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跳的一篇文字

放棄沉思和智慧如果不能帶來麥粒請對誠實的大地保持緘默和你那幽暗的本性——海子若干年前，胡適先生對行將畢業的學子說：「永遠不要放棄學問。」學問是什麼？縱然是大四的我，也茫然不知，只是看者書架上，床上放著的和床底下已裝了的兩箱的書，突然發獃，大學四年，在四季的變遷中，跟著老師或朋友們一起或獨自讀書，越來越多的師長以及朋友以不同的方式從這種閱讀中穿過。幸好，自己有做讀書筆記和寫日記的習慣，儘管，有的時候，日記寫的像讀書筆記，但終究不像筆記本身那般冷冰冰，那裡面藏者有關讀書、思考和成長的全部秘密。回想大學四年間所遇見的法理/史，憲法，社會學的老師，不管是法大，還是北大，清華，或是別的地方的老師，我分不清楚到底是誰的文字給予我這樣一種對於這些學科的喜愛。現在，清楚抑或不清楚似乎也邊的不那麼重要，只是將這樣一個讀書的過程記錄下來，作為對成長的一個見證和紀念，讓這個見證和紀念提醒自己：「永遠不要忘記閱讀所帶給自己的快樂！」大一時，看的第一篇正式的論文是蘇力老師那篇《<秋菊打官司>中的官司，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從這篇文章開始，蘇力老師那種流暢的敘事和獨具特色的分析視角讓自己痴迷了好久，他的文章自然也一篇一篇地讀下去，儘管仍在讀，卻決的那種邏輯一貫，絲絲入扣的論證步步設套，最終將自己帶入的一個迷陣，不可否認的是老師的法社會學研究確實帶有某種功能主義的面相，這就使得他對法律工具主義的批判多少顯得游移，在所謂「政治正確」上遭受質疑和批評，這或多或少的使他開始疏離法力學研究的主流領域，轉而關注從元雜劇中解讀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和司法運行和控制模式。（可見蘇力《竇娥的悲劇——傳統司法中的證據問題》以及《傳統司法中「人治」模式——從元雜劇中透視》），在我看來，老師最近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這種價值並不能體現在諸如司法現狀的改變上，但我始終相信老師會為以後的學子帶來一種思考的路徑。大一下學期看的一篇文章是方流芳老師的《羅伊判例：關於司法和政治分界的爭辯——墮胎和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司法解釋》。不僅驚嘆與方老師自如的遊走於法學、詮釋學和經濟學之間，而且老師也以一種實踐的方式帶給了我關於學術規範的知識。儘管這篇文章還大大超越了自己的理解範圍，並且由於背景知識的匱乏，在重新閱讀的過程中，仍有許多地方讀不懂，但對於自己來說，這種閱讀到像一種啟蒙。後來，雖然自己並沒有對私法產生很大興趣。但仍要感謝方老師，因為在老師那裡看到了一種審慎的態度，希望自己也能擁有這樣一種態度。儘管因為老師極富原則性的個性，時常讓人覺得老師缺乏親和力，然而，無論是老師的文章中還是課堂上，卻始終閃現著一種終極的關懷。只不過這種關懷始終未疏離於理性的審視。大二上學期，因為走錯教室，聽了鄭永流老師的《比較法總論》的seminar課，儘管那是給大四學生開的課，但還是聽到了最後。正是在這種有益的討論之中，我明白閱讀並非僅限於私人的空間之中，師生之間的共同閱讀和交流，在某種意義上，會促進自己的理解和反思。大二下學期，聽了郭琛老師的外法史。郭老師是我在法大見的唯一一位講著教授的課的講師。從老師那裡得到不僅是外法史的知識本身，同時，也拓寬了自己閱讀的視界。正是那門課，我開始讀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余英時先生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以及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說起來，這到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外法史的可卻引發了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也正是從這些書中，我逐漸了解從康梁到孫中山，最後到五四，一步步推進了對傳統的顛覆和遺棄。這種對中華文明的遺忘，在法律領域形諸於大規模的法典移植，這種移植來的法律缺乏深厚的道德根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有效成長的（吳經熊語）。這些法典不過是知識精英自上而下推行的「大傳統」所征表的一種「普適價值」。這種「普適價值」在「社會精英通過話語實踐而進行偶像的全盤破壞」，從而與鄉村社會草根文化所奉行的「小傳統」產生了齟齬，這種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斷裂使得國家陷入了一種合法性危機之中。（強世功：1996）與此同時，也讓自己逐漸理解黃宗智先生在治學中對於西方中心論的反抗。或許，在對待中國社會科學的問題上，我們需要一種「回歸」，這種「回歸」並非是像蔣慶老師或蕭翰老師那樣的「復古」和「保守」，而是實現一種「文明的復興」，一如甘陽先生所說的，使這個國家由一個「民族國家」走向一個「文明國家」，使我們的傳統文化演進為提供真理的「文明」。