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感恩的心態面對社會

感恩是基督文化的核心,因感恩而嚮往,因感恩而自律,因感恩而成就和諧的社會。感恩在心靈,是形而上的世界,但是感恩卻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間架立了聯繫的橋樑。

本文以感恩為視角看看這一個社會。文章三篇。

壺公評論2013-3-28寫於麒麟山麓

一、以感恩的心態面對社會

新年伊始,與春風一起吹來的是關於「十一五」規劃的討論。有關報道,*總理在十分緊張繁忙的日程中,請社會各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談,徵求意見。2月7日上午,應邀與會的10位代表中有3位基層群眾代表,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河北省藁城市南孟鎮南孟村黨支部書記馮志華。「這是我的主意。」 溫家寶滿面笑容地對大家說:「這次我們開四個座談會,特意邀請了一些來自基層的群眾代表。我覺得聽取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意見,應該讓基層的群眾代表參加,他們最了解實際情況。」室外,寒氣襲人。室內,氣氛活躍,春意盎然。*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坐在他對面的基層群眾代表們。馮志華最後一個發言。他感謝黨中央、國務院出台了一系列支農、惠農的好政策,特別是把做好「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關注農村、支持農業、關心農民正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取消農業稅、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更是深得民心。馮志華站起來,激動地對溫家寶說:「藉此機會,我代表廣大農民兄弟向總理當面表示感謝!」溫家寶誠懇地說:「剛才,農民代表馮志華說到感謝,我聽後心裡感到很不安。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我們應該對人民負責。我們做得對的、幹得好的,那是我們履行職責,應該做的。我們做得不好的、不對的,應該接受人民的監督,修正錯誤,改進工作。」溫家寶說:「。。。我們的報告寫得好不好,應該讓群眾來評判,讓實踐來評判!」溫家寶說:「中南海的大門是面向廣大群眾的。」望著溫家寶離去的背影,48歲的農民代表馮志華興奮地對記者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中南海與溫總理面對面地坐著開了一上午的會。我深切感受到總理對我們廣大農民的關愛,深切感受到溫總理為民的人格魅力。我一定努力帶領全村群眾,扎紮實實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1)什麼是政通人和?五千年間中國人的願景在這裡顯現。在這裡溫家寶絲毫沒有官的架子,他是人民中的負責的一員,他因為聽到了農民的感謝而不安,他以感恩的心態面對社會,只有責任,沒有權力。當責任和權力融合了,官與民也融合了;在這裡馮志華代表廣大農民兄弟向總理當面表示感謝,一個貧窮的共和國的發展需要所有成員的努力,以感恩的心態面對社會,只有奉獻,沒有索取。當奉獻和索取融合了,所有公民的力量擰成了一股繩。

