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品與人品—書法標準的儷家倫理要求

書品與人品—書法標準的儷家倫理要求

儒家對書法是極為重視的，視之為「六藝」中一項重要的技能。書法的形成和內容是統一的。濡家不僅注重「如何寫」，而且重視「寫什麼」，前者為書，後者為道，書以載道，而不能背道。唐代張懷難在《書斷》中指出:「文章之為內，必假乎書，書之為征，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明代項穆在《書法雅言》中也有過類似的闡述:「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論，聖賢之學術，至於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為功，同流天地，冀衛教經者也。」可見，濡家認為書法的「載道」功能，可以「同流天地，冀衛教經」，具有重大的社會作用。而優美的書法藝術又有利於儒家經典文獻的傳播、流布。所以朱長文在《續書斷》中說書法是「文章之急務」，「若夫尺犢敘情，碑板述事，惟其筆妙則可以珍藏，可以垂後，與文俱傳.或其繆惡，則旋即棄擲，漫不顧省，與文俱廢」。 由書法的載道功能，儒家便賦予書法以教化的重任，從而形成悠遠深厚的書教傳統。《周禮·地官·保氏》稱:「保氏掌請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日五禮，二曰六藝，三日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日九數。」作為古代士子學習的主要科目「六藝」是禮、樂、射、馭、書、數，書居其一。來源書法屋，書法屋是一個書法學習基地。項穆在《書法雅言》中說:「法書仙手，致中極和，可以發天地之玄微，宜道義之蘊奧，繼住聖之絕學，開後覺之良心。功將禮樂同休，各與日月並暇。」儒家書教影響深遠，歷代都十分重視。漢代就出現了專門教授書法的機構和人員，王國維在《漢魏博士考》中說:「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蒼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生識字、習字。」王充描述了自己負籃求學時所受的書法教育情況，他在《論衡·自紀篇》中日:「建武三年，充生。……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度百人以上，皆以過失祖滴，或以書丑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 儒家重視書法教化作用的原因在於書法的性質與禮樂相仿，可以淳厚人心，移風易俗，而且書法往往與禮樂之教互相結合，從而使書法打上了儒家倫理主義烙印，構成儒家修養論的重要實踐環節，使書品成為人品的反映，而人之品德也就決定了書法作品的高下優劣。書法以筆里點線的運動節奏去抒發書家的情志，反過來又可以陶冶書家的情操。近現代書家大都認為書法與音樂具有極大的相似性與溝通性。1940年丁文雋先生在其《書法精記》的《再版自序》中認為，書法近於樂。書之有褚墨各具，猶樂之有琴瑟諸器也.書之點畫八法，猶樂之宮商五音也.書之有動靜剛柔，猶樂之有曲折抗墜也。書之結構間架，猶樂之文采節奏也.書體之有篆隸真草，猶樂歌之有風雅頌也.書家之有鍾、王、歐、褚、顏、柳、蘇、黃，猶樂章之有雲門。來源書法屋，書法屋是一個書法學習基地。咸池，夏商韶武也，深於書者亦然，氣和而平，心正而定，思精而不出其位，慮深而不背其理，言詞雅訓，舉止庄靜，雖未必盡人皆然，而翰墨文藝之林，必少暴良悠唯之氣，惡念自消，善念自長，人心以正，眾志以和，其有裨益於世運者。丁先生揭示了書法自身所蘊含的長善消惡，正人心，和眾志的濡家倫理要求，指出了書品與人品的聯繫及其補益濟助的作用。書法「皆與人心息息相通，誠於中，發於外，不能有所假借，故臻精純之境者，陶情冶性.其功亦足以正人心，輔政刑，而匡禮樂之所不逮焉」。 在儒家的文化視野中，書法被認為可以反映人心、人性。漢代揚雄在《法言·問神》中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所以動情乎!」書法與人的精神世界相聯繫，從書法中可以看到書法家的君子之風，人格之美。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有很多相關的論述:

揚子以書為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心不若人而欲書之過人，其勤而無所也宜矣。 寫字者，寫志也。故張長史授顏香公曰:「昨志士高人，拒可與言要妙?」 筆,"妾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 右軍(蘭辛序》言:「因寄所託」，「取諸懷抱」，似亦陳窩書旨。 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知其人而己。

書法藝術必須表現人的情志、懷抱、才性、寄託，並以此為書旨。古代書家所謂書如其學、其才，主要指如其儒學之深淺高下，他們以君子風範為理想人格範型，以仁義道德為核心價值觀念，以文質彬彬、美善統一為最高目標。所以對書法的品鑒往往成為對書家本人品德的倫理甄別和道德評判。黃庭堅評蘇軾書時認為:「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已達到溫潤雅逸，文質彬彬的儒家君子境界。明代豐坊在《書訣》中以儒家的人格特徵來說明書法的沉著痛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則曠達，毅則嚴重。嚴重則處事沉著，可以托六尺之孤。來源書法屋，書法屋是一個書法學習基地。曠達則風度閑雅，可以寄百里之命.兼之而後為全德，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姜白石雲:『一須人品高』。此其本軟?」朱和羹《臨池心解》說:「學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落褚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並不朽於千古。」書品高貴在人品高，而高潔的人品正是貫注儒家理想的君子、聖賢形象。這種書以人貴，書以人傳的現象正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學教授巴希在《康德美學批判》中所說:「當我們對一件藝術作品起美感時，在我們身上發生的有一種雙重同情活動。一方面我們同情於所描繪的人物，他們的外貌以及他們的溫柔的或強烈的內心活動.另一方面我們的同情還由作品轉到藝術家，是他才把我們從日常狠瑣事務生活中解放出來，我們對他的敬慕使我們有一種傾向，要從他的天才所放射出的人物中去尋找他自己的靈魂中的一丘一壑。」明代項穆在《書法雅言》中提出書法的品鑒有一要訣，「評鑒書跡，要訣何存?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要。宣尼德性，氣質渾然中和之象也。執此以觀人，味此以自學，善書善鑒，具得之矣。」不管是書家還是品書家，都要以氣質渾然的中和氣象作為內在的道德依據。 項穆還從柳公權的「心正則筆正」、「學術經論，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動悉邪」出發，結合儒家「三綱」「八目」之相關內容和陸王心學，描述出自正人心至於筆正、臻於高妙造境的「心學」歷程:「故欲正其書者，先正其筆，欲正其筆者。先正其心。若所謂誠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虛勿喊也。來源書法屋，書法屋是一個書法學習基地。致知者，即以此心審其得失，明乎取捨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習精察，不自專用也。正心之外，豈更有說哉。由此篤行，至於深造，自然秉筆思生，臨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益妙，非惟不奇而自奇，抑亦己正而物正矣。夫經卦皆心畫也，書法乃傳心也。」「正心」又包含著「誠意」，「致知」，「格物」，然後通過「篤行」，達到「深造」，從此便可以出新意、妙意、奇意。這個邏輯進程完全是儒家道德踐屐工夫的翻版，鮮明體現了儒家倫理對書法教育的滲透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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