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醫療事業與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

小洛克菲勒（前排黑西裝者）與籌建協和醫學院的同事們

摘要：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是其傳教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直接、間接方面對於基督教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國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教會醫療事業在基督教傳播上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這一切都中國特殊文化背景下的產物。19世紀以來，新教在華醫療事業（簡稱教會醫療事業）有較大的發展規模，規模最大時擁有教會醫院330所、診所223所[1]、教會醫學院校10多所，另有眾多的護士學校。關於教會醫療事業在基督教傳播中的作用，有學者對醫學傳教士在傳教中的作用作過探討。本文擬對教會醫療事業在基督教傳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全面的探討，以進一步加深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關係的認識。

一、教會醫療事業在基督教傳播中的作用

（一）教會醫療事業對傳教事業的間接支持

教會醫療事業是一種世俗性很強的傳教事業，有很強的社會適應性，對傳教事業的發展起了多方面的間接支持作用。

首先，醫學傳教打破了初期傳教的障礙。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實際上是一個跨文化傳通的過程。本土文化中心主義是跨文化傳通的嚴重障礙。基督教在華的傳播就面臨著這一嚴重障礙。與此同時，清政府厲行海禁和禁教政策也嚴重阻礙了中西間的正常往來。因此，19世紀以來的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遇到很大的阻力。馬禮遜來華時託身於東印度公司才得以在中國立足，但在嚴守夷夏大防的社會氛圍下，他很難與中國人自由往來。所以，首先取得與中國人的接觸對於傳教是相當重要的。教會醫療事業在這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伯駕早期行醫的影響就是明證。1835年，他在廣州設立眼科醫院，第一天無人應診，第二天才有一個孤寡婦人前來求治，到第三天就有6人前來求醫（[2]，p.122）。此後，求伯駕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不少官員也到他的醫院去求治。這樣，行醫為華、「夷」接觸提供了方便，並為傳教的進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對此，有傳教士說：「當歐洲的大炮不能拉開一個門閂時，伯駕卻用手術刀打開了中國的大門。」([3],p.232）繼伯駕之後，雒魏林、合信等醫學傳教士先後來華。他們在各處行醫時都產生了與伯駕同樣的影響。誠然，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早期醫學傳教士的傳教效果並不明顯，他們卻使西方差會從醫學傳教中看到打開傳教局面的方法。

由於傳統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中西接觸上的文化障礙並未立即消除。傳教士初到一地，無不受到中國人的本能排斥。1860年以後，頻繁發生的教案就是明證。教會醫療事業卻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起到的作用。雖然醫學傳教士在各地行醫之初，也會受到當地人的猜疑，甚至引起教案與衝突；但是他們卻通過先進的醫術、免費施診送葯，逐漸博取一些中國人的信任。許多中國人紛紛拋棄偏見、歧視，絡繹不絕地請醫學傳教士治病。有的中國人還與醫學傳教士結成友好關係。這就為傳教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便利，奠定了許多地方傳教事業的基礎。浸信會「華東差會傳道工作的始基」就是「醫院工作」所奠定的([4] p131）。

教會醫療事業不僅取得了一般民眾的信任，而且逐漸取得了在社會上佔主導地位的官紳的認同。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在北京的京都施醫院，「顯宦貴官亦均有來就醫者」[5]。許多地方官員在受惠於教會醫院或醫學傳教士後，不僅對教會醫療事業和傳教事業在租地等方面提供方便，而且在提供主動地為傳教事業提供保護上或提供資助。因此，教會醫療事業被稱為「打開傳教的楔子」([6] p.252）。

不過，這裡的「初期」不僅是指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初期，而且指其在華某個區域傳教的初期。20世紀初，傳教士永偉理在瀾滄勐角董的細筒達佤族傳教時，「由於治好了一個已被全寨棄置寨外、生瘡將死的族人而導致全寨人的敬服和皈依，全寨的佤族群眾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就放棄了他們延續了幾代人的鬼魂神靈崇拜而改奉耶穌為崇拜對象。」([7],p.101）到20世紀20年代，醫學傳教界還說：「在較邊遠和傳教不充分佔有的區域，它的先鋒作用還是必要的。」([6],p.252）

