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禮與樂

07-09

在儒家的禮儀文化體系中，禮與樂相輔相成，兩者的關係形同天地，《禮記·樂記》說：「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結合就是天地萬物秩序的體現，「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與樂密不可分，以至可以說：沒有樂的禮不是禮，沒有禮的樂不是樂。

中國傳統的樂的觀念，有特定的內涵和深刻的哲理，不能與現代的「音樂」等量齊觀。《禮記·樂記》說：「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樂的大節是德，這是中國與世界諸古文明的音樂思想相區別的基本點。

一、德音之謂樂

儒家的音樂理論中，聲、音、樂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概念。聲與音的區別在於，音有節奏、音調，而聲沒有。通常將聲稱為雜訊，將音稱為樂音。人與動物都有聽覺，能夠感知外界的聲響。不同的是，動物一般不能識別聲與音，而人不僅有感知音的慾望，而且能利用聲的特性構成樂音，來滿足自己感官的需要。是否懂得樂音，是人區別於禽獸的重要標誌，所以《樂記》說：「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在外物的作用下，人心會躍動而起。因外物作用的強弱不同，人的情感表現為不同的層次，《毛詩序》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手舞足蹈再配上歌曲，是心情達到極致時的表現，《呂氏春秋·古樂》說，上古葛天氏的樂舞，以三人為一組，「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就是生動的寫照。

儒家認為，音是經過文飾的人類心聲。《樂記》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意思是說，只有發自內心而又「成文」（有節奏）的聲，才能稱為「音」。

樂音出於人心，但又能成為一種新的外物，給人心以反作用。樂音種類很多，可以是端莊的，也可以是張狂的；可以是細膩的，也可以是粗獷的；它給人以不同的感受，誘導著人的情感的發生與轉換。猶如今日的古典音樂與搖滾音樂，儘管都屬於樂音的範圍，但給聽眾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儒家尤其注重樂音對人心的影響，主張樂音應該有益於人的教化，而不是為了刺激感官。認為以君子之道作為主導的樂音，有益於人類的進步；以滿足感官刺激作為主導的樂音，會將社會引向混亂。所以《樂記》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音有不同的層次，低層次的樂音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則，對人性的宣洩毫無節制，會引導人走向頹靡或暴戾的極端，最終毀滅人性，是亡國之音。而高層次的樂音是天道的體現，使人在享受音樂的同時，受到道德的熏陶，涵養心性，是入德之門。因此，對樂音要有所選擇，儒家將最高層次的音稱為「樂」。《樂記》說：「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只有合於道的音，才能稱為樂。是否懂得音與樂的區別，十分重要，所以《樂記》又說：「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惟有君子才懂得真正的樂。

春秋時期有古樂與新樂之爭。所謂古樂，是制黃帝、堯舜以來，聖賢相傳的雅樂，如黃帝之樂《咸池》，堯之樂《大章》、舜之樂《韶》，禹之樂《夏》等，節奏緩慢莊重，富有寓意。新樂則是時人所作的淫聲樂曲，恣意放蕩，無思想內涵可言。《樂記》記載了魏文侯向子夏問樂的對話。魏文侯對子夏說：我端冕而聽古樂，總是擔心會睡著；而聽鄭、衛之音，就不知疲倦。請問原因何在？子夏說：古樂進退齊一，沒有奸聲，弦匏笙簧，相互配合，奏樂始於擊鼓，舞畢擊金鐃而退。君子聆聽到此，可以說出古樂的義理，然後思索修身齊家，均平天下。新樂不然，行伍雜亂，奸聲濫溺，舞者如猴戲，男女混雜，尊卑不別。樂曲終了，君子不知所云。魏文侯好樂舞，但卻是知音而不知樂，子夏譏笑他說「今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古樂是聖人確立的父子君臣的紀綱之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配以樂器、輔以舞蹈、加以節文的作品，所以子夏說「德音之謂樂」。而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不能稱為樂，所以，有道君王萬萬不敢將它搬進宗廟祭祀祖先。

二、盛德之帝必有盛樂

既然樂是德音，樂曲的高下又涉及鄉風民俗的善否，所以，制禮作樂就不是普通之人所能措手的事。《中庸》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制禮作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制禮作樂焉。」可見，必須是有其德、有其位者才有制禮作樂的資格。《樂記》說：「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認為只有大功告成、天下大治的王者，才配製禮作樂。

儒家說樂是德之音，是因為他們所推崇的樂，都是上古盛德之帝的作品。盛德之帝必有盛樂。黃帝是人文初祖，曾命樂官伶倫創作樂律。伶倫取嶰溪之谷的竹子，斷為三寸九分長的兩節，以吹出的音為黃鐘之宮。然後以此為本，聽鳳皇之鳴，製為十二律，雄鳴、雌鳴各六，樂章叫《咸池》。顓頊命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名之為《承雲》，用以祭祀上帝。帝嚳時作《唐歌》，又發明鼙鼓、鐘磬、吹苓、管塤、篪鞀、椎鍾等樂器，合奏聲起，鳳鳥為之起舞。帝堯祭上帝的樂曲叫《大章》，乃是仿效山林溪谷之音而作，用麋皮做的鼓和石磬伴奏，百獸也為之起舞。舜時發明了二十三弦的瑟，又譜成《九招》、《六列》、《六英》等樂曲，以昌明舜德。

