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通貨膨脹的真相揭秘（深度好文）
如果魚子醬的供應和土豆的供應一樣充裕，魚子醬的價格——也就是魚子醬和貨幣，或者魚子醬和其他商品之間的交換率——也會極大變動。那樣的話，人們能夠以比今天小得多的代價獲得魚子醬。同樣，如果貨幣的數量增加，貨幣單位的購買力就下降，每個貨幣單位能夠買到的商品數量也就下降。
16世紀美洲的金銀礦被發現和開採以後，大量貴金屬被運往歐洲。貨幣數量增加的結果是歐洲物價上漲的普遍趨勢。同樣，今天，政府增加紙幣數量後，結果是貨幣單位的購買力開始下降，物價上漲。這被稱為通貨膨脹。
不幸的是，在美國，和在其他國家一樣，一些人更喜歡把通貨膨脹歸因於價格上漲而不是貨幣數量增加。
然而，從來沒有過任何針對價格和貨幣數量的關係、或者貨幣與其他商品和服務的交換率的嚴肅論證。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沒有什麼比製造一些印著特定貨幣數目的紙張更容易的事情了。在美國，所有紙幣都一樣大小，印刷一千元的紙幣不比印刷一元的花費更多。這無非是耗費同樣數量的紙張和墨的印刷過程而已。
在18世紀，人們首次試圖發行紙幣，並且賦予這些紙幣法定貨幣的性質的時候，也就是說讓紙幣在交易中具有和金銀相同的地位，政府和民眾相信銀行家們掌握一些秘密知識，能夠無中生有地創造財富。當18世紀的政府陷入財政困難時，它們認為需要做的不過是任命一位聰明的銀行家掌管金融管理以擺脫一切困難。
法國大革命前的一些年裡，當法國王室陷入財政困難時，法國國王找到了這麼一位聰明的銀行家，並委以重任。這個人在所有方面都是與截止當時統治法國的那些人相反的人。首先，他不是法國人，他是外國人——日內瓦的瑞士人奈克爾（Jacques Necker）。其次，他不是貴族，他是個地道的平民。在18世紀的法國，意義更為重大的是，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於是奈克爾先生，著名的斯太爾夫人的父親，成為財政部長，所有人都指望他解決法國財政問題。但是儘管人們對奈克爾先生有很大信任，王室錢囊仍然空虛——奈克爾的最大錯誤在於，他財政資助美洲殖民者對抗英國的獨立戰爭，但卻沒有增加稅收。這當然不能有助於解決法國的財政問題。
政府的財政問題不可能有秘密的解決辦法；如果政府需要錢，它就只能向公民徵稅（或者，在特殊情況下，向有錢人借錢）。但是許多政府，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多數政府，認為有另一個辦法獲得所需的錢；乾脆把它印出來。
如果政府想做善事，比方說想建醫院，為這個項目籌集資金的辦法就是向公民徵稅並且從稅收中撥款。這樣的話就不會有特別的「價格革命」發生，因為當政府籌集資金用於建醫院時，公民——由於繳稅——必須縮減開支。納稅人必須限制其消費、投資或者儲蓄。政府在市場上作為買方出現，它替代了公民：公民買的少了，政府買得多了。當然，政府並不總是會購買公民原本要購買的東西，但是平均而言政府建醫院不會引起價格上漲。
我選擇這個例子是因為人們有時候說：「政府把錢花在什麼用途上是不同的。」我想假定政府總是把印出來的錢用在最好的用途上——我們都同意的用途；帶來那些我們稱為通貨膨脹的那些今天世界上大多數人認為是不好的後果的，不是政府花錢的方式，而是政府取得錢的方式。
例如，政府能夠用稅收僱用新的人員或者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薪水，而不致引發通貨膨脹。於是這些薪水上漲的人就能夠購買更多。當政府向公民徵稅並將這些錢用於提高政府工作人員薪水，納稅人能花的錢就少了，政府工作人員的錢就多了。一般價格並不上漲。
但是如果政府不徵稅，而是使用新印發的錢，那就意味著有些人更有錢了，而所有其他人還是有同樣的錢。於是那些得到新印發的錢的人將與那些從前是買主的人競爭。由於商品並不比以前多，但是市場上的貨幣卻多了——而且由於一些人能夠比以前購買更多——對同樣數量的商品的需求增加了。因此價格上漲。這是不可避免的，不論這些新印發的錢怎麼用。
更重要的是，這個價格上漲的趨勢會逐步發展；這不是所謂「價格水平」的普遍上漲。永遠不要採用「價格水平」這個比喻性表達。
