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人物 | 海明威書信：義氣深的男子漢還是雌雄同體的人？

07-09

撰文：Edward Mendelson

翻譯：佚名

校譯：張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

一

這篇評論講的是一本新書。這本書里收錄了海明威的一些書信。他寫書中第一封信時年僅二十三歲，寫書中最後一封時二十六歲。在這三年里，住在巴黎的他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生了第一個孩子，和第一個老婆疏遠並談上第二個，辭去了記者的工作，發表了自己的前三本書（主要是短篇故事和詩），完成了兩篇長篇小說，還第一次看了鬥牛。也是在這三年里，海明威開始了一個轉變：從一個通過焦慮的疏離感來表達內心感受從而令人感同身受的作家，轉變成了一個沉醉於讚揚人們所作所為中自然蘊含的堅強和勇敢的人。他說：「有些人所乾的活直接就讓你感到一種由衷的欽佩。" 海明威這段時間自己也在試圖獲得這種素質。書中收錄的最後幾封信中，海明威給人的感覺已經不是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或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學生了，那位風格新穎卻投稿總被拒絕的人。他簡明扼要的敘事方式正在形成，世界各地的人就因為喜歡他這種乾淨利索，後來才叫他「老爸海明威」。

這本書是《劍橋海明威書信系列》中的第二本，包括了近250封信。同一時期海明威寫的信在1981年出版的《書信選集 1917－1961》（編輯卡洛斯·貝克爾 Carlos Baker）中也有收錄，但那本選集收錄的信件數量只有這本新書中的三分之一。新發表的這些信不但朝氣蓬勃，通俗易懂，而且加深拓展了人們對海明威剛出道那些年的了解。本書的編輯還廣泛地注釋了信里出現的人事物，紀錄了海明威的經濟狀況，極為細緻地介紹了海明威所崇拜的拳擊手和鬥牛士。

他的信寫給的是少年時代的朋友，信又長又熱切又毫無保留，但並不是什麼個人細節揭露了他不為人知的一面，而是信中所反映出的心態。自從海明威的姐姐馬賽玲（Marcelline）公開說他們的媽媽曾讓海明威穿女孩子的衣服，試圖把他倆當雙胞胎撫養大，也自從遺作《伊甸園》（The Garden of Eden）（1986）揭露了海明威陰陽同體的幻想，過去五十年中分析海明威作品的人常說他有性別混淆的傾向。這種說法和他先前男子漢的形象其實都簡化了海明威。這些新發表的信件表明，所謂的男子漢也好，陰陽同體的幻想也好，這些都是表象，表象以下有一個深層的主旨指引著海明威的生活和工作，這個主旨最終與性是毫無關係的。

二

海明威愛在信中議論他人，自吹自擂，還經常捏造內容。有一次他對一位朋友寫道：「上面一段內容大多數都是真的。」可是，那些內容里，除了一些針對他父母的氣話以外，所有關於他心情的內容幾乎都是假的。比如，當他和妻子哈德利·理查德森（Hadley Richardson）越來越疏遠的時候，他卻在信中告訴別人他的婚姻幸福美滿。

他和每一個人通信風格都有所不同。寫給出版商和編輯時，他正式又斤斤算計。寫給格特魯德·斯坦因時，他阿諛奉承又很恭敬：

《大雙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的內容都是我虛構的，所以對整個故事我提前有安排，寫出來的感覺多半也符合我的預想，魚的部分我很滿意，但寫作難道不是很艱苦的工作嗎？遇到你之前我覺得寫作很輕鬆。當時我寫得太差勁了，哎呀，我現在寫得還是一塌糊塗，只不過和過去的差勁類型不同罷了。

寫給艾蘇拉·龐德的信他顯得自大，不屑一顧，還有些低俗：

你肯定聽說了吧，史戴芬斯[Lincoln Steffens]娶了一個十九歲的Bloomsbury猶太知識分子。[註：海明威用「kike」一詞，侮辱猶太人]

蘿蔔，就是那個猶太雜誌發行商，和我偶爾打打網球。[哈羅德·露伯 (Harold Loeb)，Broom雜誌以前的編輯]。［註：Loeb是姓，海明威把他的姓拆成了「Low-ebb」，發音相近，但含有低迷，不景氣的貶義]

戴皇冠那人的屁股拉屎拉得都不安穩。［註：莎士比亞原文是「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意思是戴皇冠的頭睡覺睡不安穩。］

