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辛亥革命評價問題的困境（一）

　　摘 要：本文簡要綜述了辛亥革命評價問題的研究狀況，重點考察「撥亂反正」後國內外各個學術流派和眾多學者的不同論點與視角，根據學術界的主流評價對辛亥革命重新定位，同時結合針對辛亥革命的最新批判進行思想反思。筆者指出了研究現狀的諸多缺憾，並結合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學術前沿和最新動態，展望即將出現的研究趨勢，希望籍此改進研究現狀中的不足，進而走出辛亥革命評價問題的困境。

　　關鍵詞：辛亥革命;評價;定位;新批判;再反思;困境

　　辛亥革命的硝煙早已消逝，但其是非成敗，百年以來眾說紛紜，儼然已成世紀之謎。「共和革命百年」即將不請自到，但困惑我們的是：如果無法給予辛亥革命一個恰當的歷史地位，那麼我們將怎樣聊以紀念?或者我們將紀念一個什麼樣的辛亥革命?面對沉重的世紀拷問，回顧、檢討辛亥革命的研究，還其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近現代史研究者責無旁貸。筆者不揣淺陋，勉力為之，以聊表緬懷之情。

　　一、「撥亂反正」和重新定位

　　辛亥革命的深遠影響其實早在革命準備時期就已被人意識到，如1896年孫中山倫敦蒙難, 國內外都曾熱烈討論這一事件對中國政局可能帶來的影響，一些法律專家還將其作為典型案例收進了國際法教科書，隨後就相繼出現了革命黨人地方起義的早期記錄和革命領導人的傳記作品。民初谷鍾秀所著《中華民國開國史》首次闡述了辛亥革命「摒除帝制，肇建民國」的偉大功績，同時不少辛亥革命的參加者以親身經歷為依據，紛紛撰寫回憶錄式的著作。當然，這些辛亥革命前後的著述尚不算科學的史學著作，還沒有開始系統論述這場革命的評價問題。

　　20世紀30年代以後,國共兩黨都有意識地加強了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國民黨方面，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納入黨史的編纂和研究，頗多刪改史實之處，倒是國民黨元老鄒魯、馮自由編撰了一批比較嚴肅的辛亥革命著述。在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上，他們或多或少受到國民黨正統史觀的影響，情感色彩很明顯，溢美之詞居多，難免文過飾非之弊，但這些著述實為此後純學術的辛亥革命研究之起點,其創榛劈莽之功不可沒;共產黨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胡繩所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作者為當時的革命鬥爭服務，揭露帝國主義對辛亥革命的干涉和利用辛亥革命進行侵略的罪行,釐清了辛亥革命時期幾種政治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成敗得失，奠定了新中國史學界評價辛亥革命的基調。總體來說，國共雙方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政治色彩都很鮮明，很多歧見正是雙方尖銳的政治思想鬥爭的縮影。

　　新中國初建，史學界和國家領導層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都給予充分肯定。陳旭麓所著《辛亥革命》一書和胡繩武《論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形成》等論文把辛亥革命定位為「近代三大民主革命高潮之一」，納入革命史觀的總體框架。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躍進」運動的干擾下，研究暫趨沉寂，所幸此後不久的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為辛亥革命研究重現活力提供了契機。以劉大年、陳旭麓、胡繩武、金沖及、李時岳、章開沅、林增平為代表的老一輩史學家，從不同側面對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了系統和深入的研究，辨證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可惜好景不長，隨著文革的到來，辛亥革命的研究遭到了「文革史學」的摧殘。所謂「文革史學」，一是以階級鬥爭史觀作為唯一的理論標尺，二是強調為現實政治服務，影射史學極端化，三是經典著作教條化，忽視實證研究。「文革史學」站在以農民階級為主體的被剝削階級的立場上，全面肯定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和團運動這兩次革命高潮，對「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辛亥革命,則因其資產階級屬性而「立足於批」，甚至凡是資產階級範疇的都是反動的、落後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皆是「洋奴哲學」，「改良主義」毫無積極意義可言;宣揚「暴力」優於「改良」,極端誇大暴力鬥爭的歷史作用，甚至「頌揚暴政,反對仁政」，因此辛亥革命因其「妥協性」被當作反面一再批判;將中國近代史上的人物臉譜化、標籤化，突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代表的光輝形象，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包括革命派則被醜化、矮化，甚至孫中山也難以倖免。在「批林批孔」期間，辛亥革命被進而歪曲成「反孔與尊孔」的「儒法鬥爭」，章太炎被奉為尊法反儒的「法家」。很多辛亥革命史專家遭到了政治批判，辛亥革命一時成為了學者不敢涉足的「險學」。

　　文革結束後，章開沅先生致力於肅清「左」的影響，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撥亂反正闡發了具有指導意義的見解。他認為，從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來說，要打破所謂「立足於批」的精神枷鎖，要推倒所謂「資產階級中心論」、「資產階級決定論」、「資產階級高明論」等等不實之詞，要敢於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膽識來撥亂反正，堅持正確地、全面地評價處於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評價問題上，要打破「四人幫」所強加的路線鬥爭框框，反對簡單武斷的「好壞分類法」，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在中外關係問題上，要把中國的歷史置於世界歷史之中來考察;在揭露外來侵略的時候，要注意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區別開來，要努力闡明世界人民對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同情和支持[①]……在章先生和其他老一輩辛亥革命史研究專家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步入正軌。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隨著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的到來，辛亥革命史研究迎來了它的春天，終於實現了全面的「撥亂方正」，儼然由三十年前河東的「險學」一變而為三十年河西的「顯學」。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也隨之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套用一句社論體來說，就是「不斷挖掘其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國內外的相關研究碩果累累，其中正面肯定辛亥革命歷史地位的意見是主流，筆者擇要綜述，兼顧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見，以窺全豹。

