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國人文精神

作者簡介：吳曉都，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似乎剛剛送別普希金200周年華誕,轉瞬就迎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忌日120周年。文學的年輪就這樣周而復始地擴展著後輩對先驅深沉而常新的思憶。　　俄羅斯文學以19世紀的輝煌著稱於世,而這種輝煌的精華深植於其博大的人道主義情懷和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無論20世紀的批評家們怎樣將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祭奠成現代派思潮的祖宗,但只要細讀他的宏篇巨著,就不能不深深地體悟到這位普希金文學事業卓越後繼者人文精神的理性和溫存。　　還是讓我們重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塑像前的那些人道主義箴言吧：「將來的俄國人會無一例外地明白成為真正的俄國人也即意味著力求徹底把和解帶進歐洲的矛盾中,以全人類共有的、聯合一切的俄國人的心靈為歐洲的苦悶指明出路,懷著博愛之心把我們所有的兄弟裝進他的心靈,最後,也許會按福音的教義說出偉大的普遍和諧和各民族兄弟般的徹底一致的那句話。」(《在普希金塑像前的講話》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話自信地表達了俄羅斯的人文意識將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具有獨特的貢獻和意義。　　眾所周知,人文主義思想發源西歐。它本是一個西方的文化概念。「人文」這個詞起源於古希臘的雅典,原本是指對兒童的教化。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人用umanista指陳古典語言文學課程的教師。直到19世紀的文藝復興研究中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人文主義概念,此後人文主義才被專門用於指稱中世紀後西方進步的文化思潮。西方人文主義的基本內涵是反對封建主義和教會對人性的壓迫,復興以人為本的古希臘羅馬文化,啟蒙主義時代又提出了平等自由和博愛的主張,實質是建立一種新興的資產階級進步文化。西方人文主義反映的是在經濟生活中日益崛起的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要求。這種人文主義的世俗傾向十分明顯。《十日談》、《巨人傳》等文藝復興大師的文藝創作充分表達了資產階級對世俗人間歡樂的強烈渴望。啟蒙時代的思想界們又描繪了建立現代理性王國的誘人藍圖。所有這些在當時積極的社會思潮對落後的俄羅斯的文明進化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啟迪。但是,由於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特點,俄羅斯的人文主義的發展和內涵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民族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時代處於普希金、果戈理開創的俄羅斯文學黃金時期,普希金的弘揚民族文化和現實主義傾向的文學思想已經規定了俄羅斯文壇的基本走向。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事小說創作而不是詩歌創作,但俄羅斯文學之父的血脈影響是絕對不可忽視和低估的。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研究領61域有創新意義的建樹,但他卻否認普希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上的重要指導意義。或許他是從小說體裁的形式創新方面著眼而得出的結論。不過,文學研究者應該懂得,文學創作的成功並非只決定於形式一個方面,題材和主題對於創作的重大意義就可以忽略嗎?我們以為,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卓越的寫作技巧外,他深刻的主題開掘和獨特的精神特色對於他在世界文壇地位的確立更具有決定意義。而他人文精神探索和關懷的啟蒙導師,連作家本人也承認,正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亞力山大·普希金。　　他認為,普希金在《葉甫根尼·奧涅金》這部俄羅斯生活百科全書中已經為俄國未來許多長篇小說的出現作了準備,向俄國讀者提供了幾乎所有其他形式的藝術作品,其中還包括幻想形式的作品。幻想作品的頂峰就是《黑桃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斷言,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所創造的形式、體裁、典型和性格幾乎囊括了後世整個俄羅斯文學的基因。