在法大大還有一位我始終敬重的老師——姜曉敏老師。那一年，老師教我們中國法律思想史。正是在老師身上我看到了一種平實的可貴。這些年來，對我的讀書與思考影響最大的是王人博老師，這種影響是從大二下學期開始的。儘管我的思考總被老師否定，但這種交流讓自己確定了對未來的一種期許：做一個熱愛閱讀的孩子，永遠。儘管，現在仍在讀老師的文章，但似乎已經沒有最初那種閱讀所引發的心靈的觸動。讀書竟變成了一個接受知識的過程。雖然，老師一向反對寫作僅是生產知識，教書只是提供知識。然而，我的閱讀卻在將老師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變成現實。也許正如另一位老師所說的那樣：「在這知識過剩，閱讀過剩的時代，我們的心，我們的感覺，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信仰，彷彿『裝在套子里的人』，也開始被厚厚華美外表一層層包裹起來，一如書店裡紙張精美，設計典雅的書本，我們讀的越來越多，懂的卻越來越少。」我們讀過的只是碼在一起的文字元號，我們卻讀不懂在那些文字下隱藏的靈魂與渴望。這箇中原因又怎能是一句「現代性的悲哀」所能解釋的。儘管我們被關在韋伯所預言的「鐵籠」之中，然而，卻是因為我們的自私與自戀導致我們的心也隨之封閉起來，情願成為霍布斯筆下那個謹小慎微，以自我為中心，物質主義，沒有信仰，追求組織化權力的現代人。PeopletalkingwithoutspeakingPeoplehearingwithoutlisteningPeoplewritingsongthatvoicesnevershareAndnoonedaredisturbthesoundofsilence大三的時候，重讀了一篇大二上學期已讀過的《法律移植、公共領域與合法性——國家轉型中的法律》，並閱讀了強世功老師的《法制與治理》一書。通過這本書使我觸到了一個福柯的世界。儘管福柯始終向我們傳達這樣的一種信息：權力支配關係無所不在，它彌散於整個空間。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巨大的權力網路之中。但是，我從強老師的文章中卻讀出了一種比福柯溫暖的思考。老師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解構者，恰恰相反的是，老師在通過對「國家與社會」範式的反思中，建構了一個拒絕烏托邦理想的城邦。老師揭示了此種範式的張力及其將要帶來的危機。老師反對此種範式用想像的對立取代真實的歷史進程。正是在這種範式之下，國家的威權逐漸被瓦解。另一方面，支持這種範式的自由主義進路，其所容納的價值多元導向了相對主義，最終必將走向徹底的虛無主義，這也正是斯特勞斯對導致現代性危機起源的詬病所在。在這種反思的最後，老師質疑了福柯「治理術」的概念。但他補強了福柯「主權——治理術——紀律」三角關係中的一角：主權。某種意義上說，在近年來的法理學研究中，學者越來越排斥「主權」的概念，在這種對與主權與國家的遺忘下，國家不在是一個倫理實體，而是社會和個人的假想敵，在這種背景下，法律成為了國家的治理術，法律工具主義在這裡彰顯。去年，在一個學界外人士發表了一篇對強老師所謂「政治立場」批評的網路文章之後，一時間，引來了許多學界人士對強老師的口誅筆伐。甚至有人在以他們的不信任方式度量老師的行為與文字，懷疑老師的學術品格和道德勇氣。然而，這些評論多半是打著學術的旗號，進行關於「政治正確」的批評。這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事實上已經陷入了自己所設計的悖論當中。這場鬧劇也讓我對學界中這種「人性」感到悲哀。在考完研之後，我遇見了最初發起批評的安替，在他試圖說服我相信強老師在「政治立場」上有錯誤之後，我只對他說了一句話：「我相信老師不過是在隨著年齡的增長，閱讀的深入之後所帶來的認識的加深而已，他並非是一個簡單的自由主義者，他在遵循著韋伯「以學術為志業，以政治為志業」的教誨，他的思考是負責任的。「今年五月份，再次見到強老師，竟在第一時間裡認不出來了，不過一年而已，老師兩鬢的發都白了，我知老師現在身心俱疲，壓力很大，可他還是微笑著鼓勵我要努力，要好好讀書，要保證平安，要感知生活。所以，在經歷了成長以來最受挫的事情之後，真的要感謝老師所給予我的力量，這種力量之中包含著長輩的智慧和經驗。在此，還要謝謝應星老師，應老師每個禮拜六都要從城裡坐一個多小時的車來和參加我們的讀書會。儘管斯特勞斯，韋伯的理論龐大的讓我們感到像是迷了路的孩子。但在這種閱讀中，一些問題逐漸明晰起來。儘管我還在羨慕7、8年前李猛，應星，周非舟，強世功，趙曉力，鄭戈等諸位老師組成的讀書小組，但我並不清楚自己是否會想他們一樣也擁有一個無形的學院。於是，我自己一個人去北大尋找他們做讀書會的地方，想要找到那些曾經的痕迹，只希望能沿著他們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就要畢業，一起讀書的朋友也要離開，我自己的未來又會是怎樣？在這個時候。我會特別的相信命運，是「宿命論」還是「回歸古典」，都像是一場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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