當人們談論「價格水平」的時候，他們想的是像水槽里的水，根據數量增減升降但表面永遠平整的液面。但是就價格而言，不存在「水平」這樣的東西。價格並不同時同樣程度地改變。總有一些價格變動更快，比其他價格上漲下降得更快。這是有原因的。
考察一下政府工作人員獲得新增加到貨幣供應中的新貨幣的情形。人們今天並不購買和昨天種類數量都一樣的商品。政府印製並且在市場發行的新增貨幣並非用於購買一切商品和服務。它被用於購買某些商品，於是這些商品價格上漲，而其他商品的價格還維持新增貨幣進入市場前的價格。因此，通貨膨脹發生時，人口的不同群體以不同的方式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那些最早獲得新增貨幣的群體首先獲得臨時收益。
當政府為了發動戰爭而實行通貨膨脹時，它必然購買軍火，最先得到新增貨幣的是軍火工業及其工人。這些群體現在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它們利潤更高，工資更高，生意興隆。為什麼？因為它們是最早得到新增貨幣的。現在有了更多的錢，他們就花了。這些軍火業人士購買的商品是另外一些人製造和銷售的。
這另外一些人構成了第二個群體。他們認為通貨膨脹對於生意很好。賣得更多不是更好嗎？例如，軍火工廠附近的餐廳老闆會說：「真是太好了！軍火工人比從前富裕了；現在來吃飯的人比以前多了；他們都照顧我這餐廳，我很高興」。他沒有理由不高興。
情況是這樣的：這些最早得到增發貨幣的人現在收入提高了，但他們仍然按照通貨膨脹前夕的市場價格購買許多商品和服務。因此，他們的處境十分有利。於是通貨膨脹逐步繼續，從一個群體擴展到另一個群體。所有那些在通貨膨脹的早期得到增發貨幣的人都收益，因為他們仍然按照對應於前一階段的貨幣商品交換比率的價格購買一些商品和服務。
但是還有一些人群，增發貨幣很晚很晚才到達他們手中。這些人群處於不利地位。在增發貨幣到達他們手中之前，他們被迫為他們想買的某些——其實是為所有——商品支付更高價格，而他們的收入卻和以前一樣，或者沒有與價格成比例增長。
例如，考察一下二戰中的美國。一方面通貨膨脹有利於軍火工人、軍火行業以及槍炮製造商，而另一方面，它損害了其他人群。而受通貨膨脹之害最深的是教師和牧師。
如你們所知，牧師是非常謙卑的伺服上帝的人，一定不會過多關心錢。教師也一樣，人們認為他們應當更多地考慮教育年輕人而不是他們的薪水。因此，教師和牧師是最受通貨膨脹之害的人群，各個學校和教堂是最後認識到必須提高薪水的。當教會長老們和學校理事們最終發現他們應當提高這些獻身奉獻的人員的薪水之後，他們早期遭受的損失也沒有得到補償。
長期以來，他們必須比以前縮減購買，節制消費好的昂貴的食物，限制購買衣服——因為價格已經上漲，而他們的收入、他們的薪水，還沒有提高。（這個狀況今天已經大為改觀，至少對於教師來說）
可見，通貨膨脹總是對不同人群產生不同的影響。對於一些人群來說，通貨膨脹不那麼糟糕；他們甚至要求它持續下去，因為他們是最先獲益的。
在通貨膨脹帶來的這些變化影響下，一些人群受益，一些人群直接獲取暴利。我用「暴利」這個詞並非指責這些人，因為有人應對此負責：正是政府實行了通貨膨脹。而且總是有人喜歡通貨膨脹，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早認識到發生了什麼。他們的特殊利益得自這樣一個事實：通貨膨脹過程中必然存在不均勻性。
政府可能認為通貨膨脹——作為募集資金的方法——比總是不受歡迎難以實行的稅收好。在許多富裕的大國，立法者們經常幾個月地討論由於國會決定增加開支而必須徵收的各種新形式的稅收。討論了通過稅收穫得錢的各種方法之後，他們最終決定，或許用通貨膨脹獲得錢更好。
當然，「通貨膨脹」這個詞不會被使用。打算實行通貨膨脹的當權政客不會宣布：「我要實行通貨膨脹了」。實行通貨膨脹的技術方法十分複雜，普通公民無法意識到通貨膨脹已經開始。
歷史上最大的通貨膨脹之一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意志帝國。通貨膨脹在戰爭期間並不那麼嚴重；造成災難的是戰爭之後的通貨膨脹。政府並沒有說：「我們即將通貨膨脹」。政府只是很直接地從中央銀行借錢。政府不管中央銀行怎麼找到這些錢。中央銀行只需印出來。
今天，通貨膨脹的技術由於支票的存在而複雜了。它採用了另一種技術，但是結果是一樣的。政府大筆一揮，創造出法定貨幣，於是增加了貨幣數量和信用。政府只需發布命令，法定貨幣就有了。