因此，醫學傳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武力所不能打破的文化接觸上的障礙，間接上有利於基督教的傳播。因此，1907年，在華新教傳教士大會通過決議指出：「教會醫療事業不是打開和推廣傳教的暫時工具，而是整個傳教事業的一個不可分隔的、永久的組成部分。」([8],p.288）

其次，醫學傳教在傳教事業進一步發展中起了積極作用。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教事業在華迅速發展，教會醫療事業也達到相當規模。有的傳教士說：「行醫只是在開闢傳教的初期有作用，使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偏見、獲取信任和建立教堂」。「當以上幾點實現後，傳教就毫無困難，行醫這種方式也就應當取消了」([9],p.12）這遭到一些傳教士的反對。

事實上，教會醫療事業對於傳教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仍然起了重要作用。醫學傳教士通過行醫繼續與中國百姓和官方保持良好的關係，為教會醫療事業乃至其它傳教事業提供了諸多便利。柏樂文在蘇州及周邊地區的影響就是明證。他通過行醫與蘇州及附近的各階層結成了很好的關係。他不僅為別的傳教士租地建房提供方便，而且為東吳大學的創辦起了重要作用。1900年東吳大學創辦時，柏樂文的任務就是「徵集蘇州、無錫、常熟和南潯等地上流人士的贊助」，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是他的病人，並對他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10],p.20）。

民國時期，教會醫療事業依然對傳教起了重要的間接作用。民初，東北教會中的中國人就說：「教會與官民聯絡感情，得力於醫院者不甚少」([11],p.48）。20世紀20年代，滁縣基督教會還稱：「醫院方面，卓著聲譽，深得社會信賴，尤為輔助本會推行教義之得力團體。」([12],p.120）

以上是從教會醫療事業與中國社會的關係來分析。就它與傳教事業的關係來講，教會醫療事業對基督教的傳播也起了重要的間接作用。教會醫療事業不僅為傳教士及其家屬的治病提供方便，還還為其它傳教事業提供保健服務，如為教會學校的學生治病、定期體檢等。最為重要的是，教會醫療事業的慈善性質正是上帝關愛眾生的現實表現。這比空洞地宣講基督仁愛更為直接，更容易引起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興趣和信任。此外，基督教是一神教，反對迷信和偶像崇拜。有些傳教士主張利用科學傳教就出於這種考慮，近代西醫恰好有力地衝擊了中國人醫藥觀中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以，教會醫療事業對傳教事業提供了多方面的間接支持。

（二）教會醫療事業直接傳播基督教的方式

教會醫療事業在直接傳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具體情況如下：

1、特殊醫療單位的傳教。這主要是指在戒煙所、麻風病院、瘋人院進行的傳教。戒煙所中的傳教常常是由傳教士到戒煙所宣道，有時醫學傳教士也進行一些傳教活動。麻風病院的情況與前者大概相同。在瘋人院里進行傳教，情況稍特殊一些。以創辦最早的廣州瘋人院（惠愛醫院）為例，院長恂嘉理指出該院的宗旨是：「不特療治有形之癲狂，使能愈者得起沈痾，不能愈者亦免流離失所，更兼以基督真理，感化人心，使之知罪改惡，可獲永生之福」([13],p.186）。該院積極在病人和病人親友、醫院職員、施診送葯時的病人間進行傳教，具體作法是：院內附設福音堂，每天上午祈禱；並設有女傳道三人、男傳道一人，由他們向上述各種人傳教；至於病人中的傳教則是針對「留醫中之頗有智識及漸漸病癒之人」([14],p.248）。

