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傳教士打開科學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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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傳教士打開科學之門

今天，上自中央高官下至平頭百姓的心目中，「科學」具有無可爭辯的崇高位置，「科學發展觀」、「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興國」等口號深入人心。

然而，儘管我國有數千年的文明史，我們祖先曾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我們的古代工匠以他們的聰明才智發明了許多當時世界最先進技術。但是，對於科學之根本的科學原理，我國古代學者則完全乏善可陳。例如，古羅馬時期阿基米德發現的浮力定律和槓桿原理，二千多年我國的學者都毫不知曉。從根本上講，科學不是在我們本土土生土長出來的，而是一種外來文化。

這種外來文化，來到我們這個幾千年封閉，又自以為天下第一的國度里，遭到了非常強烈反對和頑固的抵制，發展過程反反覆復，歷盡坎坷艱難。

反對來自三個方面，以儒生為代表的士大夫、掌握皇權的統治階級和普通百姓。

1．傳教士向中國開啟科學大門

令今天許多中國人難以想像的是，首先把近現代科學介紹給中國人的是一批西方傳教士。早在公元13世紀，就有零零星星的方濟會傳教士來到中國，但是，他們的人數太少，沒產生多大社會影響。至15世紀初，葡萄牙人出現在中國南方，傳教士來華的人數大幅增加。自1552年至1800年，來華的傳教士總計達920名。

這些傳教士中很多既是虔誠的教士，也是學問淵博的學者，懷著對宗教的獻身精神，來到中國。他們帶到中國的行李箱里，不僅有聖經和聖像，也有大量的哲學和科學書籍，以及科學儀器。其中，最著名影響也最大的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他認識到，要讓中國人接受天主教教義，應當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工藝美術引起士大夫和皇宮大臣的興趣。同時，應該在天主教教義和儒家學說之間尋找共同點，用適合中國的方式傳教。

利瑪竇在中國文人中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知識。他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而不是中國人一直以為的「天圓地方」。他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以此展現在中國人面前。在這幅地圖中，利瑪竇做了點小小的手腳，他不是採用世界地圖的一般做法，而是把中國放置到地圖的正中央，既讓中國人大開了眼界：「哦，天下原來有這麼多國家！」也讓中國人的虛榮心得到巨大的滿足：「嘿，咱中國被四夷圍在正中央，真是眾星拱月呀！」地圖出版後引起巨大轟動，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

利瑪竇的策略和努力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結交了一批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產生了一定得社會影響。他結交的官員中，楊廷筠、李之藻和徐光啟成為當年在中國推廣基督教的「三大柱石」。

其中，徐光啟因官居朝廷高位和不遺餘力的努力，作用尤為突出。徐光啟在利瑪竇的影響下，皈依了天主教，提出要用基督教教義「補儒易佛」。出於對西方科學的仰慕，徐光啟提出要將西方科學介紹到中國來。利瑪竇認為，要學習西方科學，首先得在根本上改變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學會邏輯推理。而最合適的途徑就是學習幾何學。在他的推薦下，他與徐光啟等人共同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困難是很大的，幾何學中的大多數辭彙，例如點、線、面、平面等都沒有相應的辭彙對應，只能由他們從新創造。這些辭彙被創造後，一直沿用至今。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等人翻譯完成《幾何原本》前六卷，並在北京印刷出版。

由於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努力，從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共有一百五十餘種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馬竇於1610年逝世，1611年墓地遷葬於北京二里溝滕公柵欄。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毀。其後清政府重修被毀墓地，還立了道歉石碑。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埋於地下讓其「永世不得翻身」。1979年後墓地得到修復。 2007年11月8日，在紀念《幾何原本》翻譯出版400周年紀念活動上，徐光啟、利瑪竇及另一名傳教士熊三拔的三位翻譯者後裔，在有關部門牽線安排下，在上海聚會。

湯若望（1592 ~1666年）德國人，耶穌會傳教士，是繼利瑪竇之後，第二位在中國影響較大的傳教士。湯若望1619年受耶穌會派遣，到達澳門，1623到達北京。在入京的頭兩年中，以對月蝕的準確測算贏得了戶部尚書張問達的賞識。1626年，湯若望在中國撰寫了詳盡說明望遠鏡的「遠鏡說」。1630年，由禮部尚書徐光啟疏薦，供職欽天監，譯著曆書，推步天文，製作儀器。期間，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定名為「坤輿格致」。崇禎皇帝御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

