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文化與潛規則第二章:官場百態__關於官場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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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官場秘訣 陞官是為了提高待遇。職務級別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質的種種待遇一應水漲船高。但是,中國官員的待遇如果僅僅按照政府規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誘惑力的,恐怕是職務背後那些有形無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種利益。 做官到底有沒有秘訣?好象是有的。天下有道時,一個人有才幹,幹得好,為民興利,就能陞官,沒有什麼秘訣可言。天下無道時,光干就不行了,有「秘訣」就有了捷徑。《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對此有精彩的描述: 第一個秘訣是巴結。並且不怕難為情。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萬要記著「不怕難為情」五個字的秘訣,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難為情」三個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連官場的氣味也難聞著了。 按說,中國人是最講面子的,官員更是如此。有面子的事情很多,陞官就是其一,而且是很大的面子,官大面子就大,面子大就有人羨慕,就有人敢來「不怕難為情」。(《雜文選刊》01.5) 林同濟在《文化形態史觀》一書中,對官場秘訣也有不少描述: 「投桃、報李、拍馬、捧場,此手腕也;標榜、拉攏、結拜、連襟,亦手腕也;排擠、造謠、掠功、嫁禍,又手腕也。如何模稜、如何對付、如何吹牛、如何裝病,形形色色,無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態,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話,說假也。做官樣文章,寫假也。官場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場的事務,假公濟私的勾當也。」 一是多磕頭,少說話。 曹振鏞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門生請教官場之術,他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曹振鏞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場千年風波沖刷激蕩磨礪的結果。 據報道:1995年春節,原廣西欽洲市委書記褚之田到成克傑家裡拜年,一進門見到成克傑,便撲通一聲雙膝跪下,行跪拜大禮。他真正跪拜的不是成克傑的肉身,而是他所代表的權位。因為大凡買官之人,總要做「市場分析」的,而且會發現賣官粥爵多半是「賣方市場」,僅僅從送禮的數量上與他人競爭肯定會有許多不易,必須另有一套,送錢外加送尊嚴。 二是圓滑避趨之術。官場常常是不平靜的,同僚之間勾心鬥角,上司喜怒無常,政敵互相傾詐,政局變幻莫測,都是官場上常見的現象。因此久歷官場的人便揣摩出了圓滑模稜、以時趨避的做官訣竅。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瓏、左右逢源,誰也不得罪,順利地做官陞官。官場上的普遍觀念是:圓滑是明智,剛正是狂愚。 三是唯上是從。在官場上,上司對下屬的升遷安危起著極大的作用;上司喜歡的下級,就可能升遷得快;厭惡的下級則可能官位不保。為了讓上司喜歡自己,做下級的大都掌握了一條訣竅:唯上是從。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說,唯唯稱是就行了。 清代官場上還流行著一條官訣:「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鄉紳。」這也屬於唯上是從一類。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遠。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樣了,上司會處處整你。 四是逢迎巴結,不怕難為情。對上司逢迎巴結,並且不怕難為情,是謀官、做官的重要訣竅。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千萬要記著「不怕難為情」五個字。如果心中存了「難為情」三個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連官場的氣味也聞不得的了。 五是笑罵由人,好歹我自為之。謀官只有不怕難為情才能謀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難為情。 在清朝,人們都要下跪。當下跪成為一種流行時尚時,它就成為一門學問,如果把其中很多的心理體驗與感悟總結出來,是很有指導性的。下跪的時機、姿勢、形態、時間這些元素就會有很多規範性的東西標例出來,成為後人下跪的理論。 其中的集大成者,應該是張之洞。天下似乎沒有比他更聰明的人。他總結的為官之道只有六個字,卻把深奧的當官秘訣說得很樸素,誰只要依了這六個字,就可能玩轉一個官場。這六個字就是:多磕頭,少說話。磕頭就要下跪,磕頭就不好狡辯。他不說下跪,而說磕頭,這就迴避了「男兒膝下有黃金」這一問題。 當了官就不愁沒有黃金,所以男兒膝下有官位比男兒膝下有黃金來得實在,也更接近於事物的本質。