2、教會醫、護學校的宗教活動。宗教教育在教會醫、護學校中佔有重要地位。起初，教會醫學校都進行宗教教育。漢口倫敦會醫學館專門規定：來學者必須早晚禮拜，還要同牧師讀聖書([15],pp.86－87）。有的醫、護學校還要求學生參加醫院的傳教活動。後來，隨著教會醫學院、校的正規化，其宗教活動基本上是在學校里進行的，它們一般都將宗教教育定為必修課。在上海女子醫學院，「《聖經》課在四年中都要開設。這是由一名醫學教師來講授的，以特別引起對醫學職業中的宗教問題的討論。」([16],p.757）20世紀20年代，受非基督教運動的影響，教會醫學校的宗教教育有所淡化。1927年後，各教會醫學校向國民政府立案，宗教教育由必修改為由學生自由選擇。儘管如此，教會醫學校的宗教氛圍還是比較濃厚的，除學校開設宗教選修課、組織宗教活動外，學生還組織青年會進行宗教活動。在這種氛圍下，教會醫、護學校培養出來的醫生和護士大都是基督教徒。

3、醫學傳教士的巡診佈道。醫學傳教士在醫院、診所從事活動外，有時還到附近進行巡診。在巡診時，他們順便進行傳教，或直接宣教，或散發隨身攜帶的宗教宣傳品。這在醫學傳教的早期較受重視，後來由於醫院工作的繁重、醫學傳教的世俗化，這種方式日漸式微。

4、公共衛生教育運動中的傳教活動。公共衛生教育運動似乎與傳教沒有關係，其實它是醫學傳教的特殊方式。1917年，中華博醫會指出：「鑒於衛生教育運動在與知識階級建立有效接觸方面的媒介價值，它為對一個人數眾多影響極大的階層進行直接宣教工作鋪平了道路；又鑒於衛生教育運動具有基督教實用教義的具體表證的價值，可以作為一種強有力的護教辦法。」([17],p.978）因此，醫學傳教士積極利用公共衛生教育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傳教活動。

5、醫院和診所佈道。教會醫院和診所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起初，一些教會醫院和診所附設於教堂，教堂與醫院、診所合二為一，難辨彼此。1891年，劉坤一指出：「美國租界里，虹口有耶穌教堂一所，即體仁醫院」([18],p.711）。隨著教會醫院的發展，教會醫院獨立出來。許多教會醫院都附設有自己的教堂，有的則設立宣道室。

在教會醫院或診所里，傳教方式主要是直接傳教、散發宗教讀物等。這些活動起初主要是由醫學傳教士從事。同時，一些院外的傳教士積極利用教會醫院或診所的特殊環境進行傳教。後來，由於醫學傳教士醫務的繁忙，各差會都向醫院派遣專職佈道的牧師。在此過程中，教會醫院和診所將傳教活動制度化。

1860年以前，雒魏林就將上海仁濟醫院傳教制度化，「醫院每天早晨七點半打鈴，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動者，都必須到大門內集合，聽外國牧師講道並參加祈禱。下午門診開診前，所有候診病人及院同事的家屬，也都必須集中聽各國牧師的宗教灌輸，不管病人願意與否，一概先聽道後看病。那些重病人起不了床的，外國牧師就到病房裡去講道。」([19],pp.105－106）晚清時期，各教會醫院和診所一般都在早上、候診時進行傳教，並向病人發放宗教讀物，有時還在周末進行特殊的宗教活動。

民國時期，教會醫院和診所繼續實行傳教制度，蘇州博習醫院等教會醫院設立了宗教科等管理機構，同時出現了一些新的傳教形式。據1915年的調查，教會醫院採用的佈道方式有14種，常見的是候診室宣道、早禮拜、病房佈道、與病人交談，其他10種是：

