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德國的平行社會：貧富階級離心力讓國家失去凝聚力|社會思考|社會結構

07-09

德國是中產社會最為典型和成功的國度之一。龐大而富裕的中產階級，完善的社會福利，健全的法治體系，穩定的社會結構，讓德國在統一之後迅速成為歐洲大陸發展的標杆。所以當德國記者瓦爾特·伍倫韋伯在《反社會的人》中大聲疾呼，德國社會處於分裂的邊緣之時，讓所有人吃驚不小。根據大量的調查採訪，伍倫韋伯描繪了一幅讓人陌生的德國全身像：隱秘和貪婪的上層階級與懶散和麻木的下層階級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界，他們隔絕了與德國主流社會的交流，將整個社會推給了中產階級，人們一直以為最為合理的橢圓形社會結構在德國正在變為三個德國的平行社會，兩頭階級的離心力逐步讓德國失去了凝聚力。

老死不相往來的各階級

財富的增長是否會消除中下層階級和上層階級的差距，下層階級是否在擺脫貧窮的同時獲得相應的社會認可和地位了呢？伍倫韋伯的調查結果是讓人失望的。

通過持續走訪下層階級社區的很多家庭，作者發現，絕對意義上的貧窮幾乎在德國絕跡。現在德國下層階級已經無需用革命來取得權利和財產，德國政府完善的福利保障讓下層階級擁有了人均居住面積以上的住房，成為了最大的電子產品消費群體，拿著超過很多低級別工作工資的救濟金，過得算不上體面但是絕對溫飽。德國對下層階級的救助已經精確到每個人需要多少片黃瓜和幾盒冰激凌，連口味都研究過了。這種看似接近共產主義的救助帶來的是什麼呢？作者的總結是懶惰、隔絕和世襲。很多人發現工作收入還比不上救濟金，他們斷然選擇長時間失業，已經根本無法體會到工作帶來的滿足和榮譽。在文化上，下層階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式樣，性、暴力、庸俗娛樂節目、飼養寵物、痴迷電子產品幾乎成為了這個階級的標誌，書籍、藝術、思想這些精神層面的東西和他們絕緣了。而且在子女的教育上，無論是下層階級還是整個社會都採取了忽視的態度，他們的後代絕大部分都會繼續維持下層身份，所謂「一朝下層，一輩子下層」。一個完全平行於主流社會的下層世界就這樣形成了。伍倫韋伯哀嘆道，這個階級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教育和知識。錢沒有開啟階級間流動的大門，但是不對稱的教育卻讓整個下層社會幾乎封死、凝固。

下層如此，上層階級呢？快速的經濟增長讓德國的富人們擁有的財富達到了讓人咋舌的地步。10%的德國人佔有了全社會66.6%的財富，最富的1‰佔有了25%。放在200年前，這種足以引發10次革命的貧富差距卻在德國沒有引起太多的社會思考，更不要說反抗了。為何如此？伍倫韋伯指出，上層階級除了對財富的慾望以外，其他都退化了。他們不再是社會精英，大型企業的運營者，政治領袖的候選人，智力財富的創造者，他們只有一個身份——投資人。他們只需把巨額財富委託給精明的理財公司進行投資，就可以坐擁利益，然後過自己「與世隔絕」的生活。憑藉財富，德國的上層階級更是營造出神秘的生活圈子，作者也感嘆難以介入和觀察，而且一般的富人也難以進入圈內。他從和個別上層人士的接觸中發現，他們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已經完全偏離事實。正是這種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隔絕，讓大眾只知道有一個上層階級，卻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他們是誰，他們是怎樣的人。質疑和反抗是無法對準一個抽象概念的。

把責任留給中產階級

上層和下層階級都有自己的平行世界，雖然它們之間永遠都不會有交集，但是伍倫韋伯卻認為他們有著驚人的相似，那就是都寄生在中產階級周圍。

說到下層階級的寄生，大家比較容易理解，伍倫韋伯也做了生動的描述。他走訪的下層階級，都已經喪失了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感，甚至是對債務和子女撫養這樣的基本義務也不願承擔，更不要說納稅這樣的公民義務了。其後果就是德國各級政府支出中有25%以上都被這些不勞而獲者佔有，有些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更是高達40%。這嚴重影響了德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投入。

而上層階級為何也不承擔責任呢？伍倫韋伯發現除了文化已經脫離主流社會，缺乏起碼的政治意願以外，國家在稅收政策上的失誤，稅法的漏洞成為了富人逃避責任的溫床。富人的投資收益稅率竟然比個人所得稅還要低，遺產稅是一個大窟窿，避稅行業過分發達，這些導致富人貢獻稅收的比例一路下滑，中產階級上繳的稅收超過了總額的70%。可以說德國的中產者在不知不覺中滋養著兩個龐大的寄生階級。

富人與窮人的幫凶

上層和下層兩邊拉扯，中間獨撐局面的形成有著複雜而長久的社會原因，但是伍倫韋伯認為金融與救助業兩個畸形行業的助推，才是德國問題的關鍵。

此次金融危機中，德國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挽救銀行，保護了上層階級的財產，卻讓中產階級用稅收買單，其中暴露出的金融規則其實只是金融業幫助上層階級佔有財富的一個側面。伍倫韋伯認為自從柯林頓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府在實際操作中基本放棄了對投資性銀行的監管。加之金融交易日益電子化，高速高額交易的頻繁，不僅讓交易監管困難，更使得銀行喪失了幾百年積累的信譽傳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投機機構。在缺乏民主的金融創新中，留下來的只有虛擬的財富和泡沫，對實體經濟毫無助益，當它們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綁架政府和社會，讓中產者獨自承擔危機的損失。而上層階級是金融業的最大主顧，當然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說金融業的問題不是典型的德國問題，那麼救助業的畸形就德國味十足了。這個傳播人道主義的行業在伍倫韋伯筆下已經完全變了形。德國政府簡單地認為錢可以解決一切，大把花錢給救助業，同時又把大部分的救助業務承包給私人公司。由於法律規定救助業不能有盈利，為了拿到更多的錢和隱藏自己的收益，這些公司只能不斷擴展自己的業務，它們的目的就變成了不是消滅救助對象，而是想辦法培育和擴大救助對象。例如，德國的殘疾標準一再降低，就連學習障礙也成為了殘疾類型，而救助者完全不想幫助孩子們學習，他們更希望這些人留下來，一生都成為一個需要救助的人。這樣的救助讓孩子、政府、納稅人都變成受害者，唯有救助公司獲利。更為可怕的是，救助公司通過政治遊說，基本上讓政府放棄對行業的監管，德國各級政府幾乎只需要給錢就完事，很多沒有科學驗證，大而不當的救助機構肆意發展起來，造就了一個200萬人就業龐大的依附行業，蠶食著德國的財力和社會創造力。

可以看出這兩個行業所持有的原則已經完全背離憲政社會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初衷，所以伍倫韋伯認為它們違反了社會的發展規律，這兩個產業支撐的上下層階級實際上變成了反社會的人。拋開德國這個背景，我們可以發現，上述現象在很多國家都存在，貧富差距過大帶來的文化隔閡，階級層級固化，社會流動性減弱，財富資源靠身份來分配等等，已經不是德國特產，伍倫韋伯的觀察也就具有了更寬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