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篇  聃、儋、李耳、老萊子  究竟誰是真正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  道、德、無為、至德世  求索

第四十四篇 聃、儋、李耳、老萊子究竟誰是真正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

道、德、無為、至德世 求索何人是為撰著老子五千言「真相」

前面辨析說過南宋時期羅泌搜集到的《丹台經》，實質乃是戰國、秦、漢時期「道家—黃老」學派所流傳下來的是為三《墳》中的泰皇之《墳》里的有關記述，可知應該是有著很高的是為我們中華上古時期先民們之史料意義。其實，春秋戰國時期的君主、卿、大夫，或者高級史官們，凡是能夠研讀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禹本紀》等等史料文籍的人們，都是能夠知曉「天皇—五龍紀、攝提紀—連通紀—禪通紀—流訖紀」；「地皇—合洛紀—序命紀—禪通紀—流訖紀」；「泰皇—九頭紀—脩飛紀—因提紀—禪通紀—流訖紀」，等等所包括的這些10個「紀」裡面很多的「氏」們，還有如太昊、太皞、炎（帝）、蚩尤、黃（帝）、少昊、少皞、顓頊、嚳、堯、舜、禹，等等，他們的歷史面貌情況。

要特彆強調說明的是：筆者前面說的天皇、地皇、泰皇、五龍氏、燧人氏、合洛氏、九頭氏，等等，都是為「胞族」組織；他們是由有著共同血緣的「氏族」組成；虙犧氏、女媧氏、炮犧氏、先嗇、司嗇、厲山氏、烈山氏、神農氏、巨靈氏、渾沌氏、大巢氏、有巢氏、赫胥氏、昊英氏，等等，都是為「部落」組織；太昊、少昊、炎（帝）、蚩尤、黃（帝）、太皞、少皞、顓頊、嚳、堯、舜，等等，都是為「部落聯盟」組織；以及進步入酋邦社會歷史階段之後，氏族分裂成為「家庭」；氏族演繹成為「家族」；胞族演繹成為「宗族」；部落演繹成為「部族」；部落聯盟演繹成為「酋邦」；（見隨附《從越國追索夏代、有夏氏、禹、酋邦社會、專制王朝、中華文明等的起源及歷史真相》里的辨析說明）這些都只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對美洲印第安人社會情況詳細調查和理論闡述之後，我們現在才能夠形成產生出來的認知。然而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是不可能產生有我們現在的這種所謂「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家族」、「宗族」、「部族」、「酋邦」，等等的認識和觀念。

但是春秋、戰國以及其之前時期，凡是研讀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禹本紀》等等史料文籍的無論是王、國君、卿、大夫，還是高級史官們，在當時都會是完全清楚地知曉：所謂的三皇，皇就是「啟始的首領」（詳細見第12篇里辨析說明），所謂的「有天皇氏，十二頭。……兄弟十二人」；「地皇，十一頭。……姓十一人」；「泰（原文人字是泰之訛）皇，九頭。……兄弟九人，分長九群（原文州字是「群」之誤訛）」。就是天皇是為12個「群伙」的12個頭領所構成的「人群」，並且「群伙」之間都是有著共同的血緣關係。地皇則是為11個「群伙」的11個頭領所構成的「人群」，並且「群伙」之間也都是有著共同的血緣關係。泰皇也是為9個「群伙」的9個頭領所構成的「人群」，並且「群伙」之間同樣都是有著共同的血緣關係。

至於虙犧氏、女媧氏、厲山氏、神農氏、巨靈氏、渾沌氏、大巢氏、有巢氏，等等，等等，他們也都同樣是為是由若干個「群伙」所組合成為的「人群」，只不過是其中有些「群伙」之間是存在有著共同的血緣關係，而有些的「群伙」之間卻是沒有共同的血緣關係。再者，太昊、少昊、炎（帝）、蚩尤、黃（帝）、太皞、少皞、顓頊、嚳、堯、舜，等等，他們即是為各自都是由許多個的這種的「人群」，進而組織形成為的「人群群體」。

