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上之雲》 第二部和相關歷史

大前天11區開播的《坂上之雲》第二部第一集，今天才找到種子。不過是「生肉」，沒有字幕。本人是日文苦手，剛看了一半，理解不過百分之十。拍的不錯，某些截圖都可以拿來當壁紙的說。下面貼一些印象比較深的圖。

片頭

依然有那段渡邊謙的旁白

「まことに小さな國が、開化期をむかえようとしている。四國は伊予松山に、三人の男がいた。このふるい城下町にうまれた秋山真之は、日露戦爭がおこるにあたっては勝利は不可能にちかいといわれたバルチック艦隊をほろぼすにいたる作戦をたて、それを実施した。その兄の秋山好古は、日本の騎兵を育成し、史上最強の騎兵といわれるコサック師団をやぶるという奇蹟を遂げた。もうひとりは、俳句、短歌といった日本のふるい短詩型に新風を入れてその中興の祖となった正岡子規である。かれらは、明治という時代人の體質で、前をのみみつめながらあるく。のぼってゆく坂の上の青い天にもし一朶の白い雲がかがやいているとすれば、それのみをみつめて坂をのぼってゆくであろう。」

第六回標題

咱們課本里叫英日同盟，歸根結底是英國人為了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而與日本人妥協的產物。

在宴會上英國人嘲笑日本的鐵甲艦是靠出口生絲換來的，秋山真之折衝杯俎。

「外國對日本侵略是絕對不允許的！」

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清朝與八國聯軍俱稱為「拳匪」。

八國聯軍 英、美、俄、印度（英）、德、法、奧、意、日。日本兵最矮小，可帶來災難的能力卻一點也不弱。

一群清國難民在尋求日本人的幫助，秋山好古居然真的幫了他們。這一段覺得特假，日本子進了中國都跟餓狼一樣……不知道是司馬遼太郎犯渾還是編劇美化日本軍。

此時的正岡子規已背生膿瘡，只能趴在地上，不能仰卧了。妹妹律子照看著他

秋山真之回去看望子規，他帶來了美國印第安人的禮物

貌似是子規的弟子。都是後來的古典俳句大師

《北京條約》照片左邊第二個是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也即第一部中的「老鼠外交官」，照片上是他的扮演者竹中直人的臉。

竹中大叔……最近我還在追打工仔買房記……

在沙皇俄國廣瀨武夫中佐已經在釣美眉了。圖為他在教俄國MM學日語，MM說

「ASAHI（朝日）,真實美麗的語言啊！」

日本軍艦的名字，都是來自傳統的美麗大自然。這傢伙幹什麼也不忘誇耀自己的國家

看了這些，等待熟肉。

補：

今天貼上一些材料，轉載自新浪介紹日軍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軍紀嚴明」的戰略考量的

庚子國難110年紀念系列：面具遮掩武士刀

　　雪珥

　　庚子國難中，最大的入侵國是我們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這也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第二次入侵中國。這次入侵中，日本將淪陷的北京當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日本的刺激下，清政府開始全面改革。當然，「文明」面具的後面是帶血的武士刀，在「親善」、「共榮」的口號下，日本對中國一次又一次舉起戰刀。

　　北京淪陷了，恐怖依然，只是換了色。

　　在此前義和團的「紅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為「二毛子」，而被全家綁到庄王府（現今平安里一帶）門前開刀問斬。如今，在八國聯軍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為穿了條紅褲子而被指為「拳匪」，同樣遭到處決。步槍上那帶著深深血槽的刺刀，雖短，卻與古老的大刀片兒一樣令人膽寒。

　　八國聯軍將北京城分區佔領。北京人很快就發現，與那些高鼻子、藍眼睛的西洋鬼子們相比，身材矮小、能寫漢字的東洋鬼子倒不顯得那麼窮凶極惡，日本人所佔領的東北區（朝陽門以北、德勝門以東）隨即成為刺刀下討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難之地。

　　日軍有意將這座淪陷的城市作為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嶄新」形象。

　　滿城盡披太陽旗

　　日本之行事縝密令西方人望塵莫及。

　　在八國聯軍確定了各自的佔領區後，僅僅3天時間，不僅日佔區，而且整個北京城似乎到處都是日本的太陽旗。這是日軍主力第五師團從廣島出發時就帶上的「必要裝備」，他們精心準備了數萬面小型日本國旗，在那顆紅太陽(17.15,-1.07,-5.87%)邊上的留白處，用漢字醒目地寫著「大日本帝國順民」。如今，鐵騎入城，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發給北京的市民們，無論是朱門府邸、四合院還是貧民窟，都掛上了這一新的「門神」，西方人吃驚地發現：大清國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獨佔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鋪，除了太陽旗外，還掛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屬於日本）。

