從客觀事實，理解對方的行為。即使你只是暫時把花瓶放在那，或者不小心掉在那，只要有那樣的客觀事實，我撿花瓶的行為在法律上仍是合法的，因為動產明顯地處於垃圾中，應當認為你已經拋棄了花瓶的所有權。不過，如果花瓶中有隱藏的東西，比如一顆鑽石，不應認為你也已經拋棄了其所有權。

(2) 這怎麼有段空白？漏寫了一句話？這句話可能是什麼？空白之前的句子意思完整，也已結束，空白處沒有文字，當然也沒有語法。為何你會有疑問，會找下一句來看？因為空白處有可能性，而且對你已經產生了意義：你的疑問，你去找下一句看。

2.我用smart這個詞讚美某人，為何某人會覺得我是罵他「殺馬特」？我用回復某人「呵呵」，表示開心一笑，為何某人還是覺得我是在罵他？語法上我用錯了嗎？諷刺，沒有語法上的邏輯錯誤，卻被理解為和詞義相反的意思。「他提供要人相信的東西為的是不被人相信，他的肯定是為了否定而他的否定則是為了肯定，他確立了一個肯定的對象但是這對象只不過是它的虛無。」([法]薩特：《存在與虛無》，陳宣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78頁。)

我說「冷」，你也說「冷」，字面一致，語法一致，但我們的理解一致嗎？我覺得應該穿羽絨服了，於是也給你穿上，可你其實只想加一條秋褲。

再看《知覺現象學》中的一些病例：

(1)病人不能理解這樣的類比：「眼睛之於光線，如同耳朵之於聲音。」除非在他進行概念分析後，發現眼睛和耳朵都是感官，所以能產生某種相同的東西，他才能理解。他也不能理解「釘子的頭」，儘管他知道這是表示釘子的什麼部位。

(2)把鋼筆放在病人正好看不到筆扣的位置，讓他說出自己的認知過程。他先說看到的顏色，是黑色的；然後說出形狀，是棍子的形狀；最後，認為這可能是某種工具——有光澤，可能是有色玻璃。這時，讓他看到筆扣，他摸了一下上衣左上方的口袋說，這可能是一直鋼筆，應該別在這，能用來寫字。

(3)病人能對他面前的東西進行計算，卻不能想像數字。他用手指表示需要計算的東西時，能記住一系列數字，並能背下來。在他看來，兩個數字中，較大的數字是一系列數字中排在後的，就像1和0，1在0後邊（這例子貌似太有內涵了）。讓他計算5 4-4，他算了兩次，沒發現「特別之處」；向他說明後，他才知道，只「剩下」5。他也不能理解，一個數「一半的兩倍」是這個數的本身。

(4)有些病人，不能把顏色和給出的樣本進行顏色的比較和分類，但通過語言，能說出示範顏色的名稱，而後不看示範顏色，就能把名稱相同的樣本放在一起。用名稱表示顏色，病人可以分辨出各種顏色。

這些病人，能對符號（名稱、數字）進行分辨、記憶，能發現某些規則，能分析、聯想出符號可能的所指，甚至是正確的所指。他們依靠的正是語法。但他們為什麼還是「不正常」的？問題也不是他們缺失了康德所謂的範疇和圖式。

小結——

維特根斯坦也許會說，語法，包含了社會生活中變化的語境，語法像法律一樣，也有位階高低和範圍大小。

我會說，他在哪有這些詳細論述呢？雖然他承認，語言是社會生活產生的，但在其產生之前，人與人互相理解的可能性是什麼？條件又是什麼？

何況他和康德、胡塞爾一樣，從未證明他人的實存(existence，一般簡稱為「實存」；為便於理解，本文暫且不用簡稱)，雖然他企圖證明沒有「私人語言」，即不存在只有說話者自己知道所說意義的語言。但這和拉康一樣，只是承認了有他者存在，並沒有證明他者，尤其他人實存——他和拉康都用過字典的比喻，意思是一個詞不可能孤立存在，其意義由其他詞作為解釋來支撐。而這些詞互相解釋，聯繫，構造出一個開放的、無限的世界。

問題是：

（一）字典實際是封閉的、有限的物。

（二）詞語互相指涉，悖論的問題如何解釋？如一張卡，A面寫著「B面寫的話是真的」，B面寫著「A面寫的話是假的」。

（三）他和拉康一樣，墮入了《黑客帝國》中那種象徵性的羅網。象徵性，如命題「方的圓」，雖無實際所指，但不能完全脫離實存——這命題如果沒有承載物，如何存在？不論是紙上，屏幕上，還是我大腦中。連《黑客帝國》中龐雜的象徵性羅網（電子程序），也需要實存的人，用實存的機器來操控，就像電影中的世界是象徵性，但電影需要實存的屏幕才能顯現。

