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桂梅：趙樹理的意義

　　原編者按：本文是賀桂梅老師的《趙樹理文學與鄉土中國現代性》一書的結語。在本文中，賀桂梅老師通過對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里灣》的再解讀，指出「趙樹理文學特別是《三里灣》的鄉村烏托邦書寫，因其內在於鄉村社會文化傳統的敘述立場和敘述視點，因其立足於鄉村自治性基礎的合作化書寫形態，特別是統合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建構形態，或許可為當下中國社會提供別樣的歷史想像契機。」

　　在1953年的那篇《新穎的趙樹理文學》[1]中，日本學者竹內好曾稱趙樹理文學具有別樣的「新穎」性，因為他「以中世紀文學為媒介」，超越了「西歐式現代文學」，同時又擺脫了「人民文學」的缺陷。竹內好評價的主要是趙樹理1945年的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事實上，在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三者關係的維度上，如何界定趙樹理文學的意義，是值得進一步展開的問題。特別是他建國後創作的長篇小說《三里灣》，更值得重新解讀。

　　趙樹理文學創作大致可分為幾個序列：其一是《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等涉及家庭婚姻主題的小說，其一是《李有才板話》《地板》《邪不壓正》《「鍛煉鍛煉」》《賣煙葉》等「問題小說」，其一是《孟祥英翻身》《龐如林》《福貴》《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等人物傳記，另一則是《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及未完成的《靈泉洞》等表現較長歷史的長篇小說。這大致構成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四種類型和基本要素(「家長里短」、社會問題、人物傳、歷史敘述)。而這些要素的集大成之作，是1955年發表的《三里灣》。

　　作為第一部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三里灣》的主題無疑可以納入「問題小說」序列。趙樹理稱這部小說的寫作是為配合中國革命「新的歷史任務」，即「從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轉入以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為內容的過渡時期」，其主要內容被概括為寫「農業生產」。但與一般問題小說不同的是，它寫的並不是已經有了確定政治方案的「群眾工作」中的某一具體環節，而是對合作化運動本身做出歷史評價。小說既書寫了鄉村社會的現實狀況，更涉及對農村合作化運動的理想與可能未來的描述。可以說，這是趙樹理唯一一部帶有烏托邦式的浪漫想像色彩的小說。而小說側重表現的六位年輕人的離婚與結婚，王、馬、范三個家庭的分化與重組，則無疑延續了婚姻家庭敘事主題。正是後一層面，使得這部寫「大事」的小說，充滿了鄉村日常生活的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和喜怒哀樂。同時，這部以寫「事」為主的小說，也不乏重要人物形象和呈現這一時期鄉村社會矛盾的主要人物類型。但是，這些人物既不是經典現代小說中的個人化主體，也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中的「典型」，毋寧說更接近筆記體人物序列。小說所讚賞的主要人物，其形象總是在事件發展、人物行動、人際交往、趣聞軼事、鄉村閑話甚至插科打諢之間確立，而不存在一個基於人物內心活動以透視世界的敘事支點。與這些要素相關，「時間」在《三里灣》這部小說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小說敘事的起承轉合和大的結構單位，都由明確標示的日常生活時間(一夜、一天、一月)來確認。「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種大歷史想像，與鄉村生活世界的具體時間融洽地統一在一起。

　　《三里灣》可以說是趙樹理對自己的鄉村經驗、文學觀念具有雙重「自覺」的產物。就鄉村經驗的自覺而言，這一方面是1949年趙樹理進入北京，在城市環境中創作以市民為主體的大眾文學遭到碰壁之後，重新回到農村題材的代表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他自覺地介入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在當時中國是否可行的理論論爭的產物。就文學觀的自覺而言，這是不滿於新文學「文壇」而立志做「文攤」文學家的趙樹理，在系統閱讀西方文學名著、接受和消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基礎上，對他文學觀的一次自覺演示。《三里灣》創作前後，趙樹理少見地發表了多篇創作談文章，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兩套文學」(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三份遺產」(古典的、民間的、外國的)以及「兩種藝術境界」、「兩種專家」等說法，並特別明確了以戲曲、曲藝為主要淵源的說唱文學傳統的重要性。可以認為，《三里灣》是趙樹理調集所有經驗、知識、理論和文化儲備而有意識地製作的一部文學「巔峰」之作，其中包含著文學書寫和歷史想像的雙重創造性實踐。