　　在政治史[②]方面，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政治近代化的進程：其一，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埋葬了兩千年的君主專制。關於有人貶其為「只不過趕跑了一個皇帝」，林伯渠同志曾感慨說，「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低估的，這並不為怪，因為他們體會不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容易的事。」[1]其二，建立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有人貶其為「有名無實」或「只剩下一塊招牌」。但是我們應看到，有了這個「名」，就是民主主義成了正統，所以孫中山號召「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③]對比一下專制主義時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的訓誡，這是何等深刻的轉變!其三，頒布了亞洲第一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憲法，這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成果和標誌。其四，為近代政黨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還有論者從政治參與、社會動員、地方自治等方面闡述，足見辛亥革命在政治層面上的意義還有挖掘的餘地。但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對此並不認同，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認為辛亥革命仍然是舊式的革命，它導致的政治變動並無實質性意義，或者說是換湯不換藥。它沒有也不可能跳出王朝更替的傳統，更不可能建立起來新型的民主政治和嶄新的政治秩序。《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 (傖父) 早在20年代就把辛亥革命與古代的「帝王革命」改朝換代相提並論，他分析說：「吾國之財產階級大都不解立憲共和為何物,初未嘗與聞其事 ,提倡之者,為過剩的智識階級中之一部分,加入者為過剩的勞動階級中之兵。事實上與從前之帝王革命無稍異。其模擬歐洲之政治革命者不過是中華民國之名稱,及若存若亡之數章約法而已」[2]，日本學者市古宙三和大陸學者朱宗震也有類似觀點[④];其二，認為辛亥革命是過激主義的結果，它造成了軍閥割據和社會動蕩，更嚴重的是，它導致了啟蒙的夭折和歷史進程的中斷，在政治上反而搞糟了[⑤];其三，認為革命的政治作用不在於推翻權威，而在於填補權威的真空。辛亥革命破除舊權威是勝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權威未獲成功，造成政治穩定性的喪失。因此，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並未終結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衰敗過程，中國的現代化一再被延誤就是必然的現象了。[⑥]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辛亥革命則是一場重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它提高了人們的政治熱情，促進了民族覺醒，為社會注入了嶄新的思想意識：「其一，自由平等意識;其二，民主共和意識;其三，法治意識;其四，獨立、自尊、自愛、自信的個性意識。」[⑦]雖然革命派的宣傳與思想動員並不深入，難以取得振聾發聵的思想解放之功效，但是它戳穿了君權神授的外衣，催生了初步的國民意識，為新文化運動鳴鑼開道。袁世凱的皇帝夢只做了八十三天，張勳復辟的醜劇更是曇花一現，就充分證明了新思想意識的內在力量。從這些方面出發，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還是一場文化革命，」[3]不為無見。但是也有論者提出質疑，如有人論證「民主共和的觀念並未深入人心」，新文化運動是在為辛亥革命買單[4];還有論者從思想反思的角度批評辛亥革命助長了激進主義，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所以恰恰中斷了思想解放的正常進程。其實早在80年代初，章開沅先生就以近代化為參照，提出「社會環境」和「社會歷史文化土壤學」的概念，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思想文化的深層結構。進而，章先生深入研究了國魂與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重建，實際上就是要回答如何對待外來文化和如何改造傳統文化的問題。他認為，先進的中國人對待外來文化，經歷了從「憤悱」到「講畫」再到「變力」的過程，認識上從情感走向理性，實踐上變革的動力和力度也在逐步深化。而深入到對待傳統的矛盾心理和如何對待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滲時，情況就顯得非常複雜。章先生重點考察了孫中山與章太炎，認為他們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個從離異到回歸的曲折歷程，進而提出了「離異與回歸」的思想分析模式，從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處觸及了辛亥革命的脈搏。他指出，表現為趨向於西方近代文明的對傳統文化的離異，從總體上來說是進步的歷史潮流。至於孫中山等人向傳統文化的回歸，則主要是擔心獨立的民族精神的喪失，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和同化，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積極因素。但由於傳統年深日久，盤根錯節，惰性太大，新的社會力量在有限的離異之後很容易經由回歸走向復舊。章開沅先生這樣表述：離異不可無根，回歸不可返古。[⑧]所以，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具體作用很複雜，如果要從總體上概括，或許可以不恰當地這樣說：思想啟蒙之功不可沒，思想解放之實效不理想，改造、重建民族文化的使命更不成功。