歷史上，凡是勤勞天下、吊罪伐惡的君王，都有專門的樂章。大禹治水，萬民歡欣，於是舜命皋陶作《夏迭》九章，以表彰其功。湯商伐桀，黔首安寧，湯命伊尹作《大護》之舞、《晨露》之歌，以展現其善。牧野之戰，武王克商，於是命周公作《大武》。成王時，殷民叛亂，用象群為虐於東夷。周公奉命東征，馳師驅逐之，於是作《三象》，以嘉其德。相傳夔開始制樂獎賞諸侯，《樂記》說：「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可見，儒家的所謂「德音」，是德治之音，是指致治之極在音樂上的體現。惟有這樣的音樂，才能奏於廟堂，播於四方，化育萬民。至此，我們可以明白一個道理：春秋時期是樂器、樂理高度發達的時代，這由曾侯乙編鐘可以得到證明。但是，為什麼孔子卻稱之為「禮崩樂壞」的時代？根本原因在於，春秋時代盛行的是新樂，是純粹的音樂學意義上的樂。從儒家的音樂理論來判斷，它們儘管華美之至，但都是昏君亂臣的作品，表現的是聲色犬馬的狂熱，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失卻了音樂的靈魂，所以是衰世之樂，敗壞之樂。

三、音樂通乎政

儒家十分看重音樂的作用，認為音樂與政治相通，可以作為判斷為政得失的一項指標。《樂記》說：「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呂氏春秋·適音》也說：「凡音樂通乎政。」

據《禮記·王制》等文獻記載，上古帝王有定期到四方巡守的制度，所到之處，地方官要展示當地流行的民歌，作為述職的內容之一。《呂氏春秋·適音》也說：「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君王考察民歌，就可以了解地方官是否為政以德，民風是否淳樸。發現純正無邪的民歌，則由隨行的官員記錄下來，帶回去推廣，此即所謂「採風」。《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國的民歌。相傳，其中的周南、召南，就是周公和召公採風所得。

觀樂為何可以知政？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君王是萬民之主，君王的喜好，如日月經天，為萬民仰望，直接影響到民風的走向，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矣」。所以，連樂器是否合於規制，都指示著國家的命運。《呂氏春秋·侈樂》批評夏桀、殷紂製作「侈樂大鼓」，「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亡國之君無不如此，「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千鍾、大鼓之類，聲音狂噪震動，超越了人感受音樂的生理限度，「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噪。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在君子看來，它已經失去了樂表達人情的初衷，鄭衛之聲、桑間之音，都是亂國之君的所好。

由於君王的提倡，國中盛行的樂曲必然會長期影響人民的情趣，人民所表現出來的憂思、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之態，正是樂聲長期熏陶的結果。《樂記》說：「志微囗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碞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庄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所以，聽其樂可以知其政。

其二，樂為心聲。如果君王失政，民眾流離，何來愉悅的樂曲？如果君王有道，庶民安樂，則何處不聞歡歌！《樂記》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聽樂可以觀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的。《呂氏春秋·大樂》說，亡國戮民，並不是沒有音樂，而是「其樂不樂」，好比死囚強歌一樣，雖歌不樂；「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所以，聽聽民間流傳的音樂，就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是否幸福。儒家認為，無論是觀察一個國家，還是觀察一個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聽其樂，《呂氏春秋·音初》說，「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

四、樂內禮外

人類是動物界的一員，但又是動物界的靈長，因為人可以教育。儒家之所以重視教育，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儒家教育的目標，是要通過德和禮培養表裡如一的君子。禮以治外，旨在規範人的行為舉止，使之處處中節，恰到好處。有關的義理，我們已經在「禮緣何而起」一節中談過，此不贅述。樂以治內，重在引導人的性情心志，是要解決禮的根源的問題。如果人的行為舉止能中規中矩，但不是內心德行支配的結果，而是單純的模仿，則教育的目的僅僅完成一半，而且是非主要的一半。儒家認為，只有內心建立起德的根基，外在的規範言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禮。

樂與禮是內外相成的關係，《樂記》說：「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樂是內心德行的體現，禮的作用是防止行為出格（「淫」是過頭的意思）。郭店楚簡中有《五行》一篇，談及人的內心與行為的關係時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

仁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義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禮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知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

作者用類似排比的句式談及，人的仁、義、禮、知、聖五行有兩種狀態，一是「形於內」，即五行出自於內心；二是「不形於內」，即五行不出自內心。作者認為，仁、義、禮、知、聖五行只有形於內，才能稱為「德之行」，否則只能稱為「行」，僅僅是行為與德行恰好相符而已，內心如何則不得而知。作者說：「德，天道也。」符合天道的德行形之於內心，然後顯露在外表，處處中節，才是真正的德行。《五行》的論述，可謂深中肯綮。《樂記》也說：「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樂記》一篇，論述樂內禮外的文字可謂觸目皆是，如：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故樂也者，動於外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