崇禎七年，湯若望與徐光啟、李天經編成《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督造戰炮，指導大炮冶鑄、製造、保管、運輸、放炮以及火藥配製、炮彈製造等原理和技術，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為當時介紹西洋火槍技術的權威著作。崇禎九年，湯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鑄造大炮20門。

湯若望在明朝的時候，著述頗多，有《坤輿格致》、《渾天儀說》五卷、《西洋測日曆》一卷、《民歷補註釋惑》一卷、《大測》二卷、《星圖》八幅、《恆星表》五卷、《交食歷指》七卷、《測食說》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新法歷引》一卷、《曆法西傳》、《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學歷小辯》一卷、《恆星出沒》、《交食表》等等。

1644明亡後，湯若望為滿清政府服務，攝政王多爾袞決定，將他修訂的曆書定名為《時憲歷》（《崇禎曆書》刪節版），頒行天下。

順治元年十一月，湯若望受命掌欽天監監正。欽天監地點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台。在古觀象台工作的傳教士有50多人，湯若望擔任台長。以後，這一朝廷的重要職務由西方傳教士擔任了150多年。

湯若望逝世後，其繼承者是比利時人南懷仁（1623~1688年）。南懷仁 1657年，被派遣來華，1659年被派去陝西，1660年被調往北京幫助湯若望從事歷算工作。1664年，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受到迫害。湯若望因身患癱瘓，說話困難，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審，無力申辯。南懷仁不辭艱險為他辯護。1669年南懷仁獲得開釋。1669年4月1日，南懷仁被授以欽天監監副。4月9日，奉旨「曆法天文，概第南懷仁料理」。

南懷仁供職欽天監後，重造天文儀器。1673，他設計監製的六件大型天文儀器，安裝到北京觀象台上。南懷仁後來還製造過簡平儀、地平半圓日晷儀等多種天文儀器。這些儀器，典雅精美，至今仍陳列在北京古觀象台。南懷仁還將各種儀器的製造原理、安裝和使用方法等詳細記述，繪圖立說。南懷仁接著又編纂完成了《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二卷。

南懷仁不僅在中國天文歷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一生有大量著作：《測驗紀略》一卷（1669）、《赤道南北兩總星圖》（1672）、《坤輿圖說》二卷（1674）、《簡平規總星圖》（1674）、《新制靈台儀象志》十六卷（1674）、《坤輿外紀》一卷（1676）、《坤輿格致略說》一卷（1676）、《神威圖說》（1682）、《形性之理推》（1683）、《窮理學》（1683）（未刊刻）、Astronomia Eu-ropaea（1687，《歐洲天文學》等。

這些著作不僅包括，西方精深的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和工程等科學知識，還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社會法律、交通運輸、氣候條件等方方面面的知識，以大百科全書的宏大方式展示在當時的中國人面前。

傳教士不僅傳授理論知識，而且，利用機會向中國人展示西方技術，以擴大他們的影響，如：

1661年4月，湯若望、南懷仁用滑輪組將一口重達12萬斤的大鐘懸掛到鐘樓里，這在當時中國人眼裡，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1669年清廷要將孝陵大石牌坊石料運過盧溝橋。石料重12萬斤，放在16個輪子的大平板上，至少需要300匹馬來拉，可是，這麼多的馬匹擠在狹窄的橋上，根本不可能駕馭。在一籌莫展之際，清廷想到了南懷仁。南懷仁決定採用絞盤來牽引。起動命令一下，鼓樂齊鳴，絞盤拉動繩索運石車穩穩噹噹通過了盧溝橋。以後，所有的其他巨形石都這樣運過了盧溝橋。

南懷仁還為清廷設計製造至少566門先進火炮。其中有：神威將軍炮240門、紅衣大炮53門、永固大將軍炮61門和神功將軍炮80門。1680，康熙親率王公大臣到盧溝橋觀看試炮，還脫下貂裘賜給他以示嘉獎。南懷仁製造的火炮至今猶存。在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就藏有一門武成永固大將軍炮。南懷仁對清代火炮技術發展的另一重大貢獻，是對火炮的瞄準技術進行了系統研究，寫成專著《神威圖說》。

南懷仁於1688年逝世，在華近三十多年，為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康熙皇帝為他舉行隆重葬禮，並賜謚號「勤敏」。在明清之際來華而後來客死中國的傳教士中，南懷仁是唯一獲得謚號的。

