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奉為國師的明儒,遲至晚清才被中國發現

作者|何書彬，網易歷史頻道專欄作家，原《看歷史》雜誌記者，現廈門「故事島」工作室主編。本文為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轉載請務必註明出處。

清末，中國的改革者在日本發現了一名「失蹤」的學者——朱舜水。

自明末到清末，在兩百多年的時間，他寂寂無名；在被「發現」以後，他迅即成為時人眼裡的「明末清初五大師」之一，與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齊名。

張君勱認為，在明治維新的背後，「有這位流亡學者朱舜水的偉大影子。」

梁啟超說：「他（朱舜水）在日本，前後十幾年……可以說自遣唐留學以後，與中國文化真正接觸，就是這一回。」

日本學者木宮泰彥也認為：「給我國精神文化帶來最重要影響的，就是明朝的遺臣朱舜水……對我儒教界的影響甚為重大。」

遺民

1664年的一天，日本水戶藩的藩士小宅生順來到長崎，尋訪一名明朝遺民。

這時，距離清廷入主中原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年。在清軍和叛降者的聯合絞殺下，中國各地的抗清運動走向了沉寂。

大批不甘於剃髮易服的明朝遺民，紛紛出走海外。

當時的長崎為中國商船在日本的停靠地，被不少明朝遺民選為落腳之地。

這些遺民以從商者為多，但也有儒士、醫生以商人名義來到長崎。因為，日本在1639年實施了鎖國令，不僅禁絕日本人出港，禁止西洋船隻進入日本，對華人入境也加以限制，只允許華商在長崎從事貿易。

朱舜水即是「假商船而留長崎」的一名儒士，而他也正是小宅生順要尋訪的對象。

這時的朱舜水，就像在當時的中國鮮為人知一樣。在當時的日本，知道他的人也並不多。

那麼，為何他的名字會從長崎傳到千里之外，引起水戶藩的注意呢？

也許，這和他在日本收下的第一個弟子有關。

1658年，九州名士安東省庵到長崎看病，從中國醫生陳入德那裡知道了朱舜水及其為人，從而萌生拜師之意。當年十月，他即寫信問學於朱舜水。

朱舜水落腳長崎後，安東省庵「師事之」。

在小宅生順前來拜訪的時候，朱舜水之名已經傳到了江戶（今東京）。

日本文獻《國史館日錄》載：「彼（朱舜水）明朝儒生也，不仕清國，流浪諸國，僑居長崎，既有年矣。水戶君聞其名……故使順生遇之。」

水戶君，即當時的水戶藩主德川光圀。

在德川幕府的權力體系中，水戶藩為「御三家」之一，即屬於諸藩國里地位最高的藩國之一。因幕府將軍德川家綱多病無法理政，德川光圀身為德川家綱的叔父，「以尊屬懿親輔政執國命」，常居江戶。由此，可以說德川光圀是當時日本的執政者。

小宅生順此來長崎，即是代德川光圀求師。

為此，他數次拜訪朱舜水，問了很多問題。

這其實是一種探詢，他要了解朱舜水是否為名副其實的博學碩儒。

比如，小宅生順問：「我國當今治學者，《易》用朱義，《春秋》用胡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間亦有好異者，舍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辯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困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

朱舜水答：「為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即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為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士俗否？台臺深知其弊，必不復蹈於此。果能以為學修身合而為一，則蔡傳、朱注、胡傳，盡足追蹤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讀何書也？」

小宅生順的問題，反映了當時日本人的疑問。他們本來讀的是宋儒著作，明代學術傳入日本後，因宋明兩代的治學方式多有不同，他們作為效仿者就產生了疑問，不知道該如何取捨。

朱舜水的回答，則表現出了他的治學取向。他認為，學者應歸宗孔孟，不應拘泥於後世的門戶之別。

對此，朱舜水曾在寫給弟子的信中批評道：「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為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 優孟抵掌，世以為笑。是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 「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

很顯然，這是針對明末的陽明學以及東林黨人而發。

以後世眼光視之，這些批評未免因過於嚴厲，而失之偏頗。

但是，每一種學風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當時，在亡國、亡天下的衝擊下，黃宗羲、顧炎武等啟蒙思想家也有著類似的痛切反思。他們認為，明末社會和政治之所以渙散、潰敗，原因就在於明代學術在後期走向了空疏化。因此，學術應轉向「實學」，重視道德踐履和經世致用。

