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 ： 我們生活在一起，卻都被孤獨困擾

在我的少年時代，鄉下社會的人情關係要比現在緊密得多了。雖然同村的未必是同姓和親戚，但遇到有事了互相幫一把也是常有的事。婚喪喜事往往全村參與，固然總是本家的親戚操持得多，但鄰居家也總要出借桌椅和餐具，也因此，那時每家的碗碟底部或調羹上，多刻印著一兩個字，猶如家徽一般，以免弄混。有時我放學回家一看，家裡空蕩蕩的桌椅碗碟俱無，便知道父母定是去哪家幫忙了，便順著遠近傳來的吹吹打打聲音，找過去吃碗便飯。至於農忙時節幫忙，那也並不少見，五姑夫婦便會來幫著收割下，事後母親再作答謝便是。

這些說起來都算不得是什麼大事，那時更習以為常，也並未在意。但近些年來明顯可以察覺到：曾有過的這些互幫互助的聯繫，是在漸漸淡去。固然婚喪喜事的場合似無太多變化，但那也是在保留著傳統習慣中老年人之中，他們仍按以往的做法操持，而如果是年輕人自己辦，往往就簡單多了：他們可以在鎮上或縣城的酒店裡辦；可以請廚師上門來全包；甚至是旅行結婚。至於農活，也早用不上人幫手了，十多年前就是依靠聯合收割機來，每畝地110元，又或者是僱傭來此打工的安徽人插秧、收割，到近些年，因為要把崇明建設成生態島，原來的稻田大多變成了樹林子，更是連農活也沒多少可乾的了。如果是上了年紀的老人，村鎮還會安排家政服務照應。

就像吳飛在《浮生取義》一書中所發現的那樣，當人們生活好起來之後，他們往往心氣變得更高了，家中的衝突可能反而加劇，因為人們覺得沒必要再像以前一樣委曲求全。我們鄉下雖然未因此釀成什麼激烈的事件，但確實也可以感受到某種微妙的社會氛圍變化，許多人的話里明著暗著都是一個意思——「現在自家的日子是好過了，用不著靠誰」。這種話有時以一種委婉的方式表露出來，即覺得「找人幫忙，欠人情那麼麻煩，還不如僱人呢」；有時則在夫妻爭吵時也會激烈地宣洩出來：「我又不靠你！我自己也能活！」

社會學家閻雲翔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中，曾以黑龍江的一個村莊為例來說明這種個人主義浪潮在中國的興起，但他似乎也忽略了一點：這種個人權利意識的高漲，伴隨著對以往道德行為的重新審視，以及人際衝突的加劇。毫無疑問，人們能覺得「不用靠別人也能辦好」，伴隨著個人自信的增強，而這與個人的解放相輔相成；但也正因為他們現在覺得不再需要別人，隨之而來的便是他們易於過度伸張自我，而忽視別人的感受，這卻可能使社會進一步原子化。

這樣回想起來，在傳統社會時代的許多美德，本身可能就是一種生存策略。假如人們常常要靠互相幫助才能掙扎著活下去而不至於被「齊脖深」的河水淹沒，那麼不難想見，在這種情況下單個人要生活下去是如何的艱難。越是艱難的生存環境，便越是需要抱團。正因此，當數十年前土改一度造成生產困難時，農村中出現了互助合作運動的風潮。在中國古代的宗法社會中，逐出家門不僅是恥辱，可想還意味著要面臨獨自生活的艱難現實，所以這才能成為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既然每個人都要互相依賴和扶持才能生活下去，那就必須結成一個緊密的網路，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要有求於人。在這種情況下，維護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是相當重要的，一個人如果一味地逞強，到頭來可能吃更大的虧。所謂「讓他三尺又何妨」的忍讓、和為貴的訓誡、「禮多人不怪」、互幫互助，說到底也是這種社會形態下的生存策略吧？

