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二）梁家麟 神學教育

IV. 路德的個人檔案。

A．家境與學業。

　　馬丁路德生於1483年，卒於1546年。他在德國東部艾斯利班城（Eislebon）一個農民家庭出生，父親不久由務農轉業為礦工，後經營礦場。馬丁路德在萊比錫大學攻讀法律，1502年取得學士學位，　1505年得碩士學位。父親一心讓他朝律師之路進發。但據路德憶述，他在一次旅途中遇風暴，受驚而呼求：聖安娜救我！我願意成為一位修士。。〔相傳聖安娜（St．Anne）為瑪利亞的母親，被教廷封為聖人。〕結果在他平安歸家後，為了守此誓約，雖遭到家人大力反對，仍堅決投進奧古斯丁修會。這個故事很有趣，但卻不一定是事實的全部。路德是一個具有十分強烈宗教感的人，這從他日後的宗教經驗中可以得見；他應早已有心過完全奉獻的生活，進入修會不會是臨時而倉猝的決定。

1507年，馬丁路德受封聖職。修會的長者很快看出路德具有研究學問的恩賜，遂派他到威登堡大學教授倫理神學。威登堡大學是一所當時新設立的小型大學，位於撒松尼附近，由選侯弗得烈全資興辦。路德在教授神學的同時，獲准修讀神學博士學位。當時一般人要到四、五十歲，才可能獲修會批准修讀博士學位，因為這是花費高昂的投資，馬丁路德是個十分突出的例外。路德在1512年完成博士課程，正式成為威登堡大學的聖經教授。

B．屬靈掙扎與出路。

1．掙扎：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馬丁路德是個敬虔的修士，他渴望過完全委身的生活，也渴望成為一個表裡一致徹底聖潔的人。他追求深度的屬靈生活，卻常常落在掙扎與絕望之中。馬丁路德的困擾是：愈想成為謙卑的人，便愈觸碰到心裡彷佛是扎了根的驕傲；愈要敬虔，心裡愈有反叛的意念：愈要聖潔，便愈發現靈魂深處的罪惡，愈覺得自己離聖潔的標準甚遠，就像保羅所說的：「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18下）。他落入極深的困境中，無法自拔。

　　他的神學思想是促成這個屬靈困境的其中一個原因。路德受唯名論的神學家奧坎（ William ofOccam，約 1300－ 1349）的影響甚大。奧坎強調上帝的絕對主權，神是絕對神聖、自由及自主的；既不受人之理性掌握，也不為人的工作與聖禮左右。人不能憑任何法事、功德、行為（包括聖禮在內），操縱上帝來達到某個預期的宗教性後果。上帝是絕對自主的，人不能控制上帝分毫。這種思想今馬丁路德無法藉某些宗教行篇來為自己的困境尋覓出路。他清楚知道不能透過長期禱告、禁食，使自己變得較為屬靈；也不能藉任何義行改變上帝對他的診斷。路德愈認識上帝的聖潔與光明，及其與人的差異，便愈照見自我內心的污穢與黑暗。這是信仰的（paradox）：對信仰愈是認真的，便愈自覺不足；在信仰上馬虎了事的，反倒自覺在水準之上（甚至每每以「誰能無過？有錯能改，善莫大焉。來作自我開脫）。

　　馬丁路德受困極深，遂求助於修會副會長史道柏茲（JohnStaupitz，1524逝世）。史道柏茲很關懷路德，他在了解路德的困境後，便介紹他閱讀奧古斯丁的著作；路德藉此接觸到奧氏所詮釋的保羅神學，確認救恩是上帝主動來拯救人，與人的作為無關。

1513至1518年，路德在威登堡大學教授詩篇及羅馬書。詩篇所反映的神學思想，讓他堅定地反對神秘主義的屬靈觀；他不相信人可以搭建一道天梯，逐步逼近上帝，最終與他契合。他卻認定人無法接近上帝，只能是上帝來接近人。路德這種觀點，進一步否定人有成為屬靈人的可能。

