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公評論：日本文化三層次

日本文化三層次

作者：壺公評論

發表日期：2010-12-20

　　可憐硫磺島上骨　猶是首相夢裡人

　　有關報道稱，2010年12月14日日本首相菅直人登上硫磺島，跪地收殮硫磺島日軍屍骨。

　　菅直人是在今年6月上台後成立特別工作小組以搜尋日軍屍骨的，當其時，日本仍然處於前任首相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的情結中，也就是企圖脫離美國奴役的努力之時，這個針對美國的決定符合其思維邏輯。現在有些政客把這一行為解釋為菅直人收取民心的手段，其理由是，由於內政外交應對不力，菅直人的內閣支持率已滑落至25%，創下6月組閣以來的新低紀錄，所以不得不出此策。這種「民主」社會的託詞未免太牽強了，如果日本的民心必須依靠敵視美國來匯聚，對美國來說可真是不祥之兆。

　　菅直人一跪，令人想起1970年12月7日發生的一件事情，大雪過後最寒冷的一天，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他向紀念碑獻上花圈後，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顫聲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勃蘭特下跪了，德國人站立起來了。

　　我不知道菅直人下跪的時候說了什麼，但是我知道菅直人一跪，日本民族也永遠倒下去了。日本真的脫亞入歐了?142年間，日本民族成了一個怪胎式的民族，難怪周遊於列國的日本戰略家大前研一感慨，這是一個低智商社會。

　　應該說，這實在是一些令人吃驚的信息，如果注意到歐洲人不能容忍法西斯的死灰復燃，如果注意到亞洲人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的反感，我們當然能夠認定菅直人的行為具有極大的挑釁性――是對美國的挑釁，也是對二戰勝利者的挑釁，它與日本否定二戰結論的態度是一致的，而且表現得如此放肆。

　　作為首相，菅直人的行為當然可以代表日本。硫磺島的日軍，過去是美國軍人的死敵;硫磺島日軍屍骨的祭奠只能是當代日本對美國的敵視。1945年2月23日上午12點15分，一面美國國旗插上硫磺島的斯利伯奇峰，這張照片在美國有「國家聖像」之稱，菅直人的祭奠如同潑向這一聖像的一大桶墨汁。

　　難怪基辛格大罵日本說：「在所有背信棄義的人中，小日本是最壞的一個。」也就很容易理解，美國的航空母艦和俄羅斯的轟炸機為什麼老是喜歡圍著日本列島轉圈子。

　　「可憐硫磺島上骨，猶是首相夢裡人。」寄託著日本人深沉的亡國情結，也寄託著日本人刻骨銘心的復仇情緒。筆者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引發了三個層次的思考：

　　一、日本的文化中存在什麼缺陷?

　　從傳統文化的角度說，日本文化受到唐文化極大的影響，在明治維新之前很長的一個時期，日本社會的幕府體制與唐中晚期的藩鎮體制是相同的，區別只是中國寬廣的地域為藩鎮割據創造了客觀條件，也就導致社會巨大的混亂，而日本的藩鎮體制卻向幕府體制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權，社會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也具備了向民權轉移的條件。

　　日本文化在宋元轉型期間受到一個強刺激，與中國文化出現了落差。中國文化與亞洲中、北部甚至包括歐洲大部的文化都受到中國西北部民族蒙古文化的強烈的扭曲，進入野蠻與更加專制的形態，而躲過這一劫難的日本卻能夠結合中國東部的流亡文化形成極強悍的武士道等文化，同時保持了中國文化的原來形態。

　　日本文化在明清文化的轉型時期又再一次受到來自中國東部的流亡文化的影響，主要的是明代偉大的理學家朱舜之的影響。當中國文化再一次與自己的本體分離並且進一步淪入野蠻與專制深淵的時候，日本文化逐漸取代大陸而把握了真正的中華文化的主體――東部的漢文化。、

　　學者們尋問，為什麼日本能夠接受西方文化而中國不能，其典型的表現如中國人至今對圓明園事件耿耿於懷，而日本人對打開國門的「黑船事件」視如恩同再造。應該說上面三個時代造成的差異是實質性的原因，並非日本發生變異，而是中國文化離開自身而漸行漸遠――是一類向野蠻狀態的淪落。