政府起初不在意一些人會受害，它不在意價格上漲。立法者說：「這個制度太好了！」但是這個奇妙的制度有一個根本的弱點：它不可持續。如果通貨膨脹能夠永遠持續，那就沒有必要告訴政府說不應通貨膨脹。但是關於通貨膨脹的一個確定的事實是：它遲早要終結。它是個不可持續的政策。
從長遠看，通貨膨脹最後以貨幣的崩潰告終；它導致大災難，像1923年的德國那樣的狀況。1914年8月1日，1美元價值4馬克20芬尼。9年零3個月以後，1923年11月，1美元匯價為4.2萬億馬克。換句話說，馬克一文不值了。它不再有任何價值。
一些年前，著名的凱恩斯寫道：「從長遠看我們都要死去。」我很遺憾地說的確如此。但問題是，短期有多遠？18世紀一位著名的女士蓬皮杜女士說了一句名言：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蓬皮杜夫人幸運地早死了。她的繼任者杜芭麗夫人沒有早死，被砍了頭。對於很多人來說，「長遠」很快就成了「眼下」——通貨膨脹越長久，「眼下」到來得越早。
眼下能持續多久？中央銀行能夠實行通貨膨脹多久？或許就是人們相信政府或遲或早——但肯定不會太遲——將停止印錢因而停止貶值貨幣單位的時間。
當人民不再相信這一點時，當他們認識到政府會不停地繼續下去時，他們就會明白明天價格會更高。於是他們就會不管什麼價格都購買，導致價格無限上漲，直到金融體系崩潰。
我說的是全世界都觀望著的德國的情形。許多書描述了那時的事情（我不是德國人，是奧地利人，但是我是從內部看待這一切的：奧地利的情況和德國沒有很大差異；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很大差異）。有好幾年，德國人民相信他們的通貨膨脹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結束。他們相信了幾乎9年，直到1923年夏天。隨著通貨膨脹的持續，人們認為隨便買什麼都比把錢存在口袋裡好。不僅如此，他們明白了不應把錢借出去，借債倒是有利的。於是通貨膨脹加劇。
就這樣直到1923年11月20日。之前群眾一直相信通貨膨脹的貨幣還是真實的貨幣，但是那一天他們發現情況變了。1923年秋天德國通貨膨脹末期的時候，德國工廠每天早上預付當天工錢。工人和妻子一起來到工廠，工人立即把當日工錢——數百萬的馬克——交給妻子。女人就立即去商店買東西，不管什麼東西。當時大多數人都知道，馬克的購買力每過一天就降低50%。貨幣就像爐子里的巧克力一樣在人們的口袋裡融化。德國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沒有持續多久；幾天之後，這場災難過去了：馬克一文不值了，必須用新的貨幣了。
那位說過「從長遠我們都會死」的凱恩斯勛爵是20世紀鼓吹通貨膨脹的眾多人士之一。他們都反對金本位。凱恩斯攻擊金本位為「野蠻遺迹」。今天大多數人也認為回復金本位是無稽之談。比方說在美國，如果你說「美國遲早要回到金本位」，人們會認為你痴心妄想。
然而，金本位有一個巨大的優點：金本位下的貨幣數量與政府和政黨的政策無關。這就是它的好處。它是防止政府成為敗家子的措施。在金本位下，如果人們要求政府有新的開支項目，財政部長就會說：「我到哪裡弄錢？先告訴我怎麼籌款」。
在通貨膨脹制度下，對於政客來說，沒有什麼比命令政府印鈔機構印出項目所需的鈔票更簡單的事情了。在金本位下，健全的政府有好得多的做法；其領導人可以對人民和政客們說：「我們不能那麼做，除非提高稅收」。
但是在通貨膨脹狀態下，人們習慣於認為政府擁有無限的手段，國家什麼都能做得到。比方說，國家需要一個新的公路網路，人們就要求政府建造。但是政府從哪裡籌錢呢？
人們可以說，在今天的美國——甚至過去，在麥金利（McKinley）時代——共和黨主張穩固的貨幣和金本位，民主黨主張通貨膨脹，當然不是紙幣膨脹，而是銀幣膨脹。
然而，1880年代末期否決了國會撥出一小筆款項——大約10000美元——救助遭受某個災害地區的決議的，卻是民主黨的克利夫蘭總統。克利夫蘭總統這麼解釋他的否決：「為政府分憂解難是公民的義務，但為公民分憂解難卻不是政府的義務」。每個政治家都應該把這段話寫在辦公室的牆上給那些進門要錢的人看。