　　路德曾經在 1510至1511年間前赴羅馬朝聖，一心尋求啟迪，以解決他的屬靈危機。但他在那裡發現的卻僅是混亂與腐敗，因此對教廷深深失望。

2．出路：因信稱義。

　　直到某年（馬丁路德的「重生」日期不能確定，大概是1512至1519年之間，多數估計為1516年），當路德讀到羅馬書一章17節：惟義人必因信得生時，他的眼睛突然豁開了，長期以來困擾他的屬靈問題一下子迎刃而解。在這節經文里，路德看到惟有藉著信心而得生命的人，才被上帝看為義人（其實他剛好將經文的意思反轉過來），這節經文便成了他的屬靈突破。路德確信人不能靠己力達到敬虔境地，得蒙上帝的悅納，因為人本身就是不敬不虔的；人必須承認自己的限制，並且甘於接納這樣的限制，從而放棄藉自力來成為義人的妄想。事實上，上帝之所以接納我們，也不是因為我們的聖潔，而是因為我們對他的信心；因著信心的緣故，上帝把我們當作義人（稱義）。為甚麽信心有這樣的果效呢？因為我們所信仰的對象是耶穌基督，藉著信，我們把自己的生命與基督連結起來，我們躲在基督的身後；上帝的審判眼目不再看到我們及我們的不濟，而只看到基督和他的義，他更把原為基督的義，轉撥到我們的賬戶上來。如此，上帝因著耶穌基督的緣故，稱我們為義人。

　　這裡路德所理解的義，不是人的義，而是基督的義、上帝的義。他相信羅馬書一章17節提到的義人，不是指人藉努力行善而得的義（active Justice），而是他獲得上帝的義這份白白的禮物（passive justice）。

[因信稱義] 是路德在信仰上的重大突破，它也成了更正教一個關鍵的教義，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不是因為他本身是義人，才能討得上帝喜悅; 他在最根本的結構上，完全沒有成為義人的條件與可能性。人之所以能討上帝喜悅，全因耶穌基督之故；所以我們是被稱為義人。對路德而言，他不相信基督徒有成聖的可能（必須緊記，他不是在信主前經歷欲為善卻不能的屬靈危機，而是在信主之後；所以人在道德上的無能不單是在信主前，而是終身的，與人的本質及結構有關）。加爾文認為人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稱義的結果，但在稱義後卻仍須學習成聖，故基督徒的一生有兩個階段：稱義與成聖；但路德卻認為人永遠不能離開稱義的地步，永遠不可能在事實上成為義人，他能討上帝喜悅的憑籍，只有信心一項而已。

　　路德的見解最有相當見地的。任憑我們如何熱心，為主作了多少工作，也不能在上帝面前邀功；而只能對主說：我本是個無用的僕人，我所作本是應該作的。我們知道，上帝是因著耶穌基督的緣故，才接納我們手所作的工；藉著稱義，上帝接納我們所奉上的祭，就是那總是殘缺不全的祭。人不能離開稱義而活，稱義不僅限於初信主一刻，乃是一生之久，它是我們屬靈生命的根基。路德強調在基督理的自由，他甚至鼓勵我們『勇敢犯罪」（意思是冒犯罪的危險去作抉擇）。因為人不能永遠只做對的抉擇，事實上他也不可能做所謂[對了] 的抉擇，上帝也不會因他偶爾抉擇對了而決定接納他，他只因基督的緣故，而把人看為對的（稱義）。這樣，我們便在基督里獲得真正的自由，就是免於恐懼犯錯的自由。

　　現今我們為很多[壞神學] （bad theology）所影響，常常討論如何準確地猜度上帝的旨意。我們不斷求問上帝在自己生命中每一步的旨意，彷佛他嚴格監管著我們每個抉擇，並為每個抉擇預先布置了他的標準答案，然後要求我們猜想出這個標準答案；要是我們猜不中的話，則它便會因著我們的腦筋不靈，而治我們的罪。若事實真是如此的話，我們便得惶恐度日，免得有所差池，禍從天降了。但上帝果真這樣子要求我們尋找他的旨意嗎？倘若他對人有指示要求，為甚麽不明明說出來，好讓人知所遵行，卻要放作神秘，東藏西匿，扭扭捏捏？他究竟要考驗人對它的順服，抑或在鍛煉人猜度的智慧？當然我們都同意，上帝若清楚顯出他的旨意，人便得不折不扣地順眼遵行；但人若每一步都要推敲猜度上帝隱藏的心意，他便沒有甚麼自由可自了。我們不是要放意犯罪，但我們不用懼怕自己會因偶然犯錯而遭受天譴；人只能藉信靠耶穌基督，才討得上帝的赦免和喜悅。這是路德有關基督徒的自由的思想。

