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人的健康和心理狀態
雖然專業人員可能會抱怨他們的工作時間過長,職業壓力過大,事實上,他們不但有壓力,而且還有一種特別嚴重的壓力。前者如果讓人不悅,卻還是可控的;處理得當的話,還能提高人的勇氣。而後者則會置人於死地。
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哪?科研人員給出了一個奇怪的主觀性結論:他們指出,當人在面臨某些特定壓力時,他們越是感到無助,壓力造成的損害就越大。
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降低,一個人的控制感也會下降,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比處於高端的人,過早離世的概率要高三倍多。他們還更容易患上抑鬱症,心臟病及糖尿病。或許最嚴重的是,一個人在幼年時所經歷過的貧困生活,能一直對其成年後的生活帶來影響。
即使那些後來在經濟上翻了身的人,他們依然會不時表現出幼年貧困生活所造成的影響。科研人員發現,他們比那些從未過過苦日子的人更容易得病。在致富後,可以通過降低無助感,有條件更多使用有利於健康的資源,如鍛煉,吃更有營養的食品,並獲得更多的社會幫助等,來降低得病的風險;人並非絕對會受幼年生活經歷的影響。但是,幼年生活壓力造成的影響似乎還是難以揮去,它能對塑造我們的神經系統帶來有害影響,還可能會加快我們衰老的步伐。
英國的流行病學家邁克爾.馬莫特把這種現象稱為 「社會地位綜合症」。他對那些在等級森嚴的體制中工作了幾十年的英國政府公務人員進行了研究,而且發現對一般得病誘因(抽煙,飲食及就醫)的解釋,並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影響。健康,福利及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之間有著直接聯繫。他說: 「你的社會地位越高,」 「你的身體也就越好.」
馬莫特博士把這歸咎為一種特殊的壓力。它並非一定會像一位總經理面對一大堆工作而造成的壓力,或一位生活富裕的家長為孩子能否上名校而產生的煩躁焦慮。不像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人,這位總經理和焦慮的家長都有解決問題的辦法。顯而易見,窮人們的辦法就要少得多。
馬莫特博士和其他一些人都指出,因此,能造成致命危害的壓力,是以一個人對自己的命運缺乏控制感為特徵的。研究動物的心理學家,把這種壓力產生的一種結果稱為 「習得性無助 」。
這種壓力產生的過程,很有啟發意義。隨意用電擊打,會讓動物陷入抑鬱狀態,能對它們的學習和記憶能力造成傷害。但是,如果動物能對這種擊打的持續時間有所控制,它就會依然保持著活力。疼痛和不快,沒有對持續時間有所控制來得重要。
生物學家把這些特點解釋為 「攻擊或逃跑反應」—腎上腺素大量分泌,心跳加快,血壓上升—持續的時間不一定。這種反應在逃離獅子,野熊和鱷魚的攻擊時是必須的,但如果經常激活這種反應,就會對身體造成損害。而且,這對小孩特別有害,按照進化上的設計,他們的神經系統是可塑的。
實際上,科學家可以看到幾十年前,幼年時期生活壓力的痕迹:那些經歷過苦日子的人身上,有更多的病症跡象。慢性病增加了得退化性疾病的風險,比如心臟病和糖尿病。實際上,那些從小過過苦日子的人的染色體終端(處在我們染色體頂部)比較短,這可能是一個加速老化的標誌。而且科學家們還發現,和當前收入無關,幼年遭受的苦難和更容易得心臟病,高血壓,以及在長大後患上關節炎之間都有聯繫。
斯坦福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羅伯特. 薩珀爾斯基說: 「早年生活的壓力以及留下的傷疤組織,隨著人們不斷老化,越來越難逆轉.」 「你總有機會進行治療,但你等的時間越長,積攢下的問題就越多。」
這項研究對不同人種的壽命進行了新的論述。在美國,白人平均要比非洲裔美國人多活五年。但是,2012年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人員所做的一項研究卻指出,社會經濟和人口統計學因素,對這種差異產生了70%到80%的作用,而不是遺傳基因。單個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收入,它對這種差異的影響超過了一半。同時,其他的研究也說明,非洲裔美國人對種族歧視(一項主要的壓力源)的主觀體驗,對健康也能造成影響。很多歧視性的報道,都和女性內臟脂肪堆積有關,這增加了得代謝綜合症的風險(因而也就增加了得心臟病和糖尿病的風險)。對於男性而言,他們總是和高血壓,心血管病形影不離。
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的神經學專家,布魯斯.麥克尤恩,拋開種族因素,把這些關係描述成「貧困讓人刻骨銘心」的一種辦法。他和別人談論了社會地位的「生物嵌入」問題。你父母的社會地位以及你幼年時所經歷的壓力程度,改變了你的大腦和身體的運行方式,影響到幾十年後,你是否容易患上退化性疾病。它們甚至會改變你抵禦傳染病的能力。在一項研究中,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研究人員,讓志願者感染上普通感冒病毒。那些從小生活比較貧困的人(根據父母的住房情況進行評定),不僅抵禦這種病毒的能力弱,而且患上感冒後的病症也更厲害。