在和他父母的通信中海明威一會兒嚴肅正式，一會兒又激憤地為自己辯護:

我沒有時間也不想為我的作品辯護[;]我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花在完善自己的作品上，而真正的好藝術品是不需要辯護的，真正的好藝術品也不是為憎恨它要毀滅它的人而創作的。嗨，說這些都沒用。憎恨好作品的人是毀滅不了這些作品的，最終這些作品會讓他們感到恐懼，他們會離它而去。

海明威寫這些信的風格一點不像他小說中的敘事方式。小說方面，在《一條大河兩個心》和《太陽依舊升起》（1926）中海明威正追求簡明扼要的風格; 與此同時，給發小的信和給戰時救護車上同事的信中，他常用朋友間的密語和多音節的長詞。比如，信中寫到某個人晚上去茅廁出的小插曲時，他加了一句：

不用說the enditer [指海明威自己] 除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太陽供暖保證功能一切正常的情況下一般是絕對不會讓大腸蠕動的。（Needless to say the enditer never would peristalsis except in broad daylight wit the solar system doing its best to warm the function.）

將鬥牛士故事《不敗》投給《日晷》雜誌(The Dial) 三個月後，海明威信中寫道：

「日晷拿了我的Stier Kampf長篇故事快有三個月了他們應該給錢了」［The Dials had my long Stier Kampf story now for almost a trio of the monats so they may produce kickage in also.］［註：用a trio of the monats來說「三個月」不但用了德文，抽象花哨，而且意思一般讀者理解不了; kickage這個詞是海明威自己造的。］

要了解海明威捏造事實的能力，應該在讀這本書信集的同時備一本海明威傳記，最好是邁克爾·瑞諾茲寫的《海明威:巴黎的歲月》(1989 ) (Michael Reynolds』 Hemingway: The Paris Years)。海明威寫的信會因此添加一些色彩。比如：海明威義憤填膺地說，租我巴黎房子的人「其實都是些欺騙，他們說要租3個月的，結果不到一個月就溜了。」如果讀過海明威的傳記，你就會記得海明威和妻子曾在多倫多幹了同樣的事：一年前，他們承諾會租一年的房，結果租了三個月就走了。［註：一些外國國家房租是一月一付］

海明威剛出道時的作品歡快但寫得啰嗦，在1921年來到巴黎以前他的風格是學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的（幾年後在《春天的暴雨》 (The Torrents of Spring) 中海明威公開批評了安德森）。

當你進入那個房間時，除非啤酒聖人Cambrinus賜予了你特殊的力量，你的運氣不會比那隻著名的穿過針孔的駱駝好多少，也就是說，你身邊的房間將會突然安靜下來。(When you enter the room，and you will have no more chance than the zoological entrant in the famous camel-needle』s eye gymkhana of entering the room unless you are approved by Cambrinus，there will be a sudden silence.)

歌楚·思坦教海明威要刪去那些累贅的描述。他因此在寫作上做了一些演練，沒發表，只是作為演練，像這一句：

源遠流長。為什麼說「源遠流長」? 「源遠流得又長又廣」行不行？或者說「源遠流廣」？嗯，最後這個肯定不行。(Down through the ages. Why is it down through the ages? Down and out through the ages. Out through the ages. No not that.)

思坦讓海明威擺脫了束縛去寫一種她自己從來沒寫過的故事，表達出一種略帶焦慮的疏遠的狀態，這種狀態是複雜的詞句表達不了的。《軍人的家》(Soldier』s Home)中的克裡布斯(Krebs) 想和女孩子在一起卻又不想要糾纏不清的關係:

他不想要什麼後果。他再也不願去想事情的後果了。他就想這麼活著，不被事情的後果所困擾。［He did not want any consequences. He did not want any consequences ever again. He wanted to live along without consequences.］

《一條大河兩個心》中的角色尼克·亞當斯(Nick Adams)拒絕進入沼澤時也表現出這種疏遠的狀態：

他感到了胳肢窩底下越來越深的水，他似乎不太想在深水中趟著走…在水流這麼快的深水裡，光線又暗，在這裡打魚太危險了。沼澤里打魚是悲劇性的冒險。（He felt a reaction against deep wading with the water deepening up under his armpits…. In the fast deep water，in the half light，the fishing would be tragic. In the swamp fishing was a tragic adventure.）

