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改革應該進入一號文件

「政治體制改革應該進入一號文件」——專訪原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呂日周本刊記者 王平 黃鐘 採訪手記：呂日周，這個名字對於許多關注中國改革的人來說，可能都不陌生。稍稍查閱一下資料，就會發現這個「夾雜著一些傳奇和悲壯色彩的改革者」有很多精彩的總結。他是一個實踐者，一個無論身處何地都不會沉寂的實踐者；他是一個思考者，一個無論身在何位都不會迷失的思考者。雖然呂日周已經退休了，可是他更忙了，忙於為改革奔走吶喊四處奔走，忙於為其他的改革者鼓勁助威……是體制出了問題 記者：作為中國近幾十年政治經濟發展和變革的直接參与者和觀察者，您認為中國的官場文化在這二、三十年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其與中國政治制度變遷之間有什麼相互關係？ 呂日周（呂）：三十年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中國的官場文化仍然還遺留著封建官場文化的影響，為此，權力過分集中的舊體制必須進一步改革。 在戰爭年代，我們黨的生活制度、工作制度和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由於戰爭的殘酷，集中的意見關係到每個人的生死安危，也對能力弱的決策者有很強的淘汰機制，所以戰爭的環境中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具體體制有其特定時期的合理性。 但是在建國後，我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我們要繼續而且必須堅持上述的組織原則，客觀上有了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去對以往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形式和實現方式即體制方面進行修正，這是因為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它逼條件轉變為自逼條件後，必須擴大黨內民主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標準來保證這一制度的正確實施。但遺憾的是，我們在這方面的進步不盡如人意。在地、市、縣級的領導班子中理解為班子成員民主加一把手集中等於民主集中制的人不在少數，這對我們的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一個障礙，並且會越來越突出。 民主的本意就是每個人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最後加起來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民主是由利益決定的，而不是文化水平決定的。 我們有很好的政治制度，有好的理論、好的目標、好的方向，但關鍵是，要實踐這些目標就要靠體制，這是目前從理論到實踐之間的癥結點。我們既不能用制度的優越性，掩蓋體制的問題，也不能因為體制的問題而否定製度的優越。我們一般都是把幹部制度和幹部體制混為一談，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目標應該是如何解決幹部體制問題，只有解決好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政治體制改革關鍵的難題。 記者：對一般民眾而言，我國的官場運作，無論是升遷還是調任等，都是封閉性非常強的。這種封閉運行會對官員的行為產生什麼影響？ 呂：在這個封閉式的官場中，由於民主程度不夠，以及權力來自上級領導，因此導致幹部表面上是對人民負責多，實際上是對上級單位和上級領導負責的成份多，這樣就產生了政治制度中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差距。我們的政治體制或者說幹部體制是連接政治理論和實踐的紐帶，紐帶是管道、是方法。這方面出了問題，能撕裂幹部的靈魂和行動，產生人民十分反感的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和表理不一、對上對下不一。正是這個體制的紐帶使得為人民服務的理論，變成了實踐當中的為領導服務，就像魔術一樣。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改革的動力產生於危機中 記者：據您的觀察，現實中幹部體制變革的推動力在哪裡？ 呂：我們的黨內從來都有一批代表工人階級、代表中國人和代表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他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人民和黨的利益。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他們不怕任何體制的束縛和來自各方面的擠壓，他們在沒有領導首肯、沒有紅頭文件支撐和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大膽改革，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案例。 我們所說的體制並不是鐵板一塊，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治、經濟體制深入發展，這個體制給了很多精英分子實現抱負的希望和機會，在不斷地吸收一些優秀的人才進來，也就不斷地形成一個個地方的改革案例。這些案例經過評估、歸納、演繹完全可以形成出新的1號文件，推動政治體制。 記者：這股力量能成為體制變遷的一個強勁推動力？ 呂：能，怎麼不能？改革是在危機中爆發的。即便出現了最嚴重的問題，也不要失望，因為這時就應該看到改革的希望。就像經濟體制改革似的，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吃不飽肚子，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推動力。我們黨是偉大的，他在任何艱難情況下，都會走出去。文革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現在，有的人在我們闖民主關、闖腐敗關、闖幹部體制關中遭到強大的阻力和困難面前悲觀、失望，有人甚至悲觀地提出黨還能執政多少年的問題。