　　美國著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漢學名著《中國人的性格》，後來推動了庚子退款及清華大學、協和醫院的建立）記載道，北京市民為了避免迫害，出行時手上都會拿著列強們的國旗，而以日本旗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製的「盜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塗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異。在刺刀之下，英語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衚衕的牆壁上刷上了標語：「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爺開恩，這裡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經作為義和團壇口的寺廟門上，也貼上了「God Christianity 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對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調整，曾經滿大街的義和團們早就沒了蹤跡，似乎被人間蒸發，人們都將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 「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如同水被倒進容器里那麼自然」（明恩溥語）。

　　「文明」的招牌

　　一個名叫川島浪速的35歲日軍翻譯，應日本派遣軍司令福島安正的再三請求，在日佔區開始指導警務工作。日軍設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長、事務官和憲兵均由日本警官擔任，巡捕則僱傭中國人，成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為動亂的數月間在轄區內迅速恢復了秩序，日佔區因此成為北京最早恢復市面繁華的區域。

　　川島浪速還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國人參與「警務速成訓練課程」，隨後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復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實行可持續發展的眼光，給負責留守的大清國中央領導人、慶親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勢穩定後，另一位國家級領導人、肅親王善耆，應日本公使的要求，從清軍中精選了240名士兵，組成了「巡捕隊」，臂纏白箍，上蓋「安民公所」大印，腰間掛著佩刀或馬棒，執行巡邏，開創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肅親王因此與川島浪速成為哥兒們，甚至其女還拜川島為義父，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

　　日軍在佔領區內顯示出嚴明的軍紀，這幾乎得到了西方記者、外交官及軍官們的一致認同。美國隨軍記者、《紐約時報》的奧斯卡（Oscar King Davis，當時派駐菲律賓，隨美軍第14團從馬尼拉前往北京）為著名的《哈潑斯周刊》（Harper』s Weekly）詳細報道了各國軍隊在京津地區的搶掠情況。他觀察到，俄、法軍軍紀極壞，到處燒殺搶掠，而日軍與美軍相對恪守紀律，其中，日軍的紀律更為嚴明。他引用一個西方軍官的話說：「作為基督教國家的一名軍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見到一名被我們長期地稱為異教徒的日本軍官，他說搶掠是不對的，並且絕不允許。我無話可說，因為我的人都在搶掠，而他的人沒有。我無法阻止搶掠，而他卻能。」

　　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寫給美國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著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為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裡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

　　在八國聯軍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戰役中，日軍幾乎都擔當了攻堅先鋒，傷亡慘重，佔到聯軍總傷亡數的40%左右。日軍作戰兇悍，給其他國家的軍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國外交官小田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給《哈潑斯周刊》撰文，認為「那些在聯軍中與日軍曾經並肩作戰的他國軍隊，今後如果不得不與日軍為敵，一定會猶豫再三的」。

　　搶劫的秩序

　　當然，日軍絕非不沾葷腥的貓，只是與其他軍隊的渙散相比較，日軍更為克制、更有約束，甚至在搶掠方面也更有組織紀律性。

　　當聯軍大多數官兵到處為自己尋找發財機會時，日軍卻在嚴密的組織下，直插大清國的財政部（戶部，辦公地點在今公安部地址），一舉掠走庫存白銀近300萬兩。同時，他們從各衙門搶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開，成為國際史學界最為期待的寶庫之一，以期填補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資料空白。

　　除了集團性的搶掠外，日軍個人也參與搶掠，但與其他國家軍人相比，他們更為隱蔽。《中國與聯軍》一書作者、英國畫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現場觀察到：「日本軍隊在搶劫時與西方列強毫不相同，顯得十分有文化、有內涵」，他們在中國人的房子里搜尋古瓷器，還聚在一起認真欣賞，如果不帶走，便輕輕放回原處，「而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或俄國人，更不用提德國人，他們除了碰到堅固的銅塊、石塊之外，沒有不打碎、弄彎、弄髒以及損壞的……日本人也搶掠，但他們搶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靜的，他們不把東西亂扔，不摔碎，也沒有任何不適當的藝術破壞。他們任意拿取他們所喜愛的東西，但是做得是這樣精細，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搶掠。」

