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鳳海：自由的歧路──「蘇聯哲學」的歷史命運及啟示———愛思想：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郭鳳海：自由的歧路──「蘇聯哲學」的歷史命運及啟示進入專題：自由蘇聯哲學斯大林馬克思主義● 郭鳳海摘要：揭示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人的活動的自覺能動性，指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哲學的本質和最高理想。然而，從恩格斯到列寧，哲學上的「自然哲學」傾向，使列寧在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上與馬克思存在差異，並對日後蘇聯哲學的面貌產生了深遠影響。斯大林以政治權力和特定的哲學模式強勢介入哲學領域，造成蘇聯哲學向否定自由從而否定自身演變的必然邏輯。蘇聯「解凍」時期領導人和哲學界挽救蘇聯哲學的努力，並未使其從舊框架中「突圍」出來。而蘇聯哲學長期充任當政者「強迫自由」的政治工具，最終導致其曲終人散的歷史命運，為後人看待哲學與自由的關係留下了深刻教訓。關鍵詞：自由 蘇聯哲學 斯大林哲學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哲學是關於自由的智慧。20世紀初，俄國人以革命行動造成了從俄國向「新俄國—蘇聯」的轉變，因為他們由衷地相信，馬克思主義能引領他們走上自由和解放的真正道路。然而，20世紀末，在同一塊土地上，卻發生了蘇聯向俄國的反轉。隨著蘇聯解體，那種掛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下簡稱「蘇聯哲學」)也被人民毫不吝惜地拋棄。蘇聯哲學與蘇聯同樣的歷史命運，不能不令人反思，它在蘇聯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進程中究竟擔當了什麼角色？起了什麼作用？探討這一問題，對於我們深刻認識哲學與自由的關係，以及哲學在何種歷史情境下才能發揮啟迪智慧、引領自由的作用，具有耐人尋味的啟示意義。一、馬克思身後：「爭取自由」的思想變異探討蘇聯哲學的歷史命運，必然要追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相關哲學思想。這是索解蘇聯哲學產生、確立、定型真實過程及其歷史影響的重要思想史前提。眾所周知，馬克思並非先研究自然，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再研究人類社會，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實際上，其哲學的重心始終落在歷史領域。因為，在他看來，徹底的唯物主義不應該脫離歷史，不存在從一般唯物主義通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橋樑。所以，其哲學始終以人類歷史性實踐為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當然貫穿著辯證法，但卻經過了「歷史、歷史性實踐」的中介，因而不是一般唯物主義，也不是一般辯證法，更不是「辯證加唯物」的「主義」向歷史領域的「推廣」。正是在這樣的視野下，馬克思試圖揭示人的歷史本質、歷史價值，闡明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人活動的自覺能動性，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及人類解放的道路。對於馬克思的理想來說，抽掉了自由就等於抽掉了靈魂。因此，儘管他在哲學建構中，把理想社會的物質生產保留為必然性的領域，但是，這種必然性的領域所支撐的人類生活，仍然是自由的天地。遺憾的是，上述思想並未得到充分展開，馬克思「卸下經濟學的重擔」後寫一本哲學書的想法[1](P32)始終未能實現。作為馬克思理論事業的主要夥伴，恩格斯是馬克思哲學最權威的闡發者。雖然他和馬克思政治觀點高度一致，但在哲學上卻存在很大區別。馬克思顛倒黑格爾哲學，主要源於後者把現實的人幻化為「自我意識」、把人在現實世界中的能動活動幻化為「絕對理念」運動。與黑格爾相反，馬克思把奠基於歷史性實踐的「現實的人」，以及人活動於其中的現實世界作為哲學的真正對象。但是，恩格斯卻從「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出發，把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歸結為主張「物質第一性」的唯物主義與主張「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義的關係。這樣，所謂顛倒，無非是把「絕對理念」置換為「物質」罷了。馬克思的總體概念是歷史性實踐，恩格斯的總體概念是由自然、社會和思維構成的整體，他要探尋「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2](P484)在馬克思看來，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具有同一個基礎，即人類實踐史。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則從物質世界三大領域抽象出永恆運動和普遍聯繫。如此，歷史性實踐失去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核心地位，成了認識論中的局部問題。自由只是對必然的認識和改造，隱去了馬克思關於人類自由和解放的本來意蘊。雖然1886年發表的《費爾巴哈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顧准先生注意到，該著作實際上放棄了《反杜林論》帶有黑格爾神秘主義痕迹的「思維至上性」。[3](P411))，但是，恩格斯明顯的自然哲學傾向，則對日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面貌產生了深遠影響。