　　在經濟史方面，辛亥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發展，有利於工業化的進程：其一，辛亥革命動搖了封建統治的基礎，包括經濟基礎、階級關係和風俗習慣，為資本主義生長發育提供了環境與土壤;其二，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地位提高，激發了他們投資近代工業的熱情和「實業救國」的使命感;其三，辛亥革命後，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來鼓勵和保護資本主義的發展。凡此種種，史家大多予以肯定，並將之與隨後出現的民族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直接聯繫起來，如黃逸平認為，「民族資本主義獲得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也有辛亥革命的一份功勛」(《辛亥革命對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推動作用》，《華東師範學報》，1981年第4期)，虞和平這樣分析，「黃金時代出現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主義，增加和發展了清末已出現的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辛亥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地一些政治變革和影響，為這次資本主義高潮興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辛亥革命與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1985年第5期)。但是也有論者把「黃金時代」的出現歸因於「列強無暇東顧」和人民以抵制洋貨為代表的反帝鬥爭，[5]或認為辛亥革命「影響所及，反映在社會經濟方面的成果是極其有限的」，而黃金時代「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籠統地歸結為辛亥革命的作用，是同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6]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政策，「雖然體現了對資產階級利益的熱情關注，但沒有觸動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更沒有滿足農民群眾最迫切的要求」，[7]加上南京臨時政府很快夭折，因此，他們對辛亥革命在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方面表現出明顯的懷疑態度。

　　在社會史[⑨]方面，辛亥革命造成20世紀初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深刻劇變，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在20世紀的進步。早在80年代初，章開沅就呼籲加強對辛亥革命社會環境的研究，但是，囿於史學界在社會矛盾和社會性質方面長期以來的「經典」結論，進展並不順利。九十年代以來，由於眾多學者大量採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有助於系統深入考察辛亥革命的地位。社會史作為一種嶄新視角，已經成為辛亥革命研究的百花園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奇葩，以下幾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值一提：其一，在移風易俗方面。風俗史作為社會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相當長時間遭到不應有的冷落。華中師範大學的嚴昌洪教授以超前的學術眼光，在80年代初轉向風俗史的研究，成為該領域的先行者。他於1982年在《華中師院學報》第5期上發表《辛亥革命與移風易俗》一文，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移風易俗方面之功效，[⑩]並帶動了一大批學者從風俗變遷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且已漸成氣候。其中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移風易俗對國民的塑造，不僅僅是革「身」，更重要的是革「心」，使覺醒的中國人開始擺脫封建束縛對人性的壓抑，而有了鮮明現代性的獨立人格[8];或認為清末民初社會風俗的移易適應和推動了人們心理狀態層面的早期現代化進程[9];有人則以辛亥革命時期的婚姻為例，認為清末民初時婚姻習俗的變化既是維新時期婚俗觀演變的繼續和拓展，也是「五四」時期婚姻文化變革的基礎和必要環節[10];還有人認為婚姻家庭變革在20世紀初伴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得到了升華，且這種升華對社會文明進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1];但也有學者持有異議，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移風易俗的變革在政治鬥爭的旋渦中幾經變遷,不但有很多污習陋俗以不同方式被保留下來,甚至有的變本加厲，出現一種逆反現象[12];或認為民初習俗的改造工作不僅未能持續下去，而且時間不久反倒出現復歸的現象[13];還有人指出，辛亥革命畢竟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因而革命所帶來的婚姻變革也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廣度[14];其二，在婦女解放方面。學術界肯定的聲音佔壓倒性優勢，如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既伴隨著頗有聲勢的謀求自身解放運動，又有著衝決封建網羅、破除邪說陋習的重要標誌，同時又具有熾熱的愛國激情和強烈的憂患意識與使命感[15];或者認為婦女解放運動在辛亥革命前後形成了高潮，並且在中國近代婦女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中國真正近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運動始於辛亥革命，革命對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直到辛亥革命時期,部分先進的婦女開始覺醒,並通過一系列驚世駭俗的言論、行動為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做出貢獻[16];還有人指出，近代女知識分子掙脫「三從四德」的封建枷鎖，一改弱質裙釵之舊貌，英姿勃發地投入革命洪流，使沉沉女界熠熠生輝[17];或認為女知識分子具有較強的反封建意識，較多的群體意識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革命的秘密工作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為婦女解放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18];另一些學者則著重指出了其局限性，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原因在於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導致這個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只能為「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向前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19];或指出辛亥婦女群的解放心態還存在多層次性和不穩定性等總體的缺憾[20];其三，在宗教問題方面。過去學術界一般認為「傳教」外交是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稱「文化侵略」。近年有學者開始深入考察辛亥革命時期的「傳教」問題，[11]改變了一概否定的簡單化傾向。還有學者從城市化、禁鴉片、戒纏足、社交、娛樂、飲食等方面透視，可謂無所不包，構成了一幅辛亥革命時期社會新生活的全景圖。關於民初中國社會的革故鼎新，1912年3月5日的《時報》上，一篇題為《新陳代謝》的文章曾這樣生動地描述：「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製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雲髻興，墮馬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愛華兜興，女兜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卷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台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