(《經典雜文》05.9) 《三國演義》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孫策在臨終時對孫權說:「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但奇怪的是,孫權並沒有讓張昭當丞相,而是讓比張昭資歷淺的顧雍當了丞相,而且達十九年,他最大的優點是沉默寡言。 張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一是胸無城府、口無遮攔。一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見也急於發表,本意是想供主子決策時參考,然而言多必失。 張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二是對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顧雍則能處處注意維護主子的形象和尊嚴。這樣識趣省事的部下,做領導的誰不喜歡。 張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三是為人矜持、過於清高,不能和群眾打成一片。(《雜文選刊》06.10) 李喬在《清代官場圖記》一書說: 仕途險惡,宦海風濤是清代官場中人,特別是久歷官場、遭遇過坎坷的官吏們經常感嘆的。有些官員雖然坐著八抬大轎,官派十足,但實際上提心弔膽,因為他們知道,別看今天是高官厚祿,明天就可能鋃鐺入獄。 仕途險惡突出表現在官場傾軋上,官場傾軋往往是殘酷無情的,甚至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 封建社會的世態炎涼、人情勢利在官場上表現得極為突出: 一是對權勢大者逢迎巴結,對無權少權者冷落不睬。 二是與權勢人物攀上關係後身價倍增,從而格外受到尊敬。 三是同一個人,官勢顯赫時,人們溜須拍馬;失掉權勢後,人們則眼睛朝天,甚至加以凄凌。 四是權勢者失掉權勢便身價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 在封建社會中,同鄉關係是除了親屬、裙帶關係以外最親近的關係。同鄉之間有一種「親不親,故鄉人」的友情,即所謂「鄉誼」。鄉誼滲透在清代官場中,在官場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場中人互相拉攏,很係為黨援的重要紐帶。 拜乾親是清代官場中拉攏關係、攀附權貴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關係,較之拜同鄉、拜把子、拜門建立的關係更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這種關係要具備一定條件:或有捷徑可走,如結親雙方原來就有較密切的關係;或是下一番功夫鑽營,如請中間人代為說項,給要拜的權貴送厚禮,甚至不惜讓妻妾侍奉權貴。 清代官場中甚為流行拜把子的交結方式,也是依附攀援、拉攏關係的重要手段。拜把子雖然自稱是「友情深厚」,但實際上是「以勢相結」,「是勢利上的講究」。雖然彼此稱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決非真正的朋友。 清代官場中盛行的「拜門子」也是官場陋習,以求仕途通達。拜門時所拜的「老師」,並不是教學意義上的真正的老師,而只是建立師生的名義。拜門之前,雙方可以並不相識;對於被拜為老師者的輩份、年齡、品行、學識,自認門生者也並不計較,只要有權有勢就行。拜門以後,門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權貴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著老師的權勢活躍在官場上。 官場上一方面有人通過拜門來攀附權貴人物,另一方面,權貴人物也希望和歡迎有人來拜門。其原因,一是想通過網羅門生擴大自己的勢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舉出身,因而特別好「師」名,想通過收門生來過過「為人師表」的癮。 清代司法,積弊重重。官員是執法官,官員的徇私枉法是造成清朝司法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會,要想打贏官司,通關節是常常必不可少的。罪犯要想逍遙法外就必須通關節,受害者想勝訴也要通關節。 貪官張二江的《下級學》一書中就有:在上級面前要裝糊塗、裝孫子的「高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官場的「潛規則」——陞官不是看誰有德才,而是看誰擅長「裝糊塗」「裝孫子」。 在官場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裝功」——該裝正經的時候裝正經,該裝孫子的時候裝孫子,該裝傻子的時候就裝傻子。比如領導找你談話,他說的明明是套話,你也要裝出心悅誠服、有所領悟的樣子,如果你不會裝,流露出了不以為然的態度,那你就不會有好果子吃。(《雜文月刊》06.6鄭連根) 金志文在《讀史有經驗》一書中說: 在封建官場上,衝鋒陷陣,建功立業不是最難的事情,最難的是那些在戰場上能夠衝鋒陷陣的將軍,在治理國家上建功立業的人如何自保。這些人往往在各自的領域裡有過人的本領,有突出的才華,但一旦進入到朝廷的勾心鬥角,他們往往顯得無能為力。這些人在對敵鬥爭中是勝利者,而在權力鬥爭中則是失敗者。 所謂的功高震主、權大壓主、才大欺主是為人臣的「三大忌」,而在這「三大忌」中,第一忌就是權大壓主,而權大壓主又不是憑空而來的;往往是由功高震主而來的。因此,皇帝最怕的就是功高。如果你的功勞高到皇帝都覺得無法賞賜了,你就要注意了,一般的情況是給你找個謀反的罪名將你殺了。 中國人做事情一般來講是不太徹底的,在封建官場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戰場上講究「窮寇勿追」;在商場上往往喜歡「見好就收」。可謂深得中庸之道。