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孫中山為何迅即讓出政權 - 溫德5820的日誌 - 網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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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孫中山為何迅即讓出政權人物思想 2009-06-20 18:50 閱讀17評論4字型大小：大大中中小引用翹楚的孫中山為何迅即讓出政權只要我們堅持從歷史條件出發來解讀歷史本身，則不難發現，孫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來之不易的革命政權牢握在手，原因頗多，其中革命黨人自身的力量不夠、新生的革命政權無法擺脫日益逼近的財政危機、西方列強的政治壓力等，則是最重要的因素。讓出政權，並非孫中山一時的決策失誤。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黃興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一舉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統治，而且埋葬了延續兩千餘年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創建中國第一個民主共和政權，這是人所共知的。問題在於，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才過了一個半月，就匆匆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臨時參議院則根據他的提議，通過投票，一致確認原本北洋新軍首領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推出「宣統皇帝退位——孫中山辭職——袁世凱接任」的政治三角戲。袁世凱畢竟是同革命無緣的袁世凱，他辜負孫中山的重託，步步為營，不斷排擠革命黨人，甚至大開殺戒，還上演帝制復辟的鬧劇。革命之血付東流，革命之途路漫漫。凡此種種，都曾讓許多當事人與後來者思忖著同一個問題：以孫中山為領導的革命黨人為何拱手讓出革命政權？任何政治權力的分配、再分配都不過是諸種政治力量之間有形與無形較量的結果，個人的風格或品德往往不起決定性的作用。與其說歷史是公正的仲裁者，還不如說歷史是最大的「功利主義者」。只要我們堅持從歷史條件出發來解讀歷史本身，則不難發現，孫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來之不易的革命政權牢握在手，原因頗多，其中革命黨人自身的力量不夠、新生的革命政權無法擺脫日益逼近的財政危機、西方列強的政治壓力等，則是最重要的因素。讓出政權，並非孫中山一時的決策失誤。革命者自身力量的缺失在艱苦而漫長的辛亥革命準備時期，在孫中山等人發動暴力反清的過程中，既沒有也很難真正將下層民眾發動起來，形成比較堅實的社會基礎，往往是革命的聲勢大於革命的實力，反清起義的高潮來得快，退得也快。究其原因，不僅會黨的革命精神並不像許多論著所描述的那麼樂觀，而且革命志士們在聯絡舊式軍人時，多賴軍官倒戈，或策動士兵嘩變，也往往不可靠，多次上當。至於發動新軍，也多屬倉促行事。孫中山等人在遠離京師的華南地區多次舉行武裝起義，興也匆匆，敗也匆匆，而且總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革命力量的直接積累並不十分明顯。有鑒於此，就在1910年3月，即廣州新軍起義剛剛敗北，孫中山在美國洛杉磯附近的長堤與咸馬里等人協商合作計劃，請求美國方面提供350萬美元的經濟資助，決定「中國革命黨暫行終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周的起義，改為厚蓄實力，充分準備，集中人力財力，發動大規模起義的策略」。1911年7月底，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組建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也將起義時間定在1913年，打算不再輕易發難，而是蓄積力量，精心準備。不意該會成立才不到3個月，武昌起義就猝然爆發。事過數年後，孫中山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也直言不諱地說：「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當然，客觀形勢的變化往往不以個人或某個群體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當愚不可及的清朝統治者載灃等人強行鎮壓國會請願運動，並且拋出「皇族內閣」羞辱成千上萬的請願者時，恰恰是這個「成於意外」的武昌起義贏來了全國反清革命的高潮，孫中山、黃興等人就只好別無選擇地倉促上陣了。