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到人：魯迅研究的歷程

張夢陽撰寫的《中國魯迅學通史》共六冊，是迄今比較完整的魯迅學通史專著。書中開宗明義指出：「一個文化巨人，身材瘦小，疾病纏身，僅生存了半個多世紀，著作不算浩繁，也沒有長篇巨制，卻能在生前就以雷霆般的精神力量震撼中國精神文化界；身後更以其精神之力撼動著一代又一代人的靈魂，幾乎所有的政治派別、文化群體都要對他作出反應，所有歷史階段的思想論爭、精神碰撞都要迸發出他的火光，有的崇拜，有的讚頌，有的利用，有的扭曲，有的攻擊，有的譏諷，有的謾罵。無論生前還是身後，他所遭遇的精神反彈都是無人可以比擬的。他的存在和對他的反響，構成了20世紀中國精神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景觀，形成一個不能不正視的重要的精神文化現象。」

幾十年來，關於魯迅的傳記和研究文章比魯迅本人的著作不知多出多少倍。魯迅形象在文化史上，也不斷地出現了變化。

第一部完整的魯迅傳記是王士菁在1948年出版的《魯迅傳》。張夢陽認為「王著把魯迅前期小說的創作宗旨概括為『批判的清醒的現實主義』，是『針對著這一個在數千年專制制度養成的，落後的蒙昧的自甘做奴隸的奴性，予以清醒的揭露，沉重的鞭策，嚴厲的批判』。這一論斷是非常中肯的，後來的魯迅小說研究者包括作者自己，對魯迅小說思想價值的認識反而比這時倒退了。」

1949年以後，魯迅受到政府的推崇。張夢陽指出：「魯迅研究受到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鉗制和扭曲，在發展中不斷遭遇挫折。」在論及1961年出版的《魯迅回憶錄》時，張夢陽認為：「雖然對魯迅在北京時期的讀書生活、與瞿秋白的關係等重要史實，有較前豐富新鮮的記述，但是在當時時代環境影響和政治干擾之下，出現了異常明顯的『左』的偏頗。」「當然，這種錯誤的出現，不能僅僅責怪作者，而應該歸咎於當時不正常的政治環境，據說那時寫作這本書時，是出版社編輯部與許廣平一起座談討論綱要，然後由許廣平執筆，再由編輯部層層把關，反覆修改而成的，因而不能將責任推到作者一人頭上。然而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政治干擾實在是魯迅研究的一大危害，魯迅研究與當時所處的精神文化背景的關係實在是太緊密了。」

「文革」當中，幾乎所有文化人都被踩倒在地，唯獨魯迅被推上「神壇」。「文革」結束之後，林非、劉再複合著的《魯迅傳》在1981年出版。本著「素樸而又高峻」的特色，第一次對魯迅與朱安的悲劇婚姻如實評述，不單單寫出了魯迅一方的痛苦，也刻畫出了朱安內心深處的難言苦衷。

汪暉1991年8月正式出版的《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一書，張夢陽認為：「汪暉的意義又絕不僅僅局限在魯迅研究領域，而是在20世紀中國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鋒的銳氣和科學的方法衝決舊有的思維模式的一大動作！」該書多次再版，最近王彬彬的質疑文章指出其存在多處抄襲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其意義的確「絕不僅僅局限在魯迅研究領域」。

1993年，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出版，用散文語言敘述魯迅的一生、「凸現他精神危機和內心痛苦」。王曉明在序中說：「能夠懂得這人生的難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讀懂魯迅了吧。我不再像先前那樣崇拜他了，但我自覺在深層的心理和情感距離上，似乎離他越來越近，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偶像，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張夢陽認為：「在人們對眾多一般化、公式化的魯迅傳記感到厭倦的時候，王著卻反彈琵琶，彈出了新調門，道出了新感受，說出了新話語，品出了新味道，從而也開出了新生面，怎麼能不受人歡迎呢？」

1994年，孫郁選編《被褻瀆的魯迅》，在序言指出：「不可諱言，魯迅與眾多敵人論戰中，有時確實是帶有偏激的因素在裡面，例如對顧頡剛、胡適、梁實秋等人的諷刺，就有偏執的一面。深刻中的失當，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先生是個真性情的人。」該書出版後，開創了從對立面理解魯迅的風氣之先。此後出現了陳漱渝主編的《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和他的論敵》，李富根、劉洪主編的《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房向東著《魯迅與他「罵」過的人》等。

《收穫》2000年第2期新開闢「走近魯迅」的專欄，其中王朔的《我看魯迅》一文認為：「魯迅對偽君子假道學種種愚昧麻木中國人的劣根性罵得都對，若說還有遺珠之憾，就是把自己拉下了。」 「什麼時候能隨便批評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們就進步了。」文章馬上引起各方熱烈的反彈。

2008年，吳中傑出版了近五十萬字的《魯迅傳》一書，是近期較為詳盡的魯迅傳記。吳中傑說，各人所寫的魯迅傳記的不同處，那是很自然的。「時代不同，見解不同，學養不同，寫法自然也就不同。我最佩服魯迅的是兩點：一是獨立精神，絕不盲從權力和流行觀念；二是對中國問題看得深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穿透力，見人所未見，道人所未道。我的《魯迅傳》較多地從這兩方面著力。但我認為，無論側重點在何處，傳記寫作，當以真實性為第一要義，我的《魯迅傳》是力求寫出一個真實的魯迅來。」在後記中，吳中傑認為：「魯迅也是凡人，自有他的個人缺點，也有他的時代局限性。」「魯迅是以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為自己的寫作職責的，這一點曾經獲得許多關心社會前途者的共鳴，但在社會思潮轉變以後，人們在躲避崇高，追求平庸中，也就與魯迅格格不入了。」

本文參考了張夢陽著《中國魯迅學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吳中傑著《魯迅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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