　　軍紀逐漸敗壞

　　日軍在北京的表現，幾乎給西方世界一個「仁義之師」的形象，後世的日本右翼以此為依據，來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所有對日軍殘暴的指控。同樣是佔領中國的首都，但1937年日本人何以在南京如此殘暴？

　　第二次中日戰爭（即抗日戰爭）中的日軍將領岡村寧次，曾被控在中國華北地區實施野蠻的「三光政策」，但他在戰地日記中卻對日軍軍紀敗壞有過深刻的分析。岡村寧次承認，「在這40 年中（從甲午戰爭起算），我官兵在戰場上的道義，特別是對現地居民的道義，比過去顯著降低，則是不應掩飾的缺點。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北清事變（即八國聯軍戰爭）、日俄戰爭當時的日軍，無任何掠奪、強姦行為，這是為許多外國人寫的材料所證實的。然而，同樣的日本人，現在卻有不少人對當地居民有虐待行為。嘴上高喊『聖戰』，高喊『八紘一宇』，但事實卻與此相反。今昔對比，使人難以想像。」

　　他總結出，日軍的軍紀比八國聯軍時下降的表現是：一、對上級的服從性下降(表現於犯罪統計、言語態度、敬禮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現於強姦、隨軍有慰安婦)；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為圖省事，將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棄之路旁；偷盜其他部隊的馬匹成風；侵佔送往前方的慰問品等等)；四、幹部有犯強佔、收賄者；五、有借口處理麻煩而殺害俘虜的野蠻作風。

　　岡村寧次認為：「我們身為指揮官，固然責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從內地社會直接到戰場上來的，所以社會的責任也很重大……現在大部分官兵並非現役，一般都是應徵後立刻上陣，因此，與其說是軍隊之罪，莫若說是日本國民之罪。」 他認為，日軍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國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閉塞、對國際事務缺乏理解、缺乏寬容和憐憫弱者的仁義教養等」。

　　在岡村寧次看來，戰爭的擴大化、長期化，導致了兵員得不到及時補充，官兵得不到及時的培訓，軍隊整體素質大為下降。而岡村寧次的參謀長宮崎周一中將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時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養出來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為，特別是軍風紀的渙散，可以說是國民倫理觀念下降和忽視教養的反映。維持嚴明的軍風紀，當然主要依靠部隊本身嚴格切實的指導與監督，但與直接掌握兵員的下級幹部的素質，有著重要關係。」

　　根據宮崎周一的分析，八國聯軍入侵及日俄戰爭時，日軍官兵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現役兵，各級軍官也都是長期服役的職業軍人，因此，「保存了團結服從以及軍風紀各方面的優良風習」。但在二戰中，因為戰爭擴大，軍隊數量急劇增多，「傳統的優良風氣越來越少，新建或改編的部隊，有如摻水的酒，軍隊傳統的優良風氣喪失殆盡。特別是應徵的下級幹部，除個別人外，在覺悟、信心及知識能力等方面，多數都不夠格……」他甚至將矛頭直指當時的日本社會風氣，認為是日本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嚴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戰，關係到國家興衰存亡，當時全國軍民舉國一致，鬥志昂揚，成為強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中國事變（七七事變）後，隨著國家財政的龐大化，資本主義弊端到處泛濫，黑市盛行，社會上好人受難，在這樣的社會裡要想得到優秀的士兵，無異緣木求魚。」

　　平心而論，沒有一支軍隊的指揮官不希望自己的軍隊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無犯，這不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戰鬥力的重要保證。當日軍士兵都敢偷盜司令長官的戰馬時，岡村寧次也只好嘆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他雖然發布了大量標語訓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記中感嘆：「『討蔣愛民』的標語到處張貼，但毫無實效。」

　　日本式作秀

　　其實，岡村寧次所沒有提及的是，日本軍隊在1900年的北京與1937年的南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形象落差，還在於1937年他們並沒有觀眾，而1900年他們必須向全世界彙報演出。

　　早在6年前的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朝野就十分注重國際形象的塑造。戰前，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認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因此這場戰爭「不是人與人、國與國之戰，而是一場宗教戰爭」。日本另一位啟蒙思想家植村正久則認為「日清戰爭的真正動機，是新舊兩種精神的衝突。為了邁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揚眉吐氣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們的國策。」這種認識，成為日本思想界的共識，進而在國家宣傳工具的推動下，成為全民的共識，日本給自己賦予了亞洲解放者和文明傳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對華宣戰詔書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這樣的「導語」，立論上遠比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要堂皇高遠得多。日本甚至秘密聘用了西方著名記者，為其執掌外宣的尺度，從而贏得了西方媒體幾乎一邊倒的支持，「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同情日本，一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明和進步。」（美國《亞特蘭大憲政報》，Atlanta Constitutions）。

