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別、族群與差異：婦女研究的新取向

社會性別、族群與差異：婦女研究的新取向2006-04-19● 胡玉坤 (進入專欄) 　　　　我們正處在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及生態迅速重構的全球化時代。植根於社會建構（socialconstruction）的社會性別差異（gender differences），同階級/階層、種族、族群（ethnicity）、種姓（caste ）、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年齡、文化、語言、地區/地域及國家等社會差異和權力等級，[1]縱橫交織，不僅摯肘著世界各地社會與經濟變遷的進程，而且伴隨各地社會的轉變而發生千姿百態的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尤其是在90年代，女權主義者[2]對這些差異的理論化層出不窮，紛繁複雜。她們的共識是，惟有將日漸拉大的種族、族群、階級差異以及南北之間的全球差距等一併予以考慮，社會性別的不平等才能得到更加微妙和全方位的理解。本文旨在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少數民族婦女研究現狀來審視和解析這些理論。文章第一部分將簡要梳理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從普遍走向特殊的歷程。接下來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反觀中國婦女中現存的各種差異與權力等級。第三部分側重於對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若干問題做一粗線條的評述。基於前述分析，文章最後將提出幾點研究建議。在筆者看來，中國的婦女研究亟待在特定的歷史與地理情境下來書寫和再現婦女，納入包括族群在內的諸多差異範疇。值此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性契機，在探討民族地區和邊區婦女發展政策和實踐時不失時機地納入這些差異，亦已成為擺在廣大婦女理論和實際工作者面前的一項挑戰。　　　　一、女權主義話語的嬗變：從普遍走向特殊　　　　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美國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崛起之初，諸如「婦女」、「壓迫婦女」等概念基本上不被認為是有問題的。自西蒙娜·德·波伏娃以來的女權主義經典理論一向用一種普遍化的言語來描述婦女及其面臨的問題。社會性別被認為是超越國家、地理、歷史及文化界限的，世界各地的婦女因而被普遍視作父權制統治和壓迫的對象。緣此之故，「姊妹情誼」也被認為是全球性的（Morgan，1984）。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種婦女和第三世界婦女開始檢視建立在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經驗之上的歐美主流女權主義理論，挑戰其有關婦女特別是關於非西方和非白人婦女經歷的同質性話語，並抨擊其對婦女之間存在的階級、種族、族群、性取向等諸多差異缺乏敏感。進入9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有色人種/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開始從各自學科出發審視婦女之間存在的各種社會差異與權力關係。[3]她們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解構和對「第三世界女權主義」的理論建構，極大地拓寬了「女權主義」定義本身和整個女權主義理論體系。　　與此同時，女權主義有關知識創造的認識論[4]理論也開始日漸成熟，構成為女權主義著述的又一顯著成果。美國知名女權主義科學哲學家桑德拉·哈丁（Harding ，1986）和唐娜·哈拉維（Haraway ，1991）分別建構了「女權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和「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等概念，用以強調研究者自身所處的由社會性別、階級、種族、族群等身份認同所決定的社會位置對其知識創造所產生的影響。在哈拉維看來，任何知識都是情境化的產物，因而是特定化、不全面的。為了在作為知識生產特權「主體」的科學家同她們的研究對象之間建立更公平的關係，她們力主研究者必須表明她們自己的主體位置，闡明其基於諸多差異的「處境知識」以及與此相伴生的偏見。在她們看來，惟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對自己所創造的知識負責。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學者對此取得了認同，並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5]　　在當代西方「後學」風潮中應運而生並各領風騷的女權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理論和後殖民分析方法也對差異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女權主義後結構主義者（feministpoststructuralists）認為，社會性別化的經歷由社會性別、種族、階級、族群及年齡等不同的身份與差異造就的「處境知識」的體現。後殖民女權主義者（postcolonial feminists ）所尋求的則是跨文化的空間和話語來張揚第三世界婦女的理論、實踐及主體性（參見胡玉坤，2001a ）。例如，亞力山大和莫漢蒂合編的《女權主義譜系，殖民遺產與民主未來》一書著墨於有色人種和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的經驗、歷史及自我反思，並深刻剖析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種族、階級、社會性別、性取向及全球資本主義的剝削等多重壓迫，以便提供一個「比較性的，相互關聯和有歷史根基的女權主義概念」（Alexander and Mohanty ，1997）。而後現代女權主義者（postmodernist feminists ）則更歡呼差異，強調多元化，並承認被壓制的和邊緣的聲音。她們也呼籲將婦女的聲音和經歷放置於她們生活與勞作的特定時空之中（Fraser and Nicholson，1990）。但是，後現代主義者對差異的過份強調也令女權主義者憂心忡忡，因為此舉頗有削弱、分裂甚至瓦解女權主義政治意識與行動的架勢。[6]　　西方女權主義者對各種權力關係的敏感性和理論化，如今已成為女權主義思想和分析的基石。她們把社會性別當作一個主要變數，著重考察它同其他社會差異的交叉互動。在她們看來，所有等級制皆互為關聯，社會性別、種族、族群、國家、階級、性取向、年齡、地域等諸種差異使那些貌似雷同的個人經歷發生變幻莫測的變異，並且所有範疇皆處於變動不居的動態狀態，它們會因時間的流逝、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伴隨「差異政治」的盛行，女權主義內部的異質性甚至被當作其優勢及其生存的關鍵所在。對異質性的強調還導致了對女權主義分析範疇中一些關鍵性術語的省思和再探究，其中包括單複數的「婦女」、「社會性別」、「壓迫」等核心概念。例如，壓迫的內容本身如今被認為更多元化了，對壓迫的闡釋因而也更加複雜化了。許多女權主義者也更傾向於用「理論化」或「理論建構」這樣的術語來取代「理論」這樣一種表述，以表明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過程，而不是結構上固定的推論（參見Butler and Scott，1992）。　　讓我們再從女權主義發展理論的沿革來看一看差異理論的沿展軌跡。在當代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發展理論與干預中，女權主義理論家和實踐者對社會性別與發展關係的探討是獨樹一幟的。在最近30年，女權主義發展話語與實踐大體而言經歷了從20世紀70年代初崛起的「婦女參與發展」（Women in Development，縮寫為WID ），到80年代中後期並起的「婦女與發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即WAD ）和「社會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即GAD ）的範式嬗變。[7]該領域處於發展研究與婦女研究的交界處，既有厚實的學術底蘊，又受到諸種激進社會運動的滋養。