傳教士與清朝皇帝有過一段良好關係，順治帝把湯若望稱作「瑪法」（滿語意為老爺爺），封為一品光祿大夫。

南懷仁自康熙十年（1671）起擔任康熙啟蒙老師，服務達二十七年之久，深得康熙賞識。他經常謁見康熙，進講天文、數學、地理、樂理和哲學等西洋科學知識。南懷仁後來回憶說，「每天早晨，我就進宮帶到康熙的住處，往往要呆上三四個小時。」

康熙對西法十分景仰，無奈的對大臣們說：「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之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然而，傳教士與中國朝廷的關係遠不是一直在度蜜月，而是危機四伏。

2．禁教和對科學的封殺中國在大唐時國力空前強大，強大的自信心使中國以博大的胸懷，歡迎來自世界各國的文化和藝術，出現了空前文化繁榮。但是，宋、明以來，隨著對外戰爭一次次的屈居下風，華夏民族的心理也一步步滑向偏狹。二千多年來的固步自封，讓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思想一天天僵化，失去了吸收新知識的能力和興趣。

對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通過科舉獲得功名。一旦考取功名就可以榮宗耀祖，考不上就什麼也不是。而打開科舉大門的唯一敲門磚是熟讀《四書五經》這樣的聖賢書。在科場面前，西方科學毫無用處。

除此之外，還有文化、習俗等重要因素，阻礙中國士大夫與基督教接觸：

基督教教堂里，男男女女一起做禮拜，如此的男女混雜，在中國士人眼中，簡直不成體統；

基督教規定一夫一妻制，這一規定是硬性的，絕對不能違反。然而，許多士大夫或由於對年青女性的喜愛，或由於傳宗接代的需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要他們放棄納妾去皈依到基督門下，是很難接受的；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祭孔」和「祭祖」的認識。基督教是一神教，除了上帝，其它一律不得祭拜。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孔子是聖人，祖宗也是絕不能忘記的。利瑪竇深深懂得這些在中國人心目中重要性，因此，他，允許教徒祭孔祭祖，並解釋說這是中國人崇敬祖先的儀式，而不是迷信。但是，許多天主教士強烈反對，最後導致中西雙方的激烈衝突。

早在明末的1616年至1621年，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反基督運動以南京為中心展開。一位名叫沈漼的官員在奏章中指控基督教會密謀聚眾謀反等罪名。南京的教堂被搜查，傳教士被捕，4人被驅逐出境。對基督教的這次衝擊僅持續很短的時間，也只局限於南京。

1661年，順治病逝，八歲的康熙登基，鰲拜輔政。1664年，大臣楊光先等攻擊新曆謬誤，並指控湯若望作為欽天監監正，未為病死的皇子選擇吉日下葬，導致皇后與皇帝先後哀痛去世。鰲拜隨即廢除新曆，逮捕已中風癱瘓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

翌年，湯若望等欽天監官員被判處死刑。執行前，進行了一次中國和西洋預測日食時間的對比活動。結果南懷仁等人預測的日食時間遠較中國方法精確。荒唐的是，對湯若望等人的懲罰反而加重了，由絞刑變成了凌遲。但不久，天上出現彗星，京城又發生了大地震。清宮被嚇傻了，湯若望被釋放。而其他相關的一大批漢人，包括：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弘量、歷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等人，依舊都被斬首。徐光啟自崇禎年起，精心培養的一大批學會西方數學天文的漢人專家，被徹底斬盡殺絕，可嘆！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湯若望病死於寓所，三年後，始獲得平反。

1693年起，羅馬教皇裁定中國人的「祭孔祭祖」屬於迷信，悍然下令禁止中國信徒從事這樣的活動。清廷與羅馬教會爆發了「禮儀之爭」，最後，雙方鬧到徹底決裂。1721年，康熙帝對天主教頒布了禁教令，以後，被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繼承和嚴格執行，成為清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基督教活動被迫轉入半地下，局限在邊遠地區的民間。18世紀時，中國的基督徒從30萬減少到20萬。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而受傷害最大的是中國學習近代科學的進程，幾乎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因為，自然科學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中是完全空白。自然科學，首先要求研究者對自然有強烈的興趣和專註。然而，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的訓條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埋頭只讀聖賢書。」對自然現象毫無興趣。在方法上，現代科學建築在實驗觀察和邏輯推理兩大支柱之上。很遺憾，中國古代聖賢的經典從來都沒有這兩方面內容。

