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黨校副校長：「只要把黨的問題講清楚了，中國的許多問題就一通百通了」

他是中國多份重要文件的參與制定者或建言者

也是把枯燥文本里的精神內核

傳遞給公眾的佈道者

他熟悉政治發展的規律

又洞悉中國國情

李君如。攝影/張沫

影 響 中 國2017 年 度學 者

李君如

李君如，著名中共理論學者。1947年生，浙江鄞縣人。歷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以其思想理論建樹聞名海內外。

獲 獎 理 由

他是中國多份重要文件的參與制定者或建言者，他也是佈道者，力求把這些枯燥文本里的精神內核傳遞給公眾。他熟悉政治發展的規律，又洞悉中國國情，並將兩者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他理論功底深厚，堅持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以思想理論建樹享譽海內外。

學者李君如

本刊記者/蔡如鵬

本文首發於總第834期《中國新聞周刊》

12月3日，初冬的北京寒意襲人。

當天下午，作為「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收尾活動——萬壽論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意義」主題對話會，正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

主席台上，與巴西社會黨總書記雷內托·卡薩格朗德、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副主席亞當·查韋斯等4個國家的政黨領袖對話的中方代表，是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

「中國共產黨聚集了中國大批的精英。廣大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加強自身政黨建設的問題。」李君如用他那帶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話說，「中國共產黨十分珍惜自己的經驗，也願意和大家分享。」

作為中共最知名的理論家之一，李君如以其思想理論建樹聞名海內外。從1993年調入北京到2013年正式退休的20年間，他在履行自己的崗位職責的同時，對這一時期黨內思想理論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亦被認為是中共高層的理論高參。

在對話中，這位中共理論家對遠道而來的外國政黨領袖說：「中國最大的軟實力是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對內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凝聚力，對外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的軟實力。」

而就在這次對話的一周後，李君如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這幾年儘管已經退休，但作為一名理論工作者，他仍然沒有放棄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只要把黨的問題講清楚了，中國的許多問題就一通百通了」。

「這不是說教，也不是口號」

在許多人看來，從事理論工作尤其是黨的理論工作枯燥、單調，遠離普通人的生活。對此，李君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並把它視為理論工作者的最大風險。

「的確是這樣，我們很多搞理論的專家學者說話都是簡單地照著文件讀，老百姓聽不明白，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給人感覺不是在說教，就是在喊口號。」他說，「這是搞黨的理論，現在面臨的一個很大挑戰。」

對李君如而言，把黨的文件和思想準確、生動地傳遞給公眾，是黨的理論工作者應盡的職責。

「這不是說教，也不是口號，而是關係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李君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解讀要能夠把文件中的基本觀點和重要決策的來龍去脈及其科學含義講清楚，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文件上的話變成你自己的話，既符合中央精神，又能讓老百姓願意聽、能聽懂，那就成功了！」

李君如常常用「深入淺出」作為做學問的標準。或許正是因為多年來秉持這一標準，使得他成為國內為數不多的幾位既受到黨內高層認可，又在公眾心目中建立起良好形象的理論學者之一。

在十九大結束後的這幾個月，成了李君如今年最忙碌的時間。無論是媒體還是其他的研究機構，都希望能邀請到這位黨內的理論權威來講解十九大報告。而他再三告訴他們，我沒有參加十九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你們應該聽文件起草同志的權威解讀。即使如此，他還那麼忙，因為作為學者，他要參加許多研討會，同學者們交流他對十九大精神的學習心得。

僅僅12月，他就參加了紀念中美恢復邦交關係45周年的中美關係研討會，並在會上發表了「中共十九大後的中國走向」演講；參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意義」對話會，發表了「中國經驗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演講；參加了「南南人權合作論壇」，發表了「南南合作有共同的基礎共同的需要」演講；參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討會，發表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參加了「第七屆世界中國學論壇」，發表了「中國的新時代和新時代的中國學」；等等。

他的特點是每一篇演講都是自己動手寫，這些演講稿要耗費他很多個日日夜夜。

在採訪中，李君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3年他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就退休了。退休後，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黨的理論研究上。

這兩年，李君如筆耕不輟，基本保持了一年寫一本書的頻率。2016年出版了《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2017年出版了《時代大潮與中國共產黨》，這個月他剛剛把《治理什麼樣的國家，怎麼治理國家》（暫定）的書稿交給出版社，預計明年出版。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幾本書都是圍繞黨的問題展開的。《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是講從嚴治黨的基本經驗；《時代大潮與中國共產黨》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黨史，總結黨為什麼能夠保持先進性的經驗；《治理什麼樣的國家，怎麼治理國家》則是對這五年來黨中央治國理政實踐和理論的總結。

在李君如看來，中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不是一句口號。

「一個是中國的事業，關鍵在黨的領導；另一個是黨的自身發展，關鍵在黨的建設。」他說，「中國的現代化離開了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實現，同樣，中國共產黨不能現代化，國家也就不可能現代化。」