（1）散發宗教讀物，如：散發宗教小冊子、提供有關消息或醫藥的讀物（均附有《聖經》章節）、給私人病房裡的文化人提供宗教著作；（2）放映關於基督生平的幻燈片；（3）教病人讀書，並把《聖經》發給學會讀書的病人帶回；（4）通過醫院佈道者為病人做善事（如為不識字者寫信等）把病人引向基督教；（5）周日下午舉行問詢活動；（6）周一早晨讓病人重複一周所學的宗教知識；（7）為病人開辦主日學校；（8）建立病房圖書館；（9）通過醫院中職員的工作感化病人，如精心照顧病人、同情病人等；（10）為醫院裡的中國職員開設讀經班等([20],pp.306－307）。

以上14種方法是許多教會醫院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此外，兩廣浸會醫院除運用一般佈道方法外，醫院「宗教組負責按月兩次，請得美國新聞處放影新聞片、宗教片、教育片、醫學片」([21],p.8）。有些大的教會醫院在職工中進行制度化的佈道活動，蘇州博習醫院「每天早晨全院職工必集於一處，同做晨禱（早禮拜）：先全體合唱讚美詩，後由主領牧師或朗讀聖經，或宣講福音，晨禱為時約5到10分鐘。」([22],p.28）院內傳教的同時，教會醫院還進行跟蹤傳教，由醫學傳教士和醫院佈道者訪問病人，或介紹受感化的出院病人到其住所附近的教堂去。

比較前述五種傳教方式，前三種方式易受傳教對象影響，影響範圍不大；第四種方式開始較晚，且受財力所限，在傳教中的影響不大。第五種在接觸對象和接觸範圍上都比前三種有優勢，較少受外界干預。因此，教會醫院或診所是教會醫療事業中的主要傳教場所。

二、醫學傳教的客觀效果分析

（一）醫學傳教的客觀效果

醫學傳教與直接佈道、文字佈道、教育傳教等傳教方式一樣對基督教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關於這些傳教方式的效果，李提摩太認為：教堂講道花費時間太長，傳教士接觸信徒的數量有限，很難影響全體中國人；用辦學校的方法去傳教也是比較慢的，因為傳教士不可能在中國各地都建立起學校，學生經過好多年的培養才能在社會上起作用；開辦醫院「收效也不很大」，因為「通過醫院所接觸的都是病人，而病人又處於不正常的狀態」；他認為文字佈道是最有效的，別的方法只「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23],p.7）李提摩太的說法雖有道理，但是過分強調了文字宣傳的作用。比較醫學傳教與其它方式的利弊，可以發現它對基督教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有效作用，但也有難以克服的弱點。

首先，醫學傳教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傳教的進行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醫學傳教在打開傳教局面上起著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眾所周知，傳教士為了在華傳播基督教採用了諸多方式，這主要有直接佈道、翻譯或散發《聖經》等宗教讀物、藉助文化出版佈道、教育傳教、醫學傳教、藉助慈善活動傳教等。在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初期，沒有一種方式能夠如教會醫療事業一樣打開在華傳教的大門。就直接佈道而言，在禁教政策下，馬禮遜、米憐等傳教士舉步維艱。因而，直接佈道長期以來很難打開傳教的局面。最早的華人佈道者梁發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24],p.199）教育傳教因關涉到價值觀，中國人顧慮較多，很少有人願將子女送到教會學校去讀書。文化出版方面，傳教士曾發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但收效甚微。因此，在傳教初期，甚至在1860年以後，醫學傳教之外的各種傳教方式都不能打開傳教的大門。醫學傳教卻能廣泛接觸各階層的中國人，消除其偏見、歧視，取得國人信任，打開傳教的大門。