馬一浮

對此，曾於民國初年編校朱舜水文集的馬一浮這樣解釋說：「義理之學最忌講宗派、立門戶……先儒臨機施設，或有抑揚，皆是對治時人病痛，不可執葯成病。程朱陸王並皆見性，並為百世之師，不當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須善會，實下工夫。」

由此可以說，朱舜水的批評對象，其實是陽明後學那種高談性理的浮浪之風。他認為，治學之道，貴在實用，一是養成人格，二是有益於社會。就這兩點而言，他對王陽明是極為讚賞的，認為王陽明「折衝樽俎」，「英雄也」。

東渡後，朱舜水把這一場「實學」思潮帶到了日本。

而小宅生順在多次拜訪後，認定了朱舜水就是他要尋找的一代儒宗。

他問朱舜水，可否願意到江戶去講學，「偶得造儒宗之門，可為一代之面目……余願奉先生於東武（江戶的別稱），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

「異人」

這一年，朱舜水已經64歲。

之前，他長期過著飄蕩海上的生活，以至於「形容毀瘠，面目枯黃」。

他出身於餘姚（今屬寧波）的一個仕宦之家，其父、其兄，皆為明朝官員，但他卻在二十歲那年決意「退耕」。

親友勸他以舉業為重，他回之以遊戲科場。

《舜水先生行實》載：「先生……每逢大比，徒作遊戲了事而已。或有勸顯達者，則恬然不省。」

那些勸說他的親友，要到後來才明白，看起來玩世不恭的他，其實卻是一個難得的清醒之人。

後來，當有門人問及他當年為何不願求仕。他回答說：「非敢以石隱為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為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無為也。」

他這個態度，也隱含了他對君主制的反思。在他看來，朝廷之事和天下之事可分而視之，因此，他對屬於朝廷的「既傾之廈」抱以一種漠然態度。

同為明末啟蒙思想家的黃宗羲，還曾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激烈批評獨裁皇權，「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由此導致國民「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可那些迂腐之士對此視而不見，「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

當時的明朝，已是一條徒有虛表的大船，漸行漸沒。對此，史家黃仁宇曾分析說，萬曆以後，這個國家「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實際已經走到了盡頭，無法挽救。在位者無論是勵精圖治，還是習於苟安，終究只能為「失敗的總記錄」添上幾筆。

和後世史家不一樣的是，朱舜水是做為當時的「局中人」預見到了結果。

傳統中國以儒學為治國基石，而朱舜水在當時看到，由於獨裁皇權對學術的利用，以及八股取士等弊病對治道的敗壞，一個土崩之局，已在萬曆之後形成。

他認為，八股文只是「其名亦曰文章」，孜孜於其中者，「誰復知讀書之義」？入仕前，他們「惟以剽竊為工，掇取青紫為志」；入仕後，他們「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魚肉小民，侵牟萬姓。」

這就使得，朝廷與民眾勢同水火，「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

如此，也就可以明白，為何在清軍入關後，會出現種種怪象了。

大批明臣明將，聞風而降；諸多百姓，競相倒戈一擊。

深究原因，朱舜水認為，「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他認為，既然在上位者不知廉恥、只為利祿，那麼，百姓惑於利，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細民無智，徒欲泄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

北京失陷後，福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建立了南明朝廷，馬士英、阮大鋮當國。或許是因為之前地方上以「文武全才第一」的名義舉薦過朱舜水，馬士英徵召他入南京任職。朱舜水不願從命，馬士英斥之為抗命，下令追捕。

從此，朱舜水開始了流亡海上的生涯，往來於舟山、日本、越南之間。

在海上，他以民間身份加入了抗清行列，以營商所得支持抗清義軍。

1659年，他應監國魯王和鄭成功之召，參與北伐南京之役。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他從一名海上遊俠之士，在後來成為了明朝遺臣。

北伐失敗後，「華夷變態」也成了定局。

這時的日本，崇尚華夏的風氣並沒有因明亡而受到影響。就像沙俄時代的俄羅斯人以說法語為榮一樣，當時日本人很是傾心於漢語。比如，不少來過中國的日本人，即便在返航回國以後，在遇到同船之人時，仍互相用漢語交流。