　　但是即便如此，中國文化畢竟不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文化是客觀環境與人類自身活動共同的造化，文化可以流傳，但是客觀環境不能轉移，人群活動更不可能重複，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始終只能處於表層化而游移。日本對美國文化的接受是一類成功，但是從更寬廣的角度說卻也是一類失敗，其原因固然在於日本自己文化的膚淺，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日本人缺乏自知之明。文化厚重的中國人能夠始終保持自己的尊嚴，而日本人不能不屈身事人，這一切都是日本人的宿命――文化層面上的宿命。

　　從脫亞入歐的角度論，日本文化是再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導致後階段產生的一個事件是「黑船事件」。時在1853年7月8日，即日本嘉永六年、中國咸豐三年的這一天，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率領4艘戰艦駛入東京灣神奈川縣南，大炮瞄準了岸上的炮台。佩里此行，奉美國總統菲爾莫爾之命與日本、琉球等國商談開國。馬修-佩里黑船的規模與能力絕對無法與近期西來的「華盛頓」航空母艦相比擬，但是「華盛頓」航空母艦與馬修-佩里黑船西來的成就也絕對無法相比擬。可以說馬修-佩里的黑船打開了日本一個新的時代，也在文化上改變了日本。

　　面對19世紀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侵蝕，中、日兩國持有完全不同的態度，其原因與上述的三次文化演變有關，而這種相關性則決定了兩個國家和民族的不同命運，其禍福轉換又揭示文化的特性並且預示著彼此未來的命運。

　　日本文化的優勢在於其善於學習的特性，日本文化致命的缺陷也在於其缺乏厚重的民族性。日本著名學者南博在《日本人論》中指出的：「世界上沒有比日本人更愛好自我定義的民族了。」可以隨意定義的文化也就沒有定義，日本的種種不幸與其文化上的根基淺薄密切相關――很多弱小民族都有這樣的特點;日本的不幸又在於它具有一定的能量，因之而常常忘乎所以――真的以為自己是東方大不列顛。

　二、明治維新是失敗的：

　　戰爭與民主是西方近代文化的雙翼，近代日本在構建民主社會的同時，也不得不陷入戰爭的勝利和失敗的旋渦。

　　一般學者的認識常常是片面的，例如對民主的狂熱的追求，以為民主將為大家創造一個瑰麗完美的社會，但是這種願望常常只是看到了一張紙的正面，卻沒有看到紙的另外一面。事實上任何一張紙都有正、反兩面，從來不存在只有一面的紙，在為民主興高采烈的時候是應該翻看另外的一面了，那裡寫滿了戰爭與混亂，欺詐和掠奪。紙的反面其實是正面的依託，或者說沒有戰爭與混亂、欺詐和掠奪就沒有民主――從來不存在沒有戰利品的分臟。

　　現代的民主僅僅只能把戰爭與混亂、欺詐和掠奪限制在社會契約的範圍之內，但是戰爭與混亂、欺詐和掠奪仍然是民主的根本。也就是說一旦打開潘多拉盒子，戰爭的妖魔又將喧囂於這世界，如同經濟危機引發的華盛頓航空母艦的啼嗚。現在東亞的局勢即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世界的傑作，而菅直人和李明博正是那些蠢蠢欲動的魔鬼。

　　不僅僅整個西方近代史――包括美國史，整個的近代日本史也寫滿了自由民主的讚歌，而同時也寫滿了混亂與戰爭的悲歌。1868年明治改元，實踐了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首介的「脫亞入歐」的理論，1871年，含半個明治政府的外使節團用近兩年的時間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的各種制度，日本開始全面歐化了。

　　脫亞入歐的日本走進了西方命運的軌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日本政治、經濟的進步得到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助益，在黑船事件之後43年的1895年，有記者採訪東京，發現市容已大為不同，西洋建築在神田和銀座一帶林立，煤燈和電燈佇立在街道兩旁;在東京和神戶之間，蒸氣火車在開行;日本人的文化生活面貌變了，年輕男女已改穿洋服，玩棒球和西洋樂器。。。。所有的成就，居然因此贏得「東方大不列顛」之譽。