另一方面，醫學傳教對傳教事業的進一步發展起著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慈善、文化出版在傳教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會教育能夠培養教徒精英以擴大教會的影響，但宗教教育一直是中國人所反對的，其宗教教育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如有的學者指出：「教會大學的宗教影響實際不如中學、小學和醫院。」([25],p.263）慈善活動又太受局限，其中的育嬰事業又常與迷拐兒童相連，兒童死亡較多，容易引起中國人的反對；文化出版只能在知識階層中進行，影響範圍有限。而且，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以上諸種方式所起的作用都會減弱或受到限制。醫學傳教則可以在諸多階層中進行，不受時空的限制，加上中國醫療衛生事業長期落後，因此醫學傳教對於傳教的進行可以起到長期的持續作用。民初山西教會人士還認為山西「全省之防病衛生事業，教會獨負其責，而晉省教會借醫病佈道，亦獨有之良時也。」([11],p.60）同時，治病可以使病人直接受益，從而使傳教界與取得信任的中國人建立多方面的友好關係，並為傳教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便利。

其次，醫學傳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有效的傳教方式，對基督教的傳播起了直接和間接的有效作用。教會醫療機構可以吸引大眾的集聚，為傳教提供了便利。「中國教會最初的定期宣道敘集」就是在伯駕的醫院裡進行的([24],p.223）。許多人在教會醫院的影響下皈依基督教。一些學者往往以伯駕傳教的成績不理想而認為整個醫學傳教是不成功的。的確，到伯駕的醫院就診的人雖多，但是差會對傳教的結果並不滿意。到1847年，他才有一個華人信徒([26],p.156）。

然而，該看法忽視了傳教的社會背景。在當時的條件下，傳教事業舉步維艱，到1847年中國的基督教教徒僅有9人。[27]相形之下，伯駕有一個教徒也就不足為怪了。在行醫與傳教的兩難選擇之下，許多醫學傳教士儘力處理好二者間的關係，加上職業佈道者的幫助，醫學傳教取得較好的效果。在東北，司督閣在行醫傳教的頭兩年就洗禮了14人([28],p.485）。而且，因醫學傳教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數在教徒中佔有較大比例。1884年，德貞指出：「醫院病人中的入教者占教徒人數的比例大大超過通過直接佈道而入教的人所佔的比例」([29],p.9）。1925年，馬雅格稱：中國「有一半以上的教徒第一次聽講《聖經》是在教會醫院裡」([30],p.585）。此外，有些病人皈依基督教後積極進行佈道。([31],pp.304－305）因此，1925年，馬雅各說「醫學傳教已經被證明是教會所擁有的最為有力的傳教工具。」([32],p.585）

從非醫學傳教士的態度，我們也可看出醫學傳教的效果來。不少專職傳教士都主張以簡單的行醫輔助傳教，認為這對傳教「有很大的價值」([33],pp.380－381）。在台灣傳教的馬偕就讓他手的華人佈道者多少學些醫藥知識，從而便傳教。([34],p.435）。

但是，同其它傳教方式一樣，醫學傳教也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教會醫療事業是花費較高的傳教事業，它往往不能達到西方差會所期望的傳教效果。因為，到教會醫院治病的人很多，但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所佔比例並不高。然而，這些弱點並沒有導致醫學傳教的終止，相反更多的差會認識到它是一種有效的傳教方式。因此，美國學者古利克評價美國公理會醫學傳教政策的轉變時說：「伯駕關於醫學傳教的觀念被公理會整整拋棄了一代，但是卻被其它差會拾起，並取得顯著的成績。」（[35]，p.143）

（二）醫學傳教現實遭遇的原因分析

醫學傳教雖然為傳教做出了貢獻，但是病人中皈依基督教的人數畢竟只佔全體病人的一小部分。這種現實遭遇正是中國特殊文化背景下文化選擇的產物。

首先，這與醫學本身的特性有關。中國傳統醫學止步不前，醫療衛生事業的落後使廣大民眾有病難醫。同時，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醫學被排斥在儒家六藝之外，不涉及儒家思想的核心。這些不僅決定了近代中國社會對醫療的需求，而且決定了接受西醫少有正統觀念的束縛。醫學傳教士帶來的西醫建立在科學之上，治病較靈驗，很容易給接受西醫治療的人帶來切身的利益。