試比較一下《黑桃皇后》中的蓋爾曼和《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普希金的塔吉雅娜尊為俄羅斯婦女的聖像。在他看來這正是俄羅斯精神道德的最高典範。塔吉雅娜也閱讀西方的文化典籍,但她卻擁有一顆堅定的俄羅斯頭腦,她與奧涅金們不同,她不會去做西方文明拙劣而滑稽的模仿者。塔吉雅娜以純正的俄羅斯心靈面對世界、面對人生的苦難。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珍視塔吉雅娜的精神嚮往,她不是奧涅金那樣一根隨風飄逝的小草,她有自己堅實的根基,「即使感到悲觀失望,痛苦地意識到她的一生已經被毀滅,但她還是懷著某種堅不可摧的感情,這是她的精神支柱。這就是她對童年的回憶,對故鄉,對在其中開始她那溫順純潔的一生的偏僻鄉村的回憶,這就是她那可憐墳塋上的十字架和樹枝的陰影。這些形象拯救著她的靈魂使她免於徹底絕望……這已經夠多了,因為這是整個基礎,這裡又有一種堅不可摧的東西。　　這裡有同故鄉,同故鄉人民,同它的聖物的聯繫……是的,有這麼一些深沉而剛強的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普希金思想的領悟應該說十分準確而深刻。這一點從他最著名的小說《罪與罰》的結尾也可以看出。拉斯柯爾尼科夫靈魂世界的變化與復甦正來自於他對俄羅斯下層民眾(雖然來自一種特殊人群)的生活和意識的感染。索妮婭是另一種形象的俄羅斯精神世界的象徵。她內心樸實,仁慈善良,忠貞堅韌,溫柔和藹,樂於助人,富於俄羅斯式的犧牲精神。她毅然決然地跟隨拉斯柯爾尼科夫來到西伯利亞,猶如眾多忠貞獻身的十二月黨人伴侶一樣,視愛人為自己的生命,給受難者以巨大的精神支持。在拉斯柯爾尼科夫以及與他同命運的人們心中,索妮婭就是俄羅斯的聖像。這個迷途的青年幡然悔悟地由衷感嘆：「難道她的信仰,現在不應當成為我的信仰嗎?至少她的感情,她的追求……」在對人民的理解和信奉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傳了普希金的血脈。　　俄羅斯知識分子與人民的關係這一尖銳的文化和社會問題一直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重大主題。它在普希金和格里鮑耶陀夫這些前輩作家的創作中率先提出,後來在赫爾岑、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作家的創作中繼續得到深入的探討和表現。怎樣擺正有覺悟的知識分子個人與人民大眾的關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過他個人命運的變遷而深刻體驗的。他批判了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超人」思想,認為將個人(無論感覺自己如何覺悟)置於民眾的之上,都是錯誤的。知識分子與人民的關係問題從18世紀末即作為俄國創作的主題。在這個重大的文學主題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觀念也不同,他與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長期爭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贊成知識分子高於民眾的觀念,認為真理在人民中間,人民具有深沉的良知。流放西伯利亞之前,他與奧涅金那樣的貴族知識分子一樣,忽略民眾的存在,認為僅僅憑藉貴族革命者的力量,就可以改造沙皇俄國社會。碰壁之後,他又走向另一極,對人民的「真理」頂禮膜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觀需要辯證的分析,一方面,他經過痛苦的磨難,通過與下層民眾的密切接觸,切身地感到62了俄羅斯民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他們的智慧、堅韌;另一方面,又把民眾中的某些落後意識當作真理來膜拜,如對命運的順從,迷信沙皇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覺悟的知識分子與民眾結合的必要性,知識分子不可凌駕於民眾之上,卻忽視了民眾的意識和覺悟也有待於提高。當然,對於處在俄羅斯平民革命階段且弄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俄國知識分子來說,這種認識上的迷惘是在所難免的。植根於民眾,結合他們的意志,表達他們的需求並提高他們的覺悟,這樣正確而積極的思想和方向只是充分掌握了辯證唯物史觀的新一代俄國革命知識分子才提得出來。誠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夠比較清晰地意識到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問題,並能自覺地提出知識分子應該用自己的才能為民眾服務的進步觀點,也實屬難能可貴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與和平有著清醒的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篇日記中寫道：「交易所的經紀人……現在極其喜歡談論人道,現在談論人道的許多人,實質只是拿人道作交易」。