我被迫簡化這些問題是出於無奈。在金融體系中有許許多多複雜的問題。假如它們像我在這裡描述的那樣簡單，我就不會寫關於這些問題的長篇著述了。但基本原理就是這個：如果你增加貨幣的數量，你就降低了貨幣單位的購買力。那些個人利益受到不利影響的人們不喜歡這樣。受到通貨膨脹之害的人們於是就反對通貨膨脹。
如果通貨膨脹有害，並且人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它為什麼在所有國家幾乎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呢？甚至一些最富裕的國家也不能免受其害。今天的美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有著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你去美國，你會發現人們不停地談論通貨膨脹，談論必須制止它。但只是談論；沒有行動。
看看一些事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回到了戰前的英鎊黃金平價。也就是說，英國提高了英鎊價格。這提高了工人工資的購買力。在不受阻礙的市場上，名義貨幣工資會相應下降，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會受影響——這裡沒有時間討論原因。但是英國的工會不願意在貨幣單位購買力上升的同時接受貨幣工資率下調。因此，實際工資由於這個貨幣措施大幅上漲。對於英國，這是場嚴重的災難，因為英國是個工業國，必須進口原材料、半成品和糧食才能生存，必須出口製成品支付這些進口。隨著英鎊國際價值的上漲，外國市場上英國產品的價格上漲，銷售和出口下降。英國實際上退出了世界市場。
工會是不可戰勝的。今天你們都知道工會的力量。它有採取暴力的權利，事實上是特權。因此工會的命令可以說和政府法令一樣管用。政府法令是政府的執法機構——警察——隨時準備實施的命令。你必須服從政府法令，否則警察就該上門了。
不幸的是，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能夠實施強力的第二個勢力——工會。工會決定工資，得不到便罷工，與政府的最低工資法的實施並無二致。這裡我不討論工會的問題；以後再論述。我只想表明，工會的政策是把工資水平提高到不受阻礙的市場上的工資水平之上。因此，大量潛在勞動力只能被那些準備承受虧損的人或企業僱用。企業不可能持久虧損，只好關門大吉，人們失業了事。把工資水平設定在不受阻礙的市場水平之上總是導致大量潛在勞動力的失業。
在英國，工會實施高工資的後果就是年復一年持久的失業。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失業，生產下降。甚至專家也困惑不解。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採取了一個它認為必需的緊急舉動：貨幣貶值。
結果是，工會堅持的貨幣工資的購買力不再是原來的了。實際工資也就是實物工資減少了。現在工人能買的東西不如以前多了，雖然名義工資還是那麼多。政府想，這樣，實際工資水平將恢復自由市場水平，失業會消失。
這個措施——貶值——被許多其他國家採取，法國、荷蘭、比利時。一個國家甚至在一年半內兩次採取，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這可以說是偷偷摸摸地對抗工會權力的辦法。然而不能說它是個真正的成功。
幾年以後，人們——工人們，甚至工會——開始明白了。他們逐漸認識到貨幣貶值降低了他們的實際工資。工會有能力反抗。在許多國家，工會在工資合同中增加了一項條款規定貨幣工資必須自動隨價格上漲而提高。這被稱為價格指數係數（indexing）。工會關注價格指數了。於是，英國政府在1931年採取的——後來被幾乎所有有影響的政府採取的——減少失業的方法、這種「解決失業」的方法今天不再起作用了。
1936年，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勛爵不幸地把這個方法——1929-1933年間的緊急措施——提升為一條原則，一個系統的政策體系。他是這麼論證的：失業不好。如果要消除通貨膨脹就必須通貨膨脹。