幾十年來，這些範式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發展機構、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有關婦女與發展「問題」的議程、政策、項目及規劃。到20世紀90年代，婦女發展在學術、行動和政策圈內已成為被廣泛認同的主題。　　在20世紀50-60年代，發展機構主要從再生產的角度審視婦女的經濟角色，因而將她們只看作是持家者、生育者、養育者及家庭主婦。這反映在發展項目中不是有意無意地忽視婦女，便是主要側重於計劃生育、人口控制、母嬰保健、營養、衛生、家政等主題（Braidotti，1994）。丹麥經濟學家埃斯特。博斯魯普在其以學術和政策為取向的拓荒之作——《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Boserup ，1970）首先向這種福利式探討發難。博斯魯普注意到，在世界很多地方，婦女被排除在發展進程之外，她們非但沒有自動受益於發展項目，與男性相比，發展過程還常常導致婦女角色與地位的相對乃至絕對下降。她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將經濟變遷對婦女的影響擴展到進而分析年齡、階級、種族等因素如何影響到不同社會中婦女的角色，從而揭示了現代化對各種婦女群體的不同影響。博斯魯普的著作改變了學者、倡導者和決策者對發展過程中社會性別問題的認識，並最終引發了一場「WID 」運動。　　婦女參與發展探討旨在通過將婦女納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流來改善婦女的地位和處境。它以婦女為著眼點並把婦女看作是獨立的利益群體。在WID 的旗幟之下，對婦女獨特經歷的承認機構化了，從而被納入了國際社會、捐贈機構、政府部門至各類婦女組織的議程。但WID 探討也因其將「婦女」視為一個普遍化的毫無區別的範疇而受到詬病。由於以婦女為著眼點或以社會性別為分析單位，它往往傾向於忽視婦女之間存在的基於階級、種族、文化等因素的等級和剝削關係。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問世的婦女與發展範式是從「第三世界」婦女角度提出的替代性發展戰略這一方法認為婦女不需要被納入，因為她們本來就是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問題的焦點因而不應該是將婦女納入發展過程，而應探討婦女被納入過程中的各種剝削和不公正所導致的社會性別不平等。它開始意識到婦女生活中除社會性別之外的階級、種族、文化、國家等多重等級與壓迫形式，並對此保持敏感。它還倡導把第三世界貧困婦女作為分析的重點，並把爭取男女平等的鬥爭同第三世界婦女反對階級壓迫、種族歧視、性壓迫、經濟剝削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Sen and Grown ，1987）。　　以社會性別關係的社會建構為中心的GAD 範式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從WID 的失敗和WAD局限性中汲取教訓，它主要著眼於婦女與男性在發展中社會角色的不平等。它不僅倡導改善婦女的境況，即獲得教育、信貸、技術、保健等物質狀況，而且著眼於婦女的地位，即深嵌於社會性別社會關係和男女權力關係之中的更無形的因素。到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大多數發展理論家、政策制定者、國際捐贈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等開始由WID 轉向GAD.這一探討已較明確地意識到婦女是一個受各種社會等級分割的非同質性群體（Rathgeber ，1990；Razavi and Miller 1995）。　　上述女權主義差異話語的發展路徑和歷史遺產對我們是否有所啟迪？對於來自西方的這種舶來品，我們能否將它嫁接到中國婦女研究中？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又如何呢？這是我在下文要回答的問題。　　　　二、在全球化語境下審視（少數民族）婦女的社會/地理差異　　　　發展和現代化不但不會消除差異，反而會加劇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這在全球各地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中國也不例外（Bossen 2002；Muldavin 1996）。種種跡象表明，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區域、城鄉、階級/階層、民族之間的差異呈不斷拉大的態勢。當前，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都或多或少為全球化浪潮所裹脅，後者正通過勞動、工資、市場及國際和國家的其他宏觀與微觀機制折射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從70年代末對外開放到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已越來越深地被融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而全球化就像是一把雙刃劍，它在使作為一個民族的中國受惠於入世的同時，也導致了使各弱勢群體更加脆弱的尷尬與無奈。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下來審視各種社會差異建構的宏觀與微觀動態，有助於我們洞察個人、家庭/戶，社區、國家及全球諸層面複雜而動態的交叉互動過程。　　當前，全球化以錯綜複雜而又自相矛盾的方式作用於社會性別關係。它對不同婦女個體與群體的影響也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處於時空的流變之中。例如，伴隨8千萬到1億農民工進城，「農業的女性化」成了鄉土社會一道獨特的景觀。當城裡的女工不成比例失業下崗時，「打工妹」卻在華南創造了「經濟奇蹟」（Lee ，1998）。遷移到東部或城市儘管能提高其經濟地位，但這無疑使她們陷入更邊緣化和被剝削的境地。而婦女社會經濟境遇的改善也未必就會導致家庭和社區中更加平等的社會性別關係。一些富裕地區婦女回家、包「二奶」、家庭暴力的死灰復燃和突顯等等便是佐證。這些全球化塑就的悖論就是時下中國婦女生活的社會現實。　　就像「中國婦女」這個範疇，「少數民族婦女」也不是鐵板一塊的整體。後者分散在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狀況、語言、宗教及文化的55族群當中，因而經歷了不盡相同而且變動不居的發展軌跡和現代化歷程。所以，正如我們不能簡單化地描述「中國婦女」一樣，我們也不可以簡單化地勾勒「少數民族婦女」。即便同一地區和/或民族的少數民族婦女，其地位還取決於城鄉、文化程度、職業、收入等變動因素。與漢族相比，少數民族婦女又更多地面臨著族群、文化、語言、生活方式、宗教、地區/地域差異等因素的制約。少數民族婦女所處的這些不同的權力等級和認同，不僅塑就了她們的生產和再生產角色，而且影響到她們的主體性，因而可以成為揭示她們生活不同層面的多重窗口。下面讓我們進一步看一看制約中國婦女尤其是西部少數民族婦女發展的這些差異因素。　　大量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地區、城鄉、家庭及個人之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異均呈繼續擴大的趨勢。從區域差異來看，據胡鞍鋼、鄒平、李春波等人對1978-2000年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的研究揭示，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表現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的格局。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發達地區相當於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的小城市及部分農村上中等收入較發達地區。第三世界是廣大農村下中等收入或低收入較不發達地區。第四世界則是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邊遠地區極低收入貧困地區。例如，貴州人均GDP 為1247美元，低於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177位，與上海相差132位，同北京差113位。除新疆之外，西部大部分地區位於世界140位之後（胡鞍鋼、鄒平、李春波，2001：167）。另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國1997年的人類發展指標[8]排在世界174國家和地區的第98位，按世界排列上海排在25位，北京為27位，天津30位。