當黃興風塵僕僕趕往「首義之區」武昌時，湖北新軍軍官黎元洪早已被起義士兵連勸帶逼拉出來發號施令，並且控制一方。辛亥革命的高潮就是在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而主觀條件很不充分時兵臨城下。正因為如此，最早規勸重兵在握的袁世凱做「漢族的華盛頓」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武昌首義中人。連指揮武漢保衛戰的黃興與正在歐美忙於外交努力的孫中山也都希望袁世凱「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當然，對袁世凱的厚望取代對他的警惕，同革命黨人狹隘的反滿民族主義也不無關係。但是，如果革命黨人自身的力量比較充足，何需俯仰依人？如果說群眾基礎的薄弱導致了革命黨人力量的單薄，那麼，革命領導群體內部的四分五裂就嚴重地削弱了原本並不強大的革命力量，無異於自毀長城。中國同盟會作為辛亥革命的領導核心，固然集中了許多出類拔萃的民族精英，但一部同盟會的歷史幾乎又是一部分裂史，後者就在較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本並不強大的革命力量，令人扼腕。君不見，同盟會成立還不到兩年，革命幹將章太炎與同盟會總理孫中山之間就因經費問題產生誤解，乃至互相對罵，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在宋教仁、譚人鳳、陶成章等人與孫中山之間，也是矛盾迭出。同盟會的第二號人物黃興因國旗式樣問題而提出異議，孫中山聽不進不同意見，彼此吵得面紅耳赤，互傷和氣。雖然因為黃興主動讓步，兩人得以和好如初，但革命巨匠孫、黃之間的爭吵本身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並未由此而日出冰融。從1907年上半年開始，東京同盟會總部就已名存實亡，一直不曾以組織的名義全面發動和統籌安排。而在此期間，同盟會會員張百祥、焦達峰等人以「共進會」的名義在東京另樹一幟，孫中山則於1909年11月宣稱，他已在南洋重新組織團體，「南洋之組織與東京同盟會不為同物」。次年2月，孫中山還首次打出「中華革命黨」的旗號，並將同盟會的16字綱領稍作改動。與此同時，章太炎與陶成章也不甘示弱，重新掛出「光復會」的招牌，爭相發展會員。同盟會的癱瘓狀態一直延續到1911年反清革命高潮的到來，嚴重地影響了革命黨人與袁世凱、黎元洪等政壇老手對陣的底氣與力量。及至革命成功，各路革命者也不曾從革命的大局出發，迅即匯聚在孫中山、黃興為核心的革命領導集體周圍，共渡難關，而是隔岸觀火，甚至幸災樂禍，最突出的莫過於原湖北革命骨幹孫武主動與黎元洪握手言歡，卻同孫中山、黃興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過不去，堂堂首義之區卻成為袁世凱謀求帝制復辟的呼應之所。顯然，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是何等重要！難以逾越的財政危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此話一點也不假。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中山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作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卻不乏其人。南京臨時政府在名義上統轄響應武昌起義的省區達10多個，卻得不到各省都督的財政支持，孫中山衷告「各省賢達有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將應繳部款從速完繳」，應者寥寥。孫中山、黃興等原本希望讓頭號資本家張謇出任財政總長，讓他協助緩解財政危機，他卻堅決不幹，只勉強答應擔任實業總長，而且長期住在上海，不願到南京來辦公。當時，張謇還兼任兩淮鹽政總理，他多次致電孫中山，堅決反對動用鹽稅去解決軍餉困難，一點也不願為革命元勛分憂。1912年1月8日，南京臨時政府發行軍需公債，定額為1億元，雖經多方發動，也只獲得730多萬元，差距甚遠。儘管孫中山通過美洲洪門籌餉局獲得140多萬元的籌款，仍不過是杯水車薪。在此情況下，孫中山只好以政府的名義，根據「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的原則，舉借外債，但效果也不理想。因為西方列強表示「中立」，孫中山等借款就困難重重，雖經資本家出面，「求間接之接收」，其成效也不大，日本政府還通過對長江流域的江蘇鐵路公司、輪船招商局、漢冶萍公司貸款，企圖與英國爭奪在華勢力範圍，從中趁火打劫。