　　這也使得這部小說即便在表現合作化運動歷史的諸多當代農村題材小說序列中，也是特殊的。它並不完全吻合於當代文學的主流話語，而更多地帶有趙樹理對中國鄉村社會現代化與社會主義化的獨特理解。

　　有意味的是，《三里灣》發表3個月之後，毛澤東推動全國農村合作化運動高潮的政治報告《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才出台。這似乎又一次印證了趙樹理與毛澤東的「不謀而合」：正如趙樹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雖然被樹立為「實踐了《講話》方向」的經典作品，但是在1943年根據地發布毛澤東的《講話》之前，這部小說其實就已經完成了。《三里灣》同樣如此。這似乎表明趙樹理是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先知先覺者。不過，到1959年展開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時候，趙樹理卻成了反對者：他寫給《紅旗》雜誌主編、人民公社運動的主要理論闡釋者陳伯達的書信和文章，被作為「右傾」言論而受到黨內嚴重批判。趙樹理與毛澤東及陳伯達的對話與碰撞，其實始於《三里灣》這部小說的創作：1951年，農村合作化運動自發地開始於趙樹理的家鄉山西長治地區，山西省委將要求擴大互助組而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報告提交給中央時，引起了高層爭論。毛澤東點名要求趙樹理參加了全國第一次關於合作化運動的中央會議。在那次會上，趙樹理表達了他的疑慮，並促使他回到自己的家鄉晉東南地區，親身了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建過程。《三里灣》的寫作則是這一調查實踐的結果。在小說還在寫作中的1953年前後，全國的農村合作化運動一度呈收縮狀態。但趙樹理在小說中仍舊贊成了合作化運動的必要性，並用《三里灣》來具體呈現這一過程應怎樣展開。

　　趙樹理對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態度，很難簡單地歸入支持或反對的兩極：他一方面與推動合作化運動的50-60年代主流話語並不相同，然而也並非如「新時期」的一般理解那樣，是合作化運動的反對者。他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有著獨特的理解脈絡。這使得它可以成為一個特殊的參照系，呈現出50-70年代農村合作化歷史運動的不同面向及其內在論爭場域。

　　在如何理解農村合作化運動歷史這一問題上，迄今存在三種主要理論闡釋模式：

　　其一是1940-1970年代形成的社會主義理論範式，強調合作化運動作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意義，即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衝突。階級鬥爭的政治運作方式、社會主義作為替代資本主義社會方案的優越性和必要性，以及「人民」作為政治主體的合法性，構成了這種理論範式的主要內容。但是，由於忽略了合作化運動展開的冷戰歷史結構的限制，忽略了作為後發展國家完成工業化原始累積所承受的歷史壓力，特別是60年代以來農村社會主義實踐遭遇的困境和造成的社會問題，這種理解範式到了「新時期」之後，受到巨大的質疑。

　　而從1978年開始，中國農村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新政策，事實上也否定了合作化運動的歷史合法性。由此在80年代形成的主導性「啟蒙主義」理論範式，將1950-1970年代農村運動稱為是「封建主義」的錯誤政策，突出合作化運動的強制性、暴力性，並用「人性」、「現代性」以及普世性的公民權等理論範疇，取代了此前的「階級」、「社會主義」和「人民」範疇。但是，這種批判方式「告別革命」的政治取向，使其完全不能呈現當代中國歷史的複雜性，而以簡單的否定性評價取代了具體的歷史分析。

　　自1990年代開始，出現了另一種新的闡釋模式：研究者嘗試在直面合作化運動中的歷史失誤的同時，也正面地探討這一運動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大致可以稱為「現代化理論」的闡釋模式，一方面突出了前30年經濟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兩方面的成就，認為正是基於合作化運動，當代中國才得以完成工業化所需的原始資本累積，從而為此後成功地進入全球資本市場交換體系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冷戰格局的限制、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完成現代化的歷史壓力，使得農村合作化運動成為了一種明知會對中國農村造成巨大傷害而又不得不為之的現代化實踐。這一過程產生的諸種結構性社會問題，也開始得到正面討論。如溫鐵軍的研究提出，由於無法從外部(或國際援助，或採取殖民主義的方式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獲取原始資本，因此只能通過擴大內部城鄉二元結構的差異，通過提取農村剩餘價值而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累積。這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農村(農民、農業)的利益為前提的，他稱之為「內向型的國家資本原始累積」[2]。