V．反對贖罪券的行動。

A. 贖罪券的售賣。

　　在中世紀後期，教廷財政收入非常拮指。一方面，原來每個地區的教會與人民均須向教廷繳稅，稱為[彼得便士]（Peter"sPenny）；但隨著世俗君王權力日益壯大，他們從中剝削並禁止其轄地的教會將金錢運至羅馬教廷，教廷財政便自然陷入困境了。另一方面，教廷與教會上層人士生活日益奢華，亦是財政危機的罪魁禍首。教廷面對經濟困擾，必須廣開財源，贖罪券的發售是其中一個徵集資金的方法。

　　這裡我們談一談贖罪券的緣起。首先，中世紀的大公教會，不僅相信它擁有定罪與赦罪的權柄，更認為它有權豁免所有活人或死人在上帝面前得償付的刑責。根據教會傳統的教導，基督與歷代聖徒的善行所積存的功德，就是他們自用不完的，累積了一個「善功寶庫]。這是教會所擁有的龐大的屬靈資產，教會有權自由分配此等善功。自十二世紀起，教皇宣稱凡參與十字軍行動的，都可免卻人世間一切罪過；他們又宣稱在禧年時候朝聖，便可得到特殊的赦罪。這些律法上的無條件豁免刑責，正是因教會自以為擁有善功寶庫才有的。

　　其次，正如上一課提及[聖徒相通]的觀念，中世紀的人（今天的天主教徒亦然）都相信善功是可以轉讓的; 富有的家族將子女送入修道院，目的是透過他們的「白色殉道」，積下用不完的善功，可以轉讓給家族其他成員。他們也相信可以為死人祈禱，甚至有所謂「通功]的觀念，將善功通予已逝世的人。

　　贖罪券原本不是作售費用途的。贖罪券是一份證明文件，證明某人已為他所犯的罪做足了補贖，罪債已完全償清。若有人犯了嚴重罪行，遭教會判以重罰，如三年長時間的禱告，另加到聖地朝聖一次；在處分期滿後，教會便簽發一張證明文件給他，這就是贖罪券。這種處理方法在後世逐漸被人誤用，變成只要有人付出一定款項（為教會捐獻），教會便簽發贖罪券；後來更加離譜，信徒可以事先購買一定數量之贖罪券，作預防萬一之用，即預先為日後所犯的罪做補贖；他們更可代已逝世或仍在生的親友購買。只要有錢，雞犬也可升天了。

　　梅因思有位大主教，名叫阿伯勒（Archbishop Albert ofMainz ，1490-1545）。他生於義大利一個望族，才二十三歲便登上主教的位置；但是他還不滿足，一心要兼任馬得堡大主教（ ArchbishoPofMagdeburg）的職位。這樣，他犯了兩條教會禁令：首先，根據教會法規，要滿二十五歲才可以當大主教；其次，一個人不能一身兼任兩個教區的大主教職位。阿伯勒要成功得到教皇的破例批准, 必須花上大量金錢疏通。適時教皇利奧十世（LeoX， 1513－1521在位）提出在羅馬修建聖彼得大教堂，四齣籌款；阿伯勒乃承諾藉發售贖罪券來徵集資金，並委派一個道明會土帖次勒（DominicanJohann, 1407－1519）負責推銷。帖次勒是一位很有天分的推銷員，口才出眾，成功說服大量信徒購買贖罪券；他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只要一個銀元[叮] 一聲投入教會的奉獻箱去，一個在煉獄受苦的靈魂便立時[叮] 一聲得到釋放。。中世紀的人非常害怕地獄及煉獄之火的煎熬，既然有這樣便宜及方便的贖罪方法，當然不可錯失，贖罪券因之非常暢銷。撒松尼的選侯弗得烈為要維護自己教區的利益，拒絕讓帖次勒在其轄地售賣贖罪券。帕次勒於是在邊境發售，撒松尼的信徒聞風而至，踴躍購買。

　　馬丁路德知有贖罪券出售，內心非常不安，他認為贖罪券的觀念是不能接受的。他並非怪責教會藉發售贖罪券剝削信徒（捐獻給教會並無不妥），亦非認為要花錢買贖罪券才能贖罪是太昂貴的事；恰好相反的是，他指出能用幾個小錢便能得到贖罪是過分廉價了，救贖真的可以這樣廉價出售嗎？雖然路德也相信補贖的觀念，但他卻不同意人能藉著任何宗教的功德（包括奉獻在內），為自己賺取救恩或救恩確據；真是這樣，上帝的主權便給人褫奪了，上帝對罪的震怒何在？。

