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金農繪畫題材的轉變
金農,錢塘人,字壽門,一字司農,生於康熙二十六年,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生前別號甚多,是「揚州八怪」中極富典型性一位。他的繪畫以明快、強烈、古樸、雄強而著稱於世,並將繪畫與書法融和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具有鮮明而獨特的風格。與「揚州八怪」中的其他人不同,金農繪畫的題材多樣,除了畫竹、梅、鞍馬、道釋外,尚有許多散碎題材,他自稱為「雜畫」,其中包括花卉、山水等。這些繪畫題材,金農無一不會,無一不精,往往是信手拈來而神采自在其中,這是八怪中其他的畫家所少能比擬的。而且他開始作畫時,已經步入老年,之後又頻頻更換作畫的題材,這形成了一個繪畫史上耐人尋味的現象。
張庚《畫征錄》云:「年五十餘,始從事於畫。涉筆即古,脫盡畫家之習。良由所見古迹多也。」
李斗《揚州畫舫錄》:「年五十,僑居揚州,從事於畫,涉筆即古,脫盡畫家之習。」
根據當時畫史中的記載,金農於五十多歲之後時開始著意於作畫。這和現存金農有紀年的書畫作品是能夠相互印證的。在此之前,金農已經定居揚州,並且依靠賣文和賣字為生,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一個文人和書法家操起畫筆,開始繪畫生涯的呢?
「予初畫竹,以竹為師,繼又江路野梅,不知世有丁野堂,又畫東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時時見於夢寐中……」[1]。可見金農的作畫頗有階段性,而竹是他一系列繪畫題材中的第一個。
金農是非常看重自己的竹畫的,在晚年曾將畫竹時的題記文字彙編付梓為《冬心先生畫竹題記》。在序文中,曾提到他專心畫竹是的來源:
冬心先生……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人。宅東西種植修篁,約千萬計,先生即以為師。
其實除師法造化之外,金農的竹畫有著長期的積累,並非照他自己所說:「前賢竹派不知有之。」事實上,畫竹題記中多次提到優秀的前代畫家作品,其中有唐代張立、宋朝徐履、蘇軾、元代趙孟頫、沈周的伯父沈貞吉等眾多名跡。
這些記錄分明地表明了金農的竹畫並非從天而降,雖自稱「不學而能」,但前賢竹派已經在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
不僅是前人,與金農同時代的揚州畫家也給了他很多啟發,比如當時的畫竹名家鄭板橋。畫竹題記中有所記述:
興化進士鄭板橋,……十年前予與先後游廣陵,相親相洽,若鷗鷺之在汀渚也。又善畫竹,雨梢風籜,不學而能。……君素性愛竹,近頗畫此,亦不學而能,恨橋板不見我也。
這裡提到的鄭燮對金農的開始繪畫有著很重要的促進作用。這就不得不提到鄭燮和揚州的書畫市場。當時的揚州,作為全國漕運樞紐和鹽業交易的中轉站,給一大批藝術家的生存和發展製造了條件優厚的溫床。致使本地、外地許多的職業藝術家在揚州吟詠不去,鬻書畫以自給。鄭板橋也是當時被吸引到揚州城的眾多文人之一。他於雍正元年癸卯(1723年),他三十一歲正值盛年時到揚州賣畫,並持續了十多年左右。這十年中,鄭板橋雖然屢屢出遊,但他的蘭竹作品產量非常多,而且在揚州的市場上已經站住了腳,有了很高的聲名,這很好的反映在存世的畫跡中。
雍正十年壬子(1732年),鄭板橋赴南京參加鄉試,得中舉人。其後,鄭板橋又於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五月,於太和殿前丹墀參加第二甲第八十八名進士。至乾隆六年辛酉(1742年),入京候補官缺,次年為范縣令,併兼署朝城縣。