清代的俞正燮（1775——1840）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俞正燮是當時的一位大學問家，著作浩繁，傳頌遐邇。一次，他偶然讀了一本洋人的《人體解剖學》，書中說人的心臟位於左側，而以前他從中國的古書里看到的是人心在右側。於是，這位大學問家大大感嘆一番，怪不得洋人信基督、我們信孔孟，原來洋人的心和我們的心的位置是顛倒的。

今天，我們或許會覺得這位學問家實在荒唐可笑，他為什麼不抬起手來去摸一下自己的胸口，到底心跳在哪邊。但是，這怪不得他，他只信書，而不信實驗。即使是摸一下自己胸口那樣的簡單實驗，他也想不到去做的。而他根據心臟位置來判讀信仰的跳躍式推理方法，也讓今人目瞪口呆，不過，這也不能怪他，他沒學過邏輯推理。

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幾乎是中國知識分子接受科學知識的唯一來源。這道大門被沉重關上後，一耽誤就是一百多年。

3．教會為近現代中國科學和教育事業的開創性貢獻1840年，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相繼簽訂。形勢出現了根本性轉變，西方科學進入中國，不再是傳教士們通過門縫塞進來，而是西方列強大炮把大門轟開來了。

西方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自由傳教、辦學的權利，一批批傳教士潮水般地湧入中國各地。1835年，郭實臘夫人（Mrs.Gutzlaff）在澳門創立女塾，是中國出現的第一所教會學校。耶酥會於1850年在上海創辦徐匯公學，掀開了天主教在近代中國辦學的歷史。到1875年，全國教會學校總數達八百所，1900年時，教會學校總數達兩千所，學生四萬人。到1914年，也就是清朝覆滅後的兩年，各種教會學校總數達12134所，幾乎遍布中國的所有城市和鄉鎮。1905年，清廷宣布正式廢止科舉，為科舉培養人才的私塾悉數倒閉，新學堂紛紛建立。新式洋學堂的師資力量，幾乎全部來自教會培養的人才，為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知識轉型這一巨大工程，作出了巨大貢獻。

十九世紀末開始，教會開始在中國發展高等教育，培養高級人才。1882年，至少有一所學校具有高等教育性質，1894年，發展到四所。二十世紀初，教會創辦的高校有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華中大學，滬江大學、東吳大學、嶺南大學、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女子大學、華南女子大學、天津工商學院、震旦大學、之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等十六所。這些高校無論在教學條件、師資力量、管理制度和學生質量等各方面都是當時國內最先進的。

即使是中國政府自己建立的學校，也不得不聘請洋人來任教。例如，1898年，清政府創辦京師大學堂，聘新教士丁韙良（W·A·P·Martin）任總教習。

清華大學的創立，也是與一位美國傳教士的積極斡旋和不懈努力有關的。他就是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他在1845年7月18日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1872受美國公理會派遣來華，到天津任傳教士，中國名字叫明恩溥，自此以後，在中國工作了54年，直到1926年81歲高齡時才回國，1932年8月31日去世，終年87歲。到中國後，在山東傳教25年。長期的民間生活，使他對中國的傳統、民俗和中國人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先後寫了《中國人的素質》、《中國的農村生活》等著作，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開創了研究中國國民性的先河。這些著作被譯成多國文字，廣泛傳播。

儘管他在義和團運動中，險遭不測，但是，1906年回到美國後，極力向羅斯福總統建議，將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對美的庚子賠款，用作供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的經費。羅斯福接受了他的建議。1907年12月3日，羅斯福關於將返還庚款用於培養中國留學生的報告在國會獲得通過。清華大學作為赴美中國留學生的預修學校得以建立。以後，歐洲各國也仿效美國，退還一部分庚子賠款用於中國留學生的獎學金。

中國教士馬相伯則是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的泰斗。馬相伯（1840～1939）祖籍江蘇丹陽，父母均信奉天主教，襁褓時即受天主教洗禮，成為天主教徒。12歲入學法國耶穌會辦的聖依納爵公學（後改稱徐匯公學，今徐匯中學）。1870年，獲神學博士銜，加入耶穌會，授司鐸神職。

馬相伯居住上海時，蔡元培常去向他請教拉丁文。1900年8月，馬相伯將祖產捐給耶穌會辦學， 1902年，創立 「震旦」學院，出任院監並親自授課。梁啟超聞訊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該校肄業學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張鼎丞等名人。

1905年，馬相伯又與嚴復等創辦復旦公學，任校長，該校後來發展成為復旦大學。光緒三十四年，震旦大學遷址盧家灣（後來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已與2005年7月18日與上海交通大學合併）。馬相伯捐現銀4萬元。

