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禁毀小說在韓國

　一、中國禁毀小說在韓國傳播的記載

韓國古稱高麗、朝鮮，自古以來嚮往中華文化，對中國刊行的文獻典籍十分愛好，中國文人多次提到朝鮮人好書的習慣，如明末陳繼儒(1558-1639)在《太平清話》中就說： 朝鮮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新書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 購買書籍，往往是朝鮮赴華使臣的主要活動之一，中國刊行之古書在中國已佚，反而在韓國找到的例子，古今共有。譬如最近在韓國學者和海外漢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發現失傳四百年的明末話本小說集《型世言》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中國小說流傳到韓國的歷史比較早，在高麗時代以前有些古代文言小說集如《太平廣記》、《搜神記》等已經流行，到了朝鮮時代初期《剪燈新話》大量流傳於朝鮮各地，其影響力非常大，至今在韓國各圖書館還藏有《剪燈新話》多種，《剪燈新話》是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說集，明正統七年（1442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上書查禁此書，該書被列入禁毀小說之列，這是也禁毀小說的最早的文字記載，李時人的《中國禁毀小說大全》（1992年）和李夢生的《中國禁毀小說百話》中都著錄有《剪燈新話》。這部書在朝鮮的流傳可能很早，朝鮮時代初期文人金時習(1435-1493)就已經看到此書，並從中受到啟發，自己創作了類似此書的《金鰲新話》。《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卷六三（1506年）中有記載說，光海君(1495-1506)下令赴燕的使臣（謝恩使）購買《剪燈新話》、《剪燈余話》、《效顰集》、《嬌紅記》、《西廂記》等作品。

二、朝鮮對中國小說的禁止和當時愛好小說的風氣

朝鮮的衛道文人，堅持正統儒家思想，主張這些迷惑人心，壞亂風俗的小說應被禁止，因此對於《剪燈新話》的內容，在朝鮮朝廷起了不少的論爭。《宣祖實錄》（1569年）中有一條長文，專門討論小說問題。當時的大臣奇大升說： 《剪燈新話》鄙褻可愕之甚者，校書館私給材料，至於刻板，有識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閭巷之間爭相印見。其間男女會淫，神怪不經之說，亦多有之矣。《三國志衍義》則怪誕如是，而至於印出，其時之人豈不無識，觀其文字亦皆常談，只見怪僻而已。……當禁不正之書，此其為害，與小人無異也。 不過也有一些肯定該小說的文人，譬如有一位庶子出身的學者林芑（註：林芑（約於16世紀後半期在世），號垂鬍子，庶孽出身，吏文學官，當時庶子出身的，法律上不能被正式任命為朝廷高級官吏。），曾在《剪燈新話》上加以注釋，刊行《剪燈新話句解》。按照他自己寫的跋文，注釋工作完成於1549年，而由於種種原因延到1599年終於刊行，此書中另有尹春年（註：尹春年(1514-1567)，字彥文，號學音、滄洲，曾訂正《剪燈新話句解》。）的《題註解剪燈新話後》一文，現存殘缺部分。 朝鮮到了英祖(1725-1776)，正祖(1777-1800)的時代，從中國流入的通俗小說的分量更多，種類也更多了。而且給當時文人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因此朝廷數次論議禁止輸入及閱覽通俗文學。終於正祖大王嚴格禁止由中國輸入小說之類。《正祖實錄》卷二四（1787年）中說： 至於書冊則我國人家溢宇充棟者，無比唐本，雖於已出本，耽看足為該洽，人亦足為文章，士更安用多購乎。