　　革命史方面，辛亥革命是承前啟後的革命分水嶺。史學界比較一致地認為，辛亥革命達到了舊式民主主義革命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因為「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確切意義的革命，它把反帝與反封建結合起來，提出了救國救民的最佳方案，完成了革命的首期目標」;[7]但是，不少學者在論述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地關係時，片面強調兩者的區別，否認後者對前者的繼承與發展，在理論上造成後者對前者的客觀否定，「你不行，由我來」，以便說明「舊民主主義革命註定要失敗，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救中國」。這種模式，並不能真實、客觀地反映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和發展線索，於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在聯繫和統一性，他們一般從以下幾方面來探討：其一，辛亥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無產階級得以壯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準備了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其二，它開創的政治、經濟生活新局面是中國共產黨得以產生髮育的社會條件;其三，辛亥革命促進了社會主義的初步傳播，為先進的知識分子後來接受馬列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例如，毛澤東就是在1912年從湖南革命黨人的喉舌《湘江日報》及革命黨人江亢虎的小冊子中，最早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其四，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準備和培養了幹部，教育和鍛煉了群眾。中共初創時期，直接或間接參加辛亥革命的超過三分之一，出身同盟會的佔10%，陳獨秀由康黨——革命黨——共產黨的人生軌跡就頗為典型;其五，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為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革命提供了啟示。因此胡繩認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自然轉化合乎歷史發展程序的內在邏輯性」。[21]毛澤東同志就非常善於「以辛亥革命為鑒」，他曾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22](p391)「孫中山是個好人，……失敗的原因有三個：一、沒有分土地;二、不曉得鎮壓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銳。」[23](p68)

　　在民族史方面，辛亥革命極大地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覺醒，「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24]胡耀邦同志說：「中華民族三次騰飛，辛亥革命成為第一次騰飛。」[12]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把中國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隸變為國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從形式上，也可以說是翻天覆地。中華民族正是從辛亥革命開始大步邁向現代化的潮流，促進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面進步。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民族最終贏得獨立、走向富強，從而躋身世界民族之林，形成中華民族在20世紀前進的完整軌跡。辛亥革命赫然就是這串足跡的第一個足印，其先導之功不言自明，因此完全有理由視其為中華民族邁向獨立、富強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為近代中華民族復興的轉折點和主要標誌之一」，[25]這恐怕也正是海內外炎黃子孫念念不忘辛亥革命的共同情感之所系吧。

　　在中國史方面，辛亥革命埋葬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近代化的進程，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對此，大多數學者都予以高度評價，具體認識和表述大致分成了兩種。一種認為：「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有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界線。」[26]另一種則認為：「不論從社會形態的角度、階級劃分的角度還是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認識,辛亥革命都應看作中國近代史的開端。」[27]出現這種分野的原因，除了標準和角度有異，更多的恐怕還是源於「近代化」和「現代化」這樣的概念分歧，實際上在肯定「劃時代意義」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世界史方面，由於「辛亥革命在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中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28]因此，辛亥革命還具有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如果說，1905年俄國革命啟發了東方各民族人民的解放鬥爭，那麼，中國辛亥革命則把這個鬥爭向前推進了一大步。1912年，在中國的越南僑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組織越南獨立黨。提出了爭取民族解放和實現共和的主張。在荷蘭統治下的殖民地印尼、爪哇等地，很多華僑在辛亥革命影響下展開革命民主運動。因此，當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之際，列寧就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遭到破壞。」[29](p457)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成為世界潮流的今天，把辛亥革命放在廣闊的國際視野中以彰顯其世界意義，顯得猶為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開始有論者對辛亥革命的歷史結局抱有樂觀的態度，對辛亥革命「失敗說」獻疑。如有人認為：「不能以政權轉移為依據來判斷革命全局就已失敗;民主革命過後，必然產生社會動蕩，出現新的社會問題，然而社會的進步伴隨著新的歷史代價而悄悄來臨。」[30]或則指出，「辛亥革命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已完成，並形成了一些積極成果，而且這些成果得到一定發展。」[31]當然，若僅僅據此就論定辛亥革命並沒有失敗尚屬勉強，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們充分認識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不無裨益。

　　不難看出，經過撥亂反正，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總體上說，正面肯定辛亥革命歷史地位的意見是主流，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見也並沒有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而是從一些側面指出了辛亥革命的諸多不足之處，這與大多數學者的評估也只是量的差別。辛亥革命遠非完美，討論其局限和缺憾實屬正常而且十分必要，但這必須以承認其功績和地位為前提，因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32](p154)——無論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經驗和還是失敗教訓都正是這種「新的東西」，直到現在化成寶貴的精神財富，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費正清在其名著《偉大的中國革命》中這樣說，「20世紀中國的主旋律就是革命」，他並沒有說或者並沒有意識到這個主旋律的序曲正是辛亥革命，——它不但奏響了其中第一個音符，而且使革命樂章以正義的聲音風靡華夏，感染著千千萬萬中國人起來戰鬥，最終讓中華民族淬火重生。它的歷史地位不容置疑，其深遠影響和偉大意義或許在更遠的將來會被我們的後人看得更清楚。至於現在，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歷史的真實。筆者依據史學界現在對辛亥革命的主流評價，暫且這樣為辛亥革命定位：它成功地推倒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為一場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沒有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新社會，但是它全面推動了20世紀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民族的自由進步，大大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了基礎，——它不愧是一座彪炳千秋的歷史豐碑，必將永垂而不朽!