另外，當時也還沒有準確的「曆法」和「記年」，所謂十紀的「紀」，只是表達為某一個的「時間階段」。而「十紀」的本身，則是為「天皇—太昊」、「地皇—炎（帝）」、「泰皇—黃（帝）」三個系列譜系融合在了一起。在早、中時期，他們各自都只是獨立的系列譜系人群。到晚期時候，就是禪通紀和流訖紀的時期，他們互相之間才產生有了交往貫通，即是互相之間彼此說及提到。禪通紀之所以稱之為「禪通」紀，禪，就是人們普遍已經有了對於「英雄」人物的祭奠、祭祀；通，則是為三個系列譜系人群群體之間已經有了接觸通融。

再說，我國道家學派所稱說的「有太始—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所謂「混沌為太始」；「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初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實質指的就是我們中華上古時代三皇與十紀時期的先民們，從原本是為「愚昧無知」的白痴人群狀態，發展進步達到對於身邊自然界的「物」和「事」產生有了本質性的認識知悉，這一完整的過程是被劃分成為4個「有太始—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的歷史階段時期。並且這4個歷史階段時期的整個過程，正好與「三皇——十紀」的時期之間完全吻合。實質也就是考古學稱之的整箇舊石器時代晚期時期。（詳細見前面第13第14、第15篇里的辨析說明）

應該說司馬遷的時候，「道家—黃老」學派著說的書籍還是有許多的，司馬遷多會閱讀之。可是由於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司馬遷身為太史令，自然是不敢悖逆漢武帝的這一觀點和政治決策。故而司馬遷對於「道家—黃老」學派的著說，也是認為荒誕不經，不能相信。其實何止是司馬遷，更早在2500年之前前後的孔子，就對於傳說史話里記述的三皇時期先民們都只是一群一群「白痴」的人們，深深感覺到迷惑不解，難以相信認可。正如《莊子·天地》里說：「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而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這件事情是記載於道家學派《莊子》的書里，應該是確有其事不假。只不過人們會感覺到這個澆圃畦的人，實在是太愚傻，為什麼明明知曉「桔槔」省力，卻不使用？而是抱著陶瓮下到深井下面裝滿水，一趟一趟地往返澆圃畦？這個話題暫且不談論，以後專篇辨析。子貢回到魯國後，將這一事情告知老師孔子。孔子便對子貢說：那位澆圃畦者，乃是一個崇尚、追求混沌氏時代精神的人。你只是看見到了他的一個方面，而沒有能夠知曉他的另一個方面。他是刻求、注重自己內心的精神意識修養，卻是不在乎自己的外錶行為活動是怎樣。他，明曉事物，通達至於事物的本質。崇尚無為，希望求得恢復世界的樸素本質。體現出事物的原本屬性，以能夠達到「神聖」的境界。雖然他們也只是生活在世間，平凡地像普通的人們一樣地過著日子。你，會是因為這樣的情況現象，而感覺到十分驚訝、奇怪吧？況且有關於渾沌氏時代的具體情況面貌，我和你，又怎麼能夠知曉其究竟是為什麼樣的情形呢？！

包括孔子、司馬遷在內的這樣大學問家，歷史巨匠，會對我們中華古文籍里記說的上古時期是為「混沌」的歷史面貌，產生疑慮而不敢相信是為史實，應該是屬於「很正常」的事情。他們不能，更是不願意相信我們人類傳說史話里最早時期先祖們，竟然都會是為「白痴」的人群們，完全合理，無可指責。已如筆者在隨附的《致對「人類起源；中華文明起源；三皇、十紀、五帝、虞、夏、商、周傳說史話；氏族社會；酋邦社會；專制王朝」等話題感興趣朋友們》「續三」、「續四」、「續五」等裡面提及過，關鍵的問題是在於：孔子沒有能夠系統完整地研讀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禹本紀》，等等的史料文籍，孔子的學識主要是他從老子聃那裡獲得到饋贈的3330篇更新換代下來的零散的文篇。所以孔子只能夠是零散地知曉一些上古的傳說史話。而司馬遷雖然身為西漢王朝太史令，但是皇家早已經沒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及《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等等的史料書籍。《禹本紀》又是民間的獻書，缺乏皇家傳承藏書具有的史料權威性，故而司馬遷對於道家學派流傳的大量上古史話，認為荒誕不經而不敢相信是為「信史」。