他清楚地認識到工資水平可能對於市場來說太高了，也就是說僱主增加勞動力無利可圖，因而從全體勞動人口的觀點看太高了，因為在工會規定的高於市場水平的工資水平下，那些急切希望掙錢的人中只有一部分能夠有工作。
凱恩斯還說，年復一年的大規模失業當然是十分令人不滿的狀況。但是，他沒有主張工資水平能夠而且應當按照市場狀況調整，而是說：如果貶值貨幣而工人們卻沒有能夠認識到貶值，那麼只要名義工資保持不變他們就不會阻撓實際工資的下降。換句話說，凱恩斯勛爵是說，如果人們今天得到的錢和貨幣貶值前一樣多，他們就會意識到實際上現在的錢少一些。
用老式語言說，凱恩斯主張欺騙工人。他沒有公開要求工資水平必須按照市場狀況被調整——因為否則一部分勞動力就不可避免地失業——而是說：只有通貨膨脹才能實現完全就業。欺騙工人吧。然而，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通論》出版後，就不再能夠欺騙了，因為人們已經意識到價格指數了。但是完全就業的目標仍然不變。
「完全就業」意味著什麼呢？它只能靠不受工會或者政府操縱的不受阻礙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在這樣的市場上，每種勞動力的價格都達到這樣的水平：想找工作的能找到，想僱人能僱到。勞動力需求上升，工資水平就會上漲，反之則會下降。
實現「完全就業」的唯一方式是維護不受阻礙的市場。勞動力是如此，商品也是如此。
一位想以5塊錢價格出售一件商品的生意人怎麼做呢？如果他以這個價格賣不出去，美國的技術術語就叫「不走貨」（the inventory does not move）。但是貨必須得走。他不能壓貨，因為他得購買新東西，時尚在變化。於是他降價出要他還做生意就沒選擇。他必須承受虧損，而那些虧損是由於他對市場對他的產品的預期是錯誤的。
每天從農村進城賺錢的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也是一樣。每個工業國家都有這番景象。在美國，他們來到城市希望每星期掙——比方說——100美元。這或許做不到。於是如果找不到一星期100美元的工作，他就得干90美元或者80美元或許更少的工作。但是如果他——像工會那樣——堅持「100美元，要麼不幹」，那麼他或許就得失業。（許多人不在乎失業，因為政府發放失業救濟——來自向僱主徵收的特別稅——有時候會和工資差不多高）
由於某個群體的人士相信完全就業能夠通過通貨膨脹達到，通貨膨脹在美國是為人們接受的。但是人們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堅持堅實的貨幣聽任失業呢，還是實行通貨膨脹實現完全就業？其實這是非常有害的問題。
為了論述這個問題我們發問：如何才能改善工人和所有其他群體的狀況呢？答案是：維護不受阻礙的勞動力市場並因而達到完全就業。我們的選擇是，工資應當由市場決定還是應當由工會的壓力和強制決定？選擇不是「要通貨膨脹還是要失業？」
對這個問題的錯誤分析在英國、歐洲大陸甚至美國都有人主張。一些人說：「瞧啊，美國都實行通貨膨脹。我們為什麼不也這麼干？」
對這些人人們首先應當回答說：「富人的優越性之一就是他承受愚蠢的時間比窮人長。」這就是美國的境況。美國的金融政策很糟糕，而且越來越糟糕。也許美國能夠承受愚蠢的時間比其他一些國家長久一些。
最重要的是要記住，通貨膨脹不是天意；通貨膨脹不是自然災害或者瘟疫爆發。通貨膨脹是個政策——是那些認為它不如失業有害的人們蓄意實行的政策。但事實是，長遠看來（不用太長遠），通貨膨脹並不能克服失業。
通貨膨脹是個政策。而政策是能夠改變的。因此沒有理由屈從通貨膨脹。如果人們認為通貨膨脹是不好的，那麼就得制止它。政府收支必須平衡。當然了，公眾輿論必須支持這麼做；知識分子們必須幫助人們理解。有了公眾輿論的支持，人民選舉的代表當然能夠廢除通貨膨脹政策。
我們必須記住，長遠看，我們都將死去。但是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短期，我們應當儘可能好地安排我們的事務。達到這個目的所需的措施之一就是廢除通貨膨脹政策。
（本文譯者：彭定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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