B.《九十五條》。

1517年1O月31日，路德在看到大主教給帖次勒的指示後，大為震驚，乃將反對的意見逐點列明，共臚列出九十五條之多，並以當時最普遍的思想交流方法，將他的《九十五條》張貼於威登堡教堂門外。他這樣做，並非有心掀起革命，因為《九十五條》是以拉丁文書寫的，證明他不想引起民眾注意（該教區的人以說德語為主）。

　　可是，在當時整個社會裡，早已存在著強烈的反教皇氣氛。出乎路德意料之外，不少有反教皇心態的教士自告奮勇，將《九十五條》口譯為德語，俾使民眾知曉其意；又將之輾轉傳抄，寄發其他地區。

　　路德反對贖罪券，是基於神學上的理由，但卻引起社會強烈的迴響。許多人如同弗得烈一樣，反對教廷在各地抽稅的做法；他們也對教會的眾多錯謬罪行深表不滿，於是便將《九十五條》這份原不過是為學術討論用的小字報，轉化成一樁轟轟烈烈的社會行動的導火線。

VI．路德宗教改革的發展。

A．早期的發展：爭論與衝突。

1．逼上梁山。

　　其實，《九十五條》並無任何反教室的意味，路德所反對的僅是發售贖罪券而已。他甚至有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為贖罪券只是帖次勒等少數人在作怪，教皇本人並不知情。不過，路德的做法，無疑向阿伯勒大主教的權威作出挑戰；阿伯勒不願與路德就贖罪券問題作討論，卻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教皇權威之上。阿伯勒認為路德的做法，是對教皇權威的冒犯，挑戰教皇的絕對權力，這便跡近異端的行徑了。

　　在整個世界因路德的《九十五條》鬧得沸沸揚揚之際，撒松尼的選侯弗得烈堅決站在路德一邊，要保護他。弗得烈本人當然沒有甚麽宗教改革的理想，也不一定明白路德反對贖罪券的神學理由是怎麽一回事。他支持路德，一方面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他不贊成別的教區主教在他的轄地販賣贖罪券，侵犯其利益；另一方面是出於護短，無論如何，他要保護他所管轄的威登堡大學及教授。他對路德的保護，對路德的性命安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間接影響了宗教改革的發展。

　　與此同時，路德所屬的德國奧古斯丁修會舉行集會，布塞琪（Martin Bucer 1491-1551）等宣告支持路德。他們也成了路德的一個重要道德聲援。

1518年，路德被召往奧斯堡議會（ DietofAugsburg ）聽審，由樞機主教迦耶坦（Cardinal Cajetanus,1468－1534）主持。迦耶坦要求路德收回《九十五條》，路德不肯就範。迦耶坦清楚指出，路德的行動乃是直接冒犯了教皇的權威，因為贖罪券的發售是得到教皇御準的。路德萬料不到，他本來只是反對一項明顯不合聖經的錯誤行徑，卻竟然被無限上綱成為向教皇的宣戰。

　　路德對這個爭論焦點的轉移感到非常不安，他於是集中精神往書堆里去尋找理據，以支持其論點。經過努力的鑽研後，1519年，路德研究教皇歷史時，發現教皇原來沒有本然的神聖權力，教會的真正權力來自大公會議，而聖經則是教會的唯一權威。

　　同年，路德與當時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學家厄克（John Eck ofIngolstadt，1486－1543）在萊比錫辯論，路德提出他的研究成果，但無法避免再度失敗的命運（以路德的學術水平，根本無法與當時教廷的御用神學巨擘匹敵）。厄克向他揭示一個重要的事實：教會的所有思想制度都不是孤立，而是互相緊扣、起連鎖作用的，牽一髮而動全身，反對某個單項，就等於反對全體。就算果如路德所說，教皇的權威附屬於大公會議之下，但至少前者的權力仍是為後者所授予及認可的，故要否定教皇無謬誤的權威，就連大公會議的無謬誤權威也一併推翻了。路德發現他正處於勢成騎虎的境地，他若不接受當時大公教會的所有現狀，便得要挑戰從教皇到大公會議的一切教會建制；結果他被逼巳梁山，投身於宗教改革的行列。

2．衝突加劇。

　　面對路德對教會建制的挑戰，教皇利奧十世欲革除路德出教，但因政治力量的抵制（如弗得烈的干預〕，路德始終沒有接受異端裁判所的聆訊。1520年，教皇曾去信警告，呼籲焚燒所有路德的著作，並下令要路德在兩個月內悔改，但此信卻被路德焚燒了。1521年1月2日，路德終於被教皇開除教籍。同年的4月，路德被傳到沃木斯國會（Thc Diet of Worms）聽審，由德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親自主持。結果，路德被命令回到威登堡，而且不準再講道。弗得烈知道德國皇帝及教皇將會對路德不利，（約在一個月後，國會發出禁令，通緝路德，而教廷也計劃等到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證]失效後，將路德逮捕，以異端罪名處死。）於是連夜將路德送到瓦特堡（Wartburg）城堡中。