海明威當時很擅長在短篇故事裡記錄這種脫離，疏遠的狀態，可他卻不能把類似的材料寫成長篇小說，因此他很受挫折。就在這個時期，他在《太陽依舊升起》中創造了哲克·巴恩斯 (Jake Barnes)這個徹底被疏遠的角色，並不是通過心裡因素，而是通過戰爭中巴恩斯所受的傷。作家斯科特·菲茨傑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 感覺在巴恩斯這個角色身上疏遠的含義更深了一層。他說：「哲克·巴恩斯不是一個性功能有障礙的人。他更像是一個穿著道德的貞操帶。」

1924年，當海明威寫《一條大河兩個心》時，他寫作生涯的後半段，也是變化相當大的一段時期，開始逐漸成型。1923年他因在潘普洛納(Pamplona)看鬥牛激動不已。1924年，在準備回那兒去再參加鬥牛節時，他信中寫道:

你還記得在一家Montallegro的酒吧里我和你提起，有一些人他們具體的行為本身就散發出一種讓人肅然敬佩的氣息？我覺得我必須找到這類人。在鬥牛場里我就感到了這種魅力。上帝啊，沒錯。

這是他寫給愛德華·奧布萊恩(Edward O』Brien)的信。後來奧布萊恩做編輯時，編了一套年度故事集作為禮物送給海明威，海明威因此第一次體驗到了他人所感到的那種「令人肅然敬佩的感覺」

三

海明威一開始寫的故事裡，年輕男子的道德準則是：「自己覺得說得過去就行。」他們關心的是自己活得像不像一條真漢子，有沒有英雄氣概；但並不關心這樣活著會給他人帶來什麼後果。這些角色不在乎家裡人給他們定下的義務，對女性也不一定中一。這種角色不求什麼親密的個人關係，卻總為了共同的理想與志同道合的人結為兄弟。

在寄回家和寄給戰友的信中，海明威表達出了很深的兄弟義氣。許多封信中，他不說「我」或「你」，而是直接用「哥們兒」(「a male」)來指代自己和朋友。他會和朋友說，「讓哥們兒知道最近的情況呀。」鼓勵一個朋友在巴黎找工作時,他說:「哥們兒找好工作不一定要有才也不一定要吃苦." 另一個朋友結婚時，海明威寫道「哥們兒單身漢的日子過多了，已經超出了對哥們兒有益的地步了」。

海明威重義氣的原因可能和美國大學生加入兄弟會的原因類似（女生加入姐妹會）。他們矛盾複雜的性傾向和想像中那種豪爽的男子漢氣概差別頗大，因此產生的焦慮讓他們走到了一起，用所謂的「兄弟義氣」當擋箭牌，其實他們的共同點是對另類人的一種憎恨。年輕的他們並不知道每個人的性傾向都是矛盾而複雜的。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寫道:

同性戀會做一些哥們兒絕對不會做的事。從來沒有哪個同性戀會忍飢挨餓。好哥們兒都忍飢挨餓過。不幸的是，寫作的哥們兒會碰到不少同性戀的同行。

他對一個筆友表揚另一個朋友說: 「他比我們還要恨猶太人呢。」海明威故事中的哲克·巴恩斯（Jake Barnes）揭露了海明威心中另一種仇恨，:「我不信任坦率和直白的人，特別是那些實實在在說話的人」。這句話可能也戳穿了「哥們兒」內心都存在的一種陰影：他們之所以走到一塊兒去，可能就是為了逃避自己內心的某樣東西。

海明威還堅持說婚姻不影響到他和兄弟們的義氣。他解釋說自己妻子哈德利(Hadley)是個鐵娘子。他在信中寫道，「出去旅遊時她是個哥們兒」; 對另一位朋友他說:「釣魚時其他女孩子只是裝著有興趣，她卻像一個男的一樣興緻勃勃。」海明威還解釋說，因為他婚姻幸福(事實上他們夫妻關係很不好)，所以他可以有那麼多朋友: 「婚姻不美滿的漢子不可能擁有兄弟間的情誼」。

