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富豪移民，而是中產階級的移民

07-09

編者按：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富豪移民，而是中產階級的移民。中國近年在經濟迅速發展、財富積累的同時，卻出現了中產階級和財富的大量外流。國際上的一般規律是：人才、技術、資金從發達地區逐漸轉移到欠發達地區，但中國卻恰恰相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它反映了國內的什麼問題？其中的原因值得認真思考，尤其值得中國的政策制訂者們深思。

來源：《像安邦那樣思考：讀懂中國和世界》

作者：賀軍

本文寫於2011年。

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讓人矚目。目前，2009年中國已成為經濟總量僅此於美國、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3678美元，在世界各經濟體中排名第100位，但考慮到中國13億多人口的巨大基數，中國經濟增長所積累的巨大財富，在全球也是矚目的。

然而，就在經濟迅速發展、財富積累的同時，中國卻出現了中產階級和財富的大量外流。國際上的一般規律是：人才、技術、資金從發達地區逐漸轉移到欠發達地區，但中國卻恰恰相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它反映了國內的什麼問題？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尤其值得中國的政策制訂者們深思。

1、中產階級正在成為第三波移民的生力軍

中國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曾出現過兩波移民潮，第一波移民大多是混雜著偷渡客的底層勞工，而第二波移民開始於中國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第三波移民開始蔚為大觀。與前兩波移民不同的是，在新世紀的移民潮中，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從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技術移民要求來看，評估分數有可能達標的人才基本素質為碩士以上學歷、精通英語，3-5年以上工作經驗。有這樣經歷的群體，基本上就是中國的「中產精英」階層。

美國國務院公布的資料顯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聯邦財政年度獲批的EB-5類簽證移民（投資移民）總數，已從2008財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來自中國。

根據美國國土安全局（DHS）提供資料顯示，每一年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移民美國的數量，在1989年至2000年間，已從32272人上升至45652人。而到了2009年這一年，中國大陸出生、成功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人數則已達到64238人，僅次於墨西哥。

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加國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中國大陸的名額佔了1000名左右。投資移民成功率高的國家分別為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其規定投資門檻分別為40萬加元（約235萬人民幣），80萬澳元（約454萬人民幣），150萬新元（約962萬人民幣）。以最低投資門檻計算，僅2009年，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財富至少23.5億元人民幣，流向美國的則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相對於門檻較高、人數較少的投資移民，技術移民是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據《南方周末》的報道，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照此計算，2009年中國向美國的技術移民大約為5.9萬人，向加拿大的技術移民大約為2萬人，相當於每天有161名和55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體面、收入頗豐的中國中產精英人士分別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2010年6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布，中國海外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在這些海外僑胞中，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移民正在成為生力軍。

移民當然是基本人權。今年6月16日，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許又聲曾對海外移民現象表達過三點態度：「首先是尊重，遷徙權是人權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前提是合法；其次是中國將依法保護新僑在海外的合法權益；最後是引導，中國要引導新僑在海外尊重所在國的法律，融入當地社會，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貢獻。」

這雖然是官方的公開表態，但也反映出中國政府對移民海外持一種非常開放的心態。然而，如此大規模、持久的精英外流，是否反映出中國存在某些問題呢？這值得深思。

2、導致中國中產階級外流的原因是什麼？

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傳統的三大主流移民目的國，近年來，不少南美、歐洲、東南亞等較小的國家也成為中國大陸移民看好的新目的地。總體來說，發達國家是中國移民的主要目的國。歸納起來，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移民群體大致有如下幾種移民原因：

原因之一是安全感的需要。中國雖然有很多掙錢發展的機會，但高速發展的社會也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對於先富起來的財富和知識精英來說，發達國家穩定、公平和法治化是吸引他們的重要原因。

安全感除了表現在社會穩定和制度完善上，還表現在個人財富的安全性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急劇轉型，一方面提供了大量賺錢的機會，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無處不在的強勢、法治化的不足以及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又使得先富起來的階層缺乏足夠的安全感。他們可能需要付出額外的擔心和成本，才能得到有條件的「安全感」。

原因之二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很多移民都表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而國內的污染、醫療、教育等問題，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有人算過一筆賬：在國內，培養一個孩子從初中到大學的費用，加上各種擇校和補習費，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費用。

有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低齡學生出國留學人數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峰，赴海外讀高中的學生比往年增加兩到三成，高中畢業參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學的學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在這些出國留學生當中，15歲到18歲佔了近三成。

與教育有關的移民方式還有一條近年迅速火起來的捷徑：去美國生孩子。這種移民方式是利用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賦予的出生公民權，協助中國大陸人士成為美國公民。美國是為數不多給予在本土出生人士公民權的國家，擁有美國國籍後可享受的種種「特權」，是「生育之旅」（Birth Tourism）趨之若鶩的重要原因。

此外，很多中產階級移民給出的移民理由還包括：持他國護照的便利性、更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相對公平的法律制度、寬鬆自由的生活工作環境等。不少新移民表示，移民就是為了「想要個孩子，而國內的空氣質量和食品安全都讓人擔憂，更別提教育水平」。