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是一句千古不變的名言。一個人如果在家裡打爹罵娘,難道可以奢望他到社會以後可以忠於國家和人民嗎? 封建社會的官場是個錯綜複雜的地方,下級官員的烏紗帽掌握在上級手裡,如何與上級相處,討上級歡心成了封建官員的盡心之事。當討不了上級歡心時,索性放手一搏,有時反而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以裙帶關係贏得權力、鞏固權力自古有之。中國早就存在著「和親」的傳統。「和親」既可以通過姻親關係來建立血緣關係,又可以增加感情的聯絡;其實,還有一種物質上的抵押關係。在很多情況下,「和親」是製造「人質」的一種最為奇妙的方法,有了這種通過血緣遺傳關係而製造出的特殊「人質」,國際關係、民族關係以及君臣關係多少會有些改變。 傳統中國人維護權力、鞏固權力的辦法實在是太多了,太豐富了。在這些辦法的背後,隱藏著傳統觀念的這樣一個側面:權力和地位高於生命、高於一切。 在中國傳統官場上,謙讓往往是一條重要的制勝之道。但謙讓不是逃避,而是以退為進,以柔克剛,從本質上講,它還是一種策略。如果運用得高明,就會使人察覺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會使人感覺到一種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會取得更大的成效。 金志文在《讀史有學問》一書中說: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書生。因為他「不以成敗論英雄」。在《史記》中,劉邦雖然成功了,但還是流氓;項羽雖然失敗了,仍不失為蓋世英雄。這與「以成敗論英雄」的政治意識形態截然相反。 到了近代,有「陰謀」和「陽謀」之分,同樣是「謀」,所以能分出「陰陽」,是因為「陽謀」所謀之事是正義的,「陰謀」所謀之事是非正義的;「陽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陰謀」則是在見不得人的陰暗角落裡進行的。 「陰謀」和「陽謀」在書生看來是涇渭分明的,但對於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達到,手段並不重要。在一定意義上,也確實如此。「陽謀」失敗了,便成了「陰謀」;「陰謀」成功了,便成了「陽謀」。 「不以成敗論英雄」是道德史觀,道德史觀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具有不竭的文化動力的理想,但現實中的政治,講究的是當下的成功;也就是說,只要掌握了權力,穩固了權力,並且做出一定的成績,你就成功了無論你當初用的什麼手段,都是無關緊要的。因此,從文化上講,不以成敗論英雄;從政治上講,往往是以成敗論英雄。 權是什麼?在封建專制社會,權是財富,是尊嚴,是慾望的滿足,是為所欲為,是一切。因而,在縱中國歷史之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應該改成「人為權死,鳥為食亡」。老百姓因為很難得權,就把財富當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實,有財並不一定能有權,有權則可以有財。所以,「人為權死」才是最貼切的。怎樣抓權、怎樣保權,一直是中國帝王的永久課題。 權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縱之便利,但要被操縱者順從,就要為他人著想。 五代時期的宦官馮道是個官場不倒翁。他用一生的實踐向人們宣告官場不倒的秘密:良心喪盡+善於投機。 從理論上講,強權並不等於真理,但確實有的時候強權和真理並不是十分容易分清楚的。 由於秦始皇消滅思想、消滅文化,其結果是使社會失去了正確的導向,導致了慘無人道的統治。這樣,農民大起義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古代出現了這樣的奇異現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開國皇帝,開國皇帝往往屬於這樣兩種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強,因為流氓無顧忌,豪強有勢力。 東方智慧的標準是計謀權術,西方智慧的標準是發明創造。所以,中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諸葛亮等權術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識時務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則是理論家、思想家、發明家和創造家。人家與物斗其樂無窮,我們是與人斗其樂無窮。 封建時代的集體主義說到底是一個更大的個人主義或者團體主義。它的主人是皇帝、官僚,他們以自我的個人主義來控制全國的集體主義。全國一盤棋,奴下皆棋子,任何一個長官,對待自己的下屬無不是按照自我個人主義的意願整治處理棋盤上的棋子,以便維護自己的集體主義。(《雜文月刊》06.6) 從政為官者,其職能是奪取政權後,千方百計地鞏固政權,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政界習慣於緊跟照辦,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運動一來,各級領導必須表態,不得有半點猶豫;這是對各級官員的起碼要求。 在官場的台階上,有誰把向下滑行當做人生的成就? 在中國的官場上,官員的興衰與主要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個人魅力、個人道德關係甚大。 官場就象牌場,四個人朝那裡一坐,基本上只能由級別最高的一個人贏牌。官場變成了牌場,牌場的遊戲規則就讓位給了官場的遊戲規則,同時也掩護著官場的遊戲規則。