　　二、新批判與再反思

　　在學術界忙於為辛亥革命撥亂反正的同時，也有部分學者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對辛亥革命進行了新的批判。當然，他們主要是著眼於學術和思想層面，與過去那種政治性的批判有本質上的差異。

　　其一，「君主立憲比民主共和更符合國情」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充分肯定立憲派的歷史作用，批評革命黨人「理性不足」，對革命的設計「超越國情」，認為「搞君主立憲會更好些，政治局面會更穩定持久」。[13] 這裡實際上牽涉到如何評價立憲派和立憲運動，其實，吳玉章早在1961年就曾比較客觀地論述過這個問題，但是由於隨後的政治干擾，立憲派被當作革命的對立面遭到一概否定。上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者突破了這個禁區，但是仍有不少人堅持認為立憲派是與革命派根本對立的政治力量，本質就是反對革命，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消極方面居多，把辛亥革命的失敗部分地甚至主要地歸咎於他們的「內部破壞」。更多的研究者，則一般採取兩分法，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正視立憲派的功過是非，不過從整體上說還沒有完全突破革命史觀的框架。 這種理論則第一次把立憲派看作和革命派並駕齊驅的進步力量加以考察，並把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兩種道路放在歷史的長時段中加以重新比較審視，這些做法對全面、深入地認識立憲派不無裨益。但是，在改革開放的凱歌中，有些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把立憲道路作為一種改革模式，來探討其成功的可能性，並進而論證其比諸革命道路的優越性，所謂「更符合國情」云云，自有比附「中國特色」和當下的改革開放之意，這恐怕是值得商榷的。這些學者懷著「研究什麼愛什麼」的情感色彩，醉心於立憲救國的前景設計：君主立憲既可以不流血，又能保證政治的穩定，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當然比革命的辦法好多了;既然辛亥革命的失敗證明民主共和道路行不通，那麼君主立憲作為更穩妥的道路則或許可以走通。他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一種「反歷史」的邏輯推理，大有「符合國情」的理直氣壯，卻忽視了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即清王朝不願「入立憲之瓮」，和平請願已經行不通，這才是當時最基本的「國情」。後來袁世凱不也搞了一場君主立憲的鬧劇么?如果說英國的君主立憲「外表是君主政體，實際上卻是共和政體」，袁世凱則恰恰相反，即外表看來是立憲政體，實際上是十足的帝王專制。晚清的預備立憲騙局也應作如是觀。

　　其二，「辛亥革命應該避免」論。這些學者的觀點大致相近，可概括為三點：「第一，辛亥革命給社會造成的破壞大於建設，它延緩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進程;第二，暴力革命方式屬於前現代化類型的舊式政治行為模式，一方面打斷了社會階層的必要發育過程，另一方面則消耗了社會僅有的剩餘財富;第三，作為「後發外生型」的國家，建設現代化需要進行高度的社會動員，而高度的社會動員只有高度的權威才能實行。辛亥革命打倒了舊權威，卻沒有創造出新的權威。」[14]不難看出，這種論點的理論支撐是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並受到了亨廷頓等人的「威權主義」政治理論的影響。用這些舶來的並早已引起廣泛爭議的理論來解釋如此嚴肅的學術問題是否合適暫置不論，單從其立論基礎來看就不大經得起推敲：暴力革命方式為舊式政治行為模式被論者極力否定，但他們又無法指出哪一種「新」政治行為模式能救民於倒懸;他們指責辛亥革命推翻舊權威是弄糟了，可又不得不承認清政府沒有起到主導現代化的作用!他們幻想著一連串的「假如」：假如革命黨人能與立憲派合作並支持「預備立憲」，假如立憲派不受到革命派的影響，假如清政府「新政」的內外環境更好……那麼，「新政」就會發展成他們希望的結果：「中國式的明治維新」。歷史固然允許假設，但完全依靠假設構築的理論，再宏偉也只是沙灘上的大廈，結果流於感想式的空論。

　　其三，「革命否定論」或「告別革命論」，這是在對辛亥革命反思與批判中影響最大的一種觀點。其代表人物李澤厚認為，「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想的產物」，「革命」在中國不一定是好事情，並指責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初軍閥混戰、社會動蕩的主要原因。[33]他甚至直指「辛亥革命搞糟了」，進而提出「告別革命」，包括「一切形式的革命」。[34]美國學者舒哲衡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一書中提出了「革命壓倒啟蒙」的類似論斷，國內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簡化版作為響應。同時，「告別革命論」以其立論之新穎、大膽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各種批判文章更是洋洋大觀。除了一些政治色彩濃厚的批判之外，在學理上也引起了熱烈的回應：金沖及提出「救亡喚起啟蒙」說，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執筆者之一沙健孫堅持「啟蒙深入」說,李慎之、高力克和汪暉則有「啟蒙轉向」說，段培君和李楊拋出「兩種救亡」說，這些論說對「告別革命論」或針鋒相對，或加以修正，或試圖調和，隨後史學界以外的諸多學者捲入其中，一時熱鬧非凡。[15]但由於這幾種理論本身並沒有完全觸及到「告別革命論」的內核，從思想反思的角度也並不比李澤厚更深刻，因此他們聲勢浩大的批判卻如隔靴搔癢。相對客觀的評論出現在晚些時候，如南京大學李良玉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教授的的分析就不失冷靜、公允。[16]