　　其二、日本國家的富強是戰爭掠奪的產物。應該說，民主而致富是相當有限的，因為對國內民眾過分的盤剝必然引發民眾的反抗，這一點在人類歷史上是一無例外的。對於民主制度而言，對外掠奪性的戰爭是唯一致富之路，人類歷史上所有發達的民主國家都是或者曾經是發動過掠奪戰爭的國家。脫亞入歐的日本的近代史寫滿了戰爭的掠奪與血腥，主要的是對周邊三大國的戰爭，包括日俄戰爭，甲午戰爭和侵華戰爭，針對中、美、俄的太平洋戰爭。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頁，脫亞入歐的日本面臨著與英國相似的戰略問題，作為臨近大陸的島國，只有向中國或俄國尋求戰略空間，它必須象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一樣徹底摧毀歐洲大陸霸主菲利普二世――1588年5月，擁有130艘艦隻和3萬餘名戰士的菲利普二世的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海軍擊潰。在幕府之後，日本海軍快速進入現代化，1865年橫濱海軍造船廠的船塢和滑台建成，1869年美國海軍學校接受第一批日本學生，1874年開始日本政府向外國廠家定購軍艦，國內也開始全力仿造軍品。

　　但是，對於日本人來說，這個問題似乎更複雜一些，它必須面對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大國――後來被證明是三個大國。初始，幸運的是它的對手還沉迷在封建體制的夢幻中，日本雖然瘦小卻充滿了歐洲的民主和戰爭的情調，民主和戰爭為日本安裝上兩個強壯的拳頭，它相信自己能夠在海上保持不敗。1876年日本吞併了小笠原群島，1879年日本又吞併了琉球。今天引起世界關注的硫磺島就屬於小笠原群島，它本來不屬於日本而是在1543年由西班牙航海家維拉羅波斯發現的，後來又為美、英所佔有。而琉球本來是中國的屬國。

　　這不過是大餐前的小吃，日本人真正的擴張是以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開始的。

　　1894年7月末至1895年4月日清戰爭爆發，滿清的北洋艦隊在黃海復沒，滿清部隊在遼陽徹底潰敗，勝利的收穫即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中國2億兩軍費賠償;中國失去朝鮮宗主國的地位;中國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等等。戰爭果然一本萬利啊!

　　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1905年9月5日俄國被迫於朴茨茅斯同日本簽訂和約。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享有「卓越利益」;將旅順口、大連灣並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以及有關的其他特權移讓與日本;俄國將長春(寬城子)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線，以及附屬權利、財產和煤礦轉讓與日本;規定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島嶼永遠讓與日本。戰爭果然一本萬利啊!

　　當然，日本人不知道自己因此已經走上災難性的不歸之路，代表中國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告訴得意忘形的日方代表伊藤博文，此約一簽中、日世代為仇;而對於俄羅斯人，現在的北方四島就是當年「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島嶼」中的一部分，現在俄羅斯在這些島嶼上的虎視眈眈並非妄說誹議。

　　當然，對日本人來說，更為殘酷的是後來的太平洋戰爭。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軍突然襲擊美國珍珠港，8日，美、英對日本宣戰，經過三年苦戰，奪回太平洋上日軍佔領各島，其中就包括現在菅直人哭吊的硫磺島。與美國並肩作戰的還有中國政府正面組織的多次會戰，稍後的1945年8月蘇聯也出兵中國東北殲滅日本關東軍，中國軍隊同時開始全面反攻，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對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1945年9月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書。

　　太平洋戰爭的結論是對日本脫亞入歐努力最大的打擊，並不只是好運的結束，而是更殘酷的厄運的開始，從此日本淪入美國完全的控制之下，即使60年之後的今天，企盼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願望都難以實現。日本富裕、日本繁榮，但是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個婊子的光彩，日本始終不能擺脫它的嫖客美國的制約。