歷史表明，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達到了同時代的先進水平，但不論是在文獻上還是在基本觀念上，他都依託於恩格斯、梅林和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既有工作並由此前進。這就決定了他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對唯物主義的闡述是恩格斯式的。此後的《哲學筆記》雖然表現出趨向馬克思的某些變化，例如，不再像《唯批》那樣，把「主客體統一」指認為經驗批判主義的特徵而加以批判，反而肯定「主體和客體的一致」屬於馬克思主義觀點。[4](P243)但從總體思路上看，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用他自己的話說，依據的仍然是「恩格斯的說法」。[5](P104)思路上沿襲恩格斯，使列寧在許多重要觀點與馬克思存在明顯差異。一是哲學「推廣」論。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明確肯定物質先在性，回答了恩格斯提出的哲學基本問題，呈現了《反杜林論》的唯物主義原理：世界物質統一性、物質運動及其形式、意識對物質的依賴、辯證規律及其在宇宙各領域的貫徹、唯物論在歷史理論中的貫徹……。他要求「把唯物主義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6](P311)這種「推廣論」成為關於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關係的經典解釋，成為斯大林哲學的直接起源。只是，斯大林對此說得更明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7](P424)由此，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初始性和獨立性看不見了。二是思想「灌輸」論。馬克思始終立足於社會演進與工人階級整體覺悟提高的互動，指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將促進工人階級對它的批判意識，隨著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社會主義自覺意識也將高度成熟，那時革命將是水到渠成，發展趨勢將推動「自由人聯合體」出現。他儘管很強調理論和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但直到晚年仍堅持革命只能由人民自己推動，政黨不能人為地「製造」革命。與此不同，列寧總是圍繞其策略主張強調富有自覺性的主觀意識和組織力量的歷史創造力。他認為，工人運動本身不會產生社會主義意識而只能形成工聯主義意識，社會主義意識只能由其握有者從外面灌輸給工人，握有「自覺意識」的革命家在革命中起著高於「階級群眾」的主導作用。「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8](P406)三是革命「轉變」論。馬克思考察社會主義革命，完全以他對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分析為基礎。他認為，社會主義不是設計出來的理想，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即使由於各種因素作用，理想在社會條件成熟前得以產生，也無法改變歷史客觀進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9](P418)這是深邃遠大的歷史眼光。而列寧，則從上述「灌輸」論和「革命家組織」論合乎邏輯地推出革命「轉變」論。它意味著，有了「自覺意識」，革命家組織就能改變歷史發展一般進程，代替資產階級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再把這一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自覺性使歷史進程縮短。亦即，當「自覺意識」出現後，先前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現在變成了「自覺意識」追求理想的鋪墊。一句話，「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10](P228)沿此邏輯，社會主義不僅能首先在俄國取勝，而且還能實現跳躍(階段)式的發展。[11]但是，上述觀點差異，並沒有妨礙列寧對馬克思哲學的進一步思考。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對自己及黨內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現狀很不滿意，為此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研究，但並沒有為學者們提供某種必須遵從的「研究原則」，而是保持了令人尊敬的沉默。他說：「忽視高深知識的問題，只會便於騙子手、蠱惑宣傳者和反動派愚弄那些只學過字母的人。」[12](P424)但是，革命的勝利，就像搬道工雖把飛馳的列車轉上了新軌道，而歷史慣性依然存在，舊官僚被打倒，新統治者身上又顯現出舊統治者的影子。新政權並未像馬克思當年設想的，「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13](P435—436頁)也未如列寧所希望的，讓人民真正過上民主生活，通過自己的代表管理國家事務、維護自身利益。列寧思想被迅速教條化。列寧說過，無產階級民主(專政)不應「以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為滿足」，[14](P617)於是，1918年1月6日開幕僅一天的立憲議會即被解散。毋庸諱言，超越議會制民主，確實是無產階級民主的題中之義。問題是，當時蘇維埃制度能不能實現對議會制民主的內在超越？儘管考茨基從反面立場警告：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15](P125)列寧後來也認識到這個痛苦的真理，指出若不改革，我們就會在社會主義基礎尚未建立以前滅亡。但是，歷史已經不可遏止地走上了一條歧路，權力集中成了一個基本方向。二、世界觀聖化：「強迫自由」的政治工具這裡的「蘇聯哲學」，主要指列寧身後的蘇聯時期在國家生活中佔主導地位的官方哲學。