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之路

作者：許小年，著名經濟學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本文根據2016基石資本年會許小年教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題演講整理

現在很多企業家會關注這些問題：中國是不是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擺脫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個什麼概念？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投資機會是不是比以前小了？我試圖就這些問題和大家做一個分享。「中等收入陷阱」的由來

這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甚至194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歷史發展直接相關的。學界以西方標準來劃分，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古代社會：以羅馬帝國為代表，經濟和政治穩定繁榮；

第二階段——傳統社會：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一直到十五世紀，所謂的千年黑暗時期，其實中世紀並不黑暗；

第三階段——現代社會：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開始，西方進入現代社會。

關於三個階段的劃分，見仁見智，但是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給西方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中國現代化的轉型

英國首先轉型為現代化國家後，別的國家和民族別無選擇了，必須跟著現代化，沿著現代化這個軌跡向前發展。在歷史長河中，像中國這樣不斷自我循環的發展方式跟不上世界步伐，在當時也包括了日本和德國。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從傳統社會進入到現代社會。與中國的境遇一樣，在英國轉型為現代化國家後，也迫使日本在19世紀中葉開始明治維新，迫使德國在19世紀中葉從農業化國家進入工業化國家，日本和德國啟動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經濟上的突出特徵是工業化，由農業經濟轉為工商經濟。社會結構上的突出特徵是從農村轉向城鎮，城鎮成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中心，社會結構不再是以前傳統社會那樣以農村為基礎了。

19世紀中葉之後，德國和日本緊隨英法推進了本國的現代化。中國現代化雖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但逐步開始則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後，不過中國真正開始現代化則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這個時期，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也給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帶來了經濟超速的增長。英國工業化的時候，經濟增長率超越傳統社會；19世紀德國、日本工業化時，經濟增長明顯超過了老牌現代化國家英國；我們自己親身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增長速度超過了西方的發達國家。

2.不存在所謂中國模式

為什麼現代化、工業化能帶來經濟的超長增長？為什麼從傳統社會過渡到工商業文明會使經濟起飛？

第一個原因是打破了傳統社會的結構，解放了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以及資本，這些生產要素從封建的莊園和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市場中自由流動，極大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由此使得供給和需求可更好銜接，社會分工和協作可大範圍展開，市場經濟取代了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

這個生產效率提高的原因，亞當.斯密在他偉大的著作《國富論》中指出：經濟增長應歸功於市場經濟。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基礎上，社會分工一步步深化。亞當.斯密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過去一個工人從下料到拋光的整個生產過程，即使投入的資源總量不變，只要改變生產方式，把下料、成型、鑽孔、拋光，全部分解，每個工人負責一個環節，不僅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變得簡單，生產效率就可幾倍十幾倍提高，由此使得機器進行大批量生產成為可能。

斯密在世界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國富論》中，揭秘了市場經濟的有效性，主要表現為經濟在市場價格信號的指引運行，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第二個原因是私有產權保護制度。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世界各國尤其是英國建立了私有產權保護制度。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刺激了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諾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提出，沒有私有產權保護制度，企業家不會進行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諾斯還提出，英國發展起來不是因為技術發達，而是因為其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特別是知識產權，這是企業家持續投入並帶動經濟飛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從這樣一些歷史事件來看，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並沒有什麼奇蹟。大多數國家、民族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都有這樣的經歷。從世界範圍和歷史角度來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存在什麼中國模式、中國特色。

3.經濟增長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

在工業化之後，我們觀察到世界各國都有這樣一個現象，就是經濟增長停滯。就是現在通俗講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要關注這個現象及其背後的邏輯。為什麼在初期工業化之後，大多數國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前蘇聯和東歐這樣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在國家力量推動工業化的過程中，這些國家也曾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到一定程度，這些國家在追趕西方國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技術和經濟停滯不前，這是導致蘇聯和東歐解體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為什麼它們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就是市場的缺失。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市場的空間，資源、效率長期低下，民間激勵不足，沒有創新的動力，技術落後，單純依靠國家的強制資本積累來驅動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這就是我們所稱的「索羅詛咒」。

索羅是MIT（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以增長理論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洞見是：一個國家可以依靠資本積累、依靠投資來實現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來實現經濟超出傳統經濟速度的增長速度。但是這樣的增長無法持續，其根本原因在於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的長期失效，使其對外無法承擔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開支，其低效率的經濟背上了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而對內又不能夠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所以這個經濟難以為繼。1990年前後，前蘇聯解體，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紛紛轉向市場經濟。

