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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碩儒錢穆

他只受過中學教育,卻執教鞭於北大,桃李滿天下;他生於變革時代,卻堅守傳統;他貌似老農,卻名流千古。他是香港新亞書院創辦人,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國學大師」「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國學大師」。他1949年後遠走香港和台灣,1992年歸葬大陸故土。他就是一代碩儒錢穆先生。

位於台北市的錢穆故居坐落於陽明山下的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內。東吳大學是1900年由基督教會在蘇州設立的私立宗教大學,1954年在台北復校。從校門而入順延道路往前走,路的旁邊是一條清澈的小溪,時有白鷺飲水溪上,上一個小坡就到了錢穆故居。紅色大門(即「朱門」之意)左扇上書「素書樓」三字。故居為二層紅磚砌身、紅瓦蓋頂的獨棟小樓房,房子周圍樹木蔥鬱,鮮花裝扮,房舍隱身其中,據說這裡的花花草草都為主人親手所植。

上個世紀60年代,錢穆遷居至此並將小樓取名「素書樓」。素書樓的來歷是一段感人的往事,錢穆17歲那年夏季得了傷寒病,誤用了藥物,幾乎不救。他的母親朝夕不離其身旁,晚上在他的床上和衣陪眠,前後7個星期,幸而痊癒,使之重生,這也成為錢穆一生中對母親養護之恩最難忘懷的一件事。錢穆在取得外雙溪住宅後,命其「素書樓」,就是為紀念母親當年在無錫七房橋五世同堂第二大廳素書堂的養育之恩。

屋內擺設著錢穆夫婦用過的桌椅、書籍、傢具、照片等,裡面掛有多幅字書,既有錢穆所書,也有他人所寫。一樓的客廳掛著宋代理學家朱熹的遺墨字軸,「立修齊志,讀聖賢書」一聯,橫批「靜神養氣」。這是錢穆一生的縮影,也是其一生之所求。「一代儒宗」的字書是老友張其昀所贈。二樓一邊是書房,一邊是錢穆與夫人胡美琦的卧室。書房展出有錢穆的重要著作《朱子新學案》《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等,可謂著作等身。卧室床鋪兩張,牆壁上掛著先生與夫人的多張合影。窗戶旁邊的牆壁上貼著錢穆先生年譜簡表,從頭及尾,其一生浮躍紙上……

錢穆生於1895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是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先生的叔父。錢穆早年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在常州中學上學期間因參加學潮遭校方開除,參加這次學運的同學中有個叫劉半農的,後來成為了國學大師;還有一個學弟叫瞿秋白,是革命家和著名學者。

1911年錢穆擔任小學老師,從此走上了教書育人的道路。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只有中學學歷的錢穆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授業燕大期間,在一次家宴上校長司徒雷登問起大家對燕京大學的印象,錢穆直言不諱地說:「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中國名稱始是。」大家一片默然。不久司徒雷登專門召開校務會議將「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貝公」樓改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一律冠以中國名稱。校園內有一湖,景色優美,大家競相為之取名,可是都未能給其取得一個令人滿意的名字。後來,還是錢穆說了一句:「既然一直取不出名字,就叫她未名湖吧!」這就是今天北大的未名湖。

1931年由顧頡剛引薦,錢穆赴北大歷史系任教,顧頡剛在給文學院院長鬍適的信中這樣評價錢穆:「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無流弊也。」此時的顧頡剛在學術界早已聲名鵲起,仍然如此推崇錢穆。進入北大後,錢穆所講的課大受學生好評,上課的教室總是座無虛席,氣勢如虹,匹敵胡適。不過,錢、胡兩人因為學術的觀點不同導致關係不暢,以致有後來沸沸揚揚的「院士」傳言:胡適去世前錢穆都無法榮膺中研院院士。

