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經濟學人的三種類型

　　 國民黨退台之初，面臨經濟上的嚴重危機，遂嚴禁買賣金鈔、套匯和地下錢莊，違者除沒收財物，並將以「妨害國家總動員」為由進行軍法審判。為了鼓勵舉報、偵辦這類案件，「法令」規定舉報人和偵辦單位分別可獲30%和35%的高額獎金。暴利之下，一些公職人員竟經常假冒買賣人向公眾私下兜售金銀外匯，待其上鉤再公開身份，將對方金融財產沒收。更有甚者，有的機關竟然有計劃大規模地釣魚執法。1951年初夏，就發生「保安司令部」指使人高利借貸，然後在交易時出面將其法辦的情事。這種執法機關公然誘民入罪、強取民財的行徑，在當時的高壓統治下，人們敢怒不敢言。惟有《自由中國》半月刊刊發社論予以揭露和針砭。一篇題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發表後，立即在台灣引起廣泛社會反響，保安司令部派人到《自由中國》社去要逮捕編輯，而民眾則歡呼不已。遠在美國的胡適對這篇文章也十分佩服，認為有事實有膽氣，「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以鐵肩擔道義的精神撰寫這篇社論的，是一位儒雅謙和的經濟學人——夏道平。

　　 一

　　 夏道平（1906-1995）湖北 大冶人，幼年就讀家塾，塾師杜星福為清代大儒張裕釗再傳弟子，得以循正軌而接近國學門徑。數年後，在杜師鼓勵下投考武昌新制學校，經中學、大學預科、本科，而於1935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學系，後留校任教。抗戰時期任職軍政機關，在擔負國民參政會經濟建設策進會研究室主任期間，感受到經濟管制的流弊。1949年到台灣，參與創辦《自由中國》，並與殷海光諸人一起擔任主筆，為這個自由知識分子的言論舞台提供了大量時政論述。後相繼擔任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銘傳大學教授，晚年並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編輯《經濟前瞻》季刊，主張自由經濟，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在此期間除孜孜作育英才、發表論文之外，傾其全力譯述經濟自由主義，尤其是奧地利學派諸大師的經典之作，如海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米塞斯《經濟學的最後基礎》、《人的行為》，洛卜克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等。其在報刊發表的論文，生前曾輯為《夏道平文存》三冊，由台北遠流圖書公司出版。

　　 夏道平經濟思想的主軸是自由經濟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所體現的也是這種思想基調，這在20世紀大部分時期普遍同情計劃經濟的中國思想界，應有其重要的地位。不過，特別值得欣賞的，倒不是夏道平的經濟思想本身，而是他作為經濟學人對社會使命的擔當。夏道平明知自己的發言「或許會激起某些人士的不滿與憤怒」，仍決定「無所懼的言其欲言」，這種大勇，來自於經濟學者的「職業」良知。這篇有事實有膽氣的文章果然招致一場大風波——直至最高行政部門首長陳誠出面才得以平息。之後，夏道平並沒有知難而退。1955年9月有讀者來信披露，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某經濟科長私設公堂，以威脅恐嚇方式強迫台灣毛絨廠經理孫元錦承認己廠資本中包括「逆產」（遷台前有合伙人後來留在了大陸，按照條例，這一部分資產可以沒收，經辦人可以提取高額獎金），致使孫元錦服毒自殺。夏道平再次為《自由中國》執筆社論《從孫元錦之死想到的幾個問題》，批評當局沒收「逆產」政策有傷台灣經濟，批評治安機關職權超越法定範圍，批評辦案獎金制度令百姓遭殃，要求當局分別予以改正。

　　 經濟學人應該具有人文關懷，具有公共使命，這是夏道平一生都堅持不懈的看法。

　　 二

　　 夏道平自己很少自命為經 濟學家，但在評述眾多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文字里，多次針對「經濟學家」的涵義和類型提出討論，例如，在一篇介紹一個國際經濟學會的文章中，他說：「就當今中外的經濟學界來講，凡是在報刊上談論經濟問題的作者，一般人統統視之為經濟學家。他們所談的是同一類問題，所用的是些相同的術語。可是一般人不會辨識他們當中有的是經濟工程師，有的是特定經濟利益的發言人。」這就點出一般被稱做「經濟學家」的那一群人中，除了真正的經濟學家，還有經濟工程師，和特定經濟利益的發言人。雖然他們所談的是同一類問題，所用的是些相同的術語，但其實經濟學人的三種類型，有境界之別，不可混同。對於這三種角色的明確劃分，另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的思路》的文章，有更清楚的說明，文曰：