在二十世紀的社會裡，男人二十五歲以前可以過一種撐當好漢的生活。二十五歲以後，這種追求就變得不健康了，因為它不能帶給年輕人成熟的人際關係和行為舉止。二十五歲以後，所謂的兄弟都會漸漸孤立疏遠開來，他們因此會靠喝酒來找回那份義氣，靠酒將孤獨的人再融合起來，或者互相比拼競技來感受那種感情。海明威年紀大了以後，不和朋友們喝酒時，會吹牛，告訴別人他不但比他們更強壯勇敢，而且他的妻子比他們的妻子都要好：

瑪麗小姐[指瑪麗·威爾士，他第四位也是最後一位妻子]很強悍。她也很勇敢、迷人、風趣、長的喜人，與人和善，是一個好妻子。她釣魚釣得也很好，射擊打鳥也有一手，游泳游得很棒，燒菜燒得好、品酒也不錯，花園裡她也能幹、還是一位業餘天文學家，另外藝術、政治經濟、斯瓦黑里語、法語和義大利語她都懂一點，還能用西班牙語管理船上或家裡的傭人。

海明威年紀大了以後在作品裡寫了一些外表雖然冷漠，但在和年輕女子的戀情中依舊充滿熱情的中年男子，比如《過河進樹林》 (Across the River into the Trees)(1950)中的坎特維爾上校(Colonel Cantwell)。相比之下，一九二幾年年歲還不大的海明威情感生活卻並不愉快。比如，他筆下尼克·亞當斯這個角色心中的「好地方」是「什麼都影響不到他的地方」。當尼克斷了自己和女主人翁馬哲瑞之間的戀情時，「文中沒有任何描寫。」

沒有一群兄弟和自己打成一片時，海明威開始幻想與一位情人合為一體。很多人指出海明威文中的特殊用語。在《永別了，武器》中:「我不再存在。我就是你。」「我們是同一人。」「我要我們都變成一體" 在《戰地鐘聲》裏海明威寫道: 「現在的我是你......現在的你是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所有的個體都是對方……我們是完全相同的。」在《伊甸園》里: 「現在你分不清誰是誰了吧？」 (女角色說這句話時剛剛把她的手指伸進了他的身體里)。所有人讀到這些內容時都認為這是性別越界，但這種合二為一的慾望在海明威寫給自己朋友們的信中也不斷出現，比如他統稱自己的哥們兒為「雄」（a male，前文翻譯為「哥們兒」）

作為義氣深的男子漢也好還是雌雄同體的人也好，海明威想要的是一種與他人的融合，一種高於個人的包容，一種連繫。這種與他人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亞·伍爾夫 (Virginia Woolf) 在一個書評中提到了海明威為達到這種融合所付出的代價，海明威為此憤怒不已。她說，海明威書中的角色讀起來像是餐館裡用大白話說話的人，「因為大白話俗氣，是普通人說的話。」用大白話說話的人「聊天的時候給人感覺很自在，但我們如果仔細觀察他們，他們其實一點也不自在，是啊，他們其實是非常彆扭的。」

海明威不但在書里用大白話，而且信里也用。在信中稱讚別人時他總是說「corking」，「whamming」或者「swell」。（都是說棒，好的詞，老百姓的話，土氣，隨意，有點類似中國各地方言里特有的一些詞）他和別人提到第二個老婆范爾弗（Pauline Pfeiffer）時，說她是「a swell girl」。

在評價《非洲綠色的群山》 (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時，愛德孟·威爾遜是這麼說海明威的，這段評價很有名:

如果海明威用第三人稱敘事，那麼他內心的矛盾，複雜的情感，都能被可觀地描述出來。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深刻嚴肅。但海明威一用第一人稱來寫故事，麻煩就來了。用「我」做主語的作品中他似乎喪失了所有自我批評的能力，變得又傻又多愁善感。具體這是什麼原因，我沒辦法解釋。

他書中的角色巴恩斯 (Jake Barnes) 和弗傑克·亨利 (Frederic Henry)只跟自己自言自語，毫無保留地泄露自己的想法。另一個人物尼克·亞當斯 (Nick Adams)對記錄他心理活動的「講述人」也視若無人。但當海明威以「我」這個人稱敘事，以「你」這個人稱指代讀者時，他發現自己沒有什麼本色的話說，就是不停地夸夸其談，說自己如何身手不凡。