很久以來，李君如一直有個願望，希望能夠寫就一本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史。他認為，從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它之所以能保持先進性，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思想理論能不斷地與時俱進，適應時代潮流。「只要指導思想不出錯，黨的方向就不會錯。」

在李君如看來，思想史是中共黨史中最精華的部分，也是最寶貴的財富。「我們的下一代只有懂得了這段歷史，才能更好的把握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李君如在「影響中國」2017年度盛典現場。攝影/劉關關 韓海丹 和冠欣

與理論工作結緣

李君如1947年5月出生於上海，中學就讀於當地有名的松江二中。這是一所數理化教學見長的學校，李君如說他後來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就是在那個時候打下的基礎。不過，這段教育在1968年時終止了。

當時，「文革」席捲中國。李君如也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中離開學校，成為了一名農民。

這段知青歲月雖然艱苦，但天性樂觀的李君如在繁重的勞動之餘，仍然把日子安排得積極充實。他拿起筆，記錄下親歷的事情，向公社和縣廣播站投稿，當起了一名土記者。同時，他還自編教材，在生產隊開辦政治夜校，給鄉親們講哲學講時事政治。這種積極的生活態度，很快給他帶來了人生的轉機。

1971年，在農民的推薦下，李君如成為上海師範大學政史系的一名學生。這也促成了後來他與理論工作的結緣。

之所以選擇政史系，李君如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並不是他的選擇，只是當時組織上希望把他培養成一名政治老師。

對於這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李君如十分珍惜。在上海師範大學，他如饑似渴地飽讀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產黨黨史等學科的書籍，還在老師的指點下「啃完」了《資本論》。

他有一個很好的讀書方式，「在精讀每本大部頭時，都會結合其相關的背景資料、書籍來看，這樣更有助於了解書中的論據來源。」李君如說，「我在讀《資本論》時結合著作者的自傳來看，讀《毛澤東選集》時結合著黨史來看，這樣就會了解到，書中思想來源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有一個具體的形成過程。」

上海師範大學當時的政史系由政治和歷史兩個專業合併而成，學生既要學習政治理論，也要學習歷史知識。政治與歷史兩方面思維的訓練，使得學生在研究每個理論問題時，都會習慣性地聯繫到當時的歷史環境。這種思維方式一直伴隨著李君如至今。

2000年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後，李君如主管全校的科研工作，也曾經分管過黨史部和黨建部等教研部。他常對黨建部的同事說，你們要結合黨史來講黨建，不了解歷史，黨建的概念不僅講不深，還可能講錯。對黨史部，李君如則要求他們要結合黨建來講黨史，不能只注意歷史事件、歷史文件、歷史人物，如果不注意貫穿其中的理論，就提煉不出核心的東西，很難有創新。

時至今日，李君如對母校的培育仍念念不忘。他曾深有感觸地說：「我在校的時間不長，但是母校在我人生旅途上打下的印記卻是很深的。今天我能成長為一名黨的理論工作者，理論基礎就是在上海師大的課堂里、圖書館中打下的。」

在上海師範大學期間，李君如已經顯露出對政治理論研究的興趣。畢業前夕，中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當時，仍是學生的李君如初生牛犢不怕虎，用筆名李鏡如寫了一篇批判「天才論」的長文。

文章發表於《解放日報》時，已是1972年8月，此時的李君如已經離開上海師範大學，到一所鄉村學校工作。儘管，後來李君如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過許多理論文章，但他最看重的還是這一篇，把它視為自己走進理論殿堂的起點。

在上海灘嶄露頭角

離開學校後，李君如先是在上海松江縣的一所農村學校任教，不久被調到縣委黨校當理論教員。這期間，他利用業餘時間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選集》，並閱讀了大量哲學、政治經濟學和中國革命史等著作。

在松江縣委黨校工作時，李君如已經是上海哲學界相當活躍的青年理論工作者。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在全國展開。在這場大討論中，這個思維活躍的年輕人開始嶄露頭角。

有一次，在上海市哲學界一個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會上，李君如對階級矛盾仍是社會主義現階段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了質疑。這個大膽的發言，引起了很多與會者的興趣和關注，其中就包括李君如後來的恩師周抗。

時任上海哲學學會會長的周抗是從延安抗大走出來的老哲學家，也是當時上海哲學界的權威。周抗對這個發言非常讚賞，當即決定將發言加「編者按」在《社聯通訊》上發表。同時，他也記住了這個叫李君如的年輕人。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考試招收研究人員。李君如報考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如願成為了一名專業的理論工作者。

剛進哲學所的李君如，很受周抗的器重。周抗親自培養這個有潛力的年輕人，讓他作為自己的助手，悉心指導。這讓李君如受益匪淺。不久他就被委以重任，擔任新成立的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室主任。

李君如在這一時期的研究及後續的努力，最終凝聚為他的代表作——《毛澤東與近代中國》《毛澤東與當代中國》和《毛澤東與毛澤東後的當代中國》。這套「毛澤東研究三部曲」獲得了第11屆中國圖書獎，成為今天很多讀者了解毛澤東的重要書籍。