最所切可惡者，所謂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雜說，尤有害於世道，觀於近來文體，浮輕唯殺，無館閣大手筆者，皆由於雜冊之多出來，雖不必設法禁防，為使臣者，若能禁其已甚，猶賢於蕩然。此意令使臣如悉。至於雜術文字，元事目中，別立科條期於痛禁。 雖然朝鮮朝廷數次要禁止中國小說的流傳和閱讀，但是難以抗拒洪水般的時代的趨勢，1800年代以後更多的中國小說流入朝鮮，甚至在士大夫或者朝廷大臣中也出現積極贊同的小說讀者，如李相璜（註：李相璜(1763-1841)，1820年當吏曹判書，1824年當左議政，1829年以奏請使赴燕，1838年升為領議政（宰相）。）。李裕元的《林下筆記》中有一條《喜看稗說》就介紹李相璜喜歡小說的情況： 桐漁李（即李相璜）平日手不釋者，即稗說也，毋論某種好閱新本，時帶譯院都相，象譯之赴燕者，爭相購納，積至累千卷。 雖然他是身為宰相的高級官員，卻非常喜歡小說，竟收藏數千卷的小說作品，已經是不尋常的。洪翰周的《智水拈筆》中有記載李相璜喜歡小說戲曲類的更詳細情況，他所以喜歡小說的理由在於小說是嶄新的文體。 桐漁主小說，酷愛《西廂記》，常曰：「凡有字之書，見時雖好，掩卷則已。惟《西廂》一書，見時好，掩卷愈味，想像肯綮，不覺其黯然銷魂，此韓柳歐蘇不能為，《左》《國》班馬不能為，二典三謨不能為。」雖對飯如廁，手不停披，豈非惑之甚而嗜之癖乎？ 他所喜歡的雖然是《西廂記》，而在當時常把它當做小說。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有些文人已經不管朝鮮朝廷一直強調的「文體反正」，很直率地說歷代經典，史書，古文的文體遠不如這嶄新的小說文體。高級文人愛好小說傳奇的，在李相璜以前已經有金集(1574-1656，號慎獨齋）的例子，但只有對傳奇小說的酷愛，而還沒有論及長篇小說。 　　　　

三、淫詞小說和《金瓶梅》在朝鮮的流傳

關於中國淫詞小說的記錄，很早見於柳夢寅（註：柳夢寅(1559-1623)，字應文，號於於堂，艮齋、默好子等。著《於於集》、《於於野談》等。）的《於於野談·學藝篇》中，如： 今年春，新刊中原書七十種，目曰《鍾離葫蘆》，自西湖所來，淫褻不忍睹聞。獨其二事可觀世教，其一曰：有一夫病且死，諸子請遺教，曰我死猶著銅環四個柩傍，爾輩聽風水言，這搬那搬不知幾遭。其一曰：有獃人痴也，失鋤于田，妻問在何所，高聲曰：在田第數畝。妻曰：如是高聲，或有人聞之，失取去何。其人往于田，鋤已亡矣。其人歸，附耳謂妻曰：鋤已亡矣。 明末時期，中國的江南地區，刊行許多通俗小說，其中包括不少的淫詞小說，柳夢寅所指的就是那些小說無疑。這是推斷韓國開始流傳所謂淫詞小說的年代的一個線索。 至於《金瓶梅》第一次介紹到朝鮮是在許筠的《閑情錄》中，那是在1618年以前。許筠是朝鮮時代中期著名的作家，曾在1614、1615年兩次到燕京，購買四千餘冊的中國書籍。（註：許筠《惺所覆瓿藁》閑情錄凡例，影印本，成均館大，大東文化研究院，1961年，246頁，「甲寅乙卯兩年，因事再赴帝都，斥家貸購得書籍凡四千餘卷」。）他的讀書範圍非常廣泛，不但買來明末各種流派的有關文集，甚至包括許多的明代筆記和小說。其實他自己創作了韓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洪吉童傳》，又寫過不少介紹或評論中國小說的文章，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朝鮮時代許筠才是真正的小說專家。他在《閑情錄》中提到《水滸傳》、《金瓶梅》的書名，如「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為逸典，不熟此傳者保面饔腸，非飲徒也」（註：許筠(1569-1618)的《惺所覆瓿藁》寫於1611年，而《閑情錄》一直到他晚年仍在編寫中，現在《閑情錄》譯文收錄於許筠《國譯惺所覆瓿藁》第4輯，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 但這不能做為他自己看過《金瓶梅》的證據，因為他所引用的是袁宏道的《觴政》中的句子（註：袁宏道(1568-1610)，《袁中郎全集》卷三。），但袁宏道最早提到《金瓶梅》是在1596年給董其昌的書信中，《觴政》是在後來才寫的。