清軍入關後，當中國的大批典籍毀於戰火時，日本人正在大批採購漢籍，以至於圖書成了當時中日貿易的大宗商品。

這時，幕府也正在四方尋求中國儒士，以在日本倡行儒學。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朱舜水開始了他的東瀛授業之旅。

當他是一名隱士時，明末大儒黃宗羲和他是同鄉，卻不知道他這個人。除了朱舜水的行事風格外，這可能還和二人的年齡差距有關，朱舜水比黃宗羲年長十歲，而且曾長期隨長兄生活在松江。

當聽聞朱舜水之事後，黃宗羲稱其為「異人」。

明亡多年後，黃宗羲從普陀山一名僧人那裡聽說了一些海外遺民之事，於是作《兩異人傳》，他寫道：

清軍入關後，強迫漢人剃髮易服。為免此辱，很多人躲進深山，但往往受到告發，終不得免。一名同鄉在那時告別了諸生，攜經史入海經商，不再還鄉，以至於族人都以為他死在海上了。但是，這名僧人卻說，這個人成為了日本的國師，日本人都敬重地稱他以「夫子」。

黃宗羲感嘆，這名「異人」，可謂「避世之最善者」。

但是，黃宗羲在當時以為，這名「異人」是他的舊友諸士奇，因此他又寫道，他在聽到這些傳聞時深以為憾——他與諸士奇為友時，「不知其有異也」，以至於「交臂而失之」。

後人認為，黃宗羲筆下的這名「異人」，即是朱舜水，因為黃宗羲所記之事，正是朱舜水之行跡。

賓師

1665年，德川光圀禮聘朱舜水到江戶講學，待之以「賓師」。

《水戶義公年譜》載：「秋八月，聘舜水為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始終不懈」。

鑒於德川光圀的身份，所謂「賓師」，幾乎就可以視之為當時日本的國師。

而德川光圀如此敬重朱舜水，除了當時幕府對於儒學的需求外，與其個人經歷也有很大關係。

他是水戶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賴房的第三子，因受父親偏愛而「越過」長兄，在7歲時即被定為世子。當他在鮮衣怒馬中開始少年時代時，其長兄德川賴重卻被長期寄養在京都的寺廟裡，一直到16歲才見到父親。

或許是因為寺居生活，德川賴重養成了與世無爭的溫和性格，從未因為「失去」世子身份而遷怒於德川光圀。

結果，這反而使德川光圀產生了自責感，再加上少年人的逆反心理，父親越是對他嚴格要求，他就越是故作頑劣，「任性放肆，為所欲為」，「衣著穿戴猶如『歌舞伎者』」。

18歲那年，德川光圀在《史記》中讀到了伯夷、叔齊兄弟的故事，大受觸動，決定日後一定要把長兄之子立為世子。

他的確是這麼做的。在他成為水戶藩第二代藩主的第三年，即正式把長兄之子德川綱方立為世子。當綱方夭折後，他又立綱方的弟弟綱條為世子。

在古人看來，伯夷、叔齊為賢人君子之典範。孔子稱他們為「仁聖」，司馬遷則以伯夷、叔齊的故事為《史記》的首篇列傳。

這個故事對於德川光圀的其他影響便是，讓他在反思之餘，開始立志求學，而且特別敬重遺民。

在他的眼裡，朱舜水正是那種「不食周粟」的華夏遺民。

而朱舜水則因為德川光圀的「讓國」之行以及「志之學」之心，最終答應了德川光圀所派遣的小宅生順的邀請，前往水戶藩講學。

和中國比較起來，日本是一個晚熟的國家。也正因為如此，當時的日本有些類似先秦時代的中國，顯得較為質樸。對此，朱舜水認為，一方面可以說是「文教不足」；另一方面則是易於培養向學之風。

對於後一點，他初到水戶藩就感受到了。在給安東省庵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水戶學者大興……頗有朝聞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雲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

寥寥數言之中，有著諸多的感慨。

這時的朱舜水，或許想起了他初到長崎的日子。

那時，他在多年流落之後，不免有些心灰意冷，所求不過是「十畝之園，抱瓮自灌」，既「無意於人間世」，也不願收弟子，只有安東省庵是個例外。並且，當日本的「古義學派」創始人伊藤仁齋通過安東省庵約訪朱舜水時，他也不願一見，而是回書婉拒：「不佞（朱舜水的自稱）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不佞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也。」

