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國寶】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唐代佛畫樹下說法圖

07-09

海外館藏敦煌遺畫：大英博物館藏敦煌藝術 8世紀唐代佛畫典藏 樹下說法圖

規格：高 139 cm 寬 102 cm

絹本設色 ink and colours on paper

來自中國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千佛洞

From Cave 17, Mogao, near Dunhuang, Gansu province,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館收藏

大英博物館的注釋

這是敦煌第17窟中出土的繪畫中時代最早、保存狀態最好的作品之一，而且明顯與敦煌石窟壁畫中隋及初唐時期的凈土變和說法圖有密切關係。絹畫中，與它最接近的則是伯希和搜集品中的阿彌陀凈土圖的殘片 (《敦煌幡畫》圖23)。我們依據以下特徵將其定為早期作品：首先是根據它的構圖，華蓋、寶座的裝飾及表現諸畫像身體色彩的手法，以及畫面左下角女供養人像的表現形式等等。

雖然有人認為主尊為阿彌陀佛，脅侍為觀音和勢至，但其主尊可以確認為釋迦牟尼，他的手勢為說法印，這是釋迦牟尼和阿彌陀佛共享的手勢。畫面結構與初唐石窟（比如103、321、329等窟）中所見的說法圖相似。這些說法圖的主要意圖，就是要通過同一場面的反覆描繪，來宣示佛的無所不在。另外，此種形式是從隋代敦煌石窟壁畫中所見的只表現佛與二脅侍菩薩三尊的簡單構圖（比如第390窟）中發展而來。不過此圖中，除有大乘菩薩之外，還有代表小乘的比丘，這六個比丘也是我們將主尊定為釋迦牟尼佛的根據，他們歷史上曾隨侍過佛陀，與佛陀有密切的關係。可以假設只是因為沒有空間，而沒有把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全部描繪出來。後來，隨著凈土變的發展，不管絹畫或是壁畫（如，圖8）弟子的形象還是出現的很少，只有阿難和迦葉作為年老和年輕的弟子的代表出現。另一方面，這幅圖並沒有獨特的風格，但是人物形象，特別是比丘的頭部，因觀察仔細而描繪逼真。

這幅畫畫家所要表現的顯然是對剃髮比丘頭部的圓潤（圖7－2，7－3）。與此同時，在描繪面部時使用了稍具形式化的高光，看起來似乎與黑色線描毫無關係，給人以裝飾性的感覺。此種技法在其它敦煌畫中也可見到，其在中國繪畫藝術固有技法——用線描進行立體描繪，又融入了西方美術的「光美學」（Mario Bussagli《中亞繪畫》，1963，p.31以下）。這裡沒有必要在兩者之間劃定一嚴格界限，事實上在中國，顏色勾勒是南北朝以來一直沿用的技法（例如，大英博物館藏相傳顧愷之所作的《女史箴圖》的衣褶部分）。另外，不能因說顏色勾勒方法已經是形式化了，就認為其整體風格也是固定化的，而沒有獨創性。恰恰相反，詳察其細部，可發現多處採用了新的表現方式。如，除主尊外，其它的畫像無論是姿態還是表情，都富變化。左下方的菩薩背朝外，身體稍往前傾（面向主尊）。有二個比丘的部分身體被菩提樹遮住，比丘的眼神各異。其眉毛則是先勾一條曲線，再用淡墨描出無數眉毛。雖然大部分眉毛稍有彎曲，卻基本與最初的曲線平行。最左邊的比丘淡淡的眉毛筆直，似「蚰蜒眉」。另外一個比丘張嘴露齒，神態像是正在吟誦。其它比丘臉頰和嘴間的線條緊挨嘴唇，只有細微的表現，而此比丘臉頰和嘴間的線條則拉長到下方(圖7-3)。與此極為相類的則是敦煌201窟壁畫中的誦經比丘（201窟；《敦煌壁畫》，圖109）。作為這幅畫斷為八世紀初的另一個確證，永泰公主墓壁畫（706年，《唐永泰公主墓壁畫集》，圖4）提供了同時代的例證。到了8世紀後半葉，繪畫方式有了變化，嘴唇之間線條兩端稍微變粗。再往後（10世紀）線條拉得更長，末端彎曲得很尖。

至於三維表現形式，我們已經注意到了比丘的頭部，並且這一方式已經滲透到整個構圖，而主尊形象突出，幾乎沒有受到畫面的限制，而圍繞其周圍的畫像則擁擠在狹小的空間里，其中也有不乏被支撐華蓋的菩提樹樹榦遮擋而看不見其全身者。雖然諸尊均有項光，但除了下方的二菩薩項光不透明外，其餘則全部透明，這非常容易使人感覺到空間的深度（例如334窟）。

另一方面，畫家也謹慎而巧妙地處理了畫面的明暗配合：同一項光（右側樹榦後的比丘）是透明的，以表現站在其後面的比丘，項光上方與長方形空白處重迭部分是不透明的（圖7－2）。這種處理方法使人感覺到畫面相當有深度的同時，起到將焦點集中在主尊的效果。這完全是中國繪畫特徵，而非西歐畫法。斯坦因敦煌繪畫收集品中，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刺繡靈鷲山釋迦牟尼說法圖（卷3，圖1）。二比丘似乎是從兩脅侍菩薩兩側探出身體，主尊清清楚楚地浮現在岩石重迭的背景中，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後，特別是到了10世紀，為了在畫面上均勻地塗布色彩和裝飾，卻失去了或者說是遺忘了表現佛陀和隨眾之間的區別以及關連。