西部大部分省份皆處於較後位置，其中最低的是西藏，排在147位，貴州其次（137位），青海為（135位），雲南（126位）。1997年《人文發展報告》還列出了世界上三個人類貧困指標地區差距最顯著的一些國家。中國居首位，排在巴西和印度之前。沿海地區的這一指標為0.18，北京不到0.10，在78個發展中國家排第5位。西部地區高達0.44，貴州約為0.55，相當於馬里等極低人類貧困指標國家，在78個發展中國家排倒數第5位（UNDP1997，引自胡鞍鋼、鄒平、李春波，2001：173）。可見，貧困人口的分布呈現出區域集中的態勢。不少個案研究也為我們揭示了區域差距的一些觸目驚心的現實。例如，在四川彝族聚居的涼山州，170多萬人處於極度貧困中，其中有30萬人還難以解決基本的溫飽。這裡的很多農牧民基本上靠土豆維生。多數人一年四季打赤腳，有的一家人竟無一床被子。多數農家人蓄共居一室，房屋極為簡陋，乃至無法遮風避雨。有的全家財產總計尚不及200元（參見潘正雲1999）。　　與區域差異一樣凸顯的，是剛性的城鄉二元體制在戶籍、就業、生產方式、勞動條件、社會保障與福利以及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造成的鴻溝。自50年代後期逐漸形成的「城鄉分割、一國兩制」的二元社會結構幾十年來一直基本未變，改革以來還導致了某些方面出現拉大的趨勢。據1999年的一項統計數據，中國農村人口佔69%，農村人均純收入為2210元；城鎮人口佔31%，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854元（香伶、李實，2001：140）。世界銀行有關報告也顯示，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之間的收入比率為1.5，超過2的較少，但中國1995年這一比率已經達到2.5.再加上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實物性福利，他們的實際收入還會增加72%，即便考慮到農民進城打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之後，1995年的實際收入比率也在4左右（香伶，李實，2001：149）。　　與此同時，城市和鄉村內部的貧富差距也日漸拉大。20年來儘管貧困者的數目已大幅度削減，[9]階級分化/分層和貧富分級已成為無可規避的現實。各社區、群體、家庭及個體之間的貧富差距在少數民族地區也不例外。由於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城鄉內部實際的收入差距可能還要大大高於統計結果。鄉村收入差距除表現為地區間的差異外，還表現為農戶之間甚至農戶內部的差距。隨著商業化和私有化發展，從事農業經營的家庭和非農業經營的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與農村景觀中「女萬元戶」、「女專業戶」並起的是「貧困的女性化」的蔓延。貧困者在脫貧、先富者富得更快的馬太效應浮出地表。　　改革開放和社會變遷對不同社會/地理疆界中的社會性別政治產生了異常複雜的影響。在農村景觀中，自70年代末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業土地的使用轉變為由各戶自己支配，這就將家戶重構為基本的生產和經濟單位。新的生產和管理體制連同各地程度不等的鄉村工業化進程及打工浪潮等，使農戶家庭內外的社會性別勞動、空間及權威分工發生了深刻變化，儘管社會性別角色仍處於不斷調整之中。男性勞動力的廣泛外出移民和非農轉移將越來越多的大田勞動和社會責任留給了婦女，在越來越多的地方出現了「農業的女性化」現象。非農轉移滯後的婦女不得不承擔起農業生產和家庭生活的主要責任。　　在鄉村社會中，婦女對家庭/社區生產勞動的參與不僅有別於同一情境下的男性，也截然有異於不同情境下的其他婦女，這主要取決於各地區/地方的自然生態與社會環境、工業化與城市化程度及其家庭的社會經濟境況等。農業勞動中的社會性別分工取決於許多技術變數，特別是像種植何種莊稼、需要投入什麼勞動、勞動量的大小及機械化程度等。即便在同一村落，還取決於農戶和婦女本身的許多社會經濟特性，如家庭生命周期、年齡（老中青）、親屬關係及其社會經濟狀況等。進一步講，以前被視為同質性的生產和再生產[10]之間的分工事實上也是千變萬化的。儘管婦女通常背負著更沉重的再生產責任，而這的確實際上成為社會性別不平等的一個主要根源，但婦女再生產的內容本身及得到的認可程度也是因時因地而異的。　　大量研究揭示，中國的宏觀發展政策連同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常常使農婦進一步邊緣化。例如，家庭承包責任制就是建立在農戶「家庭成員利益均質論」的假設之上的，儘管土地等自然資源在婦女生計生存上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但在土地的分配和承包上卻是以男性戶主為中心的，侵害婦女土地權利的地方事件因而屢見不鮮。此外，婦女雖然在農業生產和維持生計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男性大體而言仍主導著戶內外的生產和資源管理，並控制著當地政治（Bossen 2002；朱愛嵐2004），婦女因而在培訓、信息、資本和信貸等各種發展資源的配置上均處於劣勢。　　在城市景觀中，婦女承擔的各種家庭和社會角色迥然有別於鄉村婦女，經濟重構對城鎮婦女的影響也不同於後者。改革開放以來，城市不同婦女群體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家庭照顧者的多重社會位置和角色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但不同地區、行業、職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婦女群體，其得到的機緣和面臨的挑戰卻不盡一致。例如，「鐵飯碗」的打破和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對原公有制企業中女職工的衝擊最大，許多行業中的女工首當其衝面臨失業和下崗的危機。而私有制企業包括外資企業中的女職工則面對缺乏公平和平等的勞動權利與保護等問題。　　列舉上述種種差異的目的是想表明，在全球化浪潮方興未艾並成為霸權話語之際，這些差異縱橫交織深嵌在婦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影響著不同區域、民族、社會經濟狀況、語言、宗教及文化背景的城鄉婦女個體與群體的社會經歷和生活選擇。在許多情況下，貧困婦女尤其是西部少數民族起地區的貧困婦女處於幾乎所有這些等級結構的最底層。筆者並不反對為了描述的目的使用「中國婦女」這樣的表述，但不贊同脫離情境地使用「中國婦女」這樣一個同質性、普遍化的範疇去概括生活在中國國土上所有婦女的特性。承認這些差異並不是要「一刀切」地否認婦女群體中的普遍特性。既然這些差異是由歷史和時下急劇變遷過程中的社會、經濟、文化及地理不對稱構築的，那麼，將社會性別放置在這些特定的結構和過程中予以考察就很有必要。鑒於現存的諸多差異，在特定的地方/地點，根據特定的情境將動態中的各種社會差異一併予以考慮也同樣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這些衡量婦女地位的多維尺度也理應成為我們研究和制定婦女發展宏觀政策和微觀干預的出發點和依據。　　　　三、情境、差異與書寫婦女：少數民族婦女研究簡評　　　　翻閱近十年的中國婦女研究著述，一個總的印象是，婦女研究還沒有對婦女之間的異質性和差異有足夠的關注。大到「中國婦女」這個概念，小到「農村婦女」、「女職工」、「少數民族婦女」，再小到某個省、地區、地方、甚至某個社區中的婦女，她們往往被脫離情境地再現為整齊劃一的板塊。她們被宣稱取得了同等的「發展」和「解放」，抑或面臨一模一樣的問題和困境，因而需要的似乎是不加區別的對策和干預！這一傳統幾乎可以追溯到婦女研究誕生之初。自80年代中葉以來，理論、對策和定量的研究一直備受青睞，而實證研究、田野考察和質性方法卻不被重視。這些動向其實是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其結果就是，強調婦女中普遍化的總體發展趨勢，而看不到婦女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突出了結果（無論是成就還是問題），而忽視了導致這種結果的具體運作過程和機制。下面讓我們將少數婦女研究作為一個窗口來看一看，中國婦女研究學術如何再現族群等差異範疇以及不分情境地書寫婦女是否妥當？　　儘管中國的婦女研究在學術界和整個社會上仍處於邊緣境地，但它無疑已成為一股強大的學術勢力。而關於少數民族婦女的研究則處於這一邊緣學術的邊緣地帶。信手翻一下近年來的婦女研究論著，我們不難發現，婦女研究圈子裡有關少數民族婦女研究的成果可以說是屈指可數。[11]以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1999年底編輯的《中國婦女50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為例，在上下兩冊157篇論文中，只有6篇是專門論述少數民族婦女的。