胡、溫體制的確立已經證明中國進入了正常的、合理的建國階段。我們--這個社會的公民們應該以一種坦蕩、平和的心情面對現代中國,面對現代國際社會。一切,為了中國--我們全身心熱愛的祖國。現代中國為建立一個和諧社會而努力。以感恩的心態面對社會,也就是待人寬宏和嚴於自律,這是我們對現代中國公民應該建立的文化的認識。05年之《感動中國》也在傳達這一信息。在這樣的一個晚上,很多中國人都感受了一場感人至深的心靈衝擊:魏青剛——在家鄉他就像泥土一樣的樸實,在城裡他淹沒在喧鬧的人群中,他和千千萬萬離鄉離土的農民兄弟一樣,奔波、忙碌、拉家帶口過著平的日子,可能他和我們擦肩而過的時候,我們都不一定能注意到他,然而就在那一瞬間,他讓所有的人眼前一亮。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為了一個陌生人,他在滔天巨浪中三進三出,危險面前,他根本不需要選擇,因為這瞬間動作源自內心品質。從人群中一躍而出,又悄然回到人群中去,他,是俠之大者。黃伯雲——一位大學生的演講中有這樣一句話:今天我們努力的學英語,是為了將來全世界都努力的學漢語。我們要認識的這位獲獎者,他也許沒有聽到這個語言,但是他用他的行動來詮釋了這個演講詞的內涵,1988年他作為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個在美國讀完碩士、讀完博士之後歸國的留學生,十年後就在他所研究的領域裡走在了世界的前沿,而今走得更遠。這個和世界上最硬材料打交道的人,有著溫潤如玉的性格,淵博寬厚,抱定赤子之心;靜能寒窗苦守,動能點石成金。他是個值得尊敬的長者,艱難困苦,玉汝以成,三萬里回國路,二十年礪劍心,大哉黃伯雲!李春燕——她是一位醫生,雖然她從來沒有機會穿上白大褂,甚至被人在醫生的前面還要加上赤腳這兩個字;她是一名醫生,但是不像很多醫生那樣,不愁自己的衣食,她一個月也許能收入600多塊錢,但是買葯以及買相關的一些東西卻要花出900多塊錢,虧空300多,欠債也就越來越多;她是一名醫生,自然被患者所需要,但是跟其他的醫生比她的患者似乎對她更加需要,這該是一名怎樣的醫生?她是大山裡最後的赤腳醫生,提著籃子在田壟里行醫,一間四壁透風的竹樓,成了天下最溫暖的醫院,一副瘦弱的肩膀,擔負起十里八鄉的健康,她是遷徙的候鳥,她是照亮苗鄉的月亮。(2)等等。太樸實了,鏡頭之下的芸芸眾生;太平凡了,走在他們的面前,你也許還能為自己口袋中多了幾元錢面自豪。魏青剛蔑視生死,因為他認為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他人的生命,值。他以自己的坦蕩感恩於博大的上蒼,上蒼把他的人格變得如此偉大;李春燕在最困難的時候想要離開她的崗位――沒有人有權力責備她的,可是她留下了,因為鄉親們湊錢還她100元的藥費,她感恩於鄉親們對她的眷眷情深;黃伯雲回國了,為了將來全世界都努力的學漢語。他感恩於母親一樣的祖國,如果沒有這樣的一份情感,就沒有許許多多的學有所成的海歸。等等。――那些得到頒獎或沒有得到頒獎的、無數感動中國的「小人物」們,那些懷著感恩的心態面對民眾,面對社會的,只知奉獻而淡於索取的人們。感恩的心態決定於信仰,是對某種理念的崇拜和追隨。而信仰決定於道德或宗教。宗教對於感恩的心態的建立更具穩定性,因為它承認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和適應性,而把終極追求具體化為現實的夢幻。在以反神權為特徵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那些追求真理的思想家們常常無法否定宗教的力量,如伏爾泰等;或者利用神的力量鞭韃反動和鼓吹自由,如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而在實踐中,美國卻以新教為主要的信仰團結和維繫了一個移民的國度,把自己的國家推向輝煌。雖然宗教在中國始終有巨大的影響力,如佛教。但是主導中國信仰的主要的是道德的力量――儒學。道德對於信仰的影響並不穩定,常常受制於政治,實質上受制於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即如近代中國而言,新中國的建立無疑是中華民族一次解放,人民對於解放者的*和毛澤東的感恩強烈地表現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由於執政者的清明和人民大眾的感恩,這一時期雖然貧窮,但是社會的精神卻是富有的。於是,海外留學生放棄優裕的生活回來了,只是為了報效祖國;一群剛剛解放的農民使用簡鄙的武器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全中國人民忍受飢貧卻充滿熱情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試驗。。。。這個時代的人們並不見得明白共產主義是什麼,他們只是以感恩的心追隨他們的領導者,因為他們總是認為毛澤東是正確的。