而被牌場掩護著的「官場規則」,「殺」起人來,也就更加隱蔽、更加殘酷。 牌桌上有一個規律,只要領導在場,部下的牌技絕對不可能比領導好,因此牌局上總是領導胡牌。 牌場其實就是官場,這打麻將跟做官完全是一回事。你的上家就是你的上級,你必須對他摸得准,挖空心思奉承他,討好他,巴結他,能力跟他搞好關係,將他侍侯得舒服了,他就會把好張子放給你,給你和牌的機會;你的下家就是你的下級,你必須對他握得住,給他點小甜頭,又不能讓他翹尾巴,該看緊的時候要看緊點,盡量限制他,控制他,處處留一手,關鍵的張子堅決不能放給他,叫他和不了牌;你的對家是你的平級,更是你的對手,你必須擺得平,千萬不能掉以輕心,他吃什麼張,放什麼張,你得看清楚,想方設法摸清楚他的底細,弄明白他的意圖,時刻提防,多方設阻,拿出一切能夠拿出的手段來制止他和牌。(《雜文月刊》04.7) 「搓麻將」是老百姓對大規模調整、安排幹部的俗稱。幹部們既是搓麻將的人,又是被搓的麻將,因為你在搓你的下級,你的上級也在搓你。而麻將呢,又張張都是變幻莫測的。(范小青) 何祚庥院士說:當官的就不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辦,要按照你管的那個範圍的原則來辦,不能講個性發展。 作家劉平說: 拍馬屁本身就是一種並非人人都能掌握的藝術,多少人拍在馬腿上,賠了夫人又折兵。能把馬屁拍得爐火純青,絕對是人傑。 劉興雨在《追問歷史——對歷史常識的質疑和顛覆》中說 官場是個哈哈鏡,誰進到裡面都要走形。在專制下的官場,不僅心靈要扭曲,外形都要扭曲。官場是個絞肉機,什麼原則、感情、什麼尊嚴、人格,統統要被絞碎。 政治的高壓是一個重要因素,沒有政治的高壓,誰肯輕易丟失尊嚴?政治的高壓讓人心靈扭曲,無法做一個正常意義上的人。人為了保護自己,有時不得不給自己塗點保護色。在高壓下,人們難免違心地表態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 人們常說「忠孝不能兩全」。實際上「忠」和「孝」並不是根本對立的兩個概念,甚至可以說是一回事。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忠」的實質就是對國家和皇帝的「孝」。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提倡忠於國家和皇帝,是舍「小孝」而取「大孝」,歸根結底還是「孝」。「忠」和「孝」本來都不是壞品德,壞就壞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謂「愚孝」和「愚忠」。總之是要絕對服從——居家不服從是「逆子」,在朝不服從是「叛臣」。中國歷史上的「叛臣逆子」數不勝數,原因多半是傳統觀念里缺少了兩個字「平等」。(《雜文月刊》05.11) 據《瞭望新聞周刊》06.1.30和《南風窗》06.2報道: 仇和,中國最富有爭議的官員。他從江蘇省沭陽縣縣委書記到宿遷市市委書記,再到江蘇省副省長。他在沭陽縣和宿遷市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仇和,具備新時期中國優秀地方官員的基本素質,他忠誠於執政黨和人民的事業,對群眾富有感情,熟諳官場規則,在官場交往中遊刃有餘,能力全面、視野開闊、思路清晰、作風乾練。 但他又與眾不同,這突出地表現在他銳意改革的進取心。 民知才有民主。在仇和看來,解決中國官的問題要做民的文章;解決中國政治的問題要做經濟的文章;解決中國官場的問題要做市場的文章。而勤廉公示、公推公選和公推直選都是一個階段性的探索。 在當前中國的地方官員中,銳意進取的不少,但不畏艱難、能妥善化解干擾的相對不多;推行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覺意識和成套理論支撐的相對不多;願意支持推動改革的不少,但能強力推行的相對不多;蠻橫實踐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經得起群眾見證的相對不多。 當官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我國自古以來,最精密、最深刻的學問是什麼學問?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經;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醫,是文學,是祖沖之和張衡、郭守敬、沈括一類的科學家們的東東。 其實,依我阿賽爾個人的觀察,這些都不是最精華的。一部中國歷史,說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證的三千來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你看從皇帝到小民,從學者到窮酸,所言的話語中心,是什麼?都是做官。讀書是為了做官,所謂「學而優責仕」;獲得獎勵是提拔,所謂連升三級;人生最大的價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極品、朝野震懾」之威嚴。 何況一個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經世之學。什麼是經世?其實就是做官,不過是打著為民的旗號來說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難以為民服務的,所以要「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為民服務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麼來保障官權?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個天神也是有限的,畢竟是個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應對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學問。