袁宏道死於1610年，在當時已經流行他的文集，許筠可能在1614年和1615年赴燕之際，購得袁宏道文集，然後把其中的部分文字直接引用在《閑情錄》中。許筠死於1618年，與袁宏道之死相差僅八年，因此可以說，幾乎在和中國引起有關《金瓶梅》的傳聞的相同的時代，此書即被介紹到朝鮮文人階層。可惜，當時竟沒有人去具體的關心它，後來大部分人也只是加入批評的隊伍而已。 還有安鼎福(1712-1791)的《順庵集》卷十三中也有看到《金瓶梅》之名，但他首先主張的是淫詞小說警戒論，如： 看書不可以不慎，看淫戲小說不覺有流蕩之意，看山水清談不覺有煙霞之想，看兵陣諸說不覺有武猛之氣，看聖賢經傳則志平氣和，以油然有正大之心。故古人每以雜書為戒。 安鼎福在另一部著作《順庵雜書》中，介紹他自己對四大奇書的鑒賞，如： 余觀唐板小說，有四大奇書，一《三國志》也，二《水滸傳》，三《西遊記》，四《金屏梅》也。試《三國》一匣，其評論新奇，多可觀。……四奇之意，不如《三國》之鼎峙，則寧流之為《水滸》，變幻為《西遊》，否則托跡於酒樓歌屏之中，而消磨此日月者也，然則其志可悲也耳。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作者稱《金瓶梅》為《金屏梅》，看起來並不是誤看或筆誤所致，而是認為這「瓶」的來源是「酒樓歌屏」。是否當時有如此寫的版本，還是他雖然說直接看過四大奇書，但實際上沒有看過《金瓶梅》？後來李遇駿在《夢遊野談》中也叫《金屏梅》。 沈鋅(1776-1800)所著的《松泉筆譚》中也可看到《金瓶梅》和《肉蒲團》的記錄，如： 大明人物浮浪輕佻……著述文字，如《金瓶梅》，《肉蒲團》諸書，無非誨淫之術。（《松泉筆譚》卷三） 他對這些作品的認識，和上面的安鼎福一樣，都是認為這樣的書是「誨淫之書」，應該禁止。 但到了李圭景，其觀點稍為改變，他有意撇開個人表示極度憎惡的態度，而正面討論小說的作者、主題問題，又介紹傳聞和軼事。李圭景(1788-?)是博學多識的人物，他一生不出仕，只是在隱居中著述幾部大作。他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中有三篇關於小說的文章，那是《稗官小說亦有微補辯證說》（卷四五）和《小說辯證說》（卷七）以及《剪燈新話辯證說》（卷四七）等，其中《小說辯證說》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主要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以及戲曲《西廂記》（註：當時朝鮮人把《西廂記》當做小說看，因此他在這條下又提到《桃花扇》、《紅樓夢》、《續紅樓夢》、《水滸志》、《列國志》、《封神演義》、《東遊記》、《聊齋志異》等戲曲、小說作品多種。）等。在此我們看介紹《金瓶梅》的一條，其文如下： 《金瓶梅》，世以為王弇州世貞作，亦未可知也，弇州豈有是哉，大抵嫉酒色財氣之人而作也。 宛平王崇簡《冬放箋記》：近見永川申處士涵光《荊園小語》，如云：「每怪世人極贊《金瓶梅》，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切中世病，無過此語者也。按《王考雜抄》中，金人瑞聖嘆康熙朝著《續金瓶梅》傳奇，借金源氏亂中華以譏清朝，又譬國舅王果行淫以譏之，事覺磔死之。與其子同死，臨刑口號曰：「蓮子心中苦。」謂連子而死，中心悲苦也。仍顧其子曰：「汝其聯之。」其子即對曰：「離兒懷內酸。」梨者離也，謂父子附離而死，即腹內酸痛也。聖嘆被禍之事不少，概見於書史，譯人金慶門入燕，有人潛道之如此。其書昂貴，我英廟乙未（1775年）永城副尉申綏（平山人相晚子）使首驛李諶始貿來，一冊直銀一兩，凡二十冊，版刻精巧。 李圭景在此收錄有關《金瓶梅》的傳聞和軼事，至於作者問題，他雖然提到王世貞作者說，但他自己並不很相信其說法，只是推測說可能有一位痛恨酒色財氣的人作這部小說。