　　有意味的是，在上述三種闡釋模式中，推動社會主義新中國展開合作化、集體化運動的理想願景，即理想化的「新農村」圖景，也獲得了不同的理解方式。從社會主義理論範式的角度，合作化運動嘗試建構的新農村，無疑是一種「烏托邦」景象：它將通過科學的具有實踐力的社會主義運動而最終達至這一理想社會，從而在「人間」創造出「天堂」。在莫里斯·梅斯納看來，馬克思主義與此前的空想烏托邦主義的差別主要在於可實踐性，「馬克思主義遠沒有破壞烏托邦主義對完美的未來社會秩序的幻想，而是使社會主義未來成為似乎是現在正在發生作用的客觀歷史過程的邏輯的和必然的結果，從而強化了烏托邦主義」[3]。作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態」的毛主義，也是內在於這一烏托邦主義的序列的。不過，其具體的實踐方式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最大不同，則是顛覆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實踐的中心舞台必須是城市，並建立在資本主義工業的基礎上這一根本的理論假設，而將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舞台放置在了農村[4]。由此，在中國農村展開的合作化、集體化運動，不是一種空想式的消極烏托邦，而正是社會主義實踐本身。

　　但是，在啟蒙主義理論範式的理解中，這種「烏托邦」無疑是一種反面的「惡托邦」，因為它以社會主義之名行「集權主義」之實，實際上完成的是對人民或國民的普遍剝奪和控制。而在現代化理論範式中，由於合作化運動達成的僅僅是落後國家必需完成的現代化步驟，因此，當年以社會主義「烏托邦」語詞所表達的理想願景，實際上只是某種現代化訴求的「意識形態」(或謊言)。

　　德國理論家卡爾·曼海姆別有意味地區分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他認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都是「超越情境的觀念類型」，但「烏托邦」的特點是，一旦這種超越性心態被貫徹到行為舉止之中去時，它們就會「要麼部分、要麼全部地破壞當時處於主導地位的事物的秩序」;而「意識形態」則總是「與其時代所特有的世界觀"有機地』、和諧地結合成為一體(也就是說，只要它們並不提供各種革命的可能性)，它們就都是適當的有關這個生存階段的意識形態」[5]。顯然，在50-7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處於主導地位的事物的秩序」正是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歷史形態。如果說以社會主義語詞所表達的鄉村烏托邦實踐，最終完成(或相反，破壞)的只是國家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原始累積，那麼，這種理想願景如果不是「有意識的欺騙」(從啟蒙主義理論範式)，就是「言不由衷的意識形態」[6](從現代化理論範式)，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性烏托邦。

　　三種理論範式(社會主義、啟蒙主義、現代化理論)在如何闡釋當代中國的合作化實踐及其社會理想的不同方案背後，都涉及對二戰後現代世界主導秩序的基本判斷，以及中國在其中所處位置的理解。在這樣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參照下，《三里灣》及趙樹理文學的農村書寫，另有其特殊意義。

　　「新時期」以來出現的啟蒙主義理論闡釋範式，無疑是一種內在於資本主義現代邏輯和意識形態之內的理解方式，它無法討論的，恰是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殊性質。這樣的國家如果要完成現代化，模仿或複製西方國家的歷史模式，顯然難以找到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踐的可能性，而只能處於一種結構性的「滯後」位置上。縱觀世界史上依賴西方發達國家的援助而展開現代化進程的第三世界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在短暫的「發展」之後陷入「瓶頸」狀態，無法擺脫對於發達國家的依附-半依附地位。比如拉美國家，比如非洲國家，甚至亞洲的發達國家如日韓等，都是這種狀況。啟蒙主義理論範式預設了一條普遍性的人類社會發展道路，其實質是簡單地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史抽象化為普世價值觀，並將那些不吻合這一發展主義觀念的國家和地區，視為是需要加以改造和排斥出去的對象。比如，當代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實踐，在這種闡釋範式中就被視為落後、倒退的「封建主義」實踐。