3、對中產階級大量外流應該反思什麼？

要反思中產階級大量外流的現象，首先要分析中產階級及其特點。在西方，「中產階級」是社會分層理論的一個概念，在十多年前的美國，它指的是家庭年收入2.5萬－10萬美元的階層，佔了美國總人口的80%。在這個大概念之下，又分成了上中產階級、下中產階級、藍領中產階級、白領中產階級等次概念。

中產階級首先是一個經濟概念，他們有穩定的收入和居所，有相當的消費能力，他們的消費往往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我們看來，中產階級不只是一個經濟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和價值觀概念。中產階級一般受過較好的教育，相對保守，他們的價值觀構成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往往占人口的大部分，是西方社會的穩定器。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在中國創造出了一個經濟上逐漸富裕的群體。2001年時，國內某官方機構曾表示，中國已經有了2億中產階級，當時一度在國內還引起轟動。

在中國談中產階級比較複雜，我們在2002年時曾提出，在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根本沒有充分發育起來，而各種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並存的時候，過早地給中產階級貼標籤、立大旗，很容易使得討論被扭曲。

8年過去，最大的變化是中國人比過去富裕了，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接受度也有所提高。從中國當前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發展來看，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較大規模中產階級群體的雛形。

在我們看來，隨著中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在中產階級的內涵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而文化和價值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中國逐漸成形的中產階級，他們除了賺錢之外，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會有更多的關注和參與，對於人權、言論自由等方面的需求也會更強。我們一直認為，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最大的障礙已經不是收入問題，而在他們是否有更多自由的空間來表達價值觀，來對這個社會發揮作用和影響。

應該承認的是，中國目前的環境最能保證的就是獲取財富的機會，在經濟增長之外，中國在個人權力、普世價值觀、文化多元、言論自由、私有財產保障等多個方面，還存在不少的問題。對於保守的、受過較高教育的中產階級來說，如果他們在財富以外的多元需求不能得到保障的話，他們就會產生某種程度的不安全感。

在安全感方面，財富的多和少與安全感並不相關，至少是不成比例。由於國內市場經濟體系並不完善、法治社會也沒有完全建立，有時候富人階層比窮人階層反而更缺乏安全感。那些帶有「原罪」的先富者不用說了，即使是財富積累沒有先天問題的新富階層，他們也擔心財富的安全性。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曾引用當代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退出」理論來分析中國中產階級的外流。1970年，赫希曼發表了一部題為《退出、聲音和忠誠：回應公司、組織和國家的衰落》的著作。在這本著作中，赫希曼討論了公司、組織和國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幾種途徑。

根據他的研究，組織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失去組織成員的「忠誠」，即如果組織成員「退出」了組織，那麼組織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組織的衰落，就要維持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如何保持組織成員的忠誠？有兩種途徑：一是組織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二是容許組織成員發出「聲音」，批評組織的不足，從而令組織改進其服務。

但如果組織不能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或者在組織成員不滿的情況下不容許發出「聲音」，或者在組織成員發出「聲音」後服務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機制的話，那麼組織成員就會選擇「退出」。

在我們看來，赫希曼的理論實際上講的就是「用腳投票」的故事。鄭永年認為，中國近年出現的中產階級移民潮，實際上反映了知識和財富的「退出」。套用赫希曼的理論，目前出現的知識和財富的「退出」潮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信號，就是人們對「聲音」機制的效用已經失去了信心，對一些體制已經失去了信心，因此開始選擇「用腳投票」。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數幾個經濟發展強勁的國家。鄭永年指出，從發財致富的角度，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選擇。實際上，很多作了「退出」選擇的人仍然離不開中國。他們把在中國積累起來的財富和家庭成員安居在海外之後，還是繼續在中國發財致富。只不過是今天賺了錢，明天就存到海外。

這說明什麼？只能解釋為他們對有關體制缺乏信任感。鄭永年進一步指出，隨著知識和財富的「退出」，中國的內部改革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和其他社會一樣，知識和財富是中國社會上最有能力發出「聲音」的兩個群體，一旦這兩個群體選擇「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動力。

在我們看來，赫希曼的理論雖然與中國的現實情況不完全一樣，但這裡提到的退出者與制度的關係，的確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道理很簡單，一旦知識和財富大量「退出」，那麼中國還能留下什麼？

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和開放，完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工作，把10多億人的貧窮、封閉的大國，導入到向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中，也改變了數億人的生活水平。但未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哪裡？未來發展的目標是什麼？

在我們看來，既然中產階級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一個結果，而且中國政府也已提出要大力培育中產階級，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那麼，中產階級的需求和願望，就應該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目標。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中國應該是更加自由、民主、富裕、開放的國家，有著更優美的生態環境和更完善的社會保障，中國人民的幸福感應該大大提高。在這種情境之下，中國應該能夠吸引別國的中產階級向中國移民，而不是現在的中產階級大量的流出。

一言以蔽之，中國未來應該營造讓中產階級有安全感的環境，所有的政策、制度建設以及體制改革，都應該圍繞這個目標來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