　　菅直人的悲慟正是日本民族悲慘命運的寫照，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獨立的國家，它不能獨立的原因是因為它必須為自己的戰爭行為負責，理論上中、俄、美三大國完全有正當的理由瓜分其領土;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受到原子彈轟炸的國家，事實上受到它的野蠻侵略的中、朝、俄都擁有核武器，而且在三個民族的內心都保留著對日本使用核武器的權力，也就是說日本可能反覆受到核武器的打擊。

　　以脫亞入歐為主要內容的明治維新是否成功?如果透過日本表面的繁榮，透徹日本民族內心的苦痛，不能不承認明治維新是失敗的。

　三、菅直人、福山和他們的日本

　　法蘭西斯-福山是日裔美籍，身兼日美兩種基因，可見他能夠敏銳地感覺到歷史的終結、西方的沒落，即使在冥冥之中也不是偶然的。就現實而言，能夠在紐約的摩天大樓上回想著廣島核爆炸的人，畢竟，非要有日美兩種基因不可。

　　在學說與本性之間，後者是決定性的，本性的主導性有時候甚至連個體自身都難以明白，這就是啟蒙建立於人性之上的最重要的理由。福山本來是施特勞斯派的再傳弟子，但是他卻站在與施特勞斯辯論的科耶夫的一邊，他已經脫離施特勞斯陳舊的立場。當然不只是科耶夫現代觀的誘惑，誘惑他的是現實的世界――這一點許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他有條理地說出來了，他明言他是在繼承黑格爾——科耶夫的問題，他遵循現代性——承認的政治——全球性普世一-現體化國家——歷史的終結的邏輯。

　　以黑格爾學說說，只有邏輯是永遠的，邏輯沒有終結，歷史內在的邏輯沒有終結，歷史也沒有終結，終結的只是歷史的某一階段，而新的階段正在發生。在福山的語意中，終結的只能是西方的社會建構以及西方的價值體系，也就是說新的社會建構，新的價值體系噴薄欲出了。以此說福山選擇科耶夫而就離開施特勞斯是再合理不過的了，其原因應該是他的東方基因的作用。

　　不過福山仍然有許多來自本性的的錯誤，例如他認可黑格爾，以為人類需要被人的慾望的推動下歷史才能不斷進化，但是卻認為最後的歷史是自由民主的歷史，在自由民主階段，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也就終結了，這是自相矛盾的議論。自由民主為人類慾望最大化提供了發展條件，如同自然條件下獸性的發揮，即使自由民主不是促使人性返回獸性，但是從舊約束中走出來的人性在感覺種种放縱的負面作用後難道不會去尋求新的規定?即使以西方文化言，從希臘的放縱到羅馬的規定，從羅馬的放縱到基督的規定，從基督的規定到啟蒙時代的解放，從放縱的現代主義到尋求規定的後現代主義，不就是一個沒有終結的過程嗎?

　　介於兩種文化之間的福山的感覺是比較靈敏的，但是廣島核爆炸、克里姆林宮關閉，紐約大樓登極，9―11的雙子樓等等，20世紀的種種似乎都有徵兆，福山只不過是最早使用文字寫出來了。《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讓福山的一舉成名，其實這種意識在西方世界具有普遍性，中國的西方論者追隨其後，大約是與福山的東方基因的共振，這一切都是末日情結。

　　無論是池田大作對中國培育的「融合與協調的智慧」感覺出無限的啟示和觸發;還是大前研一之原名《如何從知性衰退中逃脫出來》的《低智商社會》，反覆檢討的是「低智商化」、「思考停止」、「不加思考」等對日本社會的批判。都無法改變日本人的扭曲的心態和文化。

　　無論是法蘭西斯-福山還是菅直人，都是日本民族命運的寫照;無論日本還是美國，都是西方民主模式走向衰亡的影象。筆者寫《匍匐在伊朗高原下的美利堅合眾國》其實就是在站在昆崙山上看西方，看看日薄西山。有時候想，應該站在家鄉的壺公山上，聽聽菅直人的夢囈，看看日本和美國艦隊的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