　　這種理論範式的一個基本前提和衡量標準，是現代社會個體/個人的確立。它將伴隨西歐現代社會形成、基於基督教傳統而塑造的現代個體、「內在的人」，視為普世性的現代社會主體的標準形態。而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趙樹理的小說中，這一「內在的人」從未出現。趙樹理的小說(特別是《三里灣》)中，敘事主體和推動合作化運動的現代政治主體，並非具有自我意識的個人，也非具有階級自覺意識的現代政治主體，而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單位(家、戶、村、社)中的倫理性個人。在《三里灣》中，真正的敘事主體其實是三里灣這個村莊。如果因此將這種敘事主體視為缺少現代自覺的「自然人」[7]，也就錯失了反思個人主義的現代主體之構造性和歷史性的機會。在這樣的思考層面上，《三里灣》缺少個人性主體，不應依照啟蒙主義的邏輯簡單地斥其為「封建主義」、「前現代」的復歸[8]，而應視為一種不同於西方基督教傳統的中國「內生性現代」[9]主體構造的獨特嘗試。

　　現代化理論雖然強調了中國作為後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殊性，但是它將工業化、現代國家、資本主義市場交換體制視為另一套普世性的世界體系，合作化運動只不過是以一種另類的經濟組織形態完成了現代化的普世要求，其中，不存在超越資本主義(換成了去政治化的「現代化」表述)的歷史可能性。可以說，這是另一種內在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現實主義理解範式。它雖然強調了後發展的非西方國家可以採取一種別樣的方式，來完成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但卻將西歐式資本主義形態本身視為普遍的。

　　真正的問題在於，經濟模式從來就不是一種獨立的、普世的、以客觀標準呈現的實踐形態，而必然「嵌入」政治、文化與社會傳統等之中而難分彼此[10]。在以客觀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方式展開的對50-70年代「經濟成就」與「歷史價值」的討論(或辯護)中[11]，許多研究恰恰採取了一種政治與經濟的二分法，從而忽視了毛時代中國在完成另類現代化道路的同時，社會主義理念、中國文化傳統以及一個時期的情感結構等所具有的巨大歷史意義。莫里斯·梅斯納曾指出：「被馬克思主義所激發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各式革命，已經被限定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之中，這畢竟是20世紀歷史的一個顯著事實」，由此形成的一種影響廣泛的「現代化理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訴求與其說是針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毋寧說主要是針對一個前工業社會無政府主義的各種衝動和人們的心理現象，這種社會則僅僅開始一個現代工業主義痛苦的旅程」[12]。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僅僅成為了落後國家完成現代化的一種帶有欺騙和謊言性質的「意識形態」。莫里斯·梅斯納曾將此概括為「社會主義」理想與「現代化」現實的衝突。不過，正因為這裡的「現代化」被理解為一種源發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普世形態，因此，它可能忽略了中國自身的經濟傳統，特別是作為一個有著漫長歷史的獨立經濟體而言，中國社會可能存在自身的經濟現代化方式。這涉及對機械化、技術、經濟組織形態、經濟與社會的關係、人群組織方式等等不同側面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可能與西方中心的現代化模式是不同的。正是趙樹理的《三里灣》，為思考類似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三里灣》這部小說，因為是基於山西晉東南農村社會自發產生的合作化實驗的調查而寫成的，因此，其中關於「合作化」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形態的理解，帶有更多的中國鄉村社會傳統「內生性」特徵。它一方面強調了合作化的經濟效益和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同時也呈現了合作化與鄉村社會自身文化傳統的緊密關係。小說別有意味地寫到了機械化的想像、農村自發的技術創新、傳統農耕技術的提升、地理環境的改造，特別是自治性鄉村社會的協作傳統和以「社會主義」標示的理想社會的內在理念等問題。這也使得這部小說的文學書寫，不僅為人們呈現了新中國農村如何具體地實踐現代化方案的歷史場景，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歷史實踐是以「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相互推進而非對立的方式展開的，因此，也就為擺脫梅斯納所描述的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存在的「現代化」與「革命」之間的緊張關係，提供了一種別樣的思考路徑。