他又根據王崇簡的《冬夜箋記》指出此書的特色，這條資料不涉及對《續金瓶梅》作書的主旨的分析，但《續金瓶梅》並不是金聖嘆所作，而由紫陽道人丁耀亢所作，金聖嘆的小說評點本比較多，也有他人故意拉扯他的名義的版本，但與此書卻無關，可能在當時由於金聖嘆的不幸的結局，有人把他和《金瓶梅》相聯繫。材料還表明，這條傳聞也是屬於朝鮮譯官到北京打聽而來的，是否能在中國文獻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傳聞，尚不得而知。 至於此書在中國的價錢，李圭景又提供給我們另外的一條材料。當時朝鮮的地方官吏申綏請託赴燕京的譯官首長李諶購買《金瓶梅》而帶來的時候，書價比較昂貴，每冊付出銀一兩的高價，買了一部共二十冊，但刻版很精巧。這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時候，當時銀一兩的價值，筆者不太清楚，但認為並不是很便宜的。由此可知當時精刻本《金瓶梅》的販賣情況。 洪翰周所著《智水拈筆》中提到中國小說的部分，其中多談《水滸傳》，再提到《列國志》、《三國志演義》、《西遊記》、《西廂記》、《隋唐演義》、《女仙外史》、《金瓶梅》等小說。至於《金瓶梅》部分，他就說： 而《金瓶梅》一書，淫蕩尤甚，世傳為弇州所作。文人雖曰遊戲翰墨，弇州以父禍更不出仕，位至南京刑部尚書，為萬曆間耆宿，名重天下，何至作此等不經文學，殊可嘆也。 洪翰周對《金瓶梅》的作者的認識也不出於當時一般文人的觀點，即表示對王世貞的尊敬，然後懷疑他的作者身份。 李遇駿（註：李遇駿(1801-1867)，號夢遊子，成均館生員，著《夢遊野談》，晚年隨行使臣赴燕，著《燕行錄》。）的《夢遊野談》中有一篇關於小說的文章，他先說朝鮮小說如《南征記》、《九雲夢》、《彰善感義錄》、《玉麟夢》等，再說中國小說，其文如下： 中國人多為小說，余見正陽門外冊肆積堆滿架，而太半是稗官雜說。蓋江南西蜀舉子應舉上京，見落者，路遠不得還，留待後科，作小說印刊，賣以資生，故其多如是。其中有稱四大奇書，即東都施耐庵所著，而金聖嘆為評，以為天下之書無加於此。蓋耽嗜經史，專治科業者，斥之誕妄不經之文，平生未嘗一寓目者亦多矣。然而，余觀作者之意至深且遠，非等閑文字也，一曰《金屏梅》，是說富人西門慶，蓄妾於一室中，恣行歡謔，曰金曰屏曰梅諸女，妒寵猜美，各以十三省方語，自相戲慢，是舉其一家而言也。 李遇駿所記錄的是他自己直接去北京看正陽門外琉璃廠（註：正陽門正是北京內城的正南門，元大都之麗正門，明正統年間改稱正陽門，現在的北京前門。前門外邊就是琉璃廠書店街。）的經驗，又照自己的觀點分析作小說的社會的原因和背景，然後再介紹四大奇書。他對四大奇書的評價是比較肯定的，但說四大奇書為施耐庵所著，金聖嘆所評，是不夠準確的，這只是《水滸傳》而已，並不代表四大奇書全部。他在下面介紹四大奇書時，其次序和我們一般的排列不同，一曰《金瓶梅》，二曰《水滸傳》，三曰《三國志》，四曰《西遊記》，最後提及《西廂記》。如此排列，大概是由於各作品所描寫的對象漸漸擴大，由家庭、社會、國家以至國際或宇宙。 趙在三(1808-1866)在《松南雜識》（註：《松南雜識》，亞細亞出版社影印本，1018頁，1986。）中也警告衛道君子和年輕學生不應閱讀《金瓶梅》、《紅樓夢》之類的誨淫小說。在《松南雜識》的《稽古類·西廂記》條，他說：「《金瓶梅》、《紅樓浮夢》等小說不可使新學少年律己君子讀也。」當時朝鮮文人大多數認為小說等通俗文學可以害人心壞風俗。不管他們直接讀過淫詞小說與否，反正他們明確主張《金瓶梅》、《肉蒲團》以及《紅樓夢》等小說對年輕讀書人的學習過程有害無益，因此他們極力反對這些小說的輸入、傳播或刊行。 　　　　

四、韓國歷代小說書目中的禁毀小說