在這一個感恩的時代,即使面對帝國主義歇斯底里的封鎖,社會絲毫不亂,人們緊緊地團結領袖的身邊,隨時準備作出犧牲;毛澤東發出學習雷鋒的號召,這個號召很快得到全民的響應,在中國歷史上,或者在世界史是否還能找到一個如此廣泛和深刻動員?它甚至直到現在仍然影響著社會的行為。雷鋒太平凡了,學習他,重要的原因在於那是毛澤東說的;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們象向日葵一樣朝著太陽,無論文革,無論上山下鄉,在現在的人們看來如此難以置信的事物,當時的人們都以滿腔熱忱的響應中展開。《感動中國》的人物之一名陳健,他以自己的三十七年守護著一個曾經的英雄金訓華。現在的人們置疑陳健的感動,但是如果能夠理解陳健守護的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如果人們能夠明白那個時代的精神在人類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燦爛,如果人們清楚那種精神是我們的現代如此之需要,那麼陳健給人們的感動就具有了非常現實的意義。毛澤東時代的道德和信仰,是建立在對舊思想的批判與否定之上。毛澤東十分清楚他所領導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又一場農民起義,他必須改造留存有頑固的習慣和意識的農民群體。正因此,他討論「興衰周期律」,他一而再地促進對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學習,直到發動文革。而他領導下的人們完全信服他的主張,人們自覺地進行世界觀的改造。這是信仰的力量,也因此鑄就那個時代高尚的精神。 當另一種否定出現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什麼?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經濟建設的良好局面。「實踐檢驗真理」打開人們思想的閘門,但是不能不承認,那些還來不及得到清算的封建思想也踴躍而出。自由主義者來了。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是怪誕的,他們大談個人主義,不斷地伸手向人民索取,可是他們並不知道自由主義的基礎是個人的自律,沒有良好的個人素養也就感受不到任何自由和民主,不思感恩不自由;保守主義者來了。一個自命為儒學扛鼎的先生在評論現代社會的民主信念時這樣說到:(若實行民主甄選制)一個孔子頂一萬票;他甚至不肯使用現代語言。他對民眾的蔑視讓現代社會無法容忍,他或者認為他有權力接受人民的感恩;索取派來了。他們開始名為「39歲危機」(提拔的年齡界限)、「59歲危機」(退休的年齡),或謂之索取危機。終於社會滿足了他們,「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中的一個人物就十分興奮地表達了這種滿足,他說:「國資委給我多少,我都不嫌少。」他說:「借今晚的媒體給在座的嘉賓披露一個信息,我們國有企業在年薪上的最大突破,國資對我在2004年的年薪制已經兌現了,我很滿意。」(3)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一定忘記了他當年的誓言,他一定認為《感動中國》中人物的作為和他的貢獻相比,實在不算什麼。財富的滿足常常是精神的失落,他毫無感恩的心態;無恥派也來了。他們在他們的論壇上,或在其他種種公開場合毫無廉恥地大談「弱勢群體」、「40-50」、「下崗」、「欠薪」。殺人放火或謀財害命居然也成為理論。當然這此理論和感恩的心態南轅北轍。貪贓公行,欺詐布市。社會道德面臨淪喪,在這樣的氛圍中每一個人都將難以自保,無論窮人或是富人,無論權勢團伙或是弱勢群體。俱往矣!胡錦濤、溫家寶三年的執政給人們全新的印象,社會主義回來了,毛澤東時代回來了――胡錦濤、*就成長於毛澤東時代。筆者在這裡談論感恩的心態,其實並不想批判誰,也不想頌揚誰,僅僅是一種對社會的期待。蒼天在上,列祖列宗,護佑中華。壺公評論06-02--------------------關於「弱勢群體」一節的表述。這個文章是撰寫《感受啟蒙》中產生的一個感想。是從美國、法國、俄羅斯的社會發展中如何平和社會矛盾,得到的啟發。事實上,這是後現代派的一個觀點。後現代派主要出現在西歐,是在啟蒙之後否定上帝而推崇哲學--理性思考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的反思。這個反思在中國同樣出現,即經濟的發展為什麼導致社會道德的淪落。我們又如何重塑我們的道德。這個帖子表達的是墨子的兼愛說,而關於「弱勢群體」一節的表述也是在我的《墨子情懷》中對貪官污吏及其邦閑的譴責。帖子的觀點本來想在《上帝和科學》中表述,因為也受到美國宗教和雨果人道主義的影響。但是看到了關於*的親民的報道很感動,就把材料和觀點融合後發表。有些人可能以為我在指責「弱勢群體」,是誤解。因為我喜歡語言的簡練,有時讓人誤解,我會作出解釋,謝謝你的提醒。