　　在甲午戰爭的初期，日本軍方還是秉承傳統習慣，拒絕西方記者隨軍採訪，但隨後就改變策略，接受甚至主動邀請西方記者隨軍，並且在歐美各國建立了新聞策劃和發布中心。這些努力十分奏效，甚至在日軍進行了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後，西方媒體普遍為其進行辯解、開脫，以至於揭發屠殺真相的美國記者倒成了孤家寡人。日本人也十分見機，當他們攻陷另一大軍港威海衛後，一場日本式的「行為藝術」開始了：日軍的戰地紅十字會給受傷的清軍提供醫療服務，並釋放了所有俘虜，還給他們發放了兩天的食物，歐美記者們寫下了這些「感人」的細節。對於戰敗自殺的丁汝昌，日本則給予了很高的禮遇，准予北洋軍艦康濟號在北洋高級軍官們護送下，載運丁汝昌的靈柩離開威海。美國也有記者懷疑，既然日軍如此優待俘虜，為何被日軍收容的清軍俘虜並不多——當時戰場上清軍投降者很多，但日軍多數前線部隊為免「麻煩」，實行的是「不留俘虜」的政策，就地處決，這在當時日軍官兵的從軍日記中有大量記載，但這些記者的懷疑，被淹沒在了如潮般的對日本軍隊的好評中了。（參閱雪珥著作《絕版甲午》，文匯出版社）

　　日軍參加八國聯軍行動，甚至細緻到了製作和攜帶有「大日本帝國順民」中文字樣的國旗，整個參戰過程，自始至終成為日本向世界展現自己光鮮形象的巨大走秀台。

　　另有鬼胎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本來都是日本所不願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完勝，獲得了朝鮮與中國台灣，需要時間對這些巨大的戰利品進行消化、吸收。朝鮮半島總是被日本人看做指向自己的匕首，而遼東半島則無疑是這把匕首的刀把，但在以俄國為首的俄、法、德三國聯合干涉下，日本卻被迫退還了中國割讓的遼東半島，俄國隨後就從中國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奪地「租借」了旅順、大連這一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俄國的咄咄進逼下，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其實只限在朝鮮南部，而在俄國人的鼓動下，朝鮮君臣也時時表現出了桀驁不屈的姿態。

　　中國台灣方面，日本雖然開始了大規模的殖民建設，但抗日運動依然活躍，並且以中國福建為基地，令日本殖民當局頭疼不已。因此，日本此時最希望的，就是在它有力量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中國最好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獨立完整的國家主權，這也是日本在戊戌年（1898年）對中國改革者們不給予任何實質性支持的主要戰略考量。

　　在北面的朝鮮和南面的中國台灣之間，日本將對華關係的重點確定在南部，希望能將中國福建納入其勢力範圍，並進而擴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與台灣呼應，獲得巨大的戰略空間。按照當時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的說法（他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線」和「利益線」），中國東南的這個區域，平時可以作為中日貿易區和日本的加工區，戰時則可以輕易扼住中國台灣海峽這一「東亞的咽喉」，應對任何敵人的挑戰。1898年，日本從中國獲得了保證，不會讓任何列強染指福建，但當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築鐵路時，遭到了大清政府的堅決拒絕。

　　隨後，義和團運動迅速轉化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駐北京使館的書記員杉山彬被清軍殺死，成為第一個死亡的外交人員。駐紮在天津的日本海軍指揮官向東京緊急報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對此採取了冷處理。在內部，他們必須對南北戰略進行權衡，而在外部，他們必須先徵詢列強的意見，以免無謂樹敵。實際上，他們此時的重點依然是南方，軍部甚至電令台灣總督，立即做好軍事動員，準備隨時武力進佔廈門。