古代韓國還沒有像樣的小說目錄，只是在王朝實錄或者一些文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目錄，如朝鮮王朝實錄中的《燕山君日記》和許筠的文集等書。燕山君下令將購得的書目中《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嬌紅記》等列于禁毀小說目錄。許筠自家藏書非常多，對小說方面也很精通，他在《惺所覆瓿藁》中的《西遊記跋》一文中曾介紹自己閱讀過的許多中國小說的特徵。後來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小說辯證說》所提到的目錄中，也有《金瓶梅》、《續紅樓夢》、《續水滸志》等。 但是關於當時流行的小說目錄記錄得比較全面的應是完山李氏所寫的《中國小說繪模本》。（註：完山李氏序，金德成外面《中國小說繪模本》，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此書現藏於漢城國立中央圖書館，原書標題為《支那歷史繪模本》，是日本統治時期重新裝訂時所加的，現在按照原書的內容改稱《中國小說繪模本》。）在「壬午年（1762年）閏五月初九日」完山李氏在昌慶宮麗暉閣所寫的小敘文中，羅列了83種書目，其中74種是小說目錄。此書原來收錄歷代中國小說的插圖128幅，其中《西遊記》（40幅）和《水滸傳》（29幅）的最多。除了插圖的作品以外，小敘所提到的目錄中，至今比較少見的很多，這引起學界的注意。完山李氏先說了長篇小說、話本小說和才子佳人小說之後，最後提到所謂「淫談怪說」的作品如下： 曰《濃情快史》，曰《昭陽趣史》，曰《錦屏梅》，曰《陶情百趣》，曰《玉樓春》，曰《貪歡報》，曰《杏花天》，曰《肉蒲團》，曰《戀情人》，曰《武夢緣》，曰《燈月緣》，曰《鬧花叢》，曰《艷史》，曰《桃興圖畫》，曰《百抄》，曰《何澗傳》。 由此可見，無論當時和現在仍然不容易看到的珍貴小說的目錄都收錄在此，顯示當時在宮中生活的完山李氏或者士大夫家庭的婦女們已經接觸相當多的中國小說，甚至包括當時嚴禁的淫詞小說在內。這是我們以前想像不到的。如果再包括另外所提到的《弁而釵》、《艷異編》、《禪真逸史》、《禪真後史》、《隋唐演義》、《樵史演義》、《皇明英烈傳》、《拍案驚奇》、《今古奇觀》、《五色石》、《東遊記》、《水滸志》、《剪燈新話》等禁毀小說（註：這裡所引用的作品屬於《中國禁毀小說目錄》（李時人、蕭相愷、古亦冬、李夢生等的著作）中二處以上被收錄的小說。因此雖然不是淫詞小說都著錄在內，但只有一個地方所提到的作品，沒有包含在內，如《山中一夕話》（蕭相愷），《開闢演義》（蕭相愷）等。），完山李氏所提到的著名的禁毀小說竟達到三十來種，其中有些作品在朝鮮的其他文獻中沒有出現而在此已經被著錄，可見其流傳到韓國的時期確是比較早的。但18世紀後期在朝鮮流傳的這些作品現在很難找到，目前在韓國所藏的書中，只不過有《金瓶梅》、《肉蒲團》、《濃情快史》等幾種而已。 在此再把完山李氏所提的淫詞小說加以說明。《濃情快史》為清代的嘉禾餐花主人所作，共30回，是武則天的故事。此書現在東亞大學石堂文化研究院藏有一部抄本，共15回，6冊（註：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的介紹（蕭相愷），《濃情快史》共30回，但東亞大學藏本卻把原作的第16回改稱第1回，把原作的第1回到第15回都省略，沒有收錄。），半頁8行，12字，抄錄得比較寬敞。《昭陽趣史》為明代淫詞小說，古杭艷艷生所作，是漢代趙飛燕的故事。《錦屏梅》可能就是《金瓶梅》，朝鮮文獻中把這部小說多處寫成《金屏梅》。現在韓國所藏《金瓶梅》版本大略15種左右，主要是《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即張竹坡評本）和清代後期的其他版本，還有《金瓶梅》的改題本《肖像第一奇書鍾情傳》（延世大所藏）。《玉樓春》為清代小說，白雲道人所作，共24回，劉廷璣在《在園雜誌》中曾說「《太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註：見於《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貪歡報》就是《歡喜冤家》，共24回，明末西湖漁隱主人所作，由於清代多次遭禁，書名又改題多次。《杏花天》為清代小說，又名《閨房野談錄》，共14回，古棠天放道人所作。