（四）他沒有證偽「私人語言」，《存在與虛無》第三卷、拉康的小他者理論，都有很好的反駁，連中國都有句老話「言有盡而意無窮」，西方也有「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在《哲學本體論研究》中探討身體的部分，也有詳述。又比如消亡的文明留下的文字，即使量很多，而且連貫，能看出其中一些規則，但考古學家仍不能讀懂。這不僅是經驗的局限性，也是邏輯的局限性——當時的人可以把杯子稱為A，說「杯子是A」，但反過來能說「A是杯子」嗎？如今考古學家看那些文字，就像看A。A可以用來指各種東西，如何確定當時的人想用A來指什麼？所以，拉康認為能指和所指不是對應的，後文將進一步探討。而維特根斯坦自己也證明過，「紅」是可能消失的：沒有紅色的物體，也沒有了對紅的感知，「紅」的意義就消失了，「紅」當然就不存在了。如果只留下「紅」這個字和相應的語法，如今的人能理解「紅」的本意嗎？這個詞已從公共語言，退變成私人語言。

誠然，拉康認為主體並非實存的，所以他將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變成了「我思故我不在」，但主體在拉康的想像界(the Imaginary)和象徵界中仍然存在。尤其是他自相矛盾之處，他所謂的小他者——這其實肯定了主體性，主體有大他者(the Other)不可理解、不可交流、不可通達之處。然而，在維特根斯坦後期的語言哲學中，主體消散在語言遊戲中，蕩然無存。

（五）語言，乃至一切規則，如何產生和改變？拉康認為，這是大他者的權力，個體從生到死，受其支配。這觀點雖然揭露了統治者始終操控著個體，個體卻渾然不知；卻悲觀地認為不可改變。這是統治者喜聞樂見的。而這是錯誤的：沒有個體，如何組成一個包含個體的大他者？既然包含個體，個體必然對其有所影響，必然有可能改變整體——比如，一個癌細胞，可以擴散到全身。拉康和唯心主義、傳統唯物主義一樣，把先驗的規定性，當成了絕對的優越性。

《存在與虛無》第三卷，雖然也認為，我最終不能給自在存在添加或減少什麼，就像能量守恆定律，我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人，消除我和自在存在、他人之間的矛盾，所謂「他人即是地獄」；但我只要行動，必然有所改變（其實，我死了，他人利用我的意義，仍可以繼續改變），必然有意義。

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規則在語言遊戲中產生和改變。這意味著，個體間是平等的、自由的，所以像遊戲——大家自願參加或退出，共同制定和遵守規則，否則遊戲無法玩下去。哈貝馬斯受其影響，也是這種觀點。這也是統治者喜聞樂見的。但是，社會生活是這樣的遊戲嗎？他自己也承認，語言對個體而言，是先驗的規則，要改變它，首先不得不遵守它。既然這樣，個體間的平等和自由，能像玩遊戲那樣嗎？

三

能指和所指，是索緒爾在語言學上提出的。他的觀點和日常生活的觀點一樣，認為能指和所指是對應的：一個詞，必然對應一個物。拉康則認為，不是對應的，能指總是大於所指，二者間有不可消除的隔閡。因此，必然有無法滿足的慾望，產生不可消除的剩餘——小他者。他把這種關係寫作S/s，大寫的S是能指，小寫的s是所指。其實，如前所述命題「方的圓」，也已證明，能指和所指不是對應的。《存在與虛無》中，也早有類似拉康的觀點，如前所述意識和對象間不可消除的距離。

問題是：能指可以完全脫離所指，脫離實存嗎？若從語言根本上說，拉康的回答是肯定的，維特根斯坦則相反。但從具體的詞看，他們似乎都認為是可以的——比如，我說「紅」，不需要想到紅色的東西，更不需要眼前出現紅色的東西，就能理解「紅」的意義。但《知覺現象學》中證明了，說這個詞，身體上多少會有些相關的反應。如前所述，不是純粹的意識在理解語言，而是身體在理解。縱使人人都有康德的知性範疇和想像力，盲人如何想像出「紅」，沒有痛覺的孩子如何理解「痛」？這就是為什麼生動的文字，能讓人身臨其境，而晦澀、冗長的文字讓人不忍卒讀，甚至昏昏欲睡。

能指結束之處，就是意義實現之處，拉康稱為「錨定」。他認為，能指受到大他者的阻卻，才有了「錨定」。正如嬰兒企圖和母親融為一體的慾望，被父親的規則阻卻，嬰兒獲得了意義。

《存在與虛無》中的意向性，也證明了意義是我的意識指向，不是我存在產生的結果——正如光線遇到了阻礙，反射回來，才能顯出一個對象；同時，眼睛或鏡面，本身也一種不透明性，才能成像，否則反射回來的光線就穿過了它們。若完全穿透，即完全的透明性，這意味著虛無，還可能有認識、感覺嗎？虛無能被認識、感覺嗎？這也證明，我和他人、實存之間，必然互相有所理解、交流和通達，而這恰恰因為它們之間有不透明性，所以必然互相有不可理解、不可交流、不可通達之處，我稱之為「不可入性」。

從上一段分析中，可以看出，「錨定」的原因並不只是大他者的阻卻，那只是其外在條件。內在條件，在其身體——中國古代的詩，為何從三言、四言、五言，最後發展到七言，之後卻沒有發展到十幾言？這是大他者的規定嗎？你用日常生活的音量和語速，一口氣讀一句話，就知道為何。日常生活狀態下，一口氣讀超過七個字，身體就不舒服了。標點符號的產生，也和日常生活狀態下，一口氣能說的字數有關，而非大他者的規定。

哲思學意近期將邀請吳冠軍老師開講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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