　　李澤厚否定辛亥革命的學術依據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的公式，其實這個公式在學理上的缺陷顯而易見：首先，李澤厚用「救亡」這個過於寬泛的概念套用近現代史上所有的政治鬥爭和革命，忽視了救亡與革命各有其特定的內涵，首先從立論上就有商榷的餘地;其次，啟蒙與救亡的關係本質上是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李澤厚希望啟蒙不被救亡所取代而與之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出發點是雖好，但是僅僅是一種美好的主觀願望，而忽視了具體的歷史環境。當時代發展到辛亥革命的前夕，已經達到必須變革社會制度的時候，啟蒙的邏輯發展和必然趨勢就是救亡。正如新文化運動必然導致五四運動，啟蒙運動導致大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必然導致十月革命，——這正是「歷史的正當性」;再次，啟蒙是否僅僅是受到了外在排斥，即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的呢?李良玉分析說，啟蒙受到的壓迫既有外在性，也有內在性。外在性來源於所面臨的現實任務，所要求的不同價值體系;內在性則來源於啟蒙向政治運動轉化的自身邏輯，包括內部權力機制和新的政治革命的制度設計。例如，蔣介石政權把三民主義思想官方意識形態化，為其一黨專政服務，啟蒙的學說變成了獨裁的工具。這就是說，國民黨的專制主義化，除了與時代環境相關外，更多的是由於它從啟蒙者變成了專制者，從革命者變成了統治者。這說明，在中國這樣的擁有漫長專制主義統治、民主化和政治現代程度極低的國家，啟蒙需要反覆進行，而每一波啟蒙只能達到與社會歷史條件相適應的高度。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啟蒙的夭折歸咎於「被救亡所壓倒」;另外，雖然辛亥革命確實沒有完成其歷史使命，革命後確實出現了反覆和波折，中華民國也確實有名無實。但是即便如此，中華民國也總比清王朝的封建專制和假立憲要進步得多。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順應世界潮流，為以後的中國歷史進步開闢了道路，袁世凱及大大小小割據的軍閥不正是被辛亥革命掀起的歷史洪流淹沒的么?——歷史的車輪畢竟在辛亥革命的推動下滾滾向前，正如馬克思所說：「看起來彷彿社會現在忽然落到它的出發點後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須的出發點，創造為保證現代革命能具有嚴重性質所絕對必需的形勢關係和條件」;[35](p606)最後，「告別革命論」從純學理的思想反思來假設歷史，陷入了「反歷史」的邏輯推理，無論其思想多麼深刻，推理多麼嚴密，用於嚴肅的歷史研究都是極不適宜的。重溫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環境，不難看出其發生是客觀的歷史情勢使然,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後的軍閥混戰也不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結果,而正是辛亥革命沒有能夠蕩滌的那些勢力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禍害,辛亥革命不應對此負責，——辛亥革命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還不夠」，以致革命後沉渣泛起。

　　儘管「革命否定論」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難為人們接受，但是從思想反思與歷史批判的意義上說，我們不能全盤抹殺它的學術價值。長期以來，人們不吝言辭地禮讚革命，視其為除舊布新的不二法門，但是近現代史上的不斷革命並沒有讓我們徹底告別舊制度。因此，李澤厚的理論從正反兩方面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即對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一切形式的革命進行反思和批判：

　　其一，革命與激進主義：所謂「激進主義」，即激烈的反傳統文化,或是在一種焦慮、急躁心態支配下的激進改革和暴力革命，因此大抵可分政治激進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兩種。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批判激進主義的熱潮中，批判文化激進主義的學者集中火力攻擊「五四運動」，批判政治激進主義的學者則把矛頭指向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李澤厚批判辛亥革命則兼顧政治與思想層面，把譚嗣同看成是近代激進主義的開山,認為譚的激進主義思想不僅影響到維新派的激進改革，而且影響到孫中山諸人的「革命排滿」思想，以致用激進的暴力手段「痛快地把清政府搞掉」,打斷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使國家失去重心,其結果必然是軍閥混戰和以後的不斷革命。

　　那麼，辛亥革命真是「激進主義」的產物嗎?由於中國古代並沒有政治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激進主義，因此做判斷之前有必要對西方意義上的「激進主義」一詞追本溯源。在西文中，「激進」(radicalism)一詞的詞根是「root」，意思為「根」，「激進的」(radical)則意為「根本的、徹底的、全盤的」，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radicalism」有三個層次：首先，在思維方式上，是一種被推到了極端的鬥爭邏輯與排他性的、積極的思維方式，它以一套二元對立模式(如好與壞、善與惡、真與假、上帝與魔鬼)為預設，不承認人性、社會、自然世界中的任何複雜性、交叉性、中間型與妥協性;其次，從認識論意義上說，它排斥經驗的複雜、多樣，迷戀理論的單純與明澈。崇尚絕對真理觀、唯理主義，排斥多元，不承認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再次，從道德理想和倫理目標上說，它獻身於終極目的、終極價值與絕對理想，執著於最終目標的合理與正確，反對任何形式的妥協與調和，也不顧及理想實現的可能性與方法的合理性;最後，從社會政治學說的角度，它是一種全盤式的社會改造或社會革命理論，崇尚大破大立，徹底推倒舊世界，重建一個與過去沒有任何連續性的新世界。[17]

