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學者的忠告：「為學術界留點遺產」

▲程千帆先生在書桌前

讀王雪樵先生新著《河東記憶》，甚喜，這確為一本好書。因此想到程千帆先生給友人信中所講關於「為學術界留點遺產」的話。程先生已作古多年，不知那段話可曾收入其遺集，這裡抄如下：

竊意（兄）年將七十，亦應有所結束，集中力量，搞一個或幾個方面，寫幾本結實的書，留幾個基本可以結論的結論，為學術界留點遺產，此下走所以厚望於吾兄也。

信寫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這段話雖然為對友人的規勸與希望，但對於所有學者來說，無疑都是極有益的教誨。這樣至為誠懇的規勸與希望，在學術倍受冷落、浮躁之風盛行的今天，尤顯得珍貴。這是老一輩真學者對學界的殷切期望與肺腑之言。

「為學術界留點遺產」，是古來一切治學者的共同心愿，也是認真治學的必然結果。程千帆先生所以會有此感慨和勸告，顯然是因為「結實的書」和「基本可以結論的結論」越來越少了的緣故。毋庸諱言，如今內地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界狀況似乎較前些年更令人憂慮。且不說那些經常可以看到的幾乎是半文盲寫的文理欠通的文章，某些擁有高級職稱的學者出版的專著、發表的論文，便有許多是並無創見、毫無價值、本就不該浪費印刷材料的文字。難怪有海外學者不客氣地指出，大陸的專著和論文，絕大部分沒有價值。

有一個地方社科院的年終總結顯示：一年內全院共出版和發表的科研成果逾千萬字。這一千多萬字，堆在一起，頗可嚇人的。當有人問其中對學術確實有點貢獻、能道古今學者所未道者有多少時，知情者揶揄說：「你真不識相，怎麼問這些？」

《河東記憶》是一本偏重於文史考證的書，自然使人想到考證。在前代文史大家那裡，考證重於評說，如今卻是評說重於考證了。不是考證已不重要，而是不會考證、考證不出，沒有考證，便只好發議論，也就難免發空論或重複別人的議論。本人認識一位成果字數甚多而獲得正高職稱的研究人員，他說自己幾個小時可以寫出一篇論文，幾個月可以完成一本專著。這樣的「能力」和「速度」，別說一般學者，即使程千帆先生那樣的大學者，也望塵莫及。他說這話時還沒有用上電腦，用上電腦後那產量就更是驚人了。以這樣的態度寫出來的「論文」和「專著」，會有學術價值嗎？而浮躁之風盛行的今天，這樣的「學術成果」，並不在少數。這些文字除了用以評職稱和搞項目經費外，於學術毫無用處。所以我曾在一次評審會中提出，用於評職稱的專著和論文，有些沒有任何新見，不能作為評職稱的依據；有些出現常識性錯誤，可作為不能評職稱的依據。更有等而下之「結結實實」的抄襲者。只我的文字被抄襲的經歷，便有多回，有的竟是全篇照錄只改一下名字即可。

難怪程千帆先生為學術而呼喚「結實的書」。

「結實」者，不虛也。「結實的書」，就是實實在在有見解、有分量的著作，於學術真有用處、能經得起時間考驗、可以傳給後世的著作。

如今的文史著作中，哪怕是解決很具體的小問題，能有一二個「基本可以結論的結論」，便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河東記憶》中有多個古今人未曾道及並且令人信服的新見，在如今已極為少見，所以令人愛讀，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河東記憶》之外，王雪樵還出版過《河東藝文叢考》、《河東文史拾零》等，也堪稱「結實的書」。他當年不一定知道程先生信中語，但卻寫了「幾本結實的書」，證明與程先生的心是相通的。

我們的學者，起碼還真想做點學問的學者，都應該牢記程千帆先生的忠告，甘坐冷板櫈，埋首書窗下：「寫幾本結實的書，留幾個基本可以結論的結論，為學術界留點遺產。」

>原載2017年2月6日《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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