陀氏清醒地預見到,1871年以後歐洲資本主義世界的和平發展年代正醞釀著新的戰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歸根結底,長時間的資產階級和平本身幾乎是一直在萌生戰爭的需要,這是它自身導致的後果。不過,它已經不是出於偉大民族當之無愧的正義的目的,而是為了某種可鄙的交易利益,為了剝削者所需要的新市場,為了財富的擁有者獲得所必需的新奴隸———總之,這是出於一些已經不能用自衛的需要來辯護的原因,這些原因恰恰證明國家機體正處於變化無常的病態之中。「俄羅斯作家在19世紀對資本主義和霸權主義入木三分的揭露和警示今天聽來仍然發人深省。」讀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論斷,我們不禁想起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警示恆言。一個真正的藝術大師的確能夠真實地洞察出現實社會的本質方面,向世人揭示它的本來面目。　　對話主義是19世紀以來俄羅斯人文精神的重要內涵,體現著俄羅斯人文學者對世界人文學科的重大貢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創作為巴赫金的語言哲學探索提供了豐厚的文學基礎。陀思妥耶夫斯基顯然借用拉斯柯爾尼科夫之口表達了對話主義的原創思想：「自從開天闢地以來,世界上就湧現出各式各樣互相衝突的思想和理論,而我的思想就那一點來說,又哪兒比別的思想和理論更加愚蠢呢?人們只消用完全獨立的、開闊的眼界去看待事情,不為庸俗的影響所左右,那麼我的思想當然也就根本不會顯得那麼……奇怪了。否定者和微不足道的哲人們,你們為什麼要半途而廢呢?」(《罪與罰》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正是這種平等的開放式的人文精神幫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長篇小說的體裁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並對世界小說藝術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巴赫金由此發現了對話思想的生動形態,繼而深入研究,最終歸納提煉成具有現代哲學和詩學意義和價值的對話主義方法論。巴赫金精闢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藝術家,他創立自己的思想,與哲學家或科學家的方法不同。他創立的是思想的生動形象,而這些思想是他在現實生活當中發現的、聽到的,有時是猜測到的;也就是說這是已經存在或正在進入生活的富於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種天賦的才能,可以聽到自己時代的對話,或者說得確切些,是聽到作為一種偉大對話的自己的時代,並在這個時代里不僅把握住個別的聲音,而且首先要把握住不同聲音之間的對話關係、它們之間通過對話的相互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對話意識特別深刻地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真誠的人文主義者對精神個性的熱情呵護。它是這位傑出的俄國文學大師對俄羅斯人文精神最可貴的貢獻之一。它意在表明,大到每一個民族或國家,小到每一個精神個體都擁有自己神聖的思想權利,擁有表達自己的話語的權利。文明的世界就是可以平等的開展對話的世界。只有不同聲音之間的平等對話,文化才能獲得豐富的發展,人文精神才能獲得勃勃的生機。由巴赫金髮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對話思想在21世紀的今天,對世界文化多樣化的建設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有長久的價值生命力。　　俄羅斯的文化是東西方文化的綜合產物。與西方的人文精神不同,俄羅斯人文精神具有東方式的溫厚。托爾斯泰的基督教理念具有濃厚的東方佛教思想。別爾嘉耶夫否認俄羅斯文化復興有西方文藝復興的特徵。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別林斯基等看作是偏離了俄羅斯傳統,他憎恨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的思想和結論也有矛盾。他一方面承認普希金對俄羅斯文化復興的人文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卻不承認啟蒙普希金人文意識的西方進步思想來源。　　無可置疑,普希金的自由思想受到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潮的積極影響,雖然,他與他的朋友恰達耶夫在俄羅斯發展的方向的認識上並不完全一致。普希金認定俄羅斯有自己獨特的使命。