　　若按上述標準，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法西斯主義、文化大革命無疑算得上是激進主義的傑出作品，但如果把辛亥革命塞進去則多少有點不倫不類。因為無論從哪方面看，辛亥革命都還遠遠「夠不上」激進，——不是還有更多的學者在談辛亥革命的「妥協性」、「不徹底性」和革命黨人的「天真」、「軟弱」、「猶豫動搖」嗎?同時，孫中山諸人的革命思想與譚嗣同的所謂激進主義究竟有無本質的關係或者究竟有多大關係恐怕也是個問題。譚嗣同的所謂激進主義(如「破除一切差別、衝決一切網羅」、「誅獨夫、倡勇敢任俠之風」)主要來自於傳統思想資源，如佛老哲學的平等觀，而革命黨人的革命觀念主要源於西方的「revolution」理念和啟蒙思想，兩者絕非一脈相承;當然，孫中山諸人在宣傳革命的過程中，確實有一些貌似「激進」的煽動性口號和主張，對此應作兩方面的理解：一方面，這是必要的革命宣傳策略，倘不如此則不足以維繫革命力量的發展和團結，不足以鼓動群眾的革命勇氣和信心;另一方面，這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色彩決定的，實際上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包括一些重大的改革所具有的共性。問題在於，這種革命的理想主義是否有終極目的、終極價值與絕對理想?它是否具有極端的鬥爭邏輯與排他性的、方對任何妥協的思維方式?它是一種全盤式的社會改造或社會革命理論嗎? 若是，這種理想主義就有發展為激進主義甚至極端主義的危險。但是，我們即使從最「激進」的鄒容身上也沒有看到這種可能。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革命黨人的思想充滿了種種妥協的幻想，他們僅僅滿足於清帝的退位和一個民國的名號，天真地宣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民國肇建，則革命之事畢也」，以至於拱手讓出勝利果實，——他們根本就不曾想過「徹底推倒舊世界，重建一個與過去沒有任何連續性的新世界」;其次，革命必須具有相應的客觀形勢，不是只憑某個階級和政黨的意志就能發動的，更不是少數人「頭腦發熱」的「情緒化」產物。從革命的發動來看,實際上清政府才是第一責任者, 因為說到底,清政府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當整個統治機器以及它所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都發生動搖的時候,即已失去了統治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時，「革命」才能在人民的心目中獲得正當性和合理性。因此，辛亥革命的發生與李澤厚所說的「激進主義」其實並沒有太多聯繫。總之，李澤厚把辛亥革命簡單地歸為「情緒化」的「激進主義」產物，這個結論至少是輕率的，——他似乎沒有慎重考察政治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激進主義的本質和表徵，並且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辛亥革命時期的特定歷史環境。

　　其二，革命與啟蒙的消亡：近現代歷史上，啟蒙的逐漸消亡確實是不爭的事實，那麼，它究竟與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中國式現代革命(李澤厚所說的「救亡」)有無本質聯繫或者有多大聯繫呢?近代中國的現實是，當革命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時，民族主義、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或紀律、精神的名義，會成為輝煌而又至高無上的東西。它們是推動革命的強大動力，又會導致對個體價值的忽視甚至否認。當人們無條件的接受所謂共性和集體價值時，普遍個性泯滅了，結果就意走向了啟蒙的反面，正如哈耶克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在這裡，啟蒙被排斥的內在根源在於啟蒙運動轉化為救亡運動時，它的內部權力需要變成了現實的政治消費。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時，用按手印的方式並要求黨員向領袖宣誓絕對效忠，即為明證。在追尋民族自由的過程中，曾為「民主、自由、平等」大聲疾呼的革命黨人最終放棄了自身的個人自由，並且要求每一個中國人在革命、愛國、集體、民族等名義下犧牲「作為個體的人」的自由。這不僅僅是他們的悲哀，更是中國式現代革命無法掙脫的怪圈——我們從後來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中同樣看到了這個悖論。

　　其三，革命與改良：辛亥革命前，兩條路線的激烈交鋒發人深省。歷史已經證實，民主共和的革命方案比君主立憲的改良方案更符合歷史潮流，但是，梁啟超反對革命的很多觀點卻不幸被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例如他預言革命即使成功，「此種政體終無術以持久——終必復於專制」，或「集權之秩序以破，天下大亂，地方割據，盜匪橫行——舊勢力重佔上風，革命者生命供其儀牲」，[36]如果這樣，他問道，革命又有什麼意義?面對梁的詰問和無情的歷史事實，詆毀改良者難免為之氣短。實際上，暴力革命並非社會變革唯一的形式,即使是在發生暴力運動的社會變革中,暴力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也不盡相同。有的暴力運動並不能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或者說,在這種社會變革中,暴力運動往往只能解決一些表層問題,社會深層次和根本性的問題,並沒有在這種暴力運動中得到解決。因此,我們似乎應該告別過去的那種「不變思維」,對這種暴力運動重新進行一種歷史審視 ,藉此對中國近百年來的許多規律、因素、傳統、力量等再作深一步的認識。正如李澤厚所說,因為這些東西,「直到今天還在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死人拖住活人,封建的陳垢阻撓著社會的前進。」[33]革命與改良也並沒有天然的鴻溝，試看亨廷頓的精闢論述，「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它準備改革的時候。」[37]鄧小平則說，「改革也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不妨這樣理解，改良之於革命，正如量變之於質變，改良突破一定的「度」，就演變為革命。從哲學意義上來考察，兩者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既無優劣之分，更不能對立視之。以此論之,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就是前一歷史階段所有改良或改革的必然結果,更確切地說,則是前一歷史階段所有改良與改革的成果和所遇到的阻力之合力,達到一定程度之時的必然結果——沒有1840年以降上上下下、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改良和改革的成果,便不會有辛亥革命;然而,如果改良或改革一帆風順,沒有遇到什麼阻力,特別是滿清君主專制體制的阻力,則也無需有辛亥革命。正是二者相反相成所構成的合力導致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辛亥革命的「失敗,」則又是下一歷史階段的改良、改革的必然原因。當下一階段的「變」的成果與阻力的合力達到一定程度時,又將引發一次新的革命。改良——改革——革命——再改良——再改革——再革命……歷史大抵就是這樣不斷向前發展。而所有的革命,可以說都是合力的量變達到質變階段的里程碑。所以，革命並非萬能，指望通過革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達到根本改造社會的目的是不現實的，一切貌似斬釘截鐵的革命，等到塵埃落定時再看，也不過還是改良。從根本上講，很多深層次問題必須通過點點滴滴的改良，緩慢的進步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才能終究獲得解決。因此，革命應該是罕見的，「不斷革命」就不太正常;改良才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方式，應該不斷進行——李澤厚的觀點在這個層面上顯示出了深刻性。但是，我們也不能同意李澤厚「過去褒革命，貶改良，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的倒過來」[38]的說法，因為這明顯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反思和批判「階級鬥爭史觀」視野下的革命確有必要，但否定革命本身則是因噎廢食的態度，——畢竟革命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動力和方式，正如質變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樣，又豈是「告別」得了的?簡言之，追求社會的進步有劇烈的革命和漸進的改良兩途，偏執一端都不足為取。

