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答徐懋庸>信的另類解讀

魯迅<答徐懋庸>信的另類解讀 2010-10-01 22:52閱讀： 魯迅《答徐懋庸》信的另類解讀張夢陽魯迅晚年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以下簡稱《答徐懋庸》信)，多少年來一直是牽涉面最廣最深的一大爭論焦點。出現的文章很多，觀點也各種各樣，這裡，我無意從政治上論其是非，只是嘗試從深層心理學的角度對魯迅當時的心境和由於他天才的敏感而發現的一些問題，做一下另類解讀。一、 魯迅深層的「抗拒為奴」心理魯迅終其一生的深層心理情結是什麼？我認為就是「抗拒為奴」。魯迅少年時代由於祖父科場案，家道中落，曾被人譏為「乞食者」，在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途路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使他自小就形成了倔犟不屈、不甘被人奴役的「硬骨頭」性格。到日本留學時期，更是不甘做亡國奴，要改變國人的精神，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做「精神界之戰士」。自此一生，始終如一地反對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奴役」，愈到晚年，「抗拒為奴」的心理情結愈是強烈，愈是對奴隸和奴隸主高度敏感，對人與人之間的奴役關係愈是憎惡。魯迅晚年的日本學生增田涉在回憶錄《魯迅的印象》中說過：讀魯迅的著作，和在他的正常談話里，常常出現「奴隸」這個詞。魯迅對於本國人民再三地說「奴隸」寫「奴隸」，我體會到那是多麼切實的帶著實體的語言。我知道了魯迅所說的「奴隸」、「奴隸」，是包藏著中國本身從異民族的專制封建社會求解放在內的詛咒，同時又包藏著從半殖民地的強大外國勢力壓迫下求解放在內的、二重三重的詛咒。所謂主人與「奴隸」，不是對立的兩個概念，這一現實是經常在他的生存中，經常在鼓動他的熱情，纏住他的一切思考。這一點，我們必須切實知道。因而我們知道他對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隸地位的自覺，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覺相聯結的，同時也知道正這兒就有著決定他的生涯的根據。為著了解魯迅，我們必須知道在這種環境里生長的他，和有了那樣的自覺之後才開始他對人類的認識。要不然，他的一切語言，就會有隻被當作空洞的聲音的危險。於事者迷，旁觀者清。增田涉的這一感受，比中國的許多魯迅研究學者深刻得多！日本魯迅學家很早就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竹內好，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把魯迅精神本質概括為「抗拒為奴」。60年代，伊藤虎丸又由「個」的思想出發，進一步發展了竹內好「抗拒為奴」的觀念，把「真的人」與奴隸和奴隸主嚴格區別開來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由此對魯迅也有了深刻、中肯的評析。認為魯迅正是從「真的人」出發，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要「立人」，首先是以個的自立、國民的「人各有己」，即國民主體性的確立為前提的。魯迅是留日時期從尼采那裡汲取「個的自覺」這一歐洲近代思想的核心的。他認識到人只有通過「回心」和「反省」、「看見自己」，才可能「自己成為自己」，達到「個的自覺」。20世紀以來，整個人類就是在「抗拒為奴」的精神解放運動中走過來的。正是在這一點上，竹內好與日本魯迅學界感應在一起，中國魯迅學界經過一個時期的曲折後，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也日益感到了「抗拒為奴」、實現精神獨立的迫切性。正是因為如此，竹內好對日本後來的魯迅研究產生了那樣大的影響，半個多世紀以後，又受到中國魯迅學界乃至思想界高度的注意，也得到了韓國魯研界的呼應。中、日、韓三國魯迅學界所構成的「東亞魯迅」，是以冷靜、深刻、理性的「抗拒為奴」的抵抗為根基的。這種抵抗既是針對身處的具體社會歷史環境中的奴役現象的，又是對自身奴性的抗拒。「抗拒為奴」，爭取「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獨立」，這是魯迅精神的本質，是多少年來魯迅學家們從人類整體發展進程出發所作出的普世性的共識，也是從「人學」的視角認識魯迅所獲得的真知。二、無階級社會的反主奴理想使魯迅加入「左聯」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魯迅加入「左聯」並成為盟主呢？原因很多。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魯迅「抗拒為奴」的心理情結與對「無階級社會」的真誠嚮往。魯迅在1925年寫的《燈下漫筆》中把中國的歷史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提出「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1932年在《二心集·序言》中說：「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1934年在《答國際文學社問》中說：「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魯迅的反主奴情結和對「無階級社會」的真誠嚮往，於字裡行間披露無餘。而「左聯」正是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其實就是魯迅一直嚮往的「無階級社會」，按照共產主義理論，是由無產階級革命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魯迅的思想與「左聯」從根本上達成了契合。因而，魯迅加入「左聯」並因其文學實績和地位、聲望成為盟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三、 在「左聯」反遇到了新奴隸主魯迅對「無階級社會」的嚮往，是極其真誠的。其真誠程度遠遠超過了許多名義上的共產黨員。然而，在這以剷除主奴關係、建立「無階級社會」為目標、應該最為平等、最沒有奴役和壓迫、既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組織里，竟然遇到了比奴隸主還奴隸主的「文壇皇帝」，「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使「個人被當作用具」，就令他寒心不已了。愈是對「無階級社會」嚮往真誠，對主奴關係憎惡深切，就愈是對這種新奴隸主反感之極，用魯迅《答<戲>周刊編者信》中的話說，就是「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真誠地追求民主、自由，渴望剷除不平等的主奴關係，但卻腹背受擊，只能「橫站」----魯迅的靈魂真是痛苦之極，不愧是20世紀中國最痛苦的靈魂----苦魂。