因此，西醫初來中國時雖遇到一些抵制，但很快為中國人所接受。這正是醫學傳教能夠廣泛接觸中國人，進而打開傳教大門的原因。這同時也說明：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中國人對醫學傳教的認同，更多的是傾向於行醫。醫學傳教士行醫治病的功能因此得到發揮，他們往往忙於行醫，很自然地將行醫的地位放在傳教之上。難怪，伯駕說他每天要醫治大量病人，「卻無暇代表他們的靈魂向天堂呼救」，他說自己身上「世俗醫生的精神太盛」，而「傳教精神太少」([36], p.41）。醫學傳教士雖然可以通過治病的影響來傳教，但是病人對醫生的依賴性來自醫生的職業權威([37],p.228）。這決定了醫生必須注意行醫的質量。因此，許多醫學傳教士很難兼顧傳教與行醫的雙重功能，二者發生分離是必然的。

20世紀，醫學傳教士直接從事傳教的日益減少。他們在行醫中的作用日漸突現，在傳播基督教上的作用日趨間接化。此外，大量病人給醫院專職佈道者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他們往往忙於應付，同時由於病人來源地複雜，他們很難從事醫學傳教士所主張的訪問病人的跟蹤佈道。其它傳教士又不能充分利用治病帶來的機會。因此，醫學傳教固然對傳教有很大影響，但是現實卻決定了其影響是有限的。

其次，與中國人的宗教觀有關。近代以來，伴隨著傳教事業的發展，教徒人數不斷增加，但是無論教徒怎樣增長，他們都只能佔中國人口總數的很小比例。這說明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困難，醫學傳教也不能例外。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與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有關。中國是一個多神信仰的國度，中國人對宗教多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臨時抱佛腳」，「入仕為儒，辭官為道，身死為佛」，這些日常諺語就是最好的寫照。在這種宗教態度影響下，真正能信仰基督教的很少。加上基督教是外來文化，又隨西方侵略而來，所以它遭到中國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的本能抵制。

同時，中國社會畢竟有著許多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信奉基督教就意味對這些信仰的放棄。當一個地方對基督教尚未達到寬容的時候，放棄本土信仰就會遭到當地社會的排斥。因此，一些中國人在信奉基督教上很有顧慮。如19世紀90年代，醫學傳教士在蘇州附近開辦診所進行醫學傳教，一些病人想信奉基督教，但是卻不無擔心地說：「如果我們放棄了偶像，民眾就不會容忍我們，因為在迎神的時候，他們將會讓我們為迎神捐資，如果我們不答應的話，他們會來到我們家裡，拿走任何東西。」([38],p.20）所以，醫學傳教雖然可以用科學改變中國人在治病上的鬼神信仰，但是卻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在國民心理積澱很深的宗教和信仰。這不僅是醫學傳教的困境，而且是整個傳教事業在中國的困境。

綜上所述，教會醫療事業在近代中國基督教傳播過程所起的作用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政治、文化封閉的環境里，教會醫療事業對傳教局面的打開起著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間接作用。在中國社會開始走向開放之際，教會醫療事業充分發揮其直接和間接的傳教功能。進入20世紀，教會醫療事業雖然仍發揮著重要的傳教功能，但是它的世俗功能卻處於主導地位。20世紀20年代，有傳教士說：「作為傳教開啟之楔的醫學傳教的早期功能在過去的時期里減輕了重要性」，其基本目標也應轉變為「現實地展示基督般的仁愛和服務，培養基督教團體對於社會的責任感，以變化的形式向基督教團體、非基督教徒展現基督教的理想」。([6],p.252）這不僅是基督教傳教方式變化的產物，而且是教會醫療事業適應中國社會的結果。

參考文獻：略。(作者系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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