自鄭板橋離開揚州,揚州的蘭竹市場就失去了一位頂尖的畫家。雖然在揚州畫壇能作蘭竹題才的畫家另有其人,但在崇尚名家的社會風氣中,鄭燮的離開,無疑造成了竹、蘭市場的貨源的缺乏。
金農在鄭燮離開揚州後未幾年,即開始竹畫的創作我認為不是偶然的。前人眼中的金農都是:「性逋削」或者「迂古」,但是從金農一生的經歷和他的處世態度及應變之法來看,他實際上是一個迂而不腐,食古而不泥古的人。金農早年即離家四處遊歷,賣詩句字畫以易米,結識了各色人等,其中有高官厚祿的文人,有腰纏萬貫的商人,也有清貧古雅的文士。可以想見要交遊廣闊並和各色人等保持長久的友誼,太過迂腐或頑固不化那是做不到的。
牛應之《雨窗消意錄》所記載的一則軼事就可以做很好的證明:一日,某鹽商宴客於平山堂,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為觴政。輪到某商人,情急之下說出「柳絮飛來片片紅」。頓時一堂鬨笑,只有金農獨說「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並即席口佔一詩為其解圍。某商大喜,越日贈以千金相謝。對無才而有財的商人非但不嘲笑,還適時的幫襯一下,的確是的作為沒有生產力的文人不得已的為人之道。
而且金農並不忌言自己以出賣詩、畫和書法為生,《冬心先生畫竹題記》有載:
宜城沈叟樗壓,……叟已騎箕天上,予則吹篪市中,相感更多嘆息也。
在題記中金農甚至將自己完全比作了吹篪市中的商販。顯然已經承認了商品化後藝術家必須承擔的後果。
作為有才而又有急智的金農,看到了這個市場的空缺,並抓住機遇開始了墨竹的創作。這除了藝術上的開拓,恐怕也可以理解為金農力圖順應揚州書畫市場,甚至開拓市場的表現。
金農的竹畫,由於有了此前幾十年碑學書法的功底,所以風格尤為古樸。和前人或當時其他畫竹名家瀟洒清麗的竹畫相比,有一種別樣的風致。他自稱「磨墨五升,畫此狂竹,查查牙牙不肯屈伏,天上天下,吾願屬刂 取一竿贈之,不釣陽魚喬而釣諸侯也。」這種牙牙查查不肯屈伏的墨竹的出現,很快便引起了喜異好奇的揚州人的興趣,成為鄭燮離開後揚州人購買竹畫的第一選擇。可以說,金農的畫竹填補了鄭燮離開後的市場空虛,同時也為自己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並為他日後重新選擇題材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如果說這只是一個歷史的巧合,那麼在其後發生在金農身上的數次轉變就不能僅僅認為是來自偶然了。
從現存的作品情況來看,金農自開始作畫之後,一直專意畫竹。而自1754年始,金農的作品中大量出現了雜畫和梅花的題材。同時墨竹的作品卻急劇減少了。
從《冬心先生雜畫題記》中看,金農於1750年將起於乾隆十三年戊辰的《畫竹題記》付之刻板,可見金農對自己的竹畫十分得意。且從《冬心先生畫竹題記》的內容中,也頗多金農的自詡之辭。由此看來,在1754年左右金農竹畫的戛然而止,肯定並非出於金農的自願。當我們再次考察鄭板橋的行止,就又可以發現金農突然減少竹畫創作,並且開始諸如梅花及其它題材的創作的原因。
鄭燮自乾隆八年癸亥(1743年),為官范縣,後又調任濰縣令,直到乾隆十七年壬申,他60歲時,方於年底去任。此後,鄭板橋在濰縣盤桓了一段時間,於乾隆十八年癸酉正式離開濰縣大約於同年返回揚州。
此時歸來的鄭燮是經過殿試的天子門生,而且在山東的官聲甚好,是個受人敬仰的清官。加之以前就在揚州有很好的基礎,所以他回到揚州後,求畫之人趨之若鶩,更比以前為甚。相較之下金農的竹畫則必然受到冷落。金農對此也隱隱流露出忿忿不平的情緒,在藏於四川博物館的一幅雙鉤竹圖的題跋中,他寫道:
……予遂畫竹,以竹為師,人以為好,則目我老文、坡公,又有愛而求之者,酬值之數百倍於買竹,……興化鄭板橋進士亦擅畫竹。皆以其曾為七品官人爭購之。板橋有詩云:畫竹多於買竹錢,予嘗對人吟諷不去口,益徵信吾兩人畫竹見重於人也。使板橋聞之能不展然一笑乎?