從世界範圍來看，計劃經濟國家很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場的缺失，使得這些國家僅僅依靠官僚體制增加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而私人資本卻無法發揮創造力，技術上又長期落後。

第二類是東南亞和拉美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或者叫民粹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雖然有市場經濟，允許私人資本經營，但是由於政治結構、制度體系影響，私人資本的企業家沒有把精力、時間和資源更多的用於技術創新和理性經營，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關係，運用政治上的行政權力獲得資源和市場的優勢，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從而獲取利潤，結果是這些國家的經濟也像計劃經濟國家一樣，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頭支票承諾，或者是通過用民粹主義政策和措施換取選票，當選之後尋租、政商勾結，這些國家實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這就造成交易成本高居不下。雖然有市場經濟，但是效率低下，又沒有創新，企業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權力拉關係，這樣的經濟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人治實行法治，從經濟學角度講，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場效率無法充分提高，而法治有明確透明的規則，可以建立起穩定的預期。在這種有穩定預期的情況下，企業家才可以進行長期研發投資。因此，只有明確規則才能顯著降低交易成本。

中國企業家都在抱怨說交易成本高，因為過去掌握公權力者「吃、拿、卡、要」。你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他要吃什麼、拿什麼、卡什麼、要什麼。又由於沒有明碼標價，你需要去猜，所以這個交易成本實際上不僅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而是遠遠大於「吃、拿、卡、要」這些成本。這就造成企業家沒有一個明確的預期，市場上沒有明確的規則，事情就很難辦。不怕繁難的規則，就怕規則不明確。市場之所以要強調法治，就是要明確規則、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樹立起穩定預期的機制，使企業家能進行長期的商業投資，特別是在當前顯得極為重要的研發上。

此外，還有另外一類國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低等收入陷阱」，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它們不能建立穩定的秩序，工業、服務業無法發展，到今天依然是傳統農耕的經濟方式，使得他們長期處於「低等收入陷阱」之中。

凱恩斯模式害了中國

1.德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教訓

在後發的現代化國家中，只有德國、日本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邁入了高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與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相比，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

一是德國和日本實行的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場資源配置效率，釋放了私人資本的創新動力。

在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技術在不斷進步，市場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在二戰之前，德日兩國的問題在於經濟和法律現代化的同時，保留了傳統的政治體制，於是最後走向了集權和戰爭。這是現代化歷程中，我們不得不汲取的一個沉重教訓。這個教訓就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是全面的現代化，僅有經濟的現代化遠遠不夠，如果政治現代化不能跟上的話，不僅給本國民眾，還會給世界造成重大損失。

2.中國的斯密式增長模式與凱恩斯式增長模式

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前30年是模仿蘇聯的計劃經濟，實現了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有限工業化。這個有限工業化，可以用一個指標來衡量。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20%，工業化和城鎮化本應是齊頭並進的，工業化完成的標誌是城鎮化起碼要超過50%，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再從事農業，而是從事工業和商業。20%的城鎮化數據，說明在改革開放前，工業和經濟的現代化都非常有限，只是提供了保證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國家建立了秩序，保證了國防安全，有限工業化所取得的這一成就必須給予肯定；但另外一方面，由於工業化水平低下，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當時中國經濟水平、人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

到了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推動了有限工業化進一步發展，我們可以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78年到1990年末期，我把這個階段稱為斯密式增長模式。

在這一階段，政策上國退民進，使得市場資源重新配置，資源從低效的農業部門轉向高效的工商業部門，從低效的國有部門轉向高效的民營部門，制度變革也徹底改變了企業家和勞動階層的激勵機制。這一改變，提高了企業家和勞動階層的積極性，這是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前20年增長的根本動力。

第二個階段，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從斯密模式轉向了凱恩斯模式。

這一增長模式的改變是在無聲無息之中發生的，其主要表現是政府逐漸走向前台，國退民進變成了國進民退，政府規劃替代了市場資源配置的作用，經濟增長變為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拉動投資需求，由此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3. 斯密模式與凱恩斯模式的根本區別：

斯密模式與凱恩斯模式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依靠民間創造，提高效率來推動經濟增長；後者是依靠政府政策來推動經濟增長。