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禮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可見，禮樂並行，則君子之身內和外順，王者之治四海清平。《樂記》特彆強調執掌國政的君王的禮樂修養，要求臻於「德輝動於內」，「禮發諸外」，表率天下，推行禮樂之道。

在儒家的理論中，禮樂對於人類，猶如天地之於萬物，具有本原的意義，所以《樂記》給予了最高的評價：「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認為禮樂充盈於天地，合於陰陽，通於鬼神，極其高遠深厚，規範著人類社會的一切。

儒家倡導教化，但並不排斥行政管理和法律糾劾。事實上，並非人人都能接受教育。抗拒教育者行為勢必出格，從而破壞社會秩序。在規勸無效之後，必須用政和刑的手段令其就範。因此，儒家將禮、樂、政、刑四者並提，主張教化與行政管理結合，用政、刑保證禮樂的推行。《樂記》說：「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又說：「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所以，我們對儒家的禮樂教化思想要有全面的認識。

五、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自古以來，在如何管理國家的問題上，政治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方案，或主張嚴刑竣法，或主張經濟控制，或主張無為而治，或主張求諸神靈。儒家倡導德治主義，主張通過禮樂對人實行溫和的教化政策，使人心向善，純化社會風氣，從而求得長治久安。在禮樂教化的謀略中，儒家尤其注重樂的作用，是為儒家治國思想的重要特色。

樂之所以能為教，是因為樂的形式最為人民喜聞樂見。樂有音調，有節奏，有強烈的感染力，聞聲而心從，潤物細無聲。所以《樂記》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子夏向魏文侯談樂教時，引用了《詩經·大雅·板》「誘民孔易」一句，「誘」是誘導的意思，「孔」是非常，子夏認為，要教化民眾，用樂來誘導最為容易。可謂入木三分的見解。所以《孝經》也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如前所述，儒家的治國思想基於人的性情。用歌舞宣洩情感是盡人皆有的本能，應該尊重。但是，人性的宣洩必須合理，不足或過度，都不利於身心健康和社會的安定，也不符合天道。《樂記》說，「人不耐（能）無樂，樂不耐（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先王制樂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快樂有節制，合於天道；又說，儒家的「立樂之方」（建立樂教的宗旨），是要「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讓民眾在健康的音樂中接受德的熏陶。離開這一認識，人與禽獸就沒有了區別。《呂氏春秋·適音》說，「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慾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用當今的語言來說，就是寓教於樂。

儒家十分注重樂教的形式與內涵的結合，《樂記》談到，一部完整的樂章，應該「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簫管」，「以著萬物之理」。琴瑟、簫管是樂器，干戚、羽毛是道具，可以豐富樂的表現力，使聽者樂於接受，難以忘懷。樂舞所要表達的主題是「萬物之理」，儘管祭祀、宴飲等不同場合的樂舞主題各異，但宗旨都是誘民走向仁義的境地。所以，《樂記》說：「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上古時代，每年春秋，各鄉都要舉行以尊老養賢為宗旨的「鄉飲酒禮」，席間要演奏或歌唱《詩經》的許多篇章，每篇都寓意深遠。先由樂工歌唱《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說的是君臣之間的平和忠信之道。接著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說的是孝子奉養父母之道。然後，堂上、堂下交替演奏樂歌，堂上鼓瑟唱《魚麗》之歌，堂下則笙奏《由庚》之曲；堂上鼓瑟唱《南有嘉魚》之歌，堂下則笙奏《崇丘》之曲；堂上鼓瑟唱《南山有台》之歌，堂下則笙奏《由儀》之曲。最後是器樂與聲樂合起，奏唱《周南》中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中的《雀巢》、《采蘩》、《采鯬》，說的都是人倫之道。以上都是鄉飲酒禮中的正歌。一鄉之人在揖讓升降、笙瑟歌詠的愉快氣氛中，受到禮樂的教化，尊老養賢悄然滋潤於心田。類似的情況，《儀禮》中在在多有。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有喜愛音樂的傳統，或操琴瑟，或吹簫管，既有調節心情的作用，更有涵養心志的目的。賞樂者對樂情的理解因素養高下而異。據《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云：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云：洋洋兮若江河。就是古代知音的範例。但這還不是儒家讚許的最高境界。《樂記》說君子聆聽樂章，能從樂聲中賦予新的理解。例如鐘聲鏗鏘，壯氣充滿，君子會想起慷慨以當的武臣。磬聲清響，節義分明，君子會想起死於封疆的大臣。琴瑟之聲哀怨，婉妙不越，君子會想起志義自立的大臣。竽、瑟、簫、管之聲叢聚，會集攬攏，君子會想起善於蓄聚其眾的大臣。鼓鼙之聲喧囂，歡雜涌動，君子會想起擊鼓進眾的將帥之臣，等等。這是君子用樂自化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