他自己卻也清楚身手好不能拿來當故事講（類似《太陽依舊升起》中的佩德羅·羅梅羅）。身手是真的也好裝的也好，拿它當故事講有時弄巧成拙會讓自己很難堪。詹姆斯·瑟博(James Thurber)曾經就寫了一個故事來說明這個問題：在《世界上最偉大的人》（The Greatest Man in the World）（1931）中，主人翁矯健的身手贏得了勝利，可他自豪地慶祝勝利時，他說的話讓他顯得很一文不值。詹姆斯·瑟博對當時類似海明威這樣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意見的。

自大的面具下，海明威最真切的希望是擺脫自我而活著，去和他人或者說外界融為一體。丹尼斯·德茹世蒙曾經說，《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 and Isolde)中的戀人想擺脫個體的束縛，想兩人融為一體，可他們卻發現自己逃不出各自的身體，如果非要逃脫個體的約束，那只有選擇死亡。1924年美國的一位參議員自殺身亡，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寫道：「我還是覺得任何想（與他人或外界融為一體）的人都能達到自己的願望。現在事情進展的不錯。不久之後也許我會證明我的理論。」在《太陽依舊升起》中一場鬥牛表演的高潮，羅梅羅的「劍刺入公牛體內，一剎那間他和公牛成為了一體。

四

《劍橋海明威書信系列》的目標讀者群不太明確。給人的感覺是目標讀者群是研究文學作品的人，但書中卻提供了腳註來介紹托爾斯泰是誰畢加索是誰。最近幾十年來學術性出版物都有這種讀者群不明的情況。書的編輯應該清楚自己的讀者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這種讀者混淆的情況估計是出版商強加給編輯的要求造成的。卡洛斯·貝克爾1981年編的另一本海明威書信集腳註就很精簡，對讀者自身的學識是一種尊重。現在新出的劍橋版書信集就沒有這種態度。比如說，劍橋版會在書信中間打斷讀者的閱讀，用一個腳註來解釋馬庫斯·歐萊利斯(Marcus O』Realius)的哲學。

書中其他的腳註還有顯多餘的。例如，編輯註明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寫的《追憶過去的時光》(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assé) 中的第三本書「最近讓郭曼特市(Guermantes)周邊的一些郊區村鎮引起了人的注意。」再比如，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寫說，「就像哈姆雷特所說，我們被命運戲弄了」書的編輯立刻注釋說：

這也許是暗指哈姆雷特擊劍決鬥身亡前說的一句話「一隻麻雀的墜落都和上天的意願分不開」（special providence in the fall of a sparrow）。也就是說上天的意願決定著世上最微小生命的命運，任何事物該逝去時就會逝去。

可海明威在信中已經對哈姆雷特的話做了精確的解釋。他寫道「我們的終結都和上天的意願有關」。既然海明威都這麼說了，此前的腳註難道不顯得多餘嗎？

雖然年長的海明威在公眾面前很自豪地展示了他打獵的技巧，年輕時的他卻在這一系列書信中展示了一種不同的自豪。有一次，文學雜誌《這一季》(This Quarter)的主編因病需要休假一段時間，海明威為他擔當起了印刷，校對和出版的事務—— 「（我）在印刷車間里和總工一起幹活」。相比起他對拳擊和鬥牛時渲染的描述，這些信函里的記錄似乎更可信一些。他說「就像任何充滿細節的工作我必須全神貫注地去對待它」。他親手參予的工作似乎有一種他作為（拳擊和鬥牛）觀眾時字裡行間沒有的一種自信：

你需不需要另一側加上卷編號與傾斜刻板留下的白紙形成一種呼應[列印刻板，板上傾斜地擺放著雜誌的標題]? 還是別留什麼卷編號？綁定時，就是把封面拆下來之後，比如在圖書館裡綁定雜誌時，最好能有這樣的卷編號來幫助查找。所有雜誌都留有這樣的卷編號。

在這些年裡，海明威當了爸爸，被生活壓力所逼迫，不太愉快，同時一位位編輯不是拒絕了他就是給他的報酬很少，他自己住在一個木匠店裡，因為他寧願把老婆的錢花在飲酒和旅行上。這段巴黎時期的信件和他後來回憶錄《流動的餐宴》(A Moveable Feast)中的內容差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年輕時我們特窮也特快樂」。他當時既不是很窮也不是很快樂，但至少那時候海明威還只是為了他的才華在寫作，不像後來，海明威為兩樣東西而寫作：他的才華和他的名氣。「寫作是唯一值得去追求的事。除非你是一位畫家，如果那樣的話，繪畫是你唯一值得去追求的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