　　當路德起初逃難到瓦特堡時，撒松尼的宗教改革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許多修士離開修院，宣揚改教思想，推動改教事業。事實上，宗教改革並非由路德所發動的，而是由路德的支持者所領導；大部分宗教改革的主張與行動，包括關閉修院、迫令修士還俗、平信徒於聖餐中兼領餅杯等，也不是由路德倡議的。這些主張早已存在多年，民間也早醞釀著強烈反對大公教會的氣氛，只欠缺一條導火線而已。路德反對贖罪券的行動，正好為這潛存多時的反教動力提供了引爆的導火線。另外。一些人文主義者如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也加入改教行列；他在1521年9月與一群平信徒開始兼領餅與酒。

B.確定宗教改革的信仰大綱。

1．三著作。

　　在改革運動的初期，除了教士與平民百姓外，德國不少諸侯貴族，也紛紛發表言論，表態支持路德的改教主張。路德在 1520年寫了三篇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致德國基督徒貴族公開信》（To the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Nation），他要求貴族起來為真理辯證，尋求他們支持宗教改革; 第二篇是《教會被擄於巴比倫》（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他認為大公教會在真理上已經失陷；第三篇是《論基督徒的自由》（TheFreedomof a christian），當中有一句名言：「基督徒有完全的自由，在眾人之上；基督徒也因為信仰緣故，完全失去自由，在眾人之下，為眾人的奴僕]。

　　路德在面對最後一次國會的公開聆訊時，德國皇帝查理五世要求路德推翻自己的著作。經過一晚的考慮，路德公開宣稱，除非他所言的被聖經或理性證明為誤，否則不會改變其良知所定的立場。

　　路德說了一句千古傳頌的名言：「這是我的立場！我沒有其他選擇。( Here I stand，I can be no other．」）這句話代表路德與大公教會全面而徹底的決裂。

2．三惟獨。

　　路德在瓦特堡，開始將新約聖經翻譯為德文，而全本聖經的翻譯則在1534年完成。他也編寫了一本詩歌集，而更重要的是，路德著手為宗教改革制定路向。在1521年底，他確定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大綱：惟獨信心、惟獨恩典、惟獨聖經（SolaFide， Sola Gratia，Sola Scripura）。

　　路德指出基督徒不能藉任何道德或宗教行為討上帝喜悅，更不能靠自己改變其屬靈地位；他唯一能討上帝喜悅的方法，就是信心。信心並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工作，而是信賴上帝會展開其工作。

　　可惜的是，今天不少更正教徒竟將信心淪落為行為的一種，某些靈恩派的主張即是一例。他們認為憑著信心，便可以驅動上帝施展作為；譬如透過禱告，上帝便得按照人的心意，用神跡滿足人的各樣要求。這可不是[惟獨信心] 的原來意思。[惟獨信心] 是人曉得自己完全無能，而非用[信心] 來使自己變得無所不能。不要將信仰行為化，否則使偏離了路德論及信心的原意；路德與加爾文強調，信心也是上帝所賜予的呢！。

　　要是人沒有任何外在、內在的條件討上帝喜悅，那上帝在人身上的所有作為，便都是人所不配有的；人所不配有的，便是恩典了。上帝之所以悅納人，純粹是因為[惟獨恩典] 而已。

[惟獨聖經]是路德與天主教劃分界線的基礎。路德認為信仰最終極的權威，是上帝的話語一聖經。路德不是要推翻一切傳統，乃是主張所有傳統都必須在聖經的審判之下。聖經是信仰最後的權威、最後的基礎。

　　三個[惟獨]，構成更正教信仰的核心。

C．路德主持下的宗教改革。

　　由於宗教改革主要是由民眾從下而上的自發推行，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動機，有純粹宗教性的（認定大公教會已偏離了基督教信仰的原來精神，必須予以糾正），也有政治性與社會性的（民族主義者、人文主義者、社會革命者），故情況異常混亂，[過激] 事件時有發生。例如，在不少天主教堂及修院被群眾破壞時，總會發生暴力打鬥、搶掠等罪案。為著恢復社會的秩序，也為著把宗教改革運動重新導人政府所容許的軌道，路德在 1522年被邀請返回威登堡，主持宗教改革。