如前，列寧哲學雖然在俄國革命中發揮了很大指導作用，但與恩格斯哲學一樣，帶有明顯的自然哲學傾向，而蘇聯哲學就是在這種理論前提下開始體系建構並定型的。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等於「馬克思哲學」)的特殊形態，其產生和形成經歷了曲折複雜的過程，蘇聯政權為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換句話說，它不僅是靠理論本身，而主要是「靠政權」確立起來的，其地位也「靠政權」來維護。這種「先天不足」在得不到「後天」的補救和改正的情況下，為它後來朝否定方向演變留下了隱患。1924年列寧逝世。斯大林以列寧思想與路線繼承者的身份成為黨的領袖。他在與第二國際理論家和本國黨內一批老資格革命家的論戰中，高揚「列寧主義」旗幟，聲稱衡量一種學說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關鍵看其方法能否催生成功的革命。十月革命勝利了，所以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16](P192-199)這種邏輯顯然存在問題，因為具體革命的成功並不能證明指導它的「主義」一定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這無疑是睿智的，它將人們的注意力從馬克思主義正統性問題巧妙地引向革命實踐問題，藉以鞏固自己領導權的合法性。其實，斯大林所謂「列寧主義」，不過是以其政治實用主義方式對列寧思想的選擇性詮釋，本質上是斯大林的「主義」。他迴避列寧關於理論與實踐辯證互動的觀點，突出理論對實踐的依從關係，弱化甚至取消理論的獨立性，使之成為政治的附庸；在哲學上主張根據蘇聯經驗和「列寧觀點」(主要是《唯批》)來理解、評價馬克思主義哲學，並默認阿多拉茨基等人依據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切割、重新編排甚至篡改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混淆哲學的黨性原則與政治的黨性原則，把後者絕對化，主張哲學黨性原則本質上只是後者的特殊表現，對持不同意見者完全否定，甚至一棍子打死，把曾得到列寧支持熱衷於純哲學研究的梁贊諾夫送進勞改營。[17]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就哲學戰線形勢與哲學和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黨支部委員會的談話，號召人們向思想對立派「開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問題是進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沒有進攻過的地方進攻。」[18]他開了黨的領導人政治干預理論爭論的先河，是蘇聯哲學徹底政治化的重要標誌，造成了難以消除的後遺症。正常的學術探討從此停止，許多哲學家、經濟學家、語言學家和自然科學家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遭到鎮壓。[19]1931年1月，蘇共通過「聯共(布)中央關於《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的決議」，以黨的名義對當時佔據蘇聯哲學界主導地位的德波林學派進行了清算。這場清算，標誌著「列寧(即斯大林)主義」的徹底勝利，蘇聯哲學從此進入斯大林哲學模式一統天下的時代。在這種背景下，蘇聯於20世紀30年代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作為斯大林「12月9日談話」的在場者，米丁主持編寫了代表官方觀點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由此，「兩個主義」合為一體，在蘇聯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義語，後來斯大林的「經典之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便基於米丁教材之上。實際上，米丁教科書與德波林派哲學在學理上並無二質，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後者的變形。[20](P205-219)但關鍵問題在於，兩者的研究模式很大差別：德波林派研究「脫離政治」、「脫離實踐」，所以是「形式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而米丁則將斯大林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張系統化並提升為特定的研究模式：意識形態先行，哲學為政治服務。具體講，即先有某種理論，再按理論制定方案，如「集體農莊」藍圖，然後進行思想發動，組織人民向計劃的藍圖邁進。這裡，意識形態走在一切社會變革之先，全部實踐依計划進行。不允許一切有悖於此的做法，無所謂自由可言。或者套用盧梭的話：若有人不服從「代表自由」的「公意」(集體精神、最高理念等)，那就有理由強迫他接受這種「自由」！[21](P29)資本主義是「生長」出來的，社會主義是「創造」出來的，「客觀規律」是不能違背的，「願意的跟著走，不願意的拖著走」，斯大林和黨的一切行為都天然合理。進一步講，米丁教科書包含三個原則：一是有成功實踐基礎的蘇聯黨天然擁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統地位；二是「列寧(斯大林)哲學」確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正繼承並代表其最高水平；三是革命理論形成發展是由一些傑出的政治(和精神)領袖獨自完成的，斯大林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作出真正貢獻的第四個政治(和精神)領袖。這三條原則將「列寧(斯大林)哲學」非歷史地設定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目的，不僅顛倒了歷史與現實、源與流的關係，而且有意識地製造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這種邏輯是蘇聯哲學研究陷入停滯和衰退的根本原因。