　　此時，華北局勢日益糜爛，列強們紛紛增派軍隊，日本的宿敵俄國更是一馬當先，在東北地區大舉增兵，矛頭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裡，急在心中，而與日本同樣心急的，還有俄國的第一敵人、當時世界老大英國。英國的軍力被南非的布爾戰爭所牽制，不得不從澳洲、新加坡、中國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調兵（參閱本報2月8日《北京城裡的澳洲軍旗》），因此他們寄希望於日本，一是解決北京問題，二是牽制俄國北極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氣，不見兔子不撒鷹，當英國表態希望日本出兵2萬~3萬人時，它依然要求英國駐日本公使幫助向列強徵詢意見。俄國和德國起初堅決反對，但隨著局勢日益危急，各國與駐北京使館的聯絡全部中斷，也只能同意動用日軍。英國方面更是起勁，主動表示日本出人、英國出錢，所有軍費由英國負責。經過這樣的千呼萬喚，日本才宣布派遣駐紮廣島的精銳部隊、陸軍第五師團進軍中國。在參與八國聯軍的全過程中，日本人在處理與列強軍隊、中國政府等各方面關係時，韜光養晦，十分低調，成了個幾面討好的「琉璃蛋」。而保持嚴明的軍紀，展現日本軍人的「新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則大打出手，出兵佔領了中國廈門。但南北兩線作戰，遭到了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持重派的堅決反對，當俄國從北京首先撤軍並收縮到東北，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構成巨大威脅時，尤其是列強也紛紛派出艦隊前往中國福建時，日本政府才下令從廈門緊急撤軍，將廈門無條件交還中國，這就是所謂的「廈門事件」。

　　自此，日本在東亞的戰略重點轉向北方，四年後爆發了慘烈的、被國際史學界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

　　「悶騷」的尷尬

　　日本在八國聯軍中表現得十分低調，除了本身在中國福建的戰略考量外，還有被迫韜光養晦的無奈。此時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揚的「黃禍論」的首要攻擊目標，除了英國老大哥外，日本其實已經被西方孤立了。而參與八國聯軍行動，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時機，而關鍵就在於既要「任勞」，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戰爭中的巨大勝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種可怕的前景：已經掌握了西方技術的日本，如果團結帶領人口龐大的中國進行改革和擴張，則蒙古人席捲西方的「黃禍」必將重新上演。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動下，「黃禍論」在西方甚囂塵上。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國和德國，對中日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八國聯軍時期擔任日本首相的山縣有朋，在1896年與李鴻章一道參與沙皇的加冕儀式，也先後順道訪問了柏林，李鴻章到處受到國家元首般的禮遇，而山縣有朋則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種族戰爭此時也成為日本人最為關注的話題。日本最有影響的政治家之一近衛篤麿公爵，在日本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雜誌《太陽》上發表文章，題目就是《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的必要》，近衛篤麿公爵寫道：「我認為，東亞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未來人種競爭的舞台。外交策略雖然可能『一時變態』，但僅是『一時變態』。我們註定有一場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種人視為盟敵。有關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這一難點銘記心中。」（參閱本報2009年6月8日長篇《黃禍：中國威脅論的前半生》）

　　正是在這樣的危機意識下，日本向中國發動全面的友情攻勢，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兩國大演雙簧，分別奪取了青島和旅大，傷透了心的大清國，再度轉向同文同種的日本。兩個浴血搏殺的東亞鄰居，突然變成一對「歡喜冤家」，並且在軍事領域率先進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導其事的正是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日本參謀總長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調門最高的張之洞。

　　自此，中國與日本開始進入為期10年的蜜月期，而當「戊戌政變」後，重新成為中央領導核心的慈禧太后親自拍板，大清國派出了密使，攜帶專供兩國皇室聯絡的密電碼，希望能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代表團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規格接待，但是，面對西方鋪天蓋地的「黃禍」論調，對於大清國拋出的結盟繡球，日本最後並沒有接受。

　　當義和團運動給列強們攫取在華利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機會時，日本卻陷入了作為「悶騷」的兩難處境：既想渾水摸魚，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覺和恐慌，多干少說、甚至幹了也不說，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撕下面具

　　功夫不負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國聯軍這根鋼絲上的精彩表演，收穫巨大。

　　經此一戰，日本與大清政府的關係非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還得到了加強。日本人在北京佔領期間顯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給大清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國朝野當做了效仿的榜樣。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發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號召，而日本則成為中國的第一教父。

　　在隨後爆發的日俄戰爭中，作為戰場所在地的大清國雖然宣布中立，但實際上朝野上下都是一邊倒地支持日軍，令日本在此獲得了顯著的「主場」優勢。西方也沒有被俄國刻意鼓動的「黃禍論」嚇倒，英國人甚至反唇相譏，認為真正的「黃禍」並非是日本，而是俄羅斯，這大大幫助日本減少了國際壓力。這場中日親善的喜劇，在日俄戰爭後，因為日本完全繼承了此前俄國所攫取的在華特權，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後發現：最該當心的還是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師」和「文明之師」的背後，是絲毫不亞於北極熊的貪婪和冷酷，並在三十年後徹底暴露出了野蠻之師、虎狼之師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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