1．內部分裂——農民革命。

　　在他主政後不久，1524年6月，便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暴動，最初在德國西南邊境史圖今根（Stuhlingen）發生，1525年蔓延至瑞士、德國等地，約有三十萬人參加；這是一個自發的、夾雜著政治與宗教理想的社會運動，也可以說是與當時的宗教改革運動相連的社會革命。革命領袖有強烈的反教權主義的傾向，要求廢棄種種壓迫農民的政治與宗教勢力。他們提出一份《十二條》（Twelve of the Peasantry）的主張，包括由會眾選舉牧職人員、廢除十一奉獻和農奴制度、禁止貴族吞併公共土地、限制封建賦稅、改革法律制度等。他們其中一位精神領袖多馬閔次爾（Thomas Mumzer，約1488－1525），從前是一位教士，他要教會交出所控制的土地。在他的影響下，這場農民戰爭染上濃厚的宗教氣氛。

　　路德是個保守的人，他到處演講，反對暴力，反對農民運動，大力反對任何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反殺人行劫的農民暴徒》（Agains the Muderous and Thieving Hordesof Peasants），要求各諸侯鎮壓暴徒。1525年5月，在各地諸侯的合作下，閱次爾等在法蘭根蒙遜（Frankenhausen）被打敗，農民暴動終於被敉平了。

　　路德雖非促使農民運動失敗的主因，但他之反對農民運動，卻對宗教改革的推展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路德從此失去部分民眾的支持，農民對他的反對尤其激烈。德國南部某些地方，從此回到天主教的陣營中。另外，由於路德容許貴族控制社會，造成更正教會中貴族的勢力大增。天主教聲稱農民運動是上帝對宗教改革的刑罰；諸侯貴族因著懼怕宗教改革會帶來連鎖性的社會動蕩，不敢再貿然參與，如此也削弱了更正教陣營的力量。

2．與伊拉斯姆決裂。

　　路德的保守性，亦反映在他與人文主義者的決裂之上。如前所說，投入宗教改革陣營者，各懷著不同的動機；其中不少人文主義者只為了不想受教皇或任何教會權威的操縱，而參與改革運動。他們鼓吹個人自由的思想，與路德的信念可說是南轅北轍。路德是在經驗到人的徹底無能以後，才確認因信稱義的道理的，又怎會相信人的理性與自由呢？他與人文主義者的分裂，是早可預期的。

　　伊拉斯姆原為奧古斯丁修會會士，是一位出色的希臘文學者，他在1516年所編訂的希臘文聖經，為多世紀以來的標準版本。他起初支持路德，但後來卻發現他太固執，且過分強調教義和上帝的無限權威，忽視和否定人的主動性，遂於1524年，寫了一篇《論自由意志》（On Free Will）來批評之。路德使以一篇《論意志之束縛》（The Enslaved Will）作回應，否認人有不受罪性轄制的自由。兩人從此亦分道揚鑣。

D．路德宗教改革的後期發展。

　　縱然改革運動遇上不少困難，教會的改革仍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修院被毀，所有圖像被打碎；教廷財產被沒收，用以支持更正教及慈善工作：平信徒有機會讀聖經；德文聖經出版；教士獲准結婚；崇拜儀式簡化，並用德文進行，一切聖經沒教導的東西都被除去。

1530年，路德的忠心追隨者墨蘭頓，向奧斯堡議會（Diet OfAugsburg）提交一份《奧斯堡信條》Augusburg Confession），這成為路德宗的基本教義文件。

1532年，路德正式批准一個簡化了的崇拜禮儀。天主教會原有的七項聖禮（包括：聖洗、堅振、告解、聖體、神品、終傳及婚配），被路德削減為三項：水禮、聖餐禮，及告解禮，後來更縮減為只有水禮及聖餐禮。路德反對天主教會的「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否認聖禮的酒和餅為基督的真身體之理論，但卻強調人只要憑著信心，基督確實同在於聖餐內（RealPresence）。

1542年，威登堡成立了一個教會議會（ Consistory），由君王委派律師及教士參加，專職負責教會的紀律懲處。雖然路德提倡「平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the Laity），但他卻不認為平信徒在教會事務上有發言權。路德宗不是公理宗教會。在教會組織上，許多教會的社會功能由政府接收，故諸侯的權力乃甚至擴展至教會事務之上。如此看來，路德宗帶有相當程度的政教合一的意味。