再如中國婦女研究會和聯合國性別主題組在2000年5月結集的《『95世界婦女大會5周年研討會論文集》，在同樣洋洋洒洒上下兩冊的15篇大會發言和148專題論文中，只有一篇探討少數民族婦女教育的文章。1994年以來三聯書店先後推出了由李小江、朱虹和董秀玉主編的四輯性別與中國：《性別與中國》（1994）、《平等與發展》（1997）、《主流與邊緣》（1999）和《批判與重建》（2000），第一輯中以少數民族婦女為題材的只有和種華「對摩梭母系家庭的再認識」一文，第二輯一篇也沒有，第三輯在「識讀邊緣文化」的主旨之下，彙集了6篇對處於雙重「邊緣」境地的少數民族婦女的討論，第四輯以婦女研究的學科化為主題，自然文章沒有特別涉及這一主題的。最後讓我們再看一看作為中國婦女研究主要平台和陣地的《婦女研究論叢》（雙月刊）。它從1992年創刊到如今已走向了第13個年頭，但所刊發的有關少數民族婦女的文章僅有6篇。[12]　　上述文集和刊物的作者廣泛幾乎囊括了參與婦女研究學術建設的各路大軍，因而可以說是近年來婦女研究動向的一個縮影。除了由少數民族婦女或少數民族地區的婦女就少數民族婦女這個專題展開的研究外，在「中國婦女」這一普遍化的範疇之下，少數民族婦女一般是極少被單獨剝離出來的，更遑論在研究中納入族群這一分析範疇。其中較最典型的莫過於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1990組織實施的中國首次大規模的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此調查除了突顯性別、城鎮/農村、教育程度及職業差異外，包括民族在內的其他等級範疇幾乎全都銷隱了（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課題組，1993）。少數民族婦女在婦女研究界的邊緣化由此可略見一斑。本文試圖以上述幾本論文集和徐午等主編的《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再加上《婦女研究論叢》為例，對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若干問題做一個扼要的評述。在此要強調的是，這些趨向不獨限於少數民族婦女的研究，而是我們婦女研究界較普遍的一些現象。囿於取材的有限性和筆者自身的社會位置，這一印象性的評論難免是不完全和片面的。筆者也不否認中國婦女研究和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一些優秀的情境化分析的存在。　　這裡所評述的圍繞少數民族婦女的這組文章大致上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總體上談論少數民族婦女或少數民族地區婦女的。另一類側重於部分少數民族的婚姻模式與制度、性與生育行為、教育特別是女童教育、家庭結構、傳統文化、宗教、環保知識、參政等問題，所涉及到的民族主要包括黎平侗族、貴州西江苗族、貴州和四川的羌族、四川涼山彝族、四川藏族和彝族、雲南傣族、白族、納西族及壯族和苗族、西藏藏族、寧夏回族、蒙古族及新疆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等。從這一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一，這些研究所涉及的民族之少與我們民族家庭中55個少數民族的構成極其不成比例（約佔1/5）；其二，所涉略的問題之少也與少數民族婦女多重變動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現實也極不相稱。　　中國是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泱泱大國，少數民族約佔人口總數的8%.各個民族大小不一，但幾乎都有自己有些獨特的風俗、習慣、語言甚至宗教等文化傳統。儘管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在北部、南部和西部邊陲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州、縣，但在中國50-60%的廣袤國土上都有他們散居之所，且不計與農村改革相伴生有多少人衝破空間上的邊緣境地加入滾滾涌動的「流動大軍」行列。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總的來說相對滯後，但各少數民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從全國來看，一般認為滿、朝鮮、回、壯、白等民族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宋蜀華等，2001）。每個少數民族地區/社區內部也存在著不盡相同的利益群體。可見，「少數民族婦女」是一個非常異質性的概念。就中國民族之眾以及少數民族生存空間分布之廣來說，無論是主流漢族的成員，還是少數民族自身都也無法迴避族群這個範疇，再加上適逢「西部大開發」這一歷史性的發展契機，這一切都凸顯了在婦女研究中把族群當作一個分析範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盤點最近十來年的婦女研究和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不僅發現了族群分析範疇和社會性別視野的闕如，而且還有許多理論的真空和謎團。在下文中，筆者將在中國婦女研究的大背景下來做一番考察。　　　　第一，婦女和少數民族婦女生活中的多重權力關係消隱了　　　　這組研究主要是就婦女而論婦女，較少觸及社會性別動態及與之難解難分的多重權力結構的互動。不論居住地、文化程度、職業或社會經濟背景有何不同，「少數民族婦女」或少數民族聚集區的各少數民族婦女常常被當作一個不加區別的同質性群體。從各少數民族婦女之間、到同一少數民族婦女內部，再到少數民族社區甚至少數民族家庭內部，不同歷史與地理情境之下婦女生活中的各種社會等級與差異幾乎全都消失了。然而，我們知道，婦女的旨趣有別於男性，有時還會同後者發生衝突。僅僅以婦女為著眼點則有可能忽視導致社會性別化結果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民族認同也是深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圍繞民族認同的沉默並不等於這一範疇的不存在。而且，民族認同也是社會性別化的認同，因為它對於男女性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　　在這一組文章中，和鍾華探討雲南寧蒗縣納西族摩梭人的三篇文章（1994，1999，2000）是基於長期田野調查的力作。她對摩梭人以「母系家庭」為主體、以走婚為特色的家庭婚姻模式的解讀，再現了這些「女兒國」特有的女性文化現象及其歷史的沿革、當前經濟驅動下的裂變等。前後三文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一幅幅生動鮮活的畫面，而且一次比一次有了更多的社會性別視角。這一研究已觸及到蘊藏於母系家庭戶內部的社會性別化的勞動、空間與責任的分工，比如當家人中女性的比例雖略高於男性，但她們主要負責安排家庭活計，而執掌家庭經濟開支、處理對外事務、主持大的祭祀等重大決策權的男性比例還是高於女性等諸多社會性別化的現象。但不無遺憾的是，能夠解釋這些不同分工的具體而微的實證證據仍嫌不足，而且在為外界所稱道的「母系家庭以兩性平等、尊老愛幼、團結和睦」的描述之中，各種社會性別的差異、代際的不同、年齡的分層及家庭內部的利益協調與衝突等幾乎都隱而不見了。例如，我們幾乎無法知道摩梭人獲取和控制土地、資本、勞動力、收入、信息及市場等生產資源方面的社會性別差異，也無法知曉教育、營養、健康、福利等人類發展方面的社會性別差距，特別是在男女童之間。此外，摩梭人社區，無論獨居還是雜居的，其內部的社會經濟利益分化和分層也都銷隱了。在「尊老愛幼，相互體諒，相互尊重，相互關心，相互禮讓，已成為個人自覺的行為準則；長幼有序，團結和睦，維護大家庭的團結和富裕，成為家庭倫理道德的最高準則」（1994：469）的敘述之中，這些「女兒王國」里的婦女似乎都成了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強者，她們「無需依傍男人的庇蔭，也無需依賴男人而生活」（1994：480），「相反，家庭中的男人們對她們有一種依賴感」（2000：135）。這難免使人要問：處於幾個大民族之間的這些「世外桃源」中摩梭人，其納西族的民族身份如何影響到婦女的社會地位和認同？漢族主流文化和納西族的父權制思想又如何作用於她們的生活？富裕戶與貧困戶的婦女境遇有何不同？社會經濟狀況、民族與社會性別的認同又是如何交叉互動的？　　以往數十年，女權主義發展理論的一個重大推進之一，就是揭穿了「女性利他主義」和「家庭成員均質論」的神話（Kabeer：1994），並揭示了家庭如何成為物質利益和文化意義衝突和鬥爭的場所（Hart，1991）。這種理論或許並不適用於停留在母系社會形態的摩梭人這一特例，但若看不到宏觀和微觀層面的社會性別政治及其同別的權力等級的相互作用，我們怎能洞察複雜而多變的日常生活現實？