匹茲堡大學的神經醫學專家彼得.吉納洛斯致力於對心臟病的研究。他發現,根據腦部杏仁核區(腦部一個類似杏仁形狀的區域,專門協調恐懼反應)的反應程度來測量,那些認為自己父母社會地位較低的大學生,對憤怒面孔的圖像反應更為激烈。他認為,在一生中,對危險更拼力、更快地作出反應,可能促進了動脈斑塊的形成。吉納洛斯博士還發現,在跟蹤研究了20來年的48位女性中,壓力越大和大腦海馬區(這是大腦中對學習和記憶很重要的一個區域)容量的減少有關。對於動物而言,長期的壓力會使這個區域變小,而且還會損害學習能力。
這些聯繫,對壓力在人的一生中妨礙人取得成績所造成的影響,提出了尖銳的問題。長期以來,受教育程度和學習成績,都被和社會經濟地位掛上了鉤,而且技能上的差異在很小時就能明顯表現出來。一項經常被引用的研究指出,出生於專業人員家庭的三歲孩童,要比靠救濟生活家庭的孩子的辭彙量多兩倍多。這種差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父母的激勵程度不同造成的;較貧困的父母,可能僅僅只是和他們的孩子說話較少。
但賓州大學的神經學家瑪莎.法拉赫,不僅注意到辭彙吸納量上的差別,而且還發現幫助孩子學習能力上的不同。在孩子中,她發現,社會經濟地位和集中注意力,以及排除干擾的能力有關。其他人還發現,較貧困孩子的前額皮質(這是和計劃及自我控制有關的區域)功能上的差異。
法拉赫博士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我:「你不需要一個神經學家告訴你,年輕夫妻需要較少的壓力,接受較多的教育,和獲得更多的各種支持。」「但是觀察大腦某一具體區域的圖像,卻說明了貧困能影響一個人的發育成長,把兒童的貧困問題再次當作一個公共健康問題提了出來,而不僅僅是一個機會均等的問題。」
對動物的研究,幫助我們驅散了疑慮,即我們真是眼睜睜看著羸弱和充滿焦慮的人,在滑向社會經濟的底層。在對靈長類動物進行的實驗中,底層的雌性動物和地位較高的同類相比,更容易患上心臟病。在吃垃圾食品後,它們會更快地得上心臟病。一個雌性獼猴在群體中的地位越低,它帶有疾病的基因就能越多地遺傳下去。地位高的雄性比地位低的同類痊癒的速度要快。它們的行為傾向也發生了改變。地位低的雄性比地位高的更願意吸食可卡因,而不是吃食物。
然而,並非所有的希望都已喪失不再。當地位低的成年動物在群體中的地位上升後,基因表達譜便會恢復正常。匹茲堡大學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丹尼爾.哈克曼說:「似乎存在著並非一成不變的環境影響。」但是,對人而言,早年貧困生活的痕迹卻隱藏在神經系統中,其組織和動物略有不同。在一個激勵的環境中,讓一個看護人員擔負起照料責任,對大腦的正常發育和應激反應的健康成熟都至關重要。這說起來容易,但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看護人員負責照料,和沒有了給他們提供支持的廣泛社會關係,情況就會變得和貧困帶來的影響一樣。如果你是位收入少,工作任務重的家長 — 因為房租低的緣故,不得不生活在一個犯罪猖獗的街區,而整天憂心忡忡 — 你做家長的能力就很可能受到損害。鑒於美國的發展趨勢,這種情況讓人擔憂。現在每五個孩子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十年內增加了35%。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最近在29個發達國家中,把美國的兒童福利列為第26位。若單就兒童的貧困問題而論,只有羅馬尼亞比美國的情況更差。
加州大學的健康和社區中心主任,南希.阿德勒說:「由於社會不公不斷擴大,產生了越來越多的這種壓力,我們正走在錯誤的方向上。」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下降了。從某些指標來看,你現在在加拿大或西歐,要比在美國更容易實現美國夢。而且,雖然美國人在二十世紀後期就基本實現了長壽,但這一成就在生活比較富裕的群體中分布得並不均勻。那些沒有受過高中教育的人,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壽命並沒有得到很大提高。受教育程度低的白人,在最近的幾十年中,壽命反倒減少了若干年。
與此同時,一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報告發現,美國人和另外16個發達國家的人相比,整體健康狀況較差,壽命也較短。美國20歲以上的成年人得糖尿病的人數名列第一,死於冠狀動脈疾病和肺病的人數名列第二。日本人比美國人抽煙要凶,但卻比美國人壽命長—法國人和德國人也是如此,他們喝酒比美國人多。這項讓人沮喪的排名令人吃驚,因為美國在人均衛生保健方面的支出,是名列第二國家的近兩倍。
但是,由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經濟學家,伊麗莎白.布蘭德利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怎樣花這些錢很重要。她發現,相對於衛生保健花費在社會服務方面的錢越多,就越能提高人的壽命。
一些人現在指出,強調健康差異及其原因,不僅是出於道義責任,也是由於經濟方面的原因。從長遠看,它能節約資金。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詹姆斯.赫克曼估計,對貧困孩子進行投資,會在以後給社會帶來7—10%的年回報。
幼年時期的壓力和貧困,不僅是窮人的問題。它會讓所有人都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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