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爭論，為自己鋪路

　　「當我嘗試去了解別人的時候，我發現這真是太有價值了。我這樣說，你或許會覺得奇怪。我們真的有必要這樣做嗎？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在我們聽別人說話的時候，大部分的反應是評估或判斷，而不是試著了解這些話，在別人述說某種感覺、態度和信念的時候，我們幾乎立刻傾向於判定『說得不錯』或『真是好笑』『這不正常嗎』『這不合情理』『這不正確』『這不太好』。我們很少讓自己確實地去了解這些話對其他人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就是善於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們，過分地相信自我的標準。因為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我們遭遇太多的爭論，造成太多心與心的嫌隙。在那些自以為是的爭論中，我們竭盡全力地衛護著那些並不全面、並不成熟的觀點。對那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不足稱道的異己意見，我們給予太隆重的對待。一場狂風暴雨的唇槍舌箭過後，我們得到的僅是「心亂」，失去的卻是「親密無間」，此外，我們還能得到些什麼？在過後的日子裡，我們發現那是嫌隙與隔膜。感謝上帝，我們因此又多了一個「敵人」。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鍛煉我們那「銳不可當」的口才。

卡耐基極為悲觀地說：你贏不了爭論。要是輸了，當然你就輸了；如果贏了，還是輸了。在爭論中，並不產生勝者，所有不願敵對的人在爭論中都只能充當失敗者，無論他(她)願意與否。因為，十之八九爭論的結果都只會使雙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絕對正確，或者，即使你感到自己有錯誤，卻也決不會在對手跟前俯首認輸。在這裡，心服與口服無法達到應有的統一，人的固執性，將雙方越拉越遠，到爭論結束，雙方的立場已不再是開始時的並列，一場毫無必要的爭論造成了雙方可怕的對立。所以，天底下只有一種能在爭論中獲勝的方式，就是避免爭論。

　　正如班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

　　「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駁，也許偶爾能獲勝，但那是空洞的勝利，因為你永遠得不到對方的好感。」

　　你在爭論中可能有理，但要想改變別人的主意，你就錯得太徒勞了。從人稱自己是萬物之靈的那一刻起，其個性似乎就已犯上了同樣的毛病，一種自我優越感、自我權威感在內心、在頭腦、在全身滋長著，並借著社會心理的奧妙遺傳，一代代的繼承了下來。當「能夠承認自己錯誤」成為一種難能可貴的、可供稱讚的美德時，那一種「優越」與「權威」便在社會上取得了其普遍的地位，並因而在體內確立了其支配地位。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將廉頗的負荊請罪，李世民的善於納諫千古傳頌。「認錯」這一簡單的行為，在現代人的心中有著何其沉重的分量。我們難道能說這不是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勇氣去推翻那心中的「自我權威」，並進而消滅多餘的「自我優越」？我們心中有那麼一種毀滅的衝動，卻沖不破那一層古怪的心理障礙。

　　在熱鬧的爭論中，我們日益變得孤立。當所有人都不對我們表示好感時，我們終於體會到「人多時候最寂寞」的悲凄。「佛祖」釋迦牟尼來到我們的面前，在一片祥和中，告誡我們：「恨不消恨，端賴愛止。」爭強疾辯絕不可能消弭誤會。所以，我們不再固執，我們準備拋棄爭論，重頭做起。

　　但我們卻猶豫了。紐約聯合國總部內似乎永不休止的辯論，讓我們再一次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否正確。「佛祖」永遠不會了解那些辯論對人類的重要性，因為他生活的是另外一個純「愛」的世界。作為世人，我們無法對此熟視無睹。我們在迷惑中，習慣性地準備重新拾起爭論的大棒。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思考，並進而發現把自己與聯合國相提並論時，我們便不禁啞然失笑。個體與集團各自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莽撞的類比，往往是荒謬而毫無意義的。當我們正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為人處事時，卻一再顧慮聯合國這一龐大的特殊組織，無疑是毫無道理的。

　　所以，讓我們回到平凡的生活中來，聽一聽林肯是如何斥責一位和同事發生激烈爭吵的青年軍官的。

　　「任何決心有成就的人，決不肯在私人爭執上耗費時間。爭執的後果不是他所能承擔得起的。而後果包括發脾氣，失去了自製。要在跟別人擁有上等權利的事物上多讓步一點；而那些顯然是你對的事情就讓步少一點，與其跟狗爭道，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讓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傷。」

　　是的，我們承擔不起後果，「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傷。」所以我們寧願在一定基礎上作出讓步，以避免爭論。

　　如今，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已經下定決心盡量避免爭論。然而，麻煩的是，我們並不太明我們應該如何去做，這樣子是有可能遭至「自我優越」與「自我權威」的反攻倒算的。

所以，我們要學會「承認自己也許會錯」。蘇格拉底在雅典一再告誡門徒：「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我們試著用這麼一種句式：「唔，是這樣的！我也有一種想法不過也許不對，我常常出錯，不過希望我被原諒，啊，依我看，這是……」結果，我們在任何場合下都暢行無阻，因為沒有人會反對「你也許不對」的看法。

所以，在承認自己錯誤的同時，我們便已備下了滅火劑，但這也許並不夠，因為滅火劑也會有「沒招」的時候。所以，我們在小心翼翼地試圖指出對方顯然是錯的地方時，不得不講究一個適當的方式。

　　英國19世紀一位叫查士德·斐爾的爵士對他兒子說：

　　「如果可能的話，要比別人聰明，卻不要告訴人家你比他聰明。」

　　300年前的伽利略說：

　　「你不可能教會一個人任何事情；我只能幫助他自己學會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以若無實有的方式開導別人，提醒他不知道的好像是他忘記的。」因為不論你用什麼方法指責別人——眼神、語調、手勢，只要你告訴他他錯了，他就絕不會對你善罷干休。因為，你直接打擊了他的智慧、判斷力、榮耀和自尊心。他決不會改變他的想法，他只想反擊，人類的好鬥性此刻暴露無遺。即使你搬出所有柏拉圖或黑格爾的邏輯，也改變不了他的看法，因為你傷了他的感情。在日常的瑣事中，支配人們行為的往往不是理智，而是感情，所以我們開始尊重對方的意見，並不直截了當地指出他錯了。

　　我們似乎已完全避免了爭論。事實上，從一方面來看，確實是做到了。我們千言萬語地要求人們推翻心中的「自我優越」與「自我權威」，我們自以為自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然而在後來的行動中，我們卻一直假定自己是「對」的，而對方是錯的，我們一直以一種「正確者」的高姿態在談論其實我們也可能有錯的「爭論」。因而，現在我們不得不先承認自己是錯了。在生活中，我們不可能永遠是「正確者」，我們也有「錯誤」的時候。蘇格拉底的謙虛，使得我們任何一人都不敢妄自稱大。

　　事實上，在前面我們已深深領教了「死要面子」的苦果，所以此時，我們不再面臨任何的障礙，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用來迅速而熱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比起為自己爭辯要有效和有趣得多。

　　避免爭論，我們贏得了好感，在人海中，我們不再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