　　其四，革命與傳統：革命首先意味著「破」，然後繼之以「立」，其背後折射出的是傳統與現代的大課題。在近代中國，如何在傳統與現實的夾壁中尋找一條現代化之路，新型知識分子擁有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和「斬不斷，理還亂」的困惑與焦慮。「這種使中華民族由弱變強的認識和慾望，與對中國傳統文化諸價值——作為自我認同的保證之唯一根源——殘餘的效忠二者之間存在著恆常有害的緊張狀態」。[39](p91)當康有為在保守主義的立場上推行維新運動、嚴復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鼓吹思想啟蒙之時，孫中山毅然屢敗屢戰，百折不回地獻身革命民主主義。革命黨人孜孜以求祖國的現代化，精神不可謂不壯烈，對傳統的態度不可謂不決絕，但他們始終無法脫出傳統的藩籬，最終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向傳統回歸。革命者在條件尚不充分的情況下，加上「只爭朝夕」的心態，倉促之間以打倒一切的鬥志向傳統發動總攻。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是早產的。而革命後的動蕩與反覆與其說是某種不良反應，還不如說是離異傳統的代價。[18]革命者的努力在根深蒂固的傳統勢力面前顯得是那樣微不足道，革命的失敗豈不是必然的嗎?可以說，革命對傳統的「破」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條件限制下的範圍之內，超過了這個「度」，傳統的力量就會「反噬」，由此造成「立」的困難重重。推翻傳統社會以後，動蕩與混亂是不可避免的。傳統越頑固，破壞它需要的代價就越大，撥亂反正需要的時間就越長，——這種歷史代價不得不由以後的社會運動代為買單。或者換句話說，在量變尚未積累到質變的程度時，以激烈的暴力革命謀求社會的根本改造，打斷了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必將遭到歷史的懲罰。所以，建立和設計新制度、新社會是遠比推翻舊社會更為複雜困難的事情。布羅代爾說得好，「人們曾熱切地希望一次革命打碎舊傳統，但往往是在傳統下建立符合傳統文化勢態的新世界。」[40]在這個層面上，李澤厚的觀點確有可取之處。

　　耐人尋味的是，在「告別革命論」甚囂塵上而各種口誅筆伐也沸沸揚揚之時，卻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革命黨人曾經希望辛亥革命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次革命。他們對數千年周而復始的王朝更迭表示厭倦，希望革命勝利後實現社會長治久安：「今也革命之役，末役也」，從此將「毋須第二次之壓力」，穩定發展，「進步復進步」。[41]但是這種善良的願望落空了，辛亥革命後中國也確實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面，之後更是如李澤厚所說的那樣，陷入了「不斷革命」之中。如果辛亥革命如有些人所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那麼龍種和跳蚤有何關係——遺傳?變異?或者毫不相關?龍種為何變成了跳蚤——種子?環境?播種者?或者兼而有之?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借鑒馬克斯?韋伯提出的「設想參與」的方法，通俗地講就是要求我們以當事人的角色設身處地，移情於具體的歷史環境，化身為特定的歷史之人，與革命志士同呼吸，共命運，方能成為他們的「知己」，達到對革命的「切身體驗」，如此才談得上真正理解辛亥革命。「要窺見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必須讓位」，[42]布洛赫這句話其實就是要求歷史學家「體驗歷史」，放棄「先入為主」的思維。實際上，很多學者已注意到，「辛亥革命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經常相背離」，探討這種悖論所蘊涵的內容往往會更接近歷史的深層本質，因為歷史的真相往往就隱藏其中。人固然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卻不得不受制於具體的時代環境與客觀條件，所以人的美好願望總是被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如此，歷史的發展就不會是絕對的、完美的前進運動，而是呈現出螺旋上升、曲折前進的態勢。所以，把辛亥革命後的種種怪罪於革命者是近乎殘忍的不公正態度，也是對這種歷史發展態勢的無知和誤解。如果我們承認歷史發展的這種「不完美」，那麼就必須容忍辛亥革命的種種不盡「今人之意」。若以時人之標準苛責前人，以今日之眼光看待歷史，得出的無非是後見之明甚至誅心之論。

　　歷史無法告別，正是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不斷走向獨立與富強，我們也才有可能生活在今天這樣一個繁榮昌盛的幸福時代，一個不再需要革命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