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狄百瑞，儒學不是靜態的

去年，98歲高齡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東亞思想史專家狄百瑞過世，在國內外學界引起不小反響。狄百瑞對儒家思想的研究造詣頗深，他突破了長期以來西方學界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文化中心主義觀念，重新評價東亞的精神文化遺產，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

同許多西方學者不同，狄百瑞認為，儒學傳統並不是一個靜態的體系和過程，而是一個動態的、連續的統一體，特別是宋明以來的新儒家學說，具有強烈的創造精神及活力。正是基於這種立場，在《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一書中，狄百瑞把歷史上的東亞文明劃分為形成階段、佛教時期、新儒學、近代四個階段，並預測了當代儒學的發展趨勢。他將收入這部著作中的幾篇文章視作「對東亞文明畢生研究與思考的結晶」。

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約1300年，被狄百瑞定義為東亞文明的形成階段。此階段的對話，主要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間進行。這一階段的儒學，決定了中國傳統的基本特徵，這在思想、制度、文獻等層面均有所體現。這一階段，東亞文明的核心價值顯然是儒家的倫理觀及禮儀秩序，對後世的文化遺惠則是一套豐富的文獻：「包括儒家的教義及其倫理教誡、政治知識、歷史、詩歌和禮儀條文。」

佛教東傳後，東亞文明進入了佛教時期，這是公元3世紀至10世紀的700年。此階段的對話，在佛家、儒家和其他東亞國家的本土傳統之間進行。在東亞，大乘佛教佔據了統治地位，而各種本土的傳統則「存活在基層之中」。狄百瑞強調，佛教不僅是一種思想體系，而且成為一種載體，把中國古典文明傳播到其他東亞國家。這源自佛教的特點：「總是兩手空空，它始終可以自由地適應於當地的口味」。佛教進入東亞，就脫下「印度外衣」，融入東亞文明，而且還帶給朝鮮和日本大量中國古典的遺惠——哲學、文學、藝術以及中國的各種思想和制度。

以宋代理學的誕生為起點，此後的800年間都屬於新儒學時期。此階段的對話，主要來自新儒家與佛家之間，新儒學無疑佔有領導地位，而佛教則是「奮力以求生存」。狄百瑞指出，佛教時期，中國傳統與佛教的對話，催生了新儒學。新儒學以朱熹的著作為基本教材，主要通過教育途徑影響東亞各文明，並成為近代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之間「最富有生命力的聯繫」。面對近代以來西方思想文化的侵入，東亞各文明的種種反應，也可以從新儒學中尋求答案。在經歷了前三個階段的文明發展之後，近代東亞的對話主要來自新儒家與西方文明之間——「這一時期，擴張中的西方文明衝擊著東亞的沿岸，沖刷著這些古老的岩石」。

繼廣泛探討東亞文明的歷史及特徵之後，狄百瑞進一步闡述了儒學發展的當代趨勢，剖析了儒學在現階段東亞的作用和可能的前途。他特別看重儒家的家庭倫理觀，強調家庭、學校和國家構成傳統時代儒學三大「制度上的據點」，而家庭則是最為持久的根據地。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雖然今天整個東亞學校教育的主體是傳授西學，但通過家庭這個根據地，新儒家傳統能夠長久生存下去。

據此，狄百瑞認為，現代東亞最為人們所強調的價值，諸如自我約束、團體忠誠、節儉、自我否定與服從權威等，都可以理解為一種儒家家庭倫理的基本價值，因為，「它在某種意義上是跨階級的，不只是在一個經濟領域裡面運作著」，而且已經被證明是適應於各種十分不同的社會與政治體系。

（作者：梁宗華，系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基地教授、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