這是制度性的問題,並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聰明的選擇。不靠皇帝,難道靠你老百姓?這不是開玩笑么? 但中國的皇帝(國君)經過了多年的經驗積累,特別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後,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學會了使用天下能人來辯論綜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來促成各項政策的出台——注意,這不是儒家思想帶來的阿,其實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帶來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謂的周禮,那麼就應該「繼絕世」地承襲血統之權才對的——如此之結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員眾多,終於導致了做官學問的精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辯論,也就難免出現利益的衝突,甚至彼此傾軋,但裁決權在皇帝那裡,於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環境,成了中國做官學必須面對的真實處境。 於是,你通過儒家學說倡導的經史子集來閱讀中國做官學,就可以窺探到中國做官學的高深之處了。特別是他的經和史兩個部分,充滿了這些深刻的道理。簡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表面的東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學會裝傻充呆、兩面三刀才能生存、殘酷鬥爭同僚不要手軟」等等做法之理論依據和事實論證,正如林彪所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正是中國做官學的精密之處了。 特別是官僚之間的彼此傾軋,最後要通過皇帝來最終解決,如何把握之並趨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學問了。 有史以來,有關做官的學問真是浩如煙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沒注意它是做官學這個本質沒有——帝王制存在的時候肯定沒有敢明說是這個東東的,原因自然是畢竟做官學其實就是陰謀論,大概會引發皇帝的憤怒的。所以,直到了民國初年,隨著帝制的崩潰,便有了直觀的做官學問,這便是《厚黑學》為特徵的在中國如何做官的經驗性總結之論著了,隨後便發展成了從文化上、國民性上論述的做官學了。 因此,關於做官,便有了「厚黑說(李宗吾)」、「奴才說(魯迅)」、「醬缸說(柏楊)」、「潛規則說(吳思)」,其中最偉大的,當數厚黑說和潛規則說。前者你拿來就可以用;後者卻從理論上讓人服氣起來而拿來就用的——當然,吳思先生的本意卻是批判這個東東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該是多麼複雜的東東阿,而從事實上看,做官也的確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難做,畢竟社會整體黑暗,要「眾人皆濁我獨清」地搞個人英雄主義,充大頭,還是很麻煩的。出頭的櫞子先爛么。這樣的例子就不多說了,無論是海瑞,還是包青天,都有過災難的時刻;今番就是說說貪官也難做,諸位可能就覺得新奇了。 貪官也難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見歷史上的趙高、賈似道、嚴嵩、和珅那樣的巨貪,伺候皇帝的時候,是如何艱難的?他們的能耐全都表現在正確揣摩聖意上,做到了如何讓皇帝滿意,才保證了自己的貪成功的。但是,這個過程該是多麼艱難!歷史上該有多少變態的、失常的、神經病的和裝聰明但本質上是笨蛋的皇帝的,要伺候他們高興,難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有自尊心,為了伺候皇帝不得不不要臉,就憑這個,也可知道貪官之難了。 何況,信息封閉的時代,你如何讓別人知道你是貪官還是清官?難道你自己說了算?歷史上被誣衊為貪官而被處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這種艱難情況的證明么? 我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佩服他們什麼呢?佩服他們變態的程度。中國的情況歷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卻把新桃換舊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沒有什麼連續性,夏天的天說變就變,何況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這些三朝元老真厲害,都能一直跟隨下去而沒有什麼大問題,這作官的學問,就足夠你我研究得了。 說一千道一萬,那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只要存在,但凡你只要做官,做清官也罷,做貪官也罷,都是艱難的。一句話,「中國做官實為天下第一難」,因此必定學問高深的。 因此,在中國,做官難。你是清官還是貪官,還是要皇帝說了算的。因此,中國做官的學問之最高要義,當然就是如何侍奉皇帝的學問了。只要皇帝高興了,你何愁清貪之名份呢?此種之深味,不可不察也。作者:凈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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