假如我們進一步去深究摩梭人生活中和諧和合作之外的矛盾與衝突，恐怕我們會發現另有一番生活圖景。　　　　第二，基於生物的事實，婦女被認為具有普遍化的本質　　　　生物決定論的觀點在中國婦女研究界中仍相當盛行，並有各種表現形式。例如，《中國婦女地位概觀》（中國婦女地位調查課題組，1993）一書就將婦女在社會上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歸諸她們「自然的身體特徵」，因為「同屬一個性別，由於伴隨階級壓迫而出現的性別壓迫和男女不平等的存續」，她們之間從而有了某些共同的境遇和利益（1993：2）。然而，這種生物決定論的觀點不足以解釋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文化中社會性別等級所表現出來的千差萬別的形式。在此，再以和鍾華的系列文章為例。她將摩梭人特有的女性文化現象很大程度上歸結為他們根深蒂固的「寬鬆、自由、不拘一格，一切遵從自然的社會-文化心理」：「惟其如此，才出現那麼多的『自然而然』。。。。。。（1999：20）；摩梭人那種」喜愛和睦、崇尚感情，輕視理性，厭惡束縛「的文化心理還支配著她們的行為方式（1994：479）：」迄今尚為形成與之抗衡的物質力量「（2000：134）。但更可能的合理解釋是，摩梭社區特有文化是建立在他們特定歷史的和物質基礎之上的，並非源於他們特有的心理特徵。正如作者本人提到的，從歷史演進來看，摩梭母系制度最初主要是在貧民和農奴中實行，而土司統治階級則實行父系制。在當代，母系制的維繫則同其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及偏居一隅的閉鎖和隔絕不無關係。而在與外界有密切的社區，母系制的調適、旅遊業的興盛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於物質利益，迎合外界」獵奇「的地方文化認同的產物。　　生物決定論的另一個誤區是，基於婦女日常管理和利用自然資源的現實，簡單化地看待婦女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這是中國婦女研究界尤其是婦女環境活動中普遍秉持的假設，並進而影響到一些高層決策者。例如，在世界婦女大會5周年研討會上，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紀戎的大會發言就傳遞了這種婦女/環境天然聯繫的信息。他認為，「由於自身生理特點和繁育後代的特殊使命，女性對環境問題格外敏感，更加關注影響人類健康、危及子孫後代的生存環境的質量。婦女與生俱來的感性趨向促使她們成為大自然的捍衛者」（汪紀戎，2000：13）。晏兆莉和玉貞（2000：338）在探討川西嘉絨藏族婦女環保知識時也認為，婦女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傾向於可持續地利用並裨益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如婦女在利用森林資源時，她們不會砍伐木材出售以獲取短期較大經濟利益，而是採集林中的野菜、野果、飼料等非木材林產品，而且對這些產品的採集都並非用毀滅資源本身來實現的」。但作者並未揭示婦女是怎樣被賦予這種自覺的環保意識和知識的，也未解釋調查地的所有村婦是否做出了同樣的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大量研究證實，婦女是否、何時、在何處以及如何對環境問題和變遷做出反應，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的，皆受到特定地方婦女的日常生活經歷和社會性別角色的影響（Braidotti ，1994；胡玉坤，2001b ）。而當環境保護同經濟利益發生衝突時，像男性一樣，婦女也會去損害環境，追求經濟利益。尤其對於貧困婦女來說，求生存無疑是壓倒一切的優先選擇。不解構諸如此類與生物本質有關的命題，無疑會妨礙對複雜動態的婦女生活和社會性別政治的理解。　　　　第三，不分時空和情境責備受害者　　　　「婦女發展」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研究和行動者談得最多的話題之一。在「婦女發展」的標題之下，參政、教育、就業、健康、扶貧等涉及婦女地位的所有方面幾乎都被涵括其中。而在談論對策和干預時，人們不約而同提出的一個「良方」就要是「提高婦女素質」。農村貧困和婦女地位低下的政治因素和結構性原因常常被當作僅僅「教育」婦女或甚至轉變其觀念就可以解決的。這一現象在涉及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婦女的研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比如，李鴻泉〈蒙古族的傳統文化與婦女發展〉一文中認為，「農牧區婦女接受知識文化的能力很弱，要求也淡泊」：「提高農牧區婦女的素質，是十分必要的」（1999：500）。馬林英等在〈走出貧困——涼山農村藏族婦女可持續發展研究〉一文中則認為，涼山農村彝族婦女做為「一個亟待脫貧致富的群體，她們的整體素質也亟待進一步提高」（2000：371）。　　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責備下屬群體的做法從多個角度來說都是很成問題的。首先，上述兩文的作者均不分情境地認為需要提高整個內蒙古「農牧區婦女」或整個「涼山農村彝族婦女」的「素質」，而未注意到這兩個群體本身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其次，這種的敘述不僅包含著價值判斷，而且隱含著對人的品性的判斷。而這種「素質」之說在多數情況下其實所指只是文化程度（有時僅指科學文化知識缺乏）。再次，正如高小賢（2000：399）尖銳地指出的，談「婦女素質差」是不公平的。「素質差」背後隱含的是對受害者的指責。婦女真的是「素質差」嗎？這一現象生成的根由又是什麼呢？筆者在雲南、四川和內蒙等地的田野考察中均發現（Hu，2002），許多婦女文化程度低在很多情況下並非她們不願上學，而是沒有資源、機會去讀書。即便是上過若干年學的婦女，雙重勞動負擔的重壓，生活半徑的狹小以及話語權的被剝奪，最終導致了她們學過的東西也「就著飯吃了」。最後，這種「素質差」假設還會使婦女發展思路和干預陷入怪圈，使我們看不到婦女受教育程度低背後的婦女自身往往無法控制的各種結構性因素。另外，婦女也常常被指責和再現為不公正的文化[13]或者貧困的無助「犧牲品」。處於任何逆境的婦女，其實並不都是完全被動的受害者，在她們的生存策略中，抗爭、抵抗與能動性都是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第四，脫離歷史與地理的情境浪漫化婦女的「平等」、「發展」與「解放」　　　　「歌功頌德」式的正面描述仍占相當比例，「有血有肉」正視問題的研究佳作卻屈指可數。一些類似「宣傳報告」文章往往脫離情境地理想化婦女的「平等」與「發展」。比如，有的用一個少數民族婦女發展的狀況來概括所有少數民族婦女，有的將某個婦女群體的平等推論到所有婦女群體，有的將一個地方/地區婦女較高的地位普遍化為所有地方婦女較高的地位，有的則割斷歷史的沿革，簡單地將婦女的面臨的問題歸罪為生產力水平低、傳統觀念、「封建殘餘」或者「資本主義的毒害和污染」。這類文章往往沒有注釋，儘管羅列了一大堆數據，但數據的來源不得而知。讀者很難據此判斷此系現實，還是作者自己的意想和建構，其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胡憲萍（1999：307）〈改革開放與黎平侗族婦女的發展〉一文的結尾可能典型地反映了一些本質化觀點：「千百年來無社會地位的少數民族婦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當家作主，實現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獲得如此巨大的發展與進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民族解放，更沒有少數民族婦女的解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少數民族婦女的發展」。同樣，李鴻泉在其文中也提到，「牧區女孩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機會，不受歧視」：「牧區從來沒有棄溺女嬰的陋習」等等（1999：500，501）。在筆者看來，上述敘述把黎平侗族婦女的發展狀況（即便是真實的）推論到所有少數婦女；把部分婦女經濟政治上的自主普遍化為所有少數民族婦女的經歷；此外還在千百年的歷史同現實之間划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從而忽視了歷史發展進程的延續性。誠然，這種表述的影子在婦女研究界似乎比比皆是。這類僵化、教條的敘述不僅無益於探討問題和解決問題，而且還有可能會對針對少數民族婦女的決策和干預產生誤導。假如尚有相當一部分人還處在極度貧困之中，溫飽尚難以維持，何以能夠問心無愧地言說平等？假如男女確已平等，為何還面臨那麼多棘手的社會性別問題？