　　1950-1970年代社會主義理論範式雖然強調了中國道路的獨創性，將馬克思主義革命實踐的中心舞台，從城市決定性地轉移到農村，但是，這種理論範式仍舊存在其自身的歷史局限性。一則，這種革命實踐是以國家為主體展開的，「是中央政府主辦的國家工業化對全國城鄉進行資本原始累積。其間，農村發生的從合作社、集體化到村社集體經濟的一系列制度變遷，只是這個特殊歷史時期宏觀環境制約的結果」[13]，因此無法擺脫冷戰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限制和國家自上而下的運作方式。與此不同，趙樹理的《三里灣》是當代農村題材小說中，少有地突出了村莊自治性，採取自下而上視角敘述合作化運動的展開過程，並強調國家只應扮演「輔助性」角色的小說。從這一層面上，《三里灣》更多地表現出了一種超越國家視角的可能性。另一則是，1950-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理論範式，實際上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在反叛形態，因此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表述和想像資源，更多地源自前蘇聯模式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而對農村合作化運動在其中展開的中國鄉村社會自身的傳統，缺少足夠的歷史自覺和文化自覺。與此相關，作為一個經常因為慣於書寫「舊農民」而不善於表現「新農民」而受到主流話語批判的作家，趙樹理小說則呈現出了更多的從鄉村社會自身的組織形態、文化慣習、情感結構中尋求合作化運動的合法性動力的努力。

　　特別有意味的，是《三里灣》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組織單位的敘事形態。一方面，這是一種農村現代化的經濟組織形態，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與婚姻家庭等直接關聯在一起的社會組織形態，涉及中國鄉村社會在「公」、「大同」等傳統理解的基礎上展開「社會主義」想像的可能性。小說結尾寫到范靈芝和王玉生領了結婚證(戶)，但並未另立一個新的戶口(家)，而仍舊分別與父母住在一起，吃飯到食堂、穿衣到裁縫店。作為「私」的具體依託形態的「家」(特別是核心家庭)，在這樣的生活實踐中被取消了：人成為真正社會化的個人。如恩格斯所言，家庭、私有制與國家正是同步發生的，那麼，這種去核心家庭化的戶與社關係想像，已經預示著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形成。事實上，後來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公共食堂、託兒所等，在三里灣人準備開渠的過程中都出現了。有所不同的是，這種「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是建立在公共性社會勞動的基礎上，並在勞動者自我管理的過程中自發地出現。

　　趙樹理在《三里灣》中書寫的鄉村烏托邦，並未如其預期的那樣，被實踐為「人間天堂」。在50年代後期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趙樹理就脫離了當時的主流話語：他支持合作化但反對公社化，原因在於國家的過度管理破壞了鄉村生產社區的自治性和主體性。與此同時，整個中國社會城鄉結構關係的變化，也使趙樹理文學塑造的歷史主體喪失了現實土壤。他在「文革」期間的檢討書中，悲嘆自己的農民文學其實並不被農民閱讀，原因是新一代農民迅速地城市化了，「事實如此，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14]。而到了廢止人民公社、施行包產到戶的「新時期」，趙樹理的文學遭遇到了更大的歷史遺忘。作為毛時代「方向作家」、「鐵筆聖手」的趙樹理，在1980年代事實上被還原為一個省域性作家，僅在山西省文學體制之內還保有一定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以來，趙樹理及其文學實踐重新受到研究界的重視。2006年趙樹理誕辰百周年紀念活動，在山西省文化機構的主要推動下，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趙樹理熱潮」[15]。以此為契機，對趙樹理的關注也越出了省域性限制，而在中國文學研究界和思想界得到重新討論。這一變化是別有意味的。可以說，正是進入「全球化」格局的中國社會現實的巨大變遷，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歷史與文化反思實踐，使得趙樹理文學「另類性」得到了討論的契機。