不難想見，這些傳統美德事實上都要求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壓抑自我——如果維護社群關係比伸張自己的個人權利更重要，那就不得不如此。尤其在一個社會缺乏其他保障的時代，基於親戚關係的互助網路，幾乎是個人所能夠尋求的唯一可靠的外部幫助。我們不必將這種互助作為傳統社會的一個特徵和美德加以理想化和過度美化，因為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其中也隱藏著無數衝突和人情的複雜。人與人之間如此不同，大家庭、大家族的相處自然意味著要相互容忍，用錢鍾書的詩句來說，「百忍相安亦大難」。

近三十多年來的社會變化，在全面提升社會發展程度的同時，使得這些逐步走向解體。在土地承包之後，幾乎在全國各地的傳統社區都發生了同樣的變化：村民之間的聯繫日漸鬆散，互助關係幾乎不復存在，在大部分地區，家族的經濟互助都已不存在了，每家每戶現在都是各歸各地過日子；而且也正是由於日子越過越好，人們也就不必再像以前那樣壓抑自我，這便進一步導致了個人主義的膨脹，因為如今這世上少了誰都能活下去。從某種程度上說，以往那種基於鄉族之間互助合作的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已大抵變成了歷史，現今漸漸浮現的乃是個人的自我管理。

如果照此推論下去，那麼在某種程度上正如潘光旦當年曾說過的，「古代婚姻制度的成立，最初的目的也許是個人間經濟生活的合作與互助，生男育女的興趣也許反在其次；至於人格的完成，最初是絕對談不到的」。照現代人的愛情觀來說，這像是對他們靈魂結合的侮辱，但很可能這才是事實。按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觀點，親屬關係也應被視為「策略性行為」的產物，而不是血緣的自動和天然結果。古代游牧民族中的收繼婚（如王昭君在前夫死後再嫁其子）、藏族的一妻多夫制（多是同時嫁給幾個兄弟，這樣可維持家產不分），以及清代底層貧民中的一妻多夫現象（往往是一對夫妻為了生存而再找一個男勞力來，一如許地山小說《春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存策略。

在現代社會，這些無疑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婚姻普遍被視為是兩個人之間精神結合的結果，他們彼此獨立而各具權利——但這並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即很多人之所以不離婚，只是出於一些現實生活的考慮。2011年春，日本新修訂的《婚姻法》生效，規定離婚後妻子可以獲得丈夫退休金的一半，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分文不得，其結果，使老年婦女提出離婚的官司激增，因為她們覺得終於不必再忍受下去了。

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使社會的內在機制和社會控制方式都發生了變化。隨著個人權利的保障逐步完善、服務機構的增多，人們逐漸不再需要向親戚和鄰居尋求幫助，與此同時，他們的生活圈子擴大到了以前所不曾想像到的地步，外界交流的擴大和個人的移動，也使得他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在小範圍內跟人進行密切的互動，在這種情況下，以往那種為了應對艱難生活的鄉族互助，變得毫無意義。對年輕一代而言，甚至只不過像是令人厭煩的人際關係。如今，只有國家和市場集中了社會控制的資源：它們都能有控制地分配和重新分配著社會資源，包括那些象徵性符號，只有這些才影響到個人的生存狀況。

如果追溯歷史地看起來，這可能是晚清以來中國社會舊道德崩潰的又一階段。從那時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雙重衰敗、解體開始，新道德遲遲沒有建構起來。我們現在目睹的，可能是一個新的景象：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原本賴以依存的道德與觀念，遭遇到了釜底抽薪式的衝擊，互助的社區道德準則與個人主義道德原則之間的衝突與興替開始了。

然而在此不可遺忘的是：伴隨著這種個人的解放而來的，則是社會的原子化和人的孤獨感。這正是因為個人感到在現在的社會中，可以不必依靠或麻煩他人也能在物質上好好地活著，既然如此，他們也就不想去委曲求全了。歷史上可能從未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人們密集地生活在一起，而全社會卻被孤獨感所困擾。雖然在這一點上，中國還遠不及日本等發達社會嚴重，但不能不未雨綢繆地想一想這個問題：社會之所以成其為社會，豈不就是因為人有著相互聯繫地生活在一起的需要麼？

文/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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