在此想強調的是，我們要切忌不分時空和情境尤其是婦女的物質境況去宣稱「男女平等」，特別是要把學術研究與宣傳動員區別開來。與上述問題相關的是如何來「再現」少數民族婦女和在文本中反映她們的聲音。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一如主流的婦女研究，整個文本在很多情況下皆為研究人員的敘述和建構，幾乎沒有當事人尤其是婦女自己的聲音、需求及渴望，以致於無法判定文本所闡述的「事實」在多大程度上是城市社會文化精英們想當然的產物。傾聽婦女的聲音[14]，了解她們的經歷、價值觀及對社會變遷的解釋，並讓婦女發出的聲音體現在文本中的確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又一個問題。[15]　　　　四、面向情境和日常生活的世界　　　　婦女研究的理論不可以脫離社會現實在書齋里杜撰。它應取之於生活，用之於生活，並在婦女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提煉和升華。如前所述，中國各族婦女的多重生活現實已向我們提出了借鑒甚至本土化女權主義差異理論的挑戰。這也成為研究、分析和干預中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女權主義者所理論化的差異和多重身份認同在不同的地理與歷史語境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即便在一個小小的社區中，單一的一種或幾種差異也難以窮盡所有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一些等級制度可能適用於這種情形，而不適用於另一些情形；它們可能對一些群體更為重要，而對另一些群體則不然；同一分析範疇的性質和內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地理疆界也會出現變異。比如在中國鄉土社會中，宗族、親屬、街坊鄰里、輩份以及儀式等關係可能會同階級、社會性別、族群等社會等級交織在一起，對不同個體和群體的物質境遇和身份認同產生紛繁複雜的影響。就像社會性別問題不是婦女的問題一樣，族群也不只是少數民族面臨的特殊問題。可見，本土化的目標就是要在特定的時空中對社會性別政治與其他等級制度的互動作具體的情境化分析。也就是說應面向情境，特別是面向日常生活。　　為此，研究首先要把對婦女個體與群體的理解放置在特定的歷史與地理背景之下。婦女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的，因而不可以脫離各地的特定情境而在抽象的理論層面上「紙上談兵」。尊重婦女多種的日常生活經歷和知識已成為西方女權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第二次浪潮女權主義者聚集在「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旗幟之下，傾力於探究處於正規政治運作之外的婦女私人生活的意義。這一理念是基於她們認識到宏觀政治力量融入了婦女的私人生活，而婦女的日常生活經歷又為剖析更廣闊的「公共」世界提供了空間。當今女權主義學術的繁榮建立於並聯結著兩個層面的分析：結構性因素和個人能動性。前者側重於審視製造和維持社會性別不平等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和機制；而後者著眼於挖掘婦女在社會性別、種族、階級歧視等各種壓迫制度下的生存策略、行動以及抗爭，並特別重視婦女自身對其個人經歷的體驗和表述。在特定的地方化情境中將結構性因素同個人能動性結合起來，不僅可以揭示社會性別差異如何由結構性因素塑造而在個人經歷中體現出來，而且得以知曉更大的社會力量如跨國勢力、國家宏觀政策如何影響到日常的社會性別關係。此外，這種情境化的探討不僅有助於再現婦女的異質性的經歷和觀點，從而有可能對婦女的旨趣、需求和資源要求做出更敏感的反應，而且也有利於捕捉到婦女生活場景中更斑雜、微妙而動態的畫面。進一步講，也只有把婦女的日常意識和實踐放置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相關的政策和干預才能有的放矢發揮真正的功效。　　許多女權主義學者一直致力於揭示並理解婦女的日常生活經歷，即在特定時空中弱勢的婦女群體和人體是如何塑造和創造她們生活的，並揭示日常社會實踐中各種權力的運作（參見Bossen 2002；Hsiung 1996；Lee 1998；朱愛嵐2004；）。例如，魯賓諾夫（2001）的<賣魚中求地位>一文，就對印度果阿省漁民社區特別是賣魚婦女日常生活中階級、種姓與社會性別等級之間異常複雜的交叉互動作了精彩的剖析。一方面，漁婦們在家庭和社區中關鍵性的經濟角色特別是她們的財富積累和立足於當地市場的經濟權力，提高了她們個人自豪感、身份認同，促成了更平等而互補性的社會性別關係，並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印度社會佔主導地位的父權制價值觀和社會性別刻板觀念，但在另一方面，向上的階級流動卻同她們在當地社會中「與生俱來」的種姓地位與聲望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些低地位的「母親們」的生存策略就是要通過使其子女們受教育和獲得中產階級的專業性工作「過龍門」成為更高種姓的成員。　　假如從婦女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考察，將會看到婦女生活中一幅幅鮮活而質樸的日常生活畫面。大凡看過《中國雲南農村婦女自我寫真集》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揮之不去的印象：即日常生活中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是農村婦女生活的主旋律。該「記實攝影」是作為一個婦女生育健康與發展項目需求評估的組成部分由澄江和陸良兩縣53位山村婦女自己拍攝的「無聲」的現實生活的世界。透過她們的眼睛，這些畫面活生生地再現了農村婦女在田間地頭和家內的生活和勞作及她們內心深處對減輕勞動強度和對托兒服務的呼喚。從草根婦女自身眼裡看到的正是這種來自原野的濃郁的日常生活氣息，它也令人不得不嘆服這些鄉土婦女的生存智慧與策略。　　可惜，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具體而微的研究迄今仍為數不多。大量的沉默和理論謎團還有待於在特定的時空中去打破並求解，比如，農業改革對不同少數民族婦女的生產與再生產有何影響？不同家庭和社區中的社會性別勞動、空間及權威的分工有何變化？非農轉移中特別是鄉村工業化和向城鎮流動進程中女性滯後的問題、農業的女性化問題、婦女土地權利受侵害的問題在少數民族地區有何表現？不同民族的少數婦女同市場、社區、國家甚至國際政治經濟勢力等機構因素的關係如何？在全球化與地方化交鋒的現今社會，她們特有的文化、習俗、規範對婦女有何制約又提供了什麼機遇？參與農業和非農業產業的婦女的境遇有何不同？同樣生活在市場經濟不甚發達或較發達的地區，不同社會經濟處境的婦女，其生存條件有何差異？少數民族散居和聚居社區中，女童、未婚女子、年輕已婚婦女、中年已婚婦女和老年婦女的境況有何不同？少數民族婦女的社會性別認同與民族認同如何相互作用影響到她們主體性和爭取物質資源的鬥爭？透過社會性別等多重稜鏡去審視不同少數婦女日常生活中的這些問題，不僅有助於揭穿已習以為常的諸多偏見，而且能使看到她們許多隱而不見的生活現實。　　另外，對一些少數民族婦女和女童的發展而言，文化的確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變數。和鍾華、潘正雲等人的研究昭示了這一點。例如，涼山彝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同族內婚、等級內婚、姑舅表優先婚、指腹為婚、交換婚姻、包辦買賣婚姻等彝族婚俗一直沿襲至今，成為制約女童求學和進步的主要因素。女孩一生下來多數很快就訂下「娃娃親」，從此在道義和習慣上都屬於婆家的人了。在「早晚都是人家的人」的觀念左右下，她們「要求讀書、升學、就業的權利就像她們要求自由戀愛結婚的權利一樣，受到婆家一定的約束」，即便是在學的女孩，婆家說何時結婚就何時停學完婚。因此，「彝區小學到處出現『和尚班』、」少林寺學校「的現象（1999：368）。這說明對少數民族婦女的研究還必須同時加強對非經濟的文化因素的分析。這其實也是西方女權主義發展理論中隱隱約約一直貫穿的一條線索，Chua等（2000）等將文化重新概念化為婦女生活中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　　與情境關聯的是對研究者與知識創造之關係的反思。漢森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發表主席演講時曾對前述的「情境知識」作過很好的闡釋：女權主義者對情境的關切是源於她們意識到每個人都是站在某個位置上說話的：「你的情境—你在這世界上的位置決定了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以及你認為什麼是重要的，什麼值得去了解；情境也決定你想要描述和解釋的理論/故事」（Hanson，1992：571）。