可見金農一直認為自己的竹子並不比鄭燮的差,而且說自己和鄭板橋兩人之竹「皆見重於世人也」,只是「終遜其有林下風度耳[2]」。同時「皆以其曾為七品官人爭購之」一句,更說明金農已經意識到兩人同樣畫竹,而自己處於下風,只是因為鄭燮作有為官的經歷而已。
於是在1743年,因為同一個人,金農的竹畫市場又驟然消失了。在這一場爭奪中,金農落在了下風,這使他開始反思失敗的原因:「皆以其曾為七品官人爭購之」――書畫市場的推動和書畫家的身份有莫大的關係。
由此,我們就可以為金農在眾多繪畫題跋中體現出來的另一個現象作出解釋。那就是在經過這次教訓之後,金農七十歲以後的作品中,落款前突然頻頻出現「薦舉博學鴻詞金農畫」或「曾薦博學鴻詞金農」之類的題法。金農確實為參加博學鴻詞的恩科選舉而上京遊歷過,但這是早在金農50歲時所發生的事。這次科舉中,金農並沒有得到功名,在之後的近20年中也一向從未主動提起過,但是終於在七十歲時被自己頻頻寫進題跋,試圖以此影響揚州人對自己的印象。這難道不是因為在長期鬻畫生涯中切身地體會到似乎與藝術無關的所謂虛名對書畫作品銷量有著巨大的影響嗎?這顯然是金農作為身處於市場漩渦中藝術家的自我宣傳。
市場對金農繪畫的影響並不止與此。在失去了墨竹這一陣地之後,金農轉向了梅花的創作。這次轉型和經濟又有什麼聯繫嗎?
以同樣的角度來分析來看金農周圍的各種不同題材繪畫,就會發現正值鄭燮回到揚州對金農的書畫市場造成巨大的威脅的時候,揚州畫壇上恰好出現了另一個空檔。這恰恰就是梅花題材。
揚州的畫壇上一直以來專意作梅的有數人,高翔和汪巢林兩位一直是其中的翹楚,此外還有李方膺。正是在1754年金農開始作梅的時間前後,這三位都遭遇到人生的巨大變故。
高翔是金農在揚州的好友之一,兩人常常過往,並互相題畫、贈詩。《寶迂閣書畫錄》卷三有載《高翔畫,金農題山水冊》,每頁都有金農的題詩,此冊現藏於上海博物館。而《冬心先生集》首頁所刊小像,即是高翔的手筆。兩人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一斑。1753年,乾隆十八年,在長期的病痛之後,高翔撒手塵圜。
而汪士慎也很巧的在同一年因為眼疾而失去了作畫的能力。
另一個作以瘦硬見稱的畫梅高手李方膺在1755年,即乾隆二十年春天就萌生了回鄉的念頭。回家後由於身體虛弱,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便在家鄉通州去世了。
由此可見,1754年前後,此時揚州畫壇中梅花題材的作品來源出現了短缺,情況其實與十幾年前鄭板橋離開揚州時,竹畫市場的狀況十分類似。金農的畫梅事實上又一次及時的填補了揚州地方市場的空缺,很快就又流行起來了。
金農的梅花,是經過對成功案例的分析的。前述三位畫梅大家的風格,他瞭然於胸。在《冬心先生畫梅題記》中,金農曾提到:「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繁枝,高西唐畫疏枝。」金農評汪士慎善畫繁枝,千花萬蕊,備極繁複;高翔善畫疏枝冷朵,疏影寒香,用筆簡凈。對李方膺也評價:善作大幅梅花,古干橫空,蟠塞夭矯。
於是我們可以在金農留下的梅花作品中看到他創作的特色:構圖奇古,用筆簡樸,老乾虯枝,盤根錯節,崢嶸蒼勁,都是潑墨行筆,淡墨孕潤,濃墨點苔,有獷礪之美。梅朵則用工筆細鉤,圈花用筆不漂浮,點蕊筆端有功力,風神俱足,雅逸芳香,有柔秀之美。優美壯美相映成趣,細膩遒勁融於一爐。
直至金農以七十七歲高齡歿於揚州僧舍,所作的梅花圖的數量仍然很大,超過畫馬和畫佛的作品。晚年的金農寄居僧舍,竟日常飢,日子過得極其清苦。從最後幾年裡作品的題跋文字上,看得出梅花仍是金農收入的主要來源。
金農對書畫市場的看重是很明顯的,從他對60歲以後先後選擇竹和梅花作為題材就可以得到證明。而從他的另一個題材「鍾馗畫」中,也可以看出金農對書畫作品和市場的關係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他不僅要迎合市場的口味,而且已經尋找機會努力開拓新的題材來創造市場了。
鍾馗畫本來不是典型的文人畫題材,因為舊時有張掛鐘馗畫以趨吉避凶的風俗,所以多由民間畫工完成。這一風俗傳到清朝時已經十分流行了。揚州地區更是如此,清代筆記中就曾有記載,著名鹽商江春過節時家中內外懸掛滿堂的鐘馗畫,每一件俱是古代名家手筆,有馬遠、梁楷等人之作,一時震驚全城,觀者如堵。這可以看作是較早的專題收藏的紀錄。