二、壺公評論:感恩與泛神論淺議

很有意思的是,經常會遇上這樣的質疑,諸如「封建是什麼?」、「什麼是科學?」、「人民是什麼?」等等。有些人以為,我們碰上了信念動搖的一代,完全不同於接受信念灌輸的上一代人了。這也許正是社會的進步,有誰能夠證明社會應該按照某人的意志或是特定的觀念發展呢?

以西方的觀點看,能夠影響所有人的只能是上帝。上帝站得又高又遠,誰也看不到。可是上帝又無處不在,也許正在聽取你的祈禱,那怕你是一個稚嫩的小女孩。上帝以他的公正、寬宏和仁慈贏得所有人們的尊重。可惜的是人世間沒有這樣的人,在中國也是一樣。

我家裡擺著一個觀音,妻每天都要給她上香。有一個上門化縁的尼姑看到了,就說你家裡有什麼事,必須跟她到她的廟裡燒燒香。我知道她無非是騙點錢――這種假尼姑太多了,也就直截了當地告訴她,我們不信佛。我們信的是自己心中的佛――以自己的善良去求得家人的平安――中國的多數人都是這樣想的。

很有意思的是,上網看到了一些人在爭論關於儒學和儒教的事情。前者是把儒學作為一種學問,後者則希望把儒學轉化為一種信仰,以規範我們這個充滿迷茫的社會。筆者研究歷史,知道中國史上決定人們價值取向的是儒家文化――這裡不稱儒學或儒教,是因為儒家文化是「學」而兼「教」的。孔子主張祭如神在,是很得中國的各階層的贊成的,其實就是現代的泛神論。事實上,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水平遠遠高於西方古代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關於對神的信仰也可以證明。

於是發了一個復帖,草草寫來,自然邏輯鬆散,不過也是表達了筆者一直持有的泛神論的觀點。記述如下:

-----我看陳明類的問題。引文:

即用見體與儒學宗教化----請陳明博士回答問題。「秘書長陳明博士對儒教問題的歷史和現狀作了回顧分析,認為所謂的儒教之爭作為一個知識論問題,它首先需要對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獨特性給予足夠的重視;作為一個價值和意義的問題,則必須意識到其本質上乃是一個對當代文化結構如何設計建構的「存在性問題」。換言之,最重要的並不是它過去曾經是什麼樣子,而是今天它應該是什麼樣子;這就要求我們從時代對文化的功能需求出發對這一傳統進行積極的發展和建構。」――――――

陳明博士的兩個問題:1、 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獨特性給予足夠的重視。2、對當代文化結構如何設計建構的「存在性問題」。

筆者以為,兩個問題的提出極具挑戰性,也極具現實性。 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獨特性在於儒學獨尊的影響。黃玉順教授注意到,在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上,曾發生過一次極其重大的事件,即天、地隔絕,人、神分離,謂之「絕地天通」。

《尚書孔氏傳》記:「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 這就是說,「絕地天通」的關鍵在於:天地相分,人神不擾。這是一種有序化、制度化。「絕地天通」乃是堯舜的偉大業績,人心得以矯正,禮製得以確立。 筆者以為,「絕地天通」是中國的政教分離。以此理解,為什麼其後的中國體制基本上不是政教一體。也就可以理解,中國為什麼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能夠保持一個穩定的體制和一定程度的社會繁榮,中華文明也因此成為人類社會唯一的生生不息的文明。當然,這種說法是以人類其他的三大文明為參照的。儒學獨尊並非出自漢武,實在隋唐。即在科舉考試,特別是元、明、清三代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和準繩。當然,其利弊也是很明顯的。科舉考試是能夠實現最為公正的用人形式,以此建立的文官制度對於社會是相當有效的。但是宋後的思想禁錮和對儒學的閹割則把知識者引入純學術性質的探討,而放棄了對社會的關注,也放棄了對大自然的關愛――對科學的研究。前者再度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更加密切的政教合一;後者則迫使中國生產力的發展落後於西方。所以驅逐了韃虜的中國人再次提出了政教分離的問題。不過,這一次的政教分離不等同於以前或他國,打倒孔家店引發了「教」的缺損,它即是信仰的危機,也是道德的危機。