正是由於這種緣故，所以魯迅對當時「左聯」的實際領導人周揚等產生了極大的憎惡。晚年與這類新奴隸主決一死斗，《答徐懋庸》信恰恰是這一死斗的結果。要理解《答徐懋庸》信的深意，我覺得，必須從這種深層心理進行解讀。四、對新奴隸主的刻畫入木三分《答徐懋庸》信對新奴隸主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畫。我覺得，這是魯迅晚年給「人學」做出的最為重要的貢獻，比以前刻畫的「叭兒狗」、「乏走狗」、「癩皮狗」、「凶獸樣的羊，羊樣的凶獸」以及「二丑」、「阿金」等類型形象還要深刻得多！這種新奴隸主，魯迅稱之為「文壇皇帝」、「元帥」等等，概括起來看，主要具有以下特徵：一、「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二、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三、「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四、「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五、兩面派：這一點，在魯迅1935年9月12日給胡風的信中刻畫得更為活靈活現：「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　六、「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還可以概括一些，但主要是以上六條。魯迅在《答徐懋庸》信中還有一語足以概括新奴隸主的本質----「借革命以營私」。這一語不僅概括了當時新奴隸主的本質，也一針見血地指明了以後所有貪官和特權者的「真諦」，就是打著「革命」、「共產」等等各種各樣冠冕堂皇的旗號，去「經營」自己的私利，置大眾的利益於不顧，凡不利於他們「營私」的力量一律格殺，有利於「營私」手段則不分青紅皂白、三教九流一概擇取。「營私」至極，傷人甚重，還要標榜自己「偉大」、「輝煌」、「永遠正確」！魯迅真深刻之極！結語：魯迅不幸而言中，以後的歷史恰恰是新奴隸主在不斷地殘酷做虐。魯迅不是神。但他對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奴役」的確有著超人的敏感，對歷史確有著深刻的洞見。他不幸而言中，以後的歷史恰恰是這種新奴隸主在不斷地殘酷做虐。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上世紀後半葉以來的歷次「運動」：肅反----把胡風等魯迅周邊的人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予以殘酷的迫害；反右----把馮雪峰、丁玲等曾經與魯迅過從甚密的左翼作家打成右派，使這些文化精英成為「人下人」；反右傾----連中國共產黨內的彭德懷等功臣名將也統統打入另冊；「文革」----連劉少奇等黨的領袖以及曾經被魯迅稱為「文壇皇帝」、「元帥」的周揚也一起連鍋端了。其手段與魯迅當年概括的新奴隸主何其相似乃爾！歷史喜歡捉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那些滿懷民主嚮往和美好理想的人們，為了民主、自由、剷除人奴役人的不平等關係，走進左翼營壘並為之真誠奮鬥的時候，卻遭到自己營壘中人的無情打擊、殘酷迫害，又該是何種心情？魯迅1935年4月23日在致蕭軍蕭紅信中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把這種心境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來了。當時，他只能跟蕭軍、蕭紅這些年輕人，直抒胸臆，對自己的所謂同志則無話可說。而胡風等人，在遭遇到比當年殘酷得不知多少倍的鎮壓之後，其心情恐怕比魯迅還要悲憤、抑鬱吧？這對於深諳歷史的魯迅來說，是早有思想準備的，他一向對所謂「黃金世界」持懷疑的態度。早在1925年3月18日給許廣平的信中就說道：「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從不相信所謂「黃金世界」的預約。30年代，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又告誡年輕的左翼作家們要明白「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對革命成功後的情況做了最壞的準備，一再嘲笑海涅所說的「上帝請他吃糖果」的神話，認為「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甚至會如《「醉眼」中的朦朧》里所說：「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據馮雪峰迴憶，魯迅看到毛澤東的《西江月·井岡山》後，說有「山大王」氣，像《水滸傳》里佔山為王的寨主，調侃式地質問馮雪峰：「你們打來以後，會首先殺我吧？」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科學、教育、藝術和工商界人士。席間羅稷南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活著，他會怎麼樣？」毛的回答語驚四座：「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不說。」從魯、毛兩人各自的言談與心理體味，不難看出魯迅如果活著結局會如何，魯迅對此也是有預感並有思想準備的。而對胡風等天真的人們來說，則是毫無防備的。胡風一直認為自己是忠於毛澤東的，他建國之日滿腔熱情地寫作長詩《時間開始了》歌頌新中國，又給中央上《三十萬言書》進「忠言」。據說在四川監獄裡時，還不斷面朝北京向最高領袖表忠心，對自己竟然遭到如此不講起碼法律和道德的迫害，百思不得其解。胡風逝世後，與他最親密的「胡風分子」們聚會時對此作過深刻的反省。他們所遇到的，真如魯迅所言，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僅憑應該自由來往的通信，就定人以「反革命集團」等「重得可怕」的罪名，以至於投入監獄，判個無期徒刑，甚至把人活活整死，果真是無法無天，一星半點兒的法律、道德都不講了！遭到這麼突然的襲擊後，「胡風分子」們的心情之凄涼，之寒徹入骨，是難以想像的！我們從中可以得到哪些教訓，引起哪些反思呢？例如「無階級社會」固然好，但是能夠實現嗎？究竟通過怎樣的道路才能使社會更為合理？怎樣防止新奴隸主的產生？產生後，應該運用怎樣的制度和方法加以限制，及時清除？怎樣才能真正實行民主？什麼方法更為科學？人類怎樣才能掙脫主奴關係，實現「人」的自覺，成為既不做奴隸也不當奴隸主的「真的人」，爭取魯迅所說的「第三樣時代」的到來？……等等。等等。都耐人尋味……

分享

3 N同時轉發到微博 發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