相對之下，主要是由高級「史官」為核心主導的道家學派，情況就截然不同了。他們以自己所具有和堅持的職守職責，會是堅定不移地確信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禹本紀》，以及《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等等的書籍里所記載的事情，都是完全真實，毫無虛假。並且他們還知道，早在攝提紀、連通紀、序命紀、脩飛紀、因提紀，等等時期的人群們，就已經有了「結繩記事」，到了禪通紀和流訖紀時期，各個「人群群體」都已經是將結繩記事使用於政務和外交之中，稱為「結繩之政」。就是摩爾根《古代社會》里記述的北美易洛魁人聯盟所使用的「貝珠帶」。我們中華上古時期的各個人群群體們，正是存在有著類同易洛魁人聯盟的代代相傳承的「貝珠帶守護者」們，延續不斷地記錄、保存、流傳下來了許許多多的上古時期的傳說史話。到了「文字」被發明出來後，被整理成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禹本紀》，以及其他許多的部族國家們的零星史話史料。所以他們對於三《墳》里記載的三皇時期是為「白痴」的人群們，對於「十紀」是經歷為「有太始、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的4個階段時期，認定就是歷史事實，而不假。

司馬遷不敢相信道家學派的傳言，因而在《史記》里是以儒家學派大師戴德搜集整理著說的《大戴禮記·五帝德》為核心主導，而撰作「五帝本紀」篇，從而將我們中華歷史源頭定格在「神農氏—炎帝—黃帝」，即我們中華是為「炎黃子孫」說的來源。唐代司馬貞以搜集到的《春秋緯》、《三五歷》、《帝王世紀》等文籍，撰《補史記·三皇本紀》，雖然說及到了三皇和十紀，卻是由於內容過於貧乏稀少，特別是為儒家經典不認同，因而為歷來的史家學者們難以相信其能夠是為我們中華上古時期真實歷史情況的記載記述。儘管南宋羅泌以搜集到的《丹台經》，為主而撰著《路史》，然而《路史》名稱本身的涵義，就成為是道聽途說之不能夠確信的閑言雜語。對於這些，筆者則是依據考古學向我們展示的人類不僅是由靈長類的「森林古猿」進化演繹形成產生出來，而且我們人類的早期生活狀態，實際是與其它的動物們完全一樣。而發現確認：為司馬遷2000年之前不敢相信的三皇是為「白痴」人群之所謂混沌時期，卻正是傳說史話里的我們人類最初時期「意識觀念、思維水平、精神面貌、生活狀態、知識文化、社會結構」等等情況的真實記錄記述。並且進而將這種人類「混沌」歷史時期，界定在我們人類「弓箭」發現發明出來以前的時期，即為考古中最早「石」被發現以前時期，也就是為考古學家們稱之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早階段。

為了更好地認識我國「道家—黃老」學派流傳下來的文籍里，確實是具有很好的「史話史料」價值，有必要簡略了解一下「道家」學派的形成與歷史背景。

據《周禮》里的記載，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部門或每一個崗位，都會是存在有著「史」職人員，他們的職責即是將其崗位所發生的事情情況，現場記錄下來。然而正如《說文解字·序》里所說，這類只是擔任一般記事工作的普通「史」職務者，只是考核能夠全部地知曉、掌握9000個「籀文」各自具有的完整涵義，就合格了。可是那些跟隨在王、國君、卿、大夫的身邊，專門負責記錄王、國君、卿、大夫他們的「言行」，以及擔任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守藏室之史，等的高級「史官」，他們不僅多是出身於富裕的卿、大夫家庭，有的亦是為「世襲」的史官家族。所以他們不但在青少年時期會是「文化」、「文字」學習成績優秀，有著充足的時間閱讀書籍，還有機會和條件研讀他們的「主人」所收藏、擁有的三《墳》、五《典》、八《索》、《丘》、《禹本紀》、《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以及有關的史料文籍。《漢書·藝文志》里說的「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指的主要就是他們這些人員，他們才是我國道家學派的主體與核心人物。