1525年，路德結婚。路德原為奧古斯丁修會修土，一直嚴守獨身；後雖擺脫修道主義，因長期習慣了獨身生活，起初不願結婚。

　　宗教改革運動中，人民拆毀修院，強令修士還俗；在當時，女修院解散後，修女由於沒有謀生的能力，唯一出路便是出嫁，等待修院為她們安排婚配。路德四十歲那年，由於有一間女修院的一位修女未能安排出嫁，他基於道義因素的考慮，也在各方壓力之下，決定與她結婚。但路德的婚姻不大愉快，他的妻子喜歡說長道短，喋喋不休，常令他困擾。不過，在原則上，路德反對獨身制度，他認為獨身既無需要，又不神聖。（加爾文的看法則比較溫和，他認為獨身是一個特殊恩賜，非人人可守。）他堅決要拆毀教士與平信徒之間的藩籬，反對教士階層要過特別的生活、要恪守特殊的信仰及道德標準；而迫令教士結婚正是將他們平民化的一項重要手段。

　　路德的追隨者努力傳揚宗教改革的思想，他的著作廣泛流播；1525年，路德宗擴展至普魯士（Prussia）、丹麥、匈牙利及其他德語區，以至挪威及北歐（Scandinavia）等地。貴族基於各種政治理由，投入更正教的陣營。

1524年以後，德國分裂為天主教和更正教兩個陣營。1531年，更正教諸侯組成一政治上的聯盟：「司馬加豐同盟。（Schmakaldic League）。以反抗皇帝及天主教勢力。此時德皇杳理五世同時為西班牙皇帝，且正與法國交戰。法國不欲有統一的德國，放變相支持更正教的擴張。教皇革利免七世（Pope ClementVII）為法國的支持者，他處在兩個主要的天主教勢力的對峙局面中，左右為難，根本無暇對抗更正教聯盟。這為更正教的發展與鞏固，提供了寶貴的時空。

VII．宗教改革的意義。

　　最後，我們返回這一課開始時所提出的問題：為甚麽要進行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意義何在？更正教與天主教的分別在甚麽地方？我為甚麽仍然是個更正教徒？。

　　宗教改革的最大改革，不是使教會由腐敗罪惡變成聖潔無瑕，而是使基督教信仰變得單純、直接，除去人與上帝之間由宗教造成的各種隔閡。

　　中世紀的大公教會，在人與上帝之間布置了許多宗教性的隔閡。聖人與馬利亞的崇拜，最其中之一。聖徒在當時不但成了一般民眾的敬拜對象，甚至被視為人與基督之間的橋樑：罪人不僅不能與上帝面對面說話，甚至連與人神中保的耶穌基督說話，還是不夠資格，於是乎只能藉著中保的中保——聖人，代人向基督陳情，溝通的管道迂迴曲折。社會上到處都是聖圖和聖像，聖人以圖像的形式，出現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座建築物、每個行業，甚至每個人，都有所屬的主保聖人，以為他們的保護。

　　在芸芸眾聖人敬拜中，對馬利亞的敬拜自然是凌駕一切之上了；因為馬利亞除了有[上帝之母] 的特殊地位外，她的慈母形象也深入民心，對一般人產生很大的安慰作用。教會將馬利亞塑造成無玷原罪的聖女，並且是永遠守童貞的（他們相信性是污穢的，原罪藉性行為傳遞）。敬拜馬利亞的一個形式是念玫瑰經。當時有許多自發的玫瑰經修會（Confratcrnities of the Rosary）的建立；參與者許諾每星期念誦三次玫瑰經，為教會與眾人代求。愛屋及烏，從敬拜馬利亞，逐漸擴展到對她的母親聖安娜（此名字聖經沒有記載，純粹是後人杜撰的）的敬拜。在撒松尼，敬拜聖安娜的風氣非常盛行，她是礦工的守護聖人，今天撤松尼的一個礦場城鎮，便叫安娜堡（Annabcrg）。路德決志獻身做修土，也是向聖安娜許願的。

　　因著對聖人的敬拜，教會也開始了崇拜聖人遺物的風氣。他們相信，這些由聖人遺留下來的東西具有特殊的屬靈力量，任何人只要向它們敬拜，或觸摸它們，便可得著無限的賜福。一個城市擁有聖物愈多，所受的祝福也愈大，不少諸侯貴族因此大力出資搜購聖物回來，撒松尼的選侯弗得烈是其中一位熱中者：他們搜羅到的，包括某聖人的頭骨、骨頭碎片、牙齒、頭髮，以及使徒巴多羅買的麵皮、曠野的嗎哪、亞倫手杖的碎片、何烈山上焚而不毀的荊棘的一小段斷技等，這些東西都收藏在威登堡的教堂里。據說在 1518年，此類古物的總數達一萬七千多件。