我說，問題多才能暴露體制的問題，加速我們下決心的速度。 「計劃政治」萬象 記者：這麼多年來，我們的行政體制改革一直講精簡機構、減員增效，可是越減官員越多。從您的實際經驗來看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得官員越來越多？ 呂：官員變多，其實說到底也是官本位的一個結果，因為我們對官員的獎勵只有陞官一種手段，也就是獎官制。星多月不明，坑多路不平，官多不太平。官多了，對人民是一個傷害，對改革也是傷害，並最終成為改革的阻力。這就我個人的從政經歷來說，也是到哪裡都提出減少官員數量的改革目標。 記者：有的媒體稱您創造了呂日周現象，或者是一種模式，你覺得這種模式或現象可以複製嗎？如何在制度上防止人走政息？ 呂：我認為任何一個成功案例都可以複製，當然複製不是重複，而是原則和方法指導下的實踐。黨中央把無數的案例評估歸納、總結演繹，形成文件，然後在更大的範圍內試驗推行。 地方創新案例和改革的模式能不能複製，不取決於改革者本人，能不能堅持下來也不在他本人。就像一個出生的嬰兒，必須有保姆，有醫院、社會去幫助他，他才能存活成長。有人把小孩不能自己成活歸罪於人治，不正確。改革者就是變法，如王安石變法、商鞅變法、戊戌變法，改革者最重法治。 地方改革體制對人民有利，但是對創造案例的本人有害，所以改革的人得不到應有的鼓勵。如果能讓改革對人民有利，對個人也有利，致力於各種改革的人就會不斷地湧現出來。這是幹部導向問題。 記者：雖然我國並沒有西方那樣的政治競選，可是每到換屆的時候，也還是會出現沒人管事的現象。您認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怎樣才能讓政府換屆的時候正常運行？ 呂：因為現在官員的提拔，在操作中基本是卡年齡線，年輕化不能絕對化；年齡限不能級別限；更不能因人設年齡卡。我的意見，要確定60歲退休，59歲也可以提拔，中間設了那麼多卡，使退休年齡因人縮水，傷了多數人的積極性，這是沒人管事的原因。有的人有機會升遷，有的人沒有升遷機會，有的忙於四處打點，有的心灰意冷。 我們的社會和制度是官本位的，一個官員一旦升遷不了，就會沒有希望。而對於那些被劃在「圈內」的人也有一個問題，因為有民主的程序，一般從縣級幹部到省級幹部參加投票的範圍在200至500人左右。那候選人都得去看望一下投票人，打個招呼，意思一下。且不說對200人「意思」一下需要多少錢和時間，即便是效果差一點的打電話，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到了省一級，選舉投票的就是五百人，再加上被劃入圈的人有一定的數量，所以每到選舉的時候，各地政界真是熱鬧非常。送禮活動的人員，老百姓難免能看見，幹部們也都心照不宣。有的投票人往往是收了東西又擔心弄混，投錯票了，就得弄個本本列出收到禮物的明細。這些亂象對社會風氣、黨的風氣、對幹部自身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其實這個問題歸根到底仍然是權力由誰賦予的問題。權力來自上級領導，而領導會有很多考慮。比如這個領導班子，幾個男的，幾個女的，幾個少數民族，幾個民主黨派。他不是高效的，這是典型的計劃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突破了計劃經濟，但計劃政府和計劃幹部的影響依稀可見，這是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另類」官員不孤獨 記者：改革就意味著觸動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對於一個有志於改革的官員，是要承擔巨大的壓力的，有時候遇到的阻力甚至危險都是外人難以想像的，您這樣一位官場的「另類」官員，有沒有感到孤獨？ 呂：社會上說的另類和個性官員，實際上指的是敢於把馬克思主義、黨的路線和會議精神與當地實際相結合解決實際問題的官員。因為他們能突破舊體制的束縛和採取與眾不同的方法而被說成另類和個性。這樣的同志對人民說永不會孤獨，但是在官場上會顯得脫群。因為現在的體制問題，使得很多官員選擇隨波逐流，真心、決心搞改革的人畢竟是少數。 我覺得既然選擇當官，就不能發財，就不能享受，一旦失去了自我的約束，那你天天都會有很大的壓力，你的小辮就隨時可能被別人抓住。所以，我想告誡所有的領導人一件事情：要管住自己，管好自己的家人，你就別怕，當然真正做到這些非常不容易。 由於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任何人都需要權力的庇護，所以，你一旦掌了大權，親戚朋友就像蒼蠅見了一堆臭肉一樣，你要把所有的蒼蠅都打跑，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說孤獨與不孤獨，最根本一條是你把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合起來做事情永遠會得到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擁護。 記者：我們從媒體的報道中看到您在長治執政期間，利用新聞監督改寫了長治的一頁歷史。在那個過程中，您對民眾素質怎麼看？是不是新聞相對自由之後，會產生一些混亂的情況？ 呂：不混亂，畢竟新聞監督是黨在領導下進行的。現在基層的工作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工作不落實，說空話，當時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哪項工作不落實，由老百姓去監督，最後逐步走向對幹部的全方位評價。 當時也有人擔心說這樣做第一怕黨的威信下降了，第二怕社會混亂，第三怕經濟搞不好，事實證明這都是坐在家裡面自己嚇唬自己。在長治三年的時間，報紙公開批評了幾百名幹部，批評市委書記、市長、副市長，縣委書記寫檢查並且登在報紙上，沒有出現任何問題，而且到現在為止，長治的工作都是全山西省最好的。 不僅不會出現混亂，反而是建設最好、衛生最好、綠化最好、經濟發展最好、反腐敗最好，同時黨的位置提高了，經濟發展了，社會穩定，各種關係和諧了，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啊。你把幹部的作風解決了，離群眾越近，就會離腐敗越遠。 我們現在非常欣喜的看到，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了政策，提拔幹部的時候增加了民意的評價比例。 （註：《改革內參》刊本文時未經本人閱示，有的表達不準確。本文是經本人審改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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