其中，國進民退、政府拉動投資需求、驅動經濟增長的代表性政策是1998年的政策。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1998年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的運用「凱恩斯主義」來推動經濟增長。自那以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就變成了常態，起碼變成了主流的常態，經濟增速有所提高，但是民營經濟在向後撤退，國有經濟不斷地向前推進。這一轉變的標誌性事件是1998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2008年的4萬億是凱恩斯模式的一個高峰，在2012年政府又推出了2.0版的4萬億，媒體沒有高調報道，因為這個政策受到了廣泛批評。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改革開放前20年的斯密增長模式，把中國從低等收入國家推進到中等收入國家。但是，由於斯密模式轉變成凱恩斯模式，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我們就掉進去了，現在很艱難地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掙扎。

為什麼收入提高變得越來越困難？為什麼中國經濟的增長要想維持比較高的速度越來越困難？原因就在於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長期依賴政府的刺激性政策拉動需求和推動經濟增長，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後果。我們的企業，包括民間企業和國企，它們不去關注技術進步，不去關注創新，而是每天盼著政府又出台什麼政策、哪個行業又得利、我要站到哪個政策的風口上去。

事實上，風口說早就有了，過去是講政策風口，現在是講互聯網風口，都想藉助互聯網的風口把自己吹到天上去，而忘記了企業應該做什麼。用經濟學上的原理來解釋就是，政府不斷的進行投資，其結果是索羅教授說的邊際收益遞減。投資投的越多所獲得的效益越少。投的越多，產能越大，價格越低，企業投資回報率也在降低，這就是投資邊際收益遞減，減到0的時候，政府刺激性政策已經沒有用了。邊際收益等於0時，再投資，增長還是停滯，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由來。

「中等收入陷阱」說的是什麼？就是投資的效益基本上已經轉為0了。從宏觀全局來講，你現在投鋼鐵、水泥、煤炭，收益是負的，投資收入比你自身的成本還要低。所以我們已經到了一個節點了，不能靠拉動投資來謀求增長了。

4.凱恩斯式增長模式帶來的嚴重後果

過去十幾年間，凱恩斯式的增長模式，使國有經濟擴張，加速了投資邊際效益遞減，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第一個後果是過剩產能。眾所周知，國有經濟的效益顯著比民營經濟低，道理很簡單：不斷依靠投資刺激，形成的生產力超過了購買力的增長，最終形成今天中國經濟宏觀層面上的第一大難題――產能過剩。這是十幾年間靠政府政策拉動投資的結果。

第二個嚴重後果是地方政府的大量債務。這是今天必須面對的又一大難題。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救助，去年應該已經有企業破產，地方政府的債務是政府層面對我們的經濟管理做出的又一大貢獻。

第三個嚴重後果是銀行資產質量弱化。現在從賬面上來看，銀行壞賬已經十分明顯，這兩年也公布了相關數據。但是因為財務報表造假，可能壞賬比率比公布的數據更高。因此，依靠長期刺激政策來維持經濟增長，確實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向日本和德國學習，對供給側改革的三個建議：

面對長期拉動需求來維持增長給我們帶來的困境，去年中央政府提出反向的供給策略改革，堅決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否則我們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現在大家都在談供給側，

供給側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的解釋就是從政府拉動需求，轉到供給側的企業效率的提高，把經濟增長的動力從需求側的政府轉向供給側的企業，讓企業重新成為經濟舞台的主角，而不是讓政府成為主角，重新回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20年，即國退民進的方向，供給側效率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是可以持續的。

針對供給側改革，我有三個建議：

第一，全面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所謂結構性減稅是有增有減，總是增的比減的多。我們不能再玩名詞遊戲，全面減稅不僅是減輕企業負擔幫助其度過難關，也是把更多的資源留給企業支配，把更多的資源留給市場支配，而不是政府支配

第二，縮小國有經濟的規模，打破行政壟斷，創造新的投資機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改革開放後的頭20年，我們就是不斷縮小國企規模，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解除管制，把重心放到經濟發展上去，才取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要求，推進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有效的保護知識產權，鼓勵企業長期研發投資，這是供給側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如果沒有司法改革，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困難。我認為在世界各個國家，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的，只有日本和德國，而這兩個國家，都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這點值得我們借鑒。