　　除了敬拜聖物外，往聖地朝聖也是一個重要的蒙福途徑。這些聖地包括古聖徒殉道的地方，以至某些逝去聖徒顯靈施神跡的地方（在中世紀有關聖徒顯靈的傳說甚多），而最重要的聖地是羅馬。1300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 Vlll， 1294－1303在位）宣布當年為禧年，所有到羅馬朝聖的人，都可得到無條件的赦罪之恩，結果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前往。

　　為甚麽人會這樣子相信基督教呢？一方面，這是因著當時民眾的宗教需要；但另方面，它也是大公教會所認可甚或刻意鼓吹才導致的。

　　對於中世紀絕大多數不識字的民眾來說，基督教不拜偶像的傳統是他們難以遵守的。他們的抽象思維能力有限，難以想像到一位無形無體、不能見、也不能摸的上帝，到底是怎樣一回事；要在內心為這樣一位虛無飄渺的上帝確定位署，難度是超乎想像的。他們需要有信仰的具體把握，也需要一位可供宣洩其宗教感情的對象；而聖人、聖物與聖地等宗教符號，便成了他們賴以接觸上帝的最佳憑藉，所以圖像崇拜早在四世紀便開始流行，且與民眾的宗教除廣緊密相連（東羅馬帝國君主曾欲取締圖像崇拜，結果招來民間激烈的反抗）。

　　嚴格來說，大公教會才是當時最大的宗教偶像。早在二世紀開始，教會領袖已將教會理解為一個教統——從歷史傳遞下來的傳統，包括了教義、禮儀和教制組織，此三者尤以教制組織荒最重要。他們宣稱，由使徒傳承至今的主教制度是基督教的真為判准，惟有圍繞在主教座位附近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才能得救。教會是上帝救恩的總代理，握有捆綁與釋放人的生殺大權，離開教會或主教的治權，便只能註定滅亡。教會嚴分聖職人員與平信徒兩個階層，他們不獨在事奉的角色上有分別，就是在上帝的救贖計劃以至屬靈位署上，都有懸殊的差距；他們也必須接受兩套截然不同的信仰及道德標準，例如只有教土才須遵守貧窮與貞潔的絕對要求，不能擁有私產，嚴守獨身。只有教士明白上帝的教義道理，也只有他們才有權藉聖事聖禮向上帝獻祭；他們是人民與上帝之間的中介，惟有藉著教士以至整個大公教會的宗教架構，人才能上攀天界，與上帝建立關係。因此，信徒最大的責任是信賴教會，跟隨教會，接受教會為他們安排的各項聖事聖禮。

　　總而言之，中世紀的教會除了建立極其複雜的教制和神學外，也為人對信仰的追求搭建一套繁瑣而迂迴的路徑。無論是對聖人、聖物、聖地的敬拜，以至聖職人員、聖事聖禮、屬靈操練模式、各種迷信習俗、補贖禮等，均為人與上帝之間增添一道又一道的鴻溝；在各樣敬虔話語的偽裝下，屬靈追求變得階級化與精英化，只有少數特殊的宗教精英分子，藉著某些特權及專業的宗教手段（包括禮儀與冥想），才能在至聖所覲見上帝，一般平民大眾既不敢、也不能亘接面對上帝。可以說，宗教模式愈複雜，上帝與人的距離便愈遠。

　　改教運動最大的意義，就是使基督教信仰回復它原來的單純與直接的狀態，將人與上帝之間由宗教所造成的一切隔閡除去，讓每個人都能自由地、毫無窒礙地來到上帝面前。惟有明乎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甚麽宗教改革者要掃除圖像、廢棄絕大多數繁瑣的教會傳統、拆毀修院、強令聖職階層還俗及結婚、反對傳統的聖禮觀念、反對視彌撒席獻祭、平信徒兼領餅與杯、強調讀經而貶抑冥想、破除聖俗二分的宗教觀與世界觀、拒絕教會與教職人員在上帝救恩的中介位署。這些措施都是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的反映，作為更正教的界定性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s），它們是不能被動搖或廢去的；它們也是迄今為止更正教與夭主教的分歧所在，天主教若不放棄以上的錯誤想法和做法，兩派的合一便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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