當今女權主義學者對社會位置、多重認同與知識生產的關係，對權力的運作及「真理」的片面性做了大量自我反思性的理論建構。莫漢蒂是第一個有影響的向西方女權主義話語中關於「第三世界婦女」的敘述發起挑戰的後殖民女權主義者。在廣為流傳的〈在西方人的眼裡〉（Mohanty ，1991）一文中，她解構了西方女權主義建構的「第三世界婦女」這一本質主義的範疇並進而表明「第三世界婦女」是千差萬別而非板結成一塊的。亞力山大和莫漢蒂在其主編的《女權主義譜系、殖民遺產與民主未來》（1997）一書中詳盡闡述了她們作為「移民的」有色人種婦女的遭際，如何影響到她們獨特的閱讀和寫作活動。正是在白人機構包括婦女研究項目這類種族化場所切身體驗到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使她們意識到「我們並非生就的有色人種婦女，而是變成有色人種婦女的。」而這些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她們對社會不公正的解讀及對社會改造的展望。　　莫漢蒂等對西方女權主義話語再現「第三世界婦女」的批評及對其社會位置的反思，也提示人們在研究農村婦女、少數民族婦女、貧困婦女或其他弱勢群體時要警惕自己的「學術霸權」和「他者化」陷阱。作為佔據了較「特權」位置的城市社會文化精英——專業研究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大學教師、婦女工作者——也應反思如何再現弱勢婦女個體或群體的問題，從而把後者建構成她們自己生活的「主體」。「局內人」與「局外人」概念是相對的，橫亘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有很多社會身份、權力關係及倫理問題。鮑曉蘭（2000：186）以一位苗族民俗學家為例，對此做過較精闢的解說，「相對於漢族，她是少數民族；相對於少數民族，她是苗族；相對勞動階層，她是知識分子；相對於其他專業的學者，她是民俗學家；相對於男學者，她是女學者；在大漢族主義的人群里，她受到歧視；但在強調民族大團結的官方話語中，她又是受到照顧的團結對象」。由於這些社會身份的並存，「每個發聲的個體，在發聲時雖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難於代表任何被她認為可以代表的群體」。這說明，即便是同一個民族的婦女在敘述自己民族的故事，也應對不同語境下除民族之外的多維差異和權力關係保持充分的意識和敏感性。　　標榜「科學的」西方男性中心主義學術傾向於把主體和客體，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分割開來，以確保所謂的「價值中立」和「客觀性」。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女權主義學者強調把主體性和客觀性結合起來。女權主義學者思考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作研究才能增強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權力。對於許多人來說，把婦女當作研究「對象」來對待是同女權主義爭取平等的目標抵觸的，因為這存在著把研究者及其議程凌駕於被研究者及其議程之上的傾向。因此，她們反對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劃一道涇渭分明的界限；相反，青睞於參與式研究，即由研究雙方共同決定項目選題，方法及隨後的政治行動，以便讓一些邊緣群體代表自己說話，並進而使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均成為知識創造的能動者。所幸的是，參與式研究在中國方興未艾，但如何將理論變為現實並納入差異視角還有待於做進一步探索。總的來說，對人們日常生活經歷觸及較少的定量方法在婦女研究界仍頗受推崇，並處於特權地位。「三角交叉」定量和質性方法以探究不同地理疆界中婦女的日常生活經歷，無疑是中國婦女研究學者面臨的又一挑戰。　　綜上所述，填補差異的概念和理論真空，有意識地在特定時空情境化地書寫婦女，無疑可以豐富和深化婦女研究學術和對婦女發展的洞察。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我們不再能夠在一種閉鎖的氛圍中發展自話自說的本土婦女研究。在筆者看來，對女權主義差異理論的借鑒和本土化可以成為推進中國社會性別研究和少數民族研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值此當下「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性契機，不失時機地在少數民族婦女研究、發展政策與干預中納入、分析並探討各種社會差異，還有待於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　　　　參考書目：　　1.鮑曉蘭：〈女性主義與傾聽婦女的聲音：意義和方法和思考〉，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柏棣：〈平等與差異：西方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理論〉，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3.戴雪紅：〈失去目標的女權主義運動——「平等-差異的兩難困境」初探〉，《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5期。　　4.定宜庄：《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　　5.和鍾華：〈對摩梭母系家庭的再認識〉，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　　6.和鍾華：〈摩梭母系家庭在當代的變遷〉，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主流與邊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　　7.和鍾華：〈當代永寧摩梭母系制婚姻家庭的變遷和民族社區發展〉，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8.胡鞍鋼、鄒平、李春波：〈1978-2000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汝信、陸學藝、單天倫主編：《社會藍皮書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9.胡憲萍：〈改革開放與黎平侗族婦女的發展〉，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編：《中國婦女50年理論研討會》，北京，1999年。　　10.胡玉坤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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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61.Visweswaren ，Kemala （1994）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62.Wolf，Diane（ed.）（1996）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WestviewPress.　　（《中國學術》第17輯）　　　------------------　　[1]社會性別（gender）是指社會建構的男性與女性的角色。它們是後天習得的，並因時而變，因而在同一文化或在不同文化中會有所不同。這就有別於指男女之間生物生理差異的性別（sex ）。「階級」一般是指社會經濟地位，系與生產關係有關的社會關係，主要同佔有財產、生產工具及政治權力有關。女權主義學者揭示，婦女的階級境況具有可變動性的特點，尤其在一些傳統社會中，婦女先傳承其父親而後是其丈夫及其家庭的階級地位。在其生命周期中，婦女的階級狀況也可能因結婚、離異或守寡而發生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她們自身在經濟上的極大依賴性和脆弱性（參見魯賓諾夫，2001）。種姓系印度等南亞社會一種特有的有悠久歷史的等級制度。種姓地位與生俱來，主要由父親因襲給子女。低種姓的人甚至被視為「不可接觸的人」。後者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上處於被隔離、受排斥的邊緣狀態。