李君如研究毛澤東哲學不僅重視理論，也關注現實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開始嘗試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當時剛剛興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他在那時出版的著作《觀念更新論》中提出，推進改革必須思想觀念先行，這個觀念不是指單個觀念，而是一個觀念群。因此，在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問題上，首先必須先釐清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核心概念。

「觀念群」概念的提出，在當時的上海理論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為此專門邀請李君如到市委常委中心組講了一堂課。

隨著知名度的提高，到上世紀90年代初，李君如已經成為上海理論界頗有影響的學者。

1991年，中央有關部門部署各地學習關於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綱要》。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指示，上海學社會主義理論主要學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市委常委中心組要帶頭學習。

不久，上海市委研究室有關同志找到李君如，說「你研究毛澤東思想，又關注改革開放中的現實問題，在輔導市委常委中心組學習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觀念更新理論時反應不錯」，希望他為市委常委中心組學習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理論再講一堂輔導課。

接到任務後，李君如當即停下手頭的研究工作，抓緊時間備課。讓他沒想到的是，正是這次授課改變了他研究的方向。

課講得非常成功，領導們很滿意，還指示將其中有關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內容，向全市宣傳幹部宣講，講稿壓縮後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多年後，李君如回憶起那段日子仍記憶猶新，「整天忙得不得了，白天晚上都在作報告」。

文章發表後，也引起了上海原市長汪道涵的注意。當時，汪道涵正在組織力量研究改革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對李君如的文章，這位老市長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希望他能把研究方向轉到鄧小平理論上來。

汪道涵說，現在，圍繞改革開放出現一些不同的觀點，就是因為對鄧小平的思想研究不夠。研究鄧小平，要回答「左」、右兩個方面對改革開放的質疑。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不是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

經過反覆考慮，李君如接受了汪道涵的建議，詳細制定了一個鄧小平理論研究計劃，並陸續就研究心得發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其中，就包括《鄧小平的「治國論」初探》一文。

這篇文章是李君如在十四大前撰寫、十四大閉幕後發表在《文匯報》上的，很快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關注。

當時，十四大剛剛閉幕，中央有關部門正就如何落實大會提出的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問題徵求各方意見，希望他去中宣部理論局，落實這一戰略任務。

1993年春，李君如離開上海，來到中共理論研究的中心——北京，開始了新的理論探索。

為官不失學者本色

相比做官，李君如更希望做學問。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他儘管認認真真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心裡一直把自己當成是一名學者。

即便是後來在中宣部、中央黨史研究室，甚至中央黨校任職時，他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這種想法也給他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1997年8月，十五大召開前夕，時任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的李君如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的文章。文章首次提出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觀點，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文章中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提法，更是讓李君如成為輿論的焦點。

很多讀者對此大加讚揚，但批評者認為，這是在挖社會主義牆角，搞私有化。一些領導也開始替他擔心。其實，凡是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注意到，他在文章中堅持的是怎麼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探索的是怎麼搞好國有經濟，並非有的人強加給他的那些「帽子」。

20年後，李君如回憶起那場交鋒，早已不再有當年劍拔弩張之氣。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以中宣部主管理論局的官員身份發表理論文章，的確有不合適的地方，「但當時我只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學者，感覺這個理論問題如果不破除的話，國有企業改革寸步難行。」

1998年11月，李君如調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5月又調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越來越高，但他始終不失學者本色，不忘學人本分。

「從自己多年的體會來看，當官是次要的，學術研究才是重要的。當官，組織上需要你做好它，那麼你就認真負責地做好它。」李君如說，「但本質上，你還是一個普通人，學術研究是你的看家本領。」

不過，李君如也不是一個待在書齋里的學者，他更注重實地調研。深圳的朋友都聽他說過一句「名言」：「我們這些搞理論的人很笨，怎麼才能變得聰明一點呢？就是每年來一次深圳。」

李君如曾總結說，搞黨的理論工作，就是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回應時代的需要，指導國家前進的方向。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他們實踐在前，遇到問題在前，解決問題也在前。」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的工作就要總結這些實踐，從中提煉出理論」。

與此同時，他又十分注意保持低調。在《中國新聞周刊》採訪他的時候，他一再說不要拔高，不要把組織上安排做的工作寫成是他的貢獻。

李君如曾總結說，從事黨的理論工作有三種境界：第一是「到中流擊水」，就是深入實踐，了解矛盾的漩渦在哪裡；第二是「勝似閑庭信步」，就是面對大江大河，把握住時代的脈搏；第三是「她在叢中笑」，就是理論成果被黨和國家採納之後，不攬功，不求名。

李君如最信奉的格言是：山水同樂，又仁又智。學思相兼，不罔不殆。

三十多年來，不論身處廟堂，還是遠在江湖，他都以「貼著中國社會的現實，展開理論思維的翅膀」的治學作風，參與中國在歷史大變革中的種種，在紛繁龐雜的信息中抽絲剝繭，發出時代的清音。

值班編輯：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