在金農的眼中,鍾馗畫既能表現一介寒士不得志的鬱郁之情,不像諸如「馬上蜂猴」、「連升三級」之類俗氣的繪畫會降低作為文人的自我評價,同時又能符合民間習俗中過年需要張掛鐘馗畫用以驅鬼的需要。金農的這一選擇,也許就和揚州鹽商大肆張掛鐘馗畫的事迹有關。在以前的畫竹和畫梅題記之中,金農常常提到諸多的繪畫前輩,而且字裡行間往往將自己與這些先賢們相提並論,也許這次名賢畫作雲集一堂,挑起了金農想要列名其中的想法。
從金農的雜畫題記來看,他所畫的鐘馗並不是以尋常百姓為欣賞對象的:
「唐吳道子畫趨殿鍾馗圖,……。予用禪門米汁和墨吮筆寫之……畫呈奉宸院卿鶴亭先生高齋作貢。薦舉博學鴻詞杭郡金農記,時年七十又五」
其中提到的鶴亭先生就是指當時的兩淮鹽業總商江春。金農和江春交往頻繁,在現存作品中,根據題跋可以看出有許多是贈給江春的[3]。除這幅之外地其它的鐘馗畫,很可能也是分屬其他貴人了。
順便提到,除了鍾馗畫,金農還有一次度市場而作的經歷:寫燈。儘管從結果看,這是一次十分失敗的嘗試。
燈對於繁華的揚州來說,是吹歌舞蹈必不可少的裝點。在揚州的傳統中,每年元宵的燈會盛況也是繁華都市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可惜普通大眾作為燈的主要欣賞對象來說,更喜歡的是熱鬧、喜慶的內容和通俗熟練的書畫風格,而冬心所擅長的深厚、凝重的漆書或隸書註定不會被普通大眾所接受。金農對這一次失敗的嘗試想來也十分的失落,所以在他自己的文集和各種題記的文字中,幾乎從未提到過寫燈之事。現在對於冬心寫燈的記述,主要記載是全祖望的《冬心先生寫燈記》,以及金農和袁枚要求幫忙推銷寫燈的通信。
冬心先生的寫燈作品沒有明確的流傳記載,但是極有可能被人改裝成冊頁,用另一種面目,流傳於世,而且除寫燈之外,也有可能其中還有繪畫的內容。湖北省博物館藏的雜畫八開、上海博物館藏的雜畫十開,就有可能是其中被改裝過的。因為這幾套冊頁的大小差不多都是20cm×35cm左右,而且為絹本,尺寸和質地都比較像是燈罩的一部分。
這裡還可以提到一個流傳在揚州本地關於羅聘和金農如何相識的傳說。大意是說:金農開始寫燈、賣燈之後,注意到有一位婦人常常光顧。好奇之餘,便尾隨其後回家。結果發現婦人將燈帶回家中交給一年輕男子,而他立刻將燈拆開,只留下有畫作的部分,改裝成冊頁。這位男子就是羅聘,金農遂現身詢問原由,羅聘當即表示了自己對冬心畫技的傾慕之情,兩人的交往由此開始。這個傳說中就提到羅聘將金農的寫燈拆成冊頁加以收藏,所以認為這幾套絹本冊頁甚至其他幾套紙本冊頁,原來為寫燈應該是可能的。
經過以上的分析和梳理,金農自進入畫壇起,總是或主動或被動的變換繪畫題材。其中每一次的變化,都有著內在或外在的因素在起作用。「揚州八怪」的藝術生涯本來就是和商業分不開的,金農也是一樣。他作竹畫的開始和結束,以及梅花題材的開發和成功,就是順應書畫市場的結果。鍾馗題材的出現體現了金農對書畫市場的認識已經開始出離蒙昧的階段,以前被動的等待買家,在金農這裡首次變成了主動的尋找並迎合顧客的趣味和需要。這在中國文人畫史上也算是跨出了一大步,實踐了一個巨大的轉變。
金農的前半生,曾經不斷在人生的理想和文人的操守之間輾轉,而他的後半生,又總是試圖在書畫市場的趣味和自己作為藝術家的操守之間達成妥協。但是,在康雍乾時期,文人畫家和市場的關係尚未成熟和完善,一切都還在萌芽之中。雖然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想要達到金農心目中的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揚州八怪」最後幾乎每個人都困頓而終就是明證。不管如何,金農為此做出了極大的努力,藝術成為他提供了畢生奮鬥的道路,也為他決定了無可奈何的歸宿。
[1] 《冬心先生畫佛題記》,《美術叢書》本,黃賓虹,鄧實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2]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美術叢書》本,黃賓虹,鄧實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3] 現存贈與江春的書畫還有藏於四川省博物館的《雙鉤竹圖》、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的《墨竹圖》、上海博物館藏《荷花圖》、南京博物院藏《蘭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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