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南亞社會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程，上述情況已有所變化，但種姓分割仍是影響婦女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性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顯然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同其他各種不平等結構交互作用，塑就了各地社會變化進程。既然階級、族群、年齡、職業等差異都是社會性別化的社會範疇，那麼，它們可以成為審視社會性別差異的分析工具，反之，透過社會性別的稜鏡，我們也可以看到各種等級關係與權力的複雜運作。　　[2]這裡所指的「女權主義者」系一個多元變動的異質性概念，不僅包括歐美國家白人中產階級，也涵括這些國家內部和亞非拉發展中世界的有色人種婦女/第三世界婦女。　　[3]這方面有影響的著述參見：Cherrie Moraga，Gloria Anzaldua（1983）（eds.）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Barbara Smith（1983）（ed.）Home Girls ：A BlackFeminist Anthology，New York ：Kitchen Table Press；Angel Davis（1981）Women，Race，and Class，New York ：Random House ；bell hooks （1981）Feminist Theory：From Margin to Center，Boston ：South End Press；Alice Walker （1983）In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Jovanovich ；Lorde ，Audre（1984）Sister Outsider，Freedom，California ：Crossing Pres；Gloria Anzaldua （1990）Making Face，Making Soul Haciendo Caras ：Creative and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Feminists of Color ，San Francisco：Aunt Lute Books；Chandra Mohanty （1991）「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Discourses」，Chandra Mohanty（eds.）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51-80；Jacqui Alexander，ChandraMahanty （1997）（eds.）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DemocraticFutures ，New York：Routledge.　　[4]認識論（epistemology）即關於知識的理論，主要探討知識是如何創造的。女權主義認識論關切的問題主要包括：誰可以成為研究者？他/她的研究對象是什麼？怎樣來做研究和創造知識？美國頂級女權主義理論家像Audre Lorde ，Alice Jaggar ，Nancy Hartsock，Chandra Mohanty ，Sandra Harding ，Donna Haraway等都對於此做過頗具影響的理論化。　　[5]這方面的佳作可參見：Alexander ，Jacqui ，Chandra Mohanty（1997）（eds.）Feminist Genealogies，Colonial Legacies，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Braidotti et al （1994）Women，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London ：Zed Books；Hsiung，Ping-chun（1996）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Taiwan，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Lee ，Ching Kwan （1998）Gender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Visweswaren ，Kemala （1994）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Wolf ，Diane（ed.）（1996）FeministDilemmas in Fieldwork ，Westview Press.　　[6]關於西方女權主義平等與差異兩難選擇之尷尬參見：Joan Scott（1990）「DeconstructingEquality-Versus-Difference」：Or ，The Uses of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for Feminism「，Nicholson，Linda（ed.）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戴雪紅：〈失去目標的女權主義運動——」平等-差異的兩難困境「初探〉《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5期；柏棣：〈平等與差異：西方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載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7]在此要強調的是，就這三種模式在不同歷史與地理情境下的目標、分析範疇及內容而言，其話語與實踐既非單一，亦非同質性的，但它們各自都有一定的連貫性和一致性，而且在實際發展干預中，往往又是相互交疊的。　　[8]人文發展指標是由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總和入學率、人均GDP 這4項指標合成的，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人文發展水平。該指標小於0.5為低水平的人文發展，0.5-0.7為中等水平的人文發展，該指標在0.8-1.0為高水平的人文發展。　　[9]據《2003中國發展報告》，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驟降為1990年的8500萬，到2002年已降到2820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248頁）。　　[10]再生產（reproduction）涵生物的和社會的兩個方面，具體而言包括生孩子、照看小孩、做飯、洗衣、打掃衛生、提水、尋找燃柴，等等。在包產到戶之後，鄉土社會日常生活中的生產和生產活動通常是互為交迭甚至是不分彼此的。　　[11]不過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有關少數民族婦女的口述史著作不斷湧現，成就斐然。主要有張曉：《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定宜庄：《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呂鐵力：《生育人生：田野調查筆記》，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李小江主編：《讓婦女自己說話：民族敘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等。　　[12]這6篇文章是王慶朔：〈中國少數民族婦女參政狀況及分析〉1995年第3期；徐霞：〈教育對新疆少數民族女性發展的影響〉1999年第2期；楊國才：〈白族婦女生育和教育觀念變遷〉1999年第2期；徐安琪：〈新疆維吾爾族的婚姻制度與婦女福利〉2000年第5期；袁娥：〈當前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拐賣婦女犯罪活動分析研究——以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為例〉2001年第2期。　　[13]一些有關文化的同質性敘述往往把文化傳統同現代性對立起來。前者不僅成為愚昧落後的代名詞，而且被看作是靜態的、歷時不變的，因而被再現為制約婦女進步與發展的主要因素。這種現象在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尤其明顯。　　[14]關於傾聽婦女的聲音的意義、理論與實踐，參見鮑曉蘭：〈女性主義與傾聽婦女的聲音：意義和方法和思考〉一文，徐午、許平、鮑曉蘭、高小賢主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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