《肉蒲團》為明末清初出現的著名淫詞小說，據劉延璣的記載作者是李漁，但仍有懷疑。此書流傳在朝鮮可能比較早，而且傳播得很廣泛，正統文人經常把它和《金瓶梅》一起提到，說是應該禁止的淫詞小說。《戀情人》是清代小說，一名《迎風趣史》，共12回。《武夢緣》也是很少見的禁毀小說，《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也沒有收錄，魯德才教授知道日本佐伯市立圖書館和中尾松泉堂各藏一部，把它影印回來，現在由朴在淵教授校勘刊行流通了。（註：《武夢緣》，漢城，學古房，1995。附錄為魯德才《武夢緣解題》（1990年10月所寫，後來收錄於李時人《中國禁毀小說大全》158～159頁）。據李夢生《中國禁毀小說百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的說明，《武夢緣》遭禁之後，改名為《戀情人》，但完山李氏卻同時羅列這兩部書，是否當時沒有直接看到原書，還是其中另有原故，待考。）《燈月緣》為清代小說，槜李煙水散人所作，此書原名為《春燈鬧》，劉廷璣的《在園雜誌》中有記載：「《燈月緣》、《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則流毒無盡」，可見此書出現於康熙年間。《何澗傳》可能就是劉廷璣所說的《河間傳》，當時完山李氏有所接觸，但目前沒有發現原書。《鬧花叢》為明末清初的小說，共12回，姑蘇凝情士所作。至於《艷史》，有《鍾情艷史》、《桃花艷史》、《妖狐艷史》等3種，不知指的是那一種。另外《弁而釵》也是著名的淫詞小說，而完山李氏卻不將其列於「淫談怪說」的作品中，此書為醉西湖心月主人所作，書分四卷，每卷五回，述一個故事，曰《情貞記》、《情俠記》、《情烈記》、《情奇記》等。其他如《桃興圖畫》、《陶情百趣》、《百抄》等作品不見於各種目錄，待考。 除此之外，完山李氏的小敘文中所收錄的《禪真逸史》、《禪真後史》、《樵史演義》、《皇明英烈傳》、《拍案驚奇》等可見於歷代禁毀小說目錄上，在此從略。 　　　　

五、中國艷情小說對朝鮮小說的影響

中國禁毀小說如《金瓶梅》流入到朝鮮，引起了艷情小說的創作熱情，李相翊在《韓中小說的比較文學的研究》一書中《艷情小說如金瓶梅》一文談到這些問題（註：李相翊：《韓中小說的比較文學的研究》，三英社，1983。），他比較具體地分析了韓國艷情小說的人物、結構、愛情描寫的技巧，主題思想等各方面。雖然《金瓶梅》、《肉蒲團》等淫詞小說已經流傳到朝鮮，為一些文人私下閱覽，但是由於當時一般文人的思想還不如中國文人開放，韓國文學史上似乎一直找不到類似《金瓶梅》的小說。 但最近在日本發現一部朝鮮時代後期的漢文小說抄本，引起學界的注意（註：這部作品是現藏於日本東洋文庫在山樓藏本（前間恭作）的朝鮮漢文小說，現收錄於鄧良婉《日本東洋文庫本古典小說解題》中，漢城，國學資料院，1994。）。那是石泉主人所作的《折花奇談》，根據書後的刊記，此書寫於朝鮮純祖九年（1809年），故事發生在正祖十六年（1792年）的漢城，所描寫的是作者在年輕時所經歷的一段艷情故事。主人公李生在石井口邊看到舜梅之時，就魂飛意盪，托媒婆傳達自己的愛心，但兩人都是有夫有婦之人，雖然相戀長久，由於在中間的媒婆弄奸，再由於舜梅之猶豫不決，更加以舜梅姨母之妨礙，這一對情人只能有一次的歡合，再也不能相見，永遠離別。小說形式為三回的章回體制，卷首有作者的友人南華散人的序文和作者石泉主人的自序，每回各有不同字數的回目（第一回為八字，第二回為七字，第三回為六字），每回正文前還有南華子的評論，書後另有南華散人的《追序》，最後有「南華山人，追書於帶存堂書室。嘉慶十四年己已端陽後日，石泉主人，追書於熏陶坊精舍」的字樣。 值得注意的是，南華散人在卷首的序文中直接把這篇小說和《鶯鶯傳》及《金瓶梅》作比較分析說： 今此折花之說，即吾友李某之實錄。詳考一篇旨意，則大略與元稹之遇鶯娘，恰相彷彿。其曰：「一期二約，三會四遇，竟莫能遂」，其曰：「鶯也之自媒」，與紅娘之解饞，遙遙相照。又與《金瓶梅》之西門遇潘娘，太相類似。其曰：「三件難事，難且又難」，曰：「青銅銀佩之說」，與王婆之口辯無異。