　　根源正在趙樹理文學自身所提供的曖昧現代性內涵。事實上，自1940年代「明星」般地崛起於中國文壇，趙樹理及其文學實踐，相對20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學現代化的主流觀念，就始終是「另類」的。無論五四式新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啟蒙主義文學、地域文學，都無法涵蓋其獨特的內涵。就其根本而言，趙樹理塑造的毋寧乃是某種基於中國鄉村社會傳統的另類現代性，它既不是中國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現代的，同時也與社會主義經典話語保持一定張力關係，同時又在這三者基礎上創造出了一種別樣的現代(包括文學與歷史想像)形態。這一問題自1950年代日本學者竹內好提出之後，再未受到重視。不過，新世紀中國變化了的城鄉社會結構和農村問題、全球格局中中國知識界「文化自覺」的內在訴求，卻與趙樹理小說形成了具有歷史意味的對話關係。

　　當下中國新的城鄉關係結構，使得趙樹理式的立足鄉村社會自身基礎的現代化和合作化想像，似乎再度成為某種可能的設想。如果說50-70年代巨大的城鄉差距，特別是城市工業化的歷史壓力，是農村合作化、集體化運動無法擺脫「內向型的國家原始資本累積」的根本原因(如同現代化理論所闡述的那樣)，那麼，新世紀中國的根本性變化在於，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城市國家」[16]。這個在當代中國展開的劇烈的城市化進程，是以鄉村社會的停滯、破壞乃至崩解為前提的，因此世紀之交提出的「三農」問題才格外嚴峻。在新的城鄉關係結構中，如何修復鄉村社會並在傳統社區基礎上重建「公共性」，成為重要議題[17]。《三里灣》的村莊敘事，實則正是一種社區敘事的形態(費孝通等最早將英文中的community翻譯為「社區」[18])。其中，無論對「現代化」還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都建立在鄉村社區內在經驗視野的基礎上。這種既不同於啟蒙主義的個人敘事，也不同於階級論的社會主義敘事，更不同於古典主義的共同體敘事的鄉村現代化構想，呈現出的恰是中國鄉村社會自身延續性的歷史視野。

　　在新世紀中國，西方式現代化道路已經暴露出深刻的缺陷與危機，「文化自覺」和重新「發明傳統」成為中國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主導性文化取向。就農村問題的解決方案上，個體性小農經濟和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均不可行，而「合作化」重新成為農村社會一種可能性組織形態的基礎。在這樣的新語境下，趙樹理文學特別是《三里灣》的鄉村烏托邦書寫，因其內在於鄉村社會文化傳統的敘述立場和敘述視點，因其立足於鄉村自治性基礎的合作化書寫形態，特別是統合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建構形態，或許可為當下中國社會提供別樣的歷史想像契機。這也正是趙樹理及其文學實踐無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1]【日】竹內好：《新穎的趙樹理文學》，日文版發表於《文學》第21卷第9期，岩波書店;中譯文收入《趙樹理研究資料》(乙種)，黃修己編，北嶽文藝出版社，1985年。

　　[2]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第145頁，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

　　[3]【美】莫里斯·梅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第10頁。

　　[4]【美】莫里斯·梅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第二章「毛澤東主義中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論題：城鄉關係」。

　　[5]【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第205、206頁，霍桂桓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6]關於「意識形態」的三種類型，參見《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第208-209頁。

　　[7]韓毓海：《「春風到處說柳青」——再讀<創業史>》，《21世紀經濟報道》2007年1月7日。

　　[8]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20世紀中國文藝之一瞥》，收入《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

　　[9]【日】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王瑞根譯，三聯書店，2011年。

　　[10]【英】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參見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

　　[12]【美】莫里斯·梅斯納：《馬克思主義、毛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第5頁。

　　[13]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第137頁。

　　[14]趙樹理：《回顧歷史 認識自己》。

　　[15]這包括20集電視連續劇《趙樹理》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山西省設立趙樹理文學獎、趙樹理紀念館的成立，以及《趙樹理全集》及多種趙樹理作品與研究書籍的出版。

　　[16]【美】傅高義：《鄧小平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17]黃平、王曉毅主編：《公共性的重建——社區建設的實踐與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18]費孝通：《人類學與文化自覺》，群言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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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來源：烏有之鄉-保馬 作者：賀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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