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里說：「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筆者發現認為，司馬遷的這些記述，當是存在有著誤錯和淆混。「聃」、「李耳」、「老萊子」、「太史儋」，原本應該是為4個人，司馬遷是將他們4個人的事情淆混成為了「老子」一者。理由很明顯，2500多年以前當時各個國家，都是行政管理與經濟完全獨立自主。所以說東周王絕對不可能任用當時是為楚國的苦縣，即今豫東鹿邑縣之東所出生的楚國人平民李耳，到洛陽擔任東周王的「守藏室之史」職務。再說，象這種保管王的所有「檔案」、「史料」、「文獻」、「典籍」之重要職務的高級史官，必然並且必須是為東周王的遠房宗親，是為高級別的貴族，而且多是為代代相傳承的「世襲」家族，是根生土長世世代代居住在東周都城洛陽的世襲「大夫」之家族。所以說，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李氏名耳者，以及老萊子，都不是所謂「老子」。甚至連太史儋，也不可能是為「老子」。其中只有孔子親自到洛陽向之拜訪、請教、求取簡策的東周王「守藏室之史」聃者，才能夠是為真正的「老子」。

再者，作為我國道家學派創始人，必然要擁有極其淵博的學識，非常精通熟知歷史，他的文化歷史知識在當時應該是天下一流水平。而這樣的人員，也只有身為東周王的「守藏室之史」職司職務者，才會是比較適合，才能夠作為職務之便，有條件與時間研讀為東周王所收藏的當是全天下最為豐富完整全面的「檔案」、「史料」、「文獻」、「典籍」，而且其職務本身也是必須要熟知所收藏的全部史料文籍內容。所以筆者認為只有「聃」，才能夠獲得、擁有作為道家學派創始人所必須具備的淵博學識，道家學派創始人的「老子」，非「聃」莫屬。另外，從古文籍中保存流傳下來的「聃」與孔子以及與子貢之間的說話，也正是證明了這一點，「聃」的的確確是一個學識最為淵博之人。當時東周王對自己領地之內的統治還是很穩固，身為「守藏室之史」這一職務，是既清閑，又富學識，地位也高。據《周禮》，周王屬下大宗伯爵位是卿；大史爵位應該是上大夫；守藏室之史爵位應該是中大夫。並且「聃」是絕對不可能「見周之衰，乃遂去」。他雖然是最早提出了「樸素、淡泊、清虛、無為」的思想理念，卻是只有一般性的講述，並沒有作出系統化的理論性「闡述」文章。

「見周之衰，乃遂去」者，應該是「見秦獻公」的太史儋，他比「聃」晚一百多年，此時東周王衰落得已經不如一個強國君主，太史儋見此情景內心悲痛，卻無可奈何，因而也崇尚老子聃的「樸素、淡泊、清虛、無為」思想觀念。在他去秦國出函谷關時，關尹喜因為也是信仰、崇尚老子聃的「樸素、淡泊、清虛、無為」思想觀念，但是他的文化知識水平不足，故而得便乘此機會強烈懇請太史儋能夠對「老子聃」思想理念作以系統化的理論性「闡述」。於是太史儋撰著《老子五千言》，給予喜，爾後流傳於民間。可以說只有並且必須是如東周王的「太史」這樣職務、身份、學識、經歷的人儋，才得以寫出《老子五千言》這種傳世千秋不朽之極品文獻。其他如李耳、老萊子，是寫不出這樣義理深奧的文獻。

當時正是「兼并」日益嚴重，許多被滅亡了的國君、卿、大夫原本屬下的高級「史官」們，因為淪落而不斷加入，他們蔑視戰亂、掠奪、兼并、強權，喜好、想往、崇尚、追求老子聃所倡導的「樸素、淡泊、清虛、無為」，從而形成為了「道家」學派。到漢代之後，許多事情都被託名於黃帝，而稱之為「黃老」學派。依據《漢書·藝文志》里記載，除了道家流傳有37家993篇文籍，其他許多流派也都流傳有著與黃帝有關的文籍。包括諸如容成子、泰一、蚩尤、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等等，都是與黃帝有著關聯。

總之，今傳的《道德經》、《管子》、《文子》、《關尹子》、《莊子》、《列子》，等等，只是《漢書·藝文志》提及道家學派的文籍中之倖存者。再說《漢書·藝文志》記述的也只是劉向等人「校書」之後的篇目名稱。此前從老子聃到東漢晚期「道教」的形成產生約600餘年時間裡，道家學派流傳的書籍，以及「道家—黃老」學派學士人員，必然是比《漢書·藝文志》里的記述，要多得許多許多。只是其中的絕大部分，早已經是佚亡失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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