辛亥革命前後，馬相伯還曾在北京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1925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創辦北京公教大學，次年改稱輔仁大學。馬相伯也積极參与。

馬相伯一生愛國，被譽為愛國老人。百歲壽誕時，正值抗戰，他沉痛地說：「我只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二十世紀另一位對中國教育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是美國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1876～1962) 美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教育家、外交官。1876年6月24日生於中國杭州，父母皆為美國在華傳教士。他於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1908年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9年，受委託籌資創辦燕京大學。資金由美以美會、北長老會、倫敦會等教會提供。當時，在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董事會」，上海的「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以及加拿大等地的教會組織出資資助中國的大學教育，有時同時支持多達十六所大學，燕京大學是其中之一，也是規模最大、辦得最好的一所，在政治上、國際文化上影響也是最大的。

燕京大學建校時，司徒雷登設法在北京搞到歷史名園作校址，又從美國捐來巨資，蓋起高質量的校舍和教授宿舍，大量延聘著名學者來講學。當時燕大在辦學經費、辦學環境條件、師資力量三個方面，都是第一流的，有世界水平的。燕大和國際學術界的關係極為密切，燕京法學院和普林斯登大學有協作關係，可以互換教師。文學院與哈佛大學有協約，得到經濟上的大力支持。其它如和紐約協和神學院、哥侖比亞大學等美國名大學都有關係。

司徒雷登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把中國視為他的第二祖國，希望自己逝世後，能將遺骨埋葬在中國。2008年，遺願終於得到實現，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出生地西子湖畔的安賢園文星園，四周青松蒼翠，遠處青山環抱。墓碑上簡單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參加儀式的有杭州市副市長、美國駐華大使和一些政要，一些當年燕大的學生也來為他們的老校長鮮花。長期以來，教會和傳教士對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的巨大貢獻被忽略、誤解。甚至被故意歪曲，說成是為了培養帝國主義的奴才。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中葉，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近半數為庚款留學生。

肄業于震旦學院的學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張鼎丞等名人。

許多教會學校都是高度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的，如：聖約翰大學校訓為「光與真理」，和孔子名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屆知名者有：貝聿銘、林語堂、顏惠慶、鄒韜奮、顧維鈞、王正廷、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周貽春、劉鴻生、顏福慶、陳行、牛惠霖、牛惠生、榮毅仁等。他們都是熱愛中國的傑出人才。

我國第一所女子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是在1913年，美國北美長老會、美以美會、監理會、北美浸禮會和基督會聯合創辦的教會學校。教學方面保持濃厚的宗教色彩，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但是，對中國文化還是非常重視的，學校創立之際就規定，文理兩科學生畢業前必須修完20學分的國文課程，是所有科目中學分要求最高的。學校建築完全是中國特色，環境優美。首任校長德本康夫人13歲便受洗入教，1902年10月受雅禮差會派遣，與丈夫德本康先生一同來中國傳教。1913年，受北美長老會派遣到中國南京籌備建設金陵女子大學，學校建成後任首任校長。

金陵女大把「厚生」（Abundant Life）為校訓，其理念源於聖經約翰福音第十章耶穌所說：「我來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這也是絕大多數傳教士的人生理想。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要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但是，他們既愛基督，也愛中國。許多耶穌會傳教士是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有許多傳教士後來的思維習慣往往已十分中國化，司徒雷登就自稱，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

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于右任在馬相伯逝世後敬贈的這一輓聯，是對這些人一生的共同寫照。

過去，許多宣傳說，教會學校是培養帝國主義洋奴才的基地。實際上是不值一駁的，例如：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顧維鈞是我國著名的外交家。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顧維鈞代表中國，立場堅定反對日本企圖搶佔山東，頂著巨大壓力拒簽巴黎和約。

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的吳貽芳，是中國第一屆女大學生，也是第一位大學女校長，是我國著名女教育家。1945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成為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第一位女性。

晏陽初生於四川巴中縣，十三歲時，進入教會西學堂讀書，1913年入學香港聖保羅書院，1916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畢生致力於中國和世界的平民教育事業，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體說就是：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影響了他一生。

1943年，哥白尼誕辰400周年之際，美國百餘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代表評選晏陽初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之一，並列的有愛因斯坦、杜威、萊特、福特等人。晏陽初是獲此殊榮的惟一亞洲人。

今天，我們應當以更客觀的事實來對教會和傳教士對我國科學事業所作的貢獻作出公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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