從歷史的角度看,「五四」以後的中國,「教」已經不存在了。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思想方式,但是其理論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其不能成為「教」,也就失去了作為一種精神,一種道德超脫於社會政治成為一種純粹信仰的可能。但是,政教問題其實一直在困擾著我們。辯證唯物主義以客觀世界為第一性,可是也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文革後,一些理論者批判四人幫的形而上學等等。其實四人幫的一套完全是唯心主義,其特點是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正如其核心人物張春橋所言,社會主義就是強調人的思想改造。所以才有政治挂帥,沒完沒了的、強迫性的政治學習,而且開始了造神運動――建立毛教。宗教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類社會無非面對的只有兩個基本問題:人與自然的關係;社會中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實際上,這是兩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人類在不斷解答問題的同時,也不斷地向前展望。展望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宗教。宗教的展望又反回對現世的約束,這就是道德。西方文明現在又開始一輪新的展望,這就是近年的康德熱。這也是西方的精神文明問題。其原因是物質文明的發達已經超越原有精神文明的框架。對於西方來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兩股路上跑的車。科學上的形而上學和道德上的上帝在一般情況下並不互相干擾 。美國是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一個宗教型的國家,美國的總統經常都會念叨一聲「上帝保佑」。但是,這一點,在中國做不到。大家都看到這一點難以做到。於是有人希望找一個我們的「上帝」――我們的道德力量,也就是對「教」的補損,於是有了陳明類問題的提出。

其實西方文明是二元模式,上帝主管公正和道德,雖然沒有現實的條例以約束人群,但是信仰的力量則無處不在,滲透所有。上帝存在的意義還體現在對科學的寬容和激勵,所以科學並不能否定上帝,反而與上帝和諧共榮。如果科學走向異端,上帝則以他的平和進行干預。世界上的種種事情都是在矛盾中存在的,宗教和科學的互動構成了現代西方社會的繁榮。

而中國社會則在人治的氛圍中,不僅僅失去了科學的發展和因之產生的推動力,而且深陷於封建緊錮的沼澤中。當然,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中國的失敗並不是自身文明的缺陷,而是韃靼文化的強盜式的干擾――只有這樣的看待阻斷和破壞,才可以更清楚地明白文明發展的自然屬性。也就能夠明白現代中國文化重塑的方向。

三、普世價值與我們

在不知不覺中,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後,世界的經濟重心已經實實在在地向地球的東方轉移。

當中美經濟變得如此緊密;

當澳大利亞意識到不可逆轉的態勢而把立足點置於與中國的合作;

當日本具有了消除中日間難以消解的隱患的願望;

當台灣與大陸的矛盾納入一個中國的框架。。。

我們看到一個充滿生命力而如同旭日東升之蓬勃的新經濟圈的形成。

太平洋經濟圈――這一個經濟圈形成的意義如此之重大,是因為它即將取代原有的、世界性的大西洋經濟圈。

不僅僅意味著在太平洋此岸出現荷蘭鹿特丹一樣的超巨型的港口;

不僅僅意味著中國大陸出現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等等發達的經濟區域。

更重要的是,人類社會將揚棄功利主義的普世價值而建立起道德主義的普世價值。這就意味著殖民、掠奪、剝削和戰爭將離開我們而去,人類將回復原初時代的純樸,同時進入未來時代的理性。

筆者感觸於汶川地震揭示出多樣的人性,感觸於一種良性的政治對於災變的態度,在這一時期思考至善文化。除了《災變與文化》一文,並且收錄了一些讀書偶得。實在只是一種心情,是記錄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的現實感受。

筆者注意到汶川地震揭示出來的中國人的人性,它是如此純粹,如此燦爛,如此令人感動,與中國人傳統文化如此一致。它所發生的魅力使人類絕大多數的文化思考者認同,人類因此驚愕、因此感動、因此感到人類命運美好的指向。有人說是中國承認了人類的普世價值,不對,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在這裡有一個深層次的揭示與升華。

這一個深層次的揭示與升華,不僅僅讓人類社會驚訝,甚至讓國人驚訝。因為這一個偉大的文化被掩埋太久了,它的上一個起訖點甚至可以推演至1556年(嘉靖三十四年)發生於陝西華州的地震。

如果我們從外部的角度來觀察這一過程,文明的嬗變是如此清楚:

明朝,一個農民政權所實現的優良政治以及它在後期的轉變;

清朝,一個野蠻政權所建立的無恥政治以及它受到全人類的蔑視。

不同時期,西方的進步人士如何看中國:

在中國明朝,有大量的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他們在這裡看到一個哲學家治理的國度――正是如此,明朝是以程朱理學為思想基礎,以理學家們治國,站立在政權核心的皇帝們,也把理學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導。西方的人們驚呼這是柏拉圖式的理想國,儘管我們知道這一時期存在一些致命的問題,但是從整體上而言,西方人的評論是正確的。

但是,這個認識卻在不久之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嚴格地說,伏爾泰與孟德斯鳩是同一代人,但是他們卻產生了兩代人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因為他們受到不同的影響。伏爾泰對中國的認識是以明代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的文章為依據的;而孟德斯鳩剛好認識了中國留學生黃加略,孟德斯鳩與黃加略的接觸僅僅只是為他的《論法的精神》尋找更多的樣本,但是在黃加略的敘述中他看到了一個野蠻、無恥而極其專制的政權――滿清――這是一個受到全人類詛咒的政權,於是孟德斯鳩在他的書中專門提到了東方君主們的專制政體。

伏爾泰的觀點雖然主導了西方的思維,但是很快就隕滅了;孟德斯鳩的觀點卻影響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這個轉變發生在1793年之後的數年中,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記錄了這一過程。

1989年5月,法國作家、在第五共和國三任總統期間擔任過七任部長的法蘭西科學院院士阿蘭-佩雷菲特出版了《停滯的帝國》。這個對中、西方的交流充滿渴望的政治家,描述了受到18世紀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深刻影響,對中華文明懷抱仰慕的英國馬戛爾尼勛爵使團在1793年7月出使中國的遭遇。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人迅速地對一個極其黑暗的政權作出準確的判斷,這一個判斷決定了鴉片戰爭的發生,決定了滿清帝國的崩潰,也造成中華民族更為深重的苦難。

近代中國人一般把這一演變過程歸罪於西方,或者輕描淡寫地認為「落後就要挨打。」這種認識實在太膚淺了,至少說明這些學者並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本質――事實上這是現代中國學術界的普遍現象。

對中國的認識,與馬戛爾尼勛爵式轉變在方向上相反的是大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上世紀初頁,也就是在9-18事件之前中國政府祈求國聯阻止日本侵華的時候,湯因比來到中國的東北,他看到的景象令其極度悲觀,認為這是一個僵化、垂亡的文化,雖然他沒有記錄是否聽到了「二人轉」,但是當我們欣賞了趙本山的「二人轉」的時候,完全明白湯因比說的是真心話。而湯因比改變中國的看法則在他的晚年,這個時候已經是毛澤東時代了,這個時候湯因比對中國的了解也已經不是局限於中國的東北,並且不再認為中國是一個佛教之國了。

不過,去世於1999年的佩雷菲特並沒有如同湯因比,在他的書中更正他對中國的滿清印象記。應該說,在2008年3月14日之後的一些日子裡,一些西方人仍然是以滿清印象記看待中國的。除了習慣性的意識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上一世紀末中國出現了滿清文化與新自由經濟學結合,並且為中國社會造成的大量的矛盾。西方人在這樣的一些時期從中國得到了許多好處,但是對於那些蔑視民生的行為也表現出一種難以遏制的蔑視。

醒人的是,從3-14到5-12,不到二個月時間,西方的絕大多數人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湯因比式的改變。相信,如果佩雷菲特能夠在世,應該對這種改變歡欣鼓舞。這樣巨大的轉變發生了,這是汶川地震中四川人揭示的中國人的人性引發的。它徹底改變了中國人自私、貪婪、專制的形象;它確實證明了普世價值的存在――是中華文明,是中國人內在的人性。筆者對這一次轉變的長久性充滿期待,中華文明確實不是產生於東北的某一個小山溝――它是強盜理論和奴才文化的綜合物,中華文明確實是五千年間頑強存在和演變著的中華民族的至善文化。

現代中國社會理論上的主要矛盾是中華文化與滿清文化的對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對立。這些矛盾集中體現於:

是建設以人為本、共同致富的公民社會;

還是建立以官為本、官商暴富的官僚社會。

顯然,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向。

讓我們好好珍惜,汶川地震昭顯的人性揭示了的中國人的普世價值。

讓這一個普世價值奠定我們的和諧社會;

讓這一個普世價值奠定太平洋經濟圈;

讓這一個普世價值奠定奠定人類新的文明。

人類能夠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壺公評論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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