但是，在水戶藩的所見所聞，激起了他的「用行」之心。

自此後，他在日本收下了諸多弟子。他們有的是自投師門，有的是由德川光圀推薦。

同時，他還通過德川光圀招收了一批少年，逐日課以學業。這些少年在後來有多人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學者，如安積覺自9歲起就學於朱舜水，後來成為關東大儒。

朱舜水還受德川光圀所託，做《學宮圖說》，即江戶學宮的規劃圖和設計圖，並傳授日本工匠殿堂結構之法。這一學宮建成後，諸藩紛紛仿效，在日本各地建起學校。

對於這一場文教之興的影響，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這樣寫道：「德川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動力實在舜水。」

對後世的日本來說，受朱舜水影響最大者，莫過於「水戶學」的形成。

對此，日本學者疋田啟佑寫道：「在水戶，本於朱舜水帶來的中國傳統思想形成的學說，一般稱作水戶學。」

德川光圀在成為水戶藩藩主之前，即欲效仿《史記》，為日本修史。1672年，即朱舜水來到江戶的第八年，德川光圀在他的官邸內開設了彰考館，以編撰主張大義名分的《大日本史》。

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模仿中國正史題材編撰的史書。

既注重大義名分，那就必然要「尊皇」，而在當時的日本，幕府是實權的掌控者，天皇只是徒有虛名。那麼，德川光圀做為幕府的實際首腦，這樣做豈不是自視為亂臣賊子了嗎？

這當做如何解釋呢？

實際上，這是朱舜水以儒家觀念結合當時日本的現實，所做的一種設計。在他看來，當時的日本比較類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天皇有些像沒有實權的周天子，而各藩就像是各個諸侯國。如果無視大義名分，藩國與藩國之間，以及藩國與幕府之間，難免爭鬥不已。所以，力倡尊皇，乃是為了約束各藩國，消除動蕩隱患。在現實中，天皇依然只是一個權力符號，真實的權力仍分布在幕府以及各藩國。也就是說，當時「水戶學」之「尊皇」，實為尊虛皇。

圍繞《大日本史》的編撰，「水戶學」正式形成，諸多參與修史者成為了「水戶學」的代表人物。

這也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編撰。到朱舜水、德川光圀先後去世時，這部史書還沒有完成。但是，在德川光圀去世之前，這部書的格局已經確定，而且其「本紀」和多數「列傳」已經完成。

雖然朱舜水並沒有直接參与這部史書的編撰，但他是諸多「水戶學」學者之師，比如，先後有朱舜水的6名弟子擔任彰考館總裁（即主編）

當朱舜水講學日本時，中國的學術卻在文字獄的高壓下走向了萬馬齊喑，治學者紛紛埋首於故紙堆，重考據，輕義理。這固然使清廷可以控制思想，但也使儒學日漸呆板，失去了活力。

1682年，朱舜水在江戶去世，臨終前囑門人，以明朝葬儀入葬。

在他的身後，「水戶學」繼續演變。到了明治維新之前，「水戶學」已被視為日本的「國學」，因注重大義名分而成了「尊皇倒幕」的思想資源——這或許出於朱舜水和德川光圀的意料之外，但歷史的戲劇性卻是，看似保守的「尊皇」精神，在近代卻為明治維新構築了思想潛流，使倒幕派以「尊皇」為號召，反對幕府的統治。

當中國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在清末「發現」了朱舜水之後，「舜水學」又相繼成為變法維新以及排滿革命的思想資源。

梁啟超曾這樣寫道：「舜水尤為伉烈。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陽九述略》一篇，內分『致虜之由』、『虜禍』、『滅虜之策』等條。末題『明孤臣朱之瑜（朱舜水的名字，舜水為其號）泣血稽顙謹述』。此外，《文集》中關於這類話很多。這類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著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近二十年的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

也是從清末起，到民國初年，不斷有中國青年去日本尋訪舜水遺迹。

對此，梁啟超又寫道：「我想，這些可愛的青年們當著患難時候，瞻仰這位二百多年前蒙難堅貞的老先生的遺迹，應該受不少的感化罷！」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2， 許嘯天（整理），《清初五大師集（卷四）：朱舜水集》，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3， 林和生、李心純（編著），《朱舜水與德川光圀：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及其影響》，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4， 庄凱雯（著），《朱舜水學術思想及其對日本江戶時代文化之影響》，台灣學生書局，2012

5， 錢明（著），《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