　　 「通常統統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實應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作一分類。我在以前寫的文章中曾用過奧地利學派所常用『經濟工程師』這個名詞，從一般人所稱的經濟學家當中分出『工程師』這一類。我在這裡，還想再分出一類，那就是『特定經濟利益的發言人』。於是在通常所謂的『經濟學家』當中，實質上就有了三類：（1）真正的經濟學家，（2）經濟工程師，（3）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他們雖分屬三類，但同樣都在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在談經濟問題，也就很自然地把他們都叫作經濟學家。因此，在這些所謂經濟學家當中，有的是魚目混珠而被捧，有的是背黑鍋而被罵。青紅皂白不分，褒貶毀譽也就混亂了。」

　　 那麼，它們之間究有何別？夏道平分別描述了三種類型的基本特徵：經濟工程師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做的專業人士；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是運用經濟學說，表面發表富國利民的宏論，實際只為自己或僱主或特定利益集團說話造勢，爭取更大利益空間的辯護者；而真正的經濟學家，則是從人性出發，站在「人的行為」的高度，為整個人類謀取福利的思想家。

　　 在夏道平看來，真正的經濟學家所談的經濟學，是人的行為學之一部分。這個「人」，與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除了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人並非生而自由的，其慾望的滿足要受到外在的種種限制，不得不有所選擇；但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基於這種人性，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人類漸漸有了爭取個人自由而不妨害別人自由的自覺，在自覺的互動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這種互動，一方面是人數日眾的，一方面又是各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其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的。雖為個人性的分散行為，卻有如「無形之手」（亞當斯密）和「自發的社會秩序」（海耶克），連接著社會整體。公共權力作為「必要之惡」而存在，雖然發揮著「有形之手」和「法制的社會秩序」的功能，但有形之手只能為「無形之手」去礙，不應牽制或阻礙它的運作；法制的社會秩序只能利於而不應干擾或攪亂「自發的社會秩序」。這就產生自由市場與政府管理之間的關係問題。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因時因地地分析這種關係，把握這種關係，提供處理這種關係的最佳之道。其中尤其需要努力的，是要在生理結構大致相同而慾望偏好千差百異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行為互動中去探索經濟法則，經濟法則是從人性中普遍具有的原動力經由每一個平凡人日常生活之互動調適而呈現出來的。經濟學家的終生志業，就是不斷地去探究有遠大潛力的經濟法則，同時把已經發現的經濟法則不厭其煩地講給大眾認知。

　　 三

　　 夏道平認為經濟工程師則 無視於、至少是輕視了公共經濟事務是千千萬萬的行為人形形種種的主觀意志的表象，它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公共經濟事務。各個人的主觀意志，究不同於既定的、客觀存在的、可以規格化的物料，而經濟工程師卻將其誤視為這樣的一些無生命、無意志的物料，並著力預先做成一個模型。他們的工作表面上看很專業，卻往往缺少一種道德人文精神。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在這一點上，倒是沒有經濟工程師那樣死板，但他們卻陷入了另一個道德的泥濘中，「如果這類人赤裸裸地講出他們所爭取的是什麼，那當然是光明磊落，無可非議，但是，他們卻每每把內心的真正企圖偽裝在富國利民的宏論中，藉以在輿論界造勢！」

　　 夏道平指出，工程師和發言人，都念過一些經濟學課本，也都會知道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一部名著《原富》，但是他們不見得知道或重視他的另一部巨作《道德情操論》。因此，他們不會懂得在經濟學家的理論體系中應有道德所佔的地位。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功用，不必輕視他們，但決不可將他們混同為經濟學家。根據這種界定原則，夏道平甚至認為，即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來講，也不全部是真正經濟學家，有的只可說是頂尖級的經濟工程師（當然，他相信諾貝爾獎不會下流到頒給「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夏道平還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見解：經濟學家不可成為學、官兩棲動物，否則就不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一旦進到官場，他就必然喪失自主性，而變成遵照上司意旨的經濟工程師或發言人。夏道平堅持認為，經濟學家應該嚴守本分，保持境界，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一部分而存在。

　　 近年來，中國大陸關於「經濟學家」問題爆發不少爭議，其中有涉及經濟學家專業水準的，有涉及經濟學家道德情操的。夏道平先生的三分法及其對「真正經濟學家」境界的堅持，實在值得今人咀嚼。也許，它提供了一種警示，提醒日益偏重技術層面的經濟學人不忘對於人文層面的關懷；提醒日益「有機化」的經濟學者群不忘對於公共性和良知的信念。這種堅持，也是一種人文的道德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