奇哉！千載之下，其下說論事，若是近之！其中反有勝焉者，吾友之痛絕鸞也，百忙中能扶彝論之綱紀，梅且傷夫之拙，而未之為害，無乃今之人，遠過於古之人耶？ 由此可知，作者一定曾受到《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說的影響。作者石泉主人和評者南華散人看來平素對中國小說頗為酷愛，甚至對傳統的小說評點方式，具有一定的認識或經驗。作者在第一回的開頭就說： 壬子年間，有李生者，僑居於帽洞，生得俊雅，風采卓異，頗解詩文，亦一代之才子也。……有一個佳人，名曰舜梅，年方十七，顏不藻飾而千態無欠，身不粧束而百媚俱生，其若柳腰桃頰櫻唇鴉鬢，真絕世之秀色。 這與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說的情節安排非常相似，但是作者又安排這一對才子和佳人分別是有婦之男和有夫之女，並不像才子佳人小說的未婚男女的相戀相愛故事，這與南華散人在序文中所提到的《金瓶梅》中西門慶與潘金蓮等人的纏綿情節竟相類似。 作者在此小說中又運用不少的詩詞，尤其以韓國漢文小說作家的身份所寫的《一念紅》、《桂枝香》、《滿庭芳》等詞作，更是難能可貴。 　　　　

六、中國禁毀小說在韓國的研究概況

至於對中國禁毀小說的介紹與研究，概貌如下：中國禁毀小說與《金瓶梅》的介紹，在20世紀以前幾乎沒有，只有如上面介紹的一些簡單的提及。到了日本統治時期，雖然開始對中國小說進行正式介紹或翻譯連載，但仍未對《金瓶梅》或《肉蒲團》等禁毀小說加以翻譯。曾經把《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翻譯連載，又寫過不少評論文的梁建植也沒有翻譯過禁毀小說，但有他喜歡閱讀中國淫詞小說的記載，據他的友人趙容萬的回憶，梁建植在報社工作之餘，經常把中國淫詞小說藏在書桌下面獨自欣賞，他所看的是清末石印版本，又很熱心購買這些小說，趙容萬認為當時對中國淫詞小說方面最精通的還是梁建植。（註：梁建植(1889-1944)，號白華，小說家，翻譯家，中國文學者，關於梁建植閱讀淫詞小說的資料，見於趙容萬《白華的淫書癖》，原載於《民聲》，現收錄於《梁白華文集》第3輯，江原大出版部，1995。）但目前這些資料都沒有保存下來，趙容萬對此也表示遺憾。 其實梁建植在1917年發表的評論文《關於中國小說及戲曲》中介紹中國小說發達略史時，除了四大奇書和《紅樓夢》、《鏡花緣》之外，還提到《綉榻野史》、《肉蒲團》等淫詞小說，可見他對這些小說較早有了了解。 中國長篇小說大部分在朝鮮時代已經有了全譯或節譯的翻譯本，但最早的韓國語翻譯本《金瓶梅》是1956年在漢城正音社刊行的金龍濟本，這是以崇禎本為底本縮小而翻譯的節譯本。後來的譯本大多數從此先例，在十餘種譯本中金東成本（乙酉文化社，1969）、趙誠出本（三省出版社，1971）、李周洪本（語文閣，1986）、李炳注本（明文堂，1991）等流行比較廣泛。以第一回由景陽岡武松打虎為開始的萬曆詞話本為底本的是，1991年到1993年陸續出版的朴秀真本（共6冊，青年社）和1993年的趙誠出本（共6冊，三省出版社），其中朴秀真譯本號稱《完譯金瓶梅》，雖然有一些小問題，但比較完整，對讀者有一定的影響。還有一種河瑾燦改譯本（高麗苑，1992），是以原書故事為主，再由改譯者隨便創作一些情節結構改寫而成的。 至於《肉蒲團》的譯本，至今只有三種，如庚文出版社的金春洙譯本(1963)、東西文化社的李周洪譯本（1971，收錄於《中國諧謔小說全集》第3輯）以及改作本《未央生》（韓國經濟新聞連載本）等。 禁毀小說的原本在朝鮮時代曾經在極小的文人社會流傳過，但一直沒有刊行。據記載，只有《剪燈新話》等幾部書在朝鮮時代曾刊行過，其他大部分的禁毀小說到現代幾乎沒有原本的刊行。最近朴在淵教授校勘刊行了《綉榻野史》（學古房，1995）、《武夢緣》（學古房，1995）、《肉蒲團》（學古房，1996）等三部作品，提供給國內外學界。 筆者想，韓國將來會發現更多的禁毀小說。目前對這些方面的調查工作仍然很不理想，雖然有過一些集體或個人的調查活動，但還是不太徹底。