再回到這幅畫，該畫中還有若干明顯區別於其它繪畫的特徵，也可以與東部數百里外首都長安的石窟壁畫或者可能仍保存的類似作品聯繫起來。畫面中雖然只存留一手持鮮花端坐著的年輕女供養人（圖7－5），她整潔的髮型和高腰的衣服，使人很容易想起長安近郊發現的8世紀初王侯墓中的宮女壁畫和俑。女供養人正上方有菩薩乘坐的蓮華寶座，從蓮莖伸出的花蕾恰好在她頭上的位置，因而臉和黑髮格外顯眼。女供養人手持開有紅花的長莖草花，綠葉節節對稱。右下角的男供養人雖然僅存襆頭的頂部，但能清楚地看到向主尊寶座輕飄蔓延的香煙，可以想像他手持香爐。

中央前方雖然沒有被實際利用，但為了書寫題記而留了碑石形的空間。這與西安碑林著名的龜跌座和螭首碑額同一意思。上部的龍被重迭的花瓣替換了，顯然仍是一個半圓形的碑額，並且留下一塊長方形的空白處——在實際的碑刻中，這一處是用來撰寫正式碑文的地方（黑白圖版15）。敦煌壁畫（例如，335窟，686年）中都能看到同樣碑形題記，又如新德里國立博物館所藏的斯坦因搜集的繪畫499（斯坦因，《千佛洞》，圖11）。顯然，這些是吐蕃佔領該地的781年以前，敦煌和長安之間具有密切而頻繁聯繫的產物。僅從照片和複製品上判斷，則敦煌壁畫中與此畫最為接近的有329窟（羅寄梅檔案No.1361）、103窟、321窟的說法圖。329窟的壁畫像該畫一樣，佛右手勢是說法印。上邊的寶蓋裝飾有帷帳及雲彩，其周圍被兩棵菩提樹葉包圍；佛的蓮華寶座在此圖中雖沒有精雕細琢，但重迭的花瓣與斯坦因繪畫收集品所見非常相似；另外下方寫銘文的地方是一塊拱頂石。321窟中，東壁入口處上部有一鋪水平排列的諸像，二比丘朝向同一方向（羅寄梅檔案No.842）。第329窟、第321窟也一樣，脅侍菩薩和佛陀的項光模仿該圖下方二菩薩的長馬蹄形項光。另外，第103窟南壁的說法圖中佛的面部的明暗、高光、輪廓等等均能看到與此圖類似的特點（羅寄梅檔案No.1229）。這裡我們還可以發現臉頰到嘴的表現如同上面提到的正在吟誦的比丘都運用了上述的同樣手法。一般認為該窟是7世紀末，即則天武后時代，據此將斯坦因搜集的本幅絹畫推測為8世紀初的作品為更得當。

還可將該繪畫與壁畫的其它特徵相比較。即寶蓋上面的雲彩和裝飾佛蓮華座蓮瓣的雲彩是所作的嘗試。散花飛天（參照圖7－6）所乘的寶蓋雲沿襲了長期以來的傳統，無疑可以追溯到早期壁畫中北涼的作品。當然，北涼壁畫由於敦煌早期石窟所處斷崖的崩壞，在很早以前就已不存了。此幅畫也是和唐初的其它繪畫（329窟）一樣，雲被描繪成靈芝雲，並處處採用不同的彩色和美麗的渲染。其形式在敦煌9世紀到10世紀間已經比較單一的。裝飾蓮華座蓮瓣的靈芝雲也同樣很華麗，不僅僅與壁畫中的描繪是同一類裝飾（如334窟十一面觀音的項光和寶座），也可與保存在奈良正倉院8世紀中葉的香印坐（漆金薄繪盤）做比較。正倉院香印坐的蓮瓣是一片一片的，用各種顏色裝飾得很華麗（參照《正倉院繪畫》109圖）。

最後，再補充一下這幅絢麗的絹畫的製作。對於大幅的絹繪圖，由已經完成的畫面的大小可以推測其實際使用的絹幅。該繪畫的畫面中央使用了一幅寬有53.7cm的縱向絹。其兩側有兩塊大小相同的絹，它們的邊和邊分別與中央絹縫合在一起。繪畫兩端為了起到保護作用而將絹的兩層折迭縫合而成，可是這幅絹畫的邊已經丟失。現被切成一半的絹幅只有23.7cm左右，可以推測兩端分別缺了3cm左右。如果想完全看到脅侍菩薩寶座，那還需要1—2cm，由此也可以證明這個推斷。雖然從四邊的任何一處都見不到針眼，但沿著畫面右上方邊緣內側1cm左右的地方有一行墨線。這大概是畫家當初有意去顯示繪畫的外框。為了繪入更多的聖像，某種程度上需要將畫面上的物品變窄。如脅侍二菩薩的蓮華座兩端的蓮瓣被描繪成幾乎直立的，顯得不協調。但是，只有這種不協調和諸像位置關係有差距的表現才使我們認為該繪畫是敦煌繪畫作品當中的佳品之一。我們有這樣一個感覺，這幅畫表現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並沒有建立一個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