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這無疑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唯其如此，不僅是因為它為後人提供了多少真理或謬誤，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所確立的思想模式從根本上影響了此後50多年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歷史的認識與理解。該書第四章第二節即「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唯物辯證法有如下基本特徵：一是自然界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繫的普遍整體；二是自然界是運動發展變化的；三是事物發展是量變到質變，是前進和上升，不是循環或簡單重複；四是矛盾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動力。而把以上唯物辯證原理應用於研究社會及其歷史，就得出「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對比前述，不難看出，「兩個主義」不僅是對馬克思哲學的扭曲，而且把哲學從一種人類深層的智慧運動變成了類似「聖經」式的訓誡。[22]當斯大林將這一訓誡體系作為馬克思哲學強加給19世紀的馬克思，強加給1938年的蘇聯人民時，人們看到了一種非(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哲學模式的盛大加冕。這種模式不僅有違哲學的自由本性，而且成為強迫人民接受斯大林式「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工具。1947年6月，蘇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關於哲學與哲學史研究的講話，[23](P10-14)再次以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同樣的方式洗禮了每個蘇聯哲學工作者，使教條主義研究模式深入他們的腦海，除了它人們再也不能按照其他模式思考和研究問題了。隨著斯大林哲學模式統治地位的鞏固，以「兩個主義」為基本特徵的蘇聯哲學上升為「國家哲學」，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佔據了主導地位，成為各門社會科學正確與否的評判標準，而且成為物理學、生物學、化學、天文學等幾乎所有自然科學的評判標準。在隨後的「科學批判」中，上述自然科學竟被依據所處社會制度不同劃成「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科學；許多學科觀點，如物理學量子論、摩爾根遺傳說、有機化學共振論、宇宙學碰撞說等，都因與蘇聯哲學的評判標準不符而被斥責為「反動的唯心主義」或「偽科學」。三、走向列寧山：「告別自由」的精神祭品蘇聯哲學誕生在社會和人文發展水平較低的俄國，用列寧晚年的話說：「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先於我們目前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25](687)蘇維埃要為社會主義創造必要的「文明的前提」。[25](692)他顯然認識到：革命可以在幾天內取得勝利，但創造必要的「文明的前提」卻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然而，列寧身後的蘇聯領導人並未理解為社會主義創造「文明前提」的極端重要性和艱巨性，對馬克思主義採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態度，從而始終未能完整準確地把握馬克思哲學的真髓和實質。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抨擊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其初衷或許是好的，但隨後發生的包括波匈事件在內的一系列重大事變，使蘇共領導人很快發現：在斯大林被祛魅之後的「解凍年代」，在各種外來的和國內的思潮面前，原本「牢不可破」的蘇聯理論與實踐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基礎鬆動了，原本「堅如磐石」的蘇聯哲學和意識形態一下子變得弱不禁風。[17]蘇聯理論工作長期浮在表面，滿足於虛假的繁榮和表面上的輿論一致，用出版「經典著作」和各種「應時」、「跟風」理論作品的數量來證明普及和「灌輸」馬克思主義的成績，而對馬克思主義並未在人們頭腦里紮根熟視無睹。在統一的「蘇聯哲學」名義下流行起各種思潮和流派，除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見解外，還存在現象學、新康德主義、實證主義、結構主義等西方思潮。這些思潮大量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對教條主義的懲罰。同時，以往被壓抑的民族和社會矛盾也開始暴露並日益尖銳。時代似乎走到了新的拐點：不管是赫魯曉夫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已經「解凍」的春天再轉回到冬天，用斯大林那種「強迫自由」的辦法顯然已經無濟於事。在這種形勢下，當局被迫開始重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思想的深入研究，目的是要通過理論競爭，捍衛和重新確立蘇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合法性和正統性。這樣，「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應運而生，建構有蘇聯特色、根本不同於西方各種思潮的哲學新模式的問題也提上日程。