當革命黨人通過臭名昭著的盛宣懷牽線，以漢冶萍公司由中、日合辦為條件，指望獲得1500萬元的借款，以救燃眉時，引起全國輿論的普遍反對，不僅借款未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南方革命政權的聲譽，還給反動派以口實。為了回應和打擊袁世凱要挾南方革命政權的猖狂氣焰，南京臨時政府毅然組織北伐軍，由孫中山親任指揮，黃興為參謀長，擬分6路出擊。1月13日，北伐軍在宿州大敗清軍，徐州不攻而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也相繼開戰。袁世凱倒是依仗列強的支持，向南京臨時政府施加壓力，北伐軍則因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近乎難以為繼，軍心不穩。黃興終日為軍餉勞碌奔波，口乾舌燥，亦無所獲。有的軍官還揚言：「軍隊乏餉即潰，到那時只好自由行動，莫怪對不住地方。」聲勢頗大的「直搗幽燕」之計劃就是這樣半途而廢的，逼迫清帝退位的任務就不得不依仗腳踩兩隻船的袁世凱去完成，給他的報酬就是炙手可熱的臨時大總統之職位。歷史唯物主義者不應遠離於「物」的本義去討論歷史問題。且不說革命黨人自身的力量如何，至少孫中山等人所面臨的財政危機就足以使嗷嗷待哺的南方革命政權胎死腹中，如果不是爭取袁世凱的支持，推翻清朝統治云云也就無從談起，遑論民主共和。那種埋怨孫中山不該「讓位」的學術見解，不過是某些後世研究者的一相情願，不足為憑。至於孫中山本人後來的同類自責，也不過是他在時過境遷之後用歷史結局為坐標對歷史過程的主觀推導，卻與自己當年的切身感受相距甚遠，給後世史家的研究提供了難度。西方列強對袁世凱的偏愛儘管《民報》的作者群在回絕梁啟超對暴力反清的責難時，一再聲稱西方列強不會幹涉中國的革命運動，但在多災多難的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在「半殖民地」的被動角色里，又有哪一件要事可以不看西方列強的臉色？儘管革命黨人在虎視眈眈的列強面前顯得那麼小心翼翼，始終不敢正面與列強對陣，連「反帝」的口號都不敢喊出，但列強並不那麼領情，只認誰能控制住中國的局勢，誰能保護現成秩序與它們在華的既得利益，它們就支持誰去收拾中國的攤子。日、俄兩國惟恐中國不亂，企圖用直接干涉中國革命，渾水摸魚，以便實現其「一舉分割滿洲、蒙古」的陰謀。美、德、法等國則贊同英國的主張，維持在華的既得利益，扶植曾與列強配合默契的袁世凱作為新的代理人，既警告日、俄不得採取單獨的武裝干涉，也不支持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還在武昌起義爆發前半年多，西方列強就把注意力投向被攝政王閑置在河南洹上釣魚的袁世凱，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對清朝開缺袁氏一事深表遺憾和關注。當武昌起義的槍聲成為末日皇朝重新起用袁世凱之契機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就在南北議和中為袁氏穿針引線，以便早日讓他上台。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四國銀行團中的美方代表司戴德亦稱：「如果清朝獲得像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襄助，叛亂自得平息。」格雷複電朱爾典時也強調：「我們對袁世凱懷著極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們希望看到，中國在革命後將建立一個足夠強健的政府，它能夠公正地處理對外關係，並能維持國內秩序及為發展貿易創造有利的條件。這樣的政府將會得到我們能夠給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孫中山在離開美國回國之前，興緻勃勃地前往倫敦，請求這個當年曾讓他化險為夷的英國政府繼續支持中國革命，英方給他的答覆卻是：只要袁世凱贊同共和，所有外國人都將支持袁氏出任總統。南北議和正式開始才兩天，駐在上海的英、美、日、俄、法、德六國總領事就向雙方代表提出照會，要求雙方儘快達成和解協議，停止現行衝突。列強佯為「中立」，實則暗助袁氏，給南方革命力量施加壓力。當南方的北伐軍在宿州等地告捷時，列強又站在袁世凱一邊，大肆恫嚇南京臨時政府。顯然，孫中山等人即使不存在財政困難，要想繞過列強的干預而大展宏圖，恐怕也是力不從心的。話說回來，儘管革命黨人失去了政權，但並不等於說辛亥革命就完全失敗了，更不等於說辛亥革命沒有什麼意義或者不該搞。我們不妨聽聽60多年前的辛亥老人林伯渠站在延安的寶塔山下有感而發的一段話：「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引用(0)推薦(0)評論(4)閱讀(17)上一篇：郎咸平：中國的黑領是世界上最無恥的群體[轉]下一篇：廣東副廳級官員自稱2月工資買不起1平方房子[轉]最近讀者

程翊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