韓國從朝鮮時代開始非常重視儒家的正統思想，現在還有比較重視面子的風俗習慣，即使有人或有些地方機構藏有這樣的禁毀小說作品的古書版本，也不太願意把它公開或損贈給研究學者。不過，如果將來進一步努力的話，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事實上現存在國家公共圖書館的珍貴資料，也還沒有調查得很清楚，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中的禁毀小說書目，也是在最近重新調查過程中所發現的。還有藏於東亞大學石堂傳統文化研究院的《濃情快史》抄本也是筆者在前幾年調查韓國所藏中國小說版本的時候所發現的。因此，如果我們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和專家學者的幫忙，再訪問調查韓國各地的主要圖書館和個人藏書文庫的話，相信一定會獲得更多更可觀的收穫，假如我們找到新的材料，將會儘快公開給海外漢學界，以便大家來共同研究古人留下來的人類共同的寶貴遺產。 至於學術研究，在70年代以前只有簡略的介紹文章，1976年李相翊在用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研究《艷情小說與金瓶梅》（註：此文後來收錄於李相翊《韓中小說的比較文學的研究》，漢城，三英社出版，1983。）一文中，主要討論朝鮮時期《金瓶梅》對韓國文學的影響問題。1988年隨著安重源的碩士論文《金瓶梅研究》（慶北大）的發表，在韓國正式掀起金學研究的熱潮。到了90年代發表了康泰權的《金瓶梅研究》（延世大，1992）和金兌坤的《金瓶梅明清代評語研究》（韓國外大，1993），兩者都是博士論文，對韓國學界產生強烈的影響。康泰權的研究主要針對背景論、作家論、作品論等三個部分展開詳細的論述和論證，其中討論作品的內容、人物、技巧與語言、價值與影響的作品論部分佔全部論文的四分之三，成為中心論題。而金兌坤的研究則以歷代評論文章為對象，分析作者、版本、主題、人物、結構以及語言等各部分的內容。他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歷代評論包括明末崇禎本的無名氏評點，清初張竹坡評點，80年代新發現的文龍評點以及序跋文和其他筆記雜記中的有關記載。古典小說的評點研究，始於80年代，韓國能有一部研究這方面的專著，也是不容易的。 這兩篇博士論文之後，接著又出現趙美媛的碩士論文《金瓶梅詞話的現實認識——以慾望與倫理的對立世界為中心》（延世大，1993）和李無盡的碩士論文《關於金瓶梅兩面性的考察》（高麗大，1997）。至於短篇論文也慢慢多起來，最近的有康泰權的《金瓶梅中的性》(1994)，《續金瓶梅研究》(1995)，《金瓶梅中的妓女研究》(1996)，《金瓶梅中的女性研究》(1997)，金兌坤的《金瓶梅性慾描寫的意義》(1995)，《金瓶梅的現實認識》(1996)，《金瓶梅人物描寫技法研究》(1997)等論文。在比較文學方面，崔溶澈曾寫過《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研究》(1992)。此外在海外留學生中有金宰民於復旦大學在黃霖教授的指導下寫出碩士論文《論張竹坡對於金瓶梅的批評》(1996)，又發表了《金瓶梅在韓國》（《金瓶梅研究》第5輯，1993）一文，已把《金瓶梅》在韓國的傳播和研究情況介紹給海外學界。 至於對其他中國禁毀小說的研究則更少，但也有幾篇。康泰權發表《中國禁書研究》（《中國語文學論集》第7號，1995），崔溶澈也發表《中國禁毀小說的整理與研究概況》（《中國小說研究會報》第25號，1996年第3輯）和《肉蒲團解題》（《肉蒲團》附錄，學古房，1996）。總之，中國禁毀小說的整理和研究，在韓國正在繼續發展中，將來會有更多的成果。

原載：《東方叢刊》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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