經濟下行 遍地都是機會

現在的經濟形勢，並不意味著我們企業沒有投資機會，相反，現在遍地都是機會。我非常欽佩投資界的聖人巴菲特，他就是喜歡熊市，因為牛市資產價格太高，他喜歡的股票，總是在熊市時大量購買，他重視的是投資回報的高低。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沒有機會的時候可能蘊藏了巨大的機會。雖然我們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掙扎，但是必須要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起碼有了基本的產權保護，即《物權法》，反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產權是沒有保護的。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民營企業在我們經濟中佔據了半壁江山，在就業方面，民營企業創造了80%的就業機會，對GDP的貢獻超過了百分之五十，稅收貢獻最高也到過50%，這是我們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就在有限的產權保護的條件下，就在這半壁江山中，我們可以做很多事。

現在經濟下行，實際上是一個好時機。經濟上行的時候，大家都忙著賺錢，沒有人想到創新，沒有人想著研發和投資，只有少數企業去想去做。華為幾十年來研發投入，從來都沒有鬆懈過，由此才造就它今天的市場地位——不是我們全國的市場地位，而是世界市場地位。華為通過幾十年的研發，厚積薄發，成為世界級企業。

過去很多企業是機會主義式的經營，把精力用在捕捉市場機會，這沒有什麼錯。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今天企業之間的競爭不能再靠機會主義。企業必須踏踏實實的來做強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必須把自己的資源從製造轉向研發、轉向創新。經濟下行，也迫使很多企業進行痛苦的轉型，這正是我們的投資機會。當然，有一些企業轉型轉不過來倒下了是很正常的，但總會有一些新的企業，帶著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技術、新的產品來，這就是我們的投資機會。

勿盲目跟風，中國企業家要學會獨立思考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技術進步不斷加速的時代，這其中也有蘊含大量的商業機會。我看現在的一些投資，基本上都是在互聯網、醫療、文化傳媒、娛樂等，這和我參加的其他會議上所看到的投資方向都一樣，方向顯得比較集中，這讓我有點沮喪。

為什麼大家都一窩蜂地朝這幾個方向去？我們的企業在過去，在製造業紅紅火火的年代，做的都是同質化的產品，今天的投資又是同質化的方向。中國人、中國的企業家什麼時候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什麼時候能夠有獨闢蹊徑的勇氣？那麼我會很受鼓舞。不要低估我們的傳統行業，投資機會不是只在健康、互聯網、文化教育、娛樂等等這些行業，這個只是目前的潮流、目前的風口。實際上傳統行業有著非常大的投資機會。但是我們不習慣獨立思維，獨立分析，甚至找不到投資機會。

報紙上記者鼓吹這個潮流、那個方向，事實上這些記者做過企業嗎，做過投資嗎？為什麼我們要跟隨他們的腳步呢？萬眾創業，萬眾創新，但是你了解創業是怎麼回事嗎？創業是萬眾乾的事嗎？創業成功率是多少？有沒有達到5%？輿論在鼓吹互聯網+，但你做過互聯網嗎？沒做過為什麼要往互聯網方向加呢？兩年前我講過，所謂的O2O，就是兩個零，中間一個二貨，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這樣講很得罪人，有次演講，有一個人曾直接站起來批判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去年一年就有1400多家這樣的企業倒閉，今年應該是O2O的暴風年。

投資要永遠保持清醒頭腦、獨立分析

我們投資，要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獨立分析，不去聽信媒體報紙宣傳的所謂的機會和風口，永遠把自己的投資建立在紮實分析的基礎之上。

昨天我看到一個做農產品批發的人，他有一級批發市場，二級批發市場，三級批發市場，在做互聯網的人看來，這些批發市場正是所謂的互聯網要消滅的中間環節。我看了他們實際的運作過程，我明白了起碼在農產品的流通環節，不可能像互聯網思維說的那樣「去中間化」。因為農產品中間化的效率比你互聯網思維的點對點的效率還要高。

投資不是投一個概念，互聯網思維認為「去中間化」後的效率更高，那是忽悠出來的效率高。你試試點對點將農民和消費者的餐桌通過互聯網鏈接起來，會是什麼效果？這必須要一定的量才能有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很有可能超過了你消滅中間層所帶來的成本節約，所以不能夠只看概念。

全國四千多家的公司去做互聯網金融，其創始人大多數沒有做過金融。互聯網金融的實質是金融，不是互聯網，這些公司實質還是在做金融，不是在做互聯網。

電商的本質是商，不是電，你商得好才可以做成電商，所以在最新潮流面前，在各種各樣的新奇說法面前，我們一定要保持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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