抗日戰爭期間錢穆任教西南聯合大學,並完成了名著《國史大綱》。1949年錢穆南下香港,並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成立後,因為經費的問題,錢穆經常往來於港台兩地尋求贊助,1952年錢穆在淡江英專(今淡江大學)演講時,突然屋頂塌落擊中頭部,受傷昏迷。錢穆在台中療養期間,在台中師範學院圖書館任職的胡美琦常來照顧錢穆。胡美琦是錢穆新亞書院的學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兩人碰出了愛情的火花。1956年兩人喜結連理,這一年胡美琦27歲,錢穆61歲。錢穆晚年生活由胡美琦女士照料,老夫少妻的日子美滿幸福。

也就是在錢穆養病台灣期間,還在上高中的李敖在同學徐武軍(徐復觀之子)的介紹下認識了錢穆,錢穆初次留給高中生李敖的印象是為人謙和、親切。李敖向其請教治國學方法。他說並沒有具體方法,要多讀書、多求解,當以古書原文為底子,免受他人成見的約束。書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不要怕讀大部頭的書,養成讀大部頭的書的習慣,則普通書就不怕了。讀書時要莊重,靜心凝神,能靜心凝神,任何喧鬧的場合都可讀書,否則走馬看花,等於白讀。選書最好選已經有兩三百年以上歷史的書,這種書經兩三百年猶未被淘汰,必有價值。新書則不然。新書有否價值,猶待考驗也。多年後,李敖在談及錢穆時總是講起這件事,想必這次談話對於文學青年李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967年錢穆移居台灣,開始了他人生的另一個階段。蔣氏父子贈送錢穆住所,即錢穆將之命名的「素書樓」。定居台灣的錢穆在暮年結交了著名作家林語堂,林住在陽明山腰,與錢穆的素書樓相距不遠。林語堂欣賞錢穆的學問,「學者取此二者(錢穆先生的《國學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細讀之,便知道錢先生十目乃一行,不肯放隻字的功夫,然後知道他學問之精純,思想之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平正篤實的文章。」兩人互相欣賞,過從甚密。1976年林語堂過世了,其墓碑就是錢穆題寫的。胡美琦女士回憶:「賓四因語堂先生的去世,而連帶思念及他那些留在大陸不知死生的老友。又為語堂先生晚年心多鬱悶以終而感嘆,也為生在這個時代有志難伸的學人而悲痛。」

一生執教的錢穆到台灣後仍繼續這一事業,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徵。於是在素書樓的小教室里又響起了錢穆講課的聲音,他講課總是神采奕奕,令人嚮往。仰慕者自遠而至,長年相隨。有門生一連聽課20年,從學生聽成教授,又帶學生來聽課,師生如家人相親,曾有「五代同堂」之盛況。

1986年6月9日,錢穆在素書樓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們上「最後一課」。消息一出轟動台北。一時間各界人士紛紛擁向了「素書樓」,其中不少人是錢穆早年的學生,連當時的國民黨高官宋楚瑜也前來聆聽。在講課快結束的時候,錢穆忽然慷慨激昂地大呼道:「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裡探求本源,要在時代的變遷中肩負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這是錢穆留給學生們的最後一句贈言,講完這句話,錢穆揮揮手走下了那個一生都沒有離開的小小講台。

素書樓是錢穆後半生的棲息地,沒想到卻變成了是非之地。素書樓是蔣氏父子所送,可是時過境遷,民進黨崛起,國民黨的威嚴受到挑戰。民進黨人批評錢穆佔用台北市政府財產,時任「立委」的陳水扁要求市政府儘快收回公產,並以「侵佔市產」為名批判錢穆。1990年,96歲高齡的錢穆在素書樓居住了23年後,無奈地搬家離走。3個月後,錢穆棄世離去。兩年後,錢穆安葬於無錫老家。一代碩儒竟遭此境遇,真是世事難料。

錢穆在西風強勁的激蕩時代提倡儒學,弘揚中華文化,並身體力行,一生執著。他自學成才,憑藉個人的勤奮,成果豐碩,贏得時人和後學的肯定。在大師薈萃的群星時代,他留下了自己的人生坐標和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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