1962年出版了兩部得到官方肯定的標誌性著作：拉賓的《圍繞青年馬克思思想遺產的鬥爭》和奧伊則爾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據稱，拉賓著重從方法論角度闡述了什麼是「列寧(而非斯大林)的研究原則」，並將其升華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模式；[26]奧伊則爾曼則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模式提供了樣本，系統表述了當時官方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本質與過程的觀點。[27]蘇聯哲學自以為恢復了當年列寧的「研究原則」，揚棄了斯大林哲學模式。實則不然，且不說列寧在哲學上早就與馬克思存在差異，單說蘇聯哲學在「非斯大林化」運動中的變化，也算不上與以前的斯大林哲學模式有什麼「不同方向」。事實上，由於蘇聯哲學本身固有的邏輯，加上斯大林的長期灌輸與訓導，哲學界在思想模式上已徹底斯大林化了。除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提供的那種教條主義研究模式外，官方哲學家已不再知道或無法駕馭別的什麼研究模式了。[17]所以，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蘇聯領導人和哲學界都沒能從根本上從舊的理論框架中「突圍」出來，在「非斯大林化」運動中逐步建構出來的馬克思哲學研究新模式，本質上仍然只是一種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哲學模式。斯大林哲學模式對蘇聯哲學來說是致命性的內傷。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內傷不僅沒有得到根治，反而積下更多的問題和失誤，使蘇聯哲學自始至終表現出以下特點：一是高度政治化。哲學的本性是批判，對現存事物肯定的同時也包含對它的審視與批判，而蘇聯哲學在產生、定型時期就泯滅了這種品格。政權支持使它取得唯我獨尊的地位，它則自覺從屬和服務於特定的政治需要，對現實採取迴避、粉飾和辯護態度。它越是變成政治工具，就越是失掉自身的獨立性和學術性，養成對政權的過分依賴。它不懂，理論終究要靠正確、徹底和魅力征服人，反之，一旦失去政權支持就將無法依靠自身存活下去。二是嚴重教條化。斯大林的教條主義作風及其許多理論錯誤，他對哲學領域的橫加干涉，給從幼年走向成年、從雛形走向定型關鍵期也即最易受侵害期的蘇聯哲學造成了極大危害，使其研究方式受到了極大扭曲。一個人代替所有人思想，理論發展權只屬於一個人，用黨的決議等方式規定什麼可以研究和什麼禁止研究，實際上等於廢除了正常的學術研究和討論。固守教條，使蘇聯哲學在日後改革年代，因找不到有哪個現實問題自己能夠解決而陷入積重難返的困境。三是異常虛弱化。不斷進取，敢於迎接挑戰，探索解決現實生活中湧現出來的新問題，在創造中存在和發展，是永葆哲學生命力的基本條件。但是，上述政治化、教條化卻從根本上窒息了蘇聯哲學的任何創造力，扼殺了它的生命力。它在人為的封閉環境中，在無真正對手、從而總是不戰自勝的情況下，沾沾自喜於不受任何「挑戰」的特殊地位，逐漸喪失了通過與其他思潮競爭求生存的本能。先天不足和後天失調，使其在千萬次重複唯心主義體系是「不結果實的花」之後，終於有一天發現，自身在變化了的形勢面前，反而怎麼也開不出新的花朵、結不出新的果實來了。於是，20世紀80年代，在舊有軌道上無計可施的蘇聯領導人開始改革。1989年，戈爾巴喬夫提出：鑒於以往教訓，不能把社會主義說成某種具體模式或藍圖，再用暴力迫使現實生活就範；社會主義應是一種價值目標，至於以什麼形式體現它，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這實際上是對蘇聯以往意識形態先行、強制人民「自由」做法的徹底否定。但是，和斯大林當年一樣，他從另一個極端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實用主義。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實質上已經放棄了十月革命以來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然而，這還是不能挽救蘇聯。人民已不再接受他代表蘇聯許諾的「自由」，而是要「告別」這種「自由」了。長期積累的問題和矛盾最後總爆發，終結了蘇聯，也終結了蘇聯哲學。蘇聯哲學和蘇聯一道曲終人散，是世界哲學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今天，當人們回顧蘇聯哲學數十年在蘇聯政權下所充當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或許會像走在莫斯科大學基下的列寧山上一樣，心中產生某種複雜而沉重的思緒：走到這一步，畢竟要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作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不斷違背自身本性的哲學，這或許就是它的宿命。哲學的本性究竟是什麼？或許：第一，如果像馬克思所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麼程度。」[28](P20)那麼，哲學就不應該成為強制大眾接受某種「國家的自由」的工具，它更應關照和促進那存在於「國家機關之下」的社會和人的自由。第二，如果像解釋學所說，著作意義由作者規定，文本意義則由讀者詮釋；這並不意味著讀者可以隨意發揮，發揮總是在特定語境中的發揮；作品的意義歸根到底還是要靠讀者來闡釋，合理性在於不同讀者之間互相交流，避免對經典的獨斷解釋。那麼，類似於蘇聯哲學的那些哲學，就不過只是對經典的一種闡釋，此外，還可以而且應當有其他不同的解釋。第三，如果真如人們所說，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那些重大事件的價值往往要經過一定時期的歷史積澱，在被與諸多其他事件聯繫起來時，才能被充分揭示出來。那麼，人們就有理由希望，存在於現世的哲學能真正記取蘇聯哲學的教訓。切不可一邊「總結」它的教訓，一邊重蹈它的覆轍。來源: 《理論探討》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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