可以說,俄羅斯的人文精神的主導方面是本土文明意識,但是其中也包含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個性自由原則和東方集體主義傳統意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個性自由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自由,而不是個人對物質世界的占有權利。追求永恆的形而上的終極價值,在這一點上與東方傳統文明的道德原則和哲學觀念是相一致的。今天,俄羅斯有許多學者把19世紀以來的俄羅斯精神文化,包括蘇維埃文化看作是對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積極抵抗。人們大概不會忘記,20世紀遨遊太空的蘇聯人造地球衛星和宇宙飛船的擁有一個響亮的名稱：東方號。不過,也有學者如利哈喬夫院士等更多地強調俄羅斯文化的歐洲基因,認為俄羅斯文化的根源深植於斯堪的納維亞的文明中。但這種結論無論如何否定不了俄羅斯文明中的東方文化內涵和千百年來這個民族忽東忽西、蹣跚前進的文化探索特徵。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理解以蘇聯文學史和文藝學家的研究為代表。前蘇聯解凍時代以前的文學史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文意識評價過激或不足,否定多於肯定。60年代以前這種狀況有所改觀。巴赫金的解讀具有巨大的文化意義。巴赫金對陀氏的研究開始於20世紀20年代,60年代又重新得到蘇聯文藝界的承認。但是,巴赫金在蘇聯並沒有在西方那樣的經典地位。從20年代起與巴赫金爭論的學者就大有人在。盧那察爾斯基、赫拉普欽科、弗里德連傑爾就是主要代表。巴赫金髮現了陀氏創作的對話哲學和長篇小說的新型敘事模式。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批評家對他另有一番理解;以舍斯托夫、別爾嘉耶夫、梅烈日可夫斯基等為代表。舍斯托夫將陀氏視為存在主義的俄國代表,別爾嘉耶夫則把陀氏理解為東正教的社會主義的哲學家和思想家。　　在西方,美國哲學家考夫曼將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薩特、基爾凱果爾、尼采、海德格爾和加繆等存在主義哲學家、作家相提並論,認為他的地下室手記是存在主義最好的序曲。德國的萊因哈德·勞特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學視為道德意義的唯心主義和精神哲學。他們關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神學的立場,陀思妥耶夫斯基確也有這樣的生活理念：沒有神聖的東西,生活就沒有意義。　　必須指出,陀氏的思想極為複雜,他雖然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19世紀俄羅斯社會生活,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文化理念,但是作為一個有巨大歷史局限的古典作家,他的政治見解與俄國民主革命的現實主潮相左,甚至是極端錯誤的。他抽象的精神完善和順從命運的主張,在劇烈的階級鬥爭的時代不僅顯得蒼白無力,而且在實踐中對真正受苦受難的俄羅斯民眾是有害的。有關陀氏和托爾斯泰的社會歷史的謬見,以高爾基為代表的進步作家在當時就作了不留情面的入情入理的尖銳批判。結合俄羅斯百年的歷史巨變,這種批判今天看來,仍然具有客觀正確的依據和理由。　　我們對陀氏的理解,在改革開放以前多是以蘇聯傳統的文學史為藍本,其實,對許多有獨特見地的研究著作,並未認真重視。在蘇聯文藝界對陀氏的理解並不是只有一種聲音,他們的觀念和方法也是在不斷改進、變化和豐富的。他們已經充分注意到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思路和觀念,與他們作平等的對話。新時期以來,我們引進了許多西方的研究成果。同時,又對過去知之甚少的白銀時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重新發掘和認識。不過,應當注意,不能用今天的流行消解過去有價值的理解,更不可以一種偏見替代另一種偏見;需要聽取學術領域的多種聲音,更要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要全面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遺產,必須仔細研究他的原著,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社會觀作指導,參照俄羅斯19世紀的文學史的不同流派批評家、20世紀蘇聯的文學史家和西方俄羅斯文學研究的成果,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從而得出我們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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