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激進派」的前世今生

文/陸忠偉

2015-05-21期08版

回望歷史，伊斯蘭文明經歷過輝煌的「黃金歲月」,在中世紀達到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峰。此後，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層出不窮。在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浪潮中，以暴力恐怖主義為手段的穆斯林激進派，對國際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在國際反恐戰爭中，正本清源，攻心為上，至關重要。

伊斯蘭復興運動之緣起

伊斯蘭文明盛衰起落，綿延流傳。伊斯蘭文明之高峰，是中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點。它一度超越了本質上地方屬性的其他文明：既容納了各種古文明的精華，也豐富了東方、西方文明，呈現幾大文明美人之美、我亦美之、美美與共的包容和開放。

伊斯蘭文明史上有過蒸蒸日上的「黃金歲月」：公元632至750年，百年間，大漠腹地的阿拉伯人南征北戰，攻城略地，迅疾膨脹為地跨歐亞、歐非的大帝國。當今伊斯蘭世界的基本地域仍然不出帝國時期的版圖：55個國家（其中22個屬阿拉伯國家），人口十幾億，佔地3200萬平方公里。伊斯蘭教也由阿拉伯民族宗教升華為世界宗教。阿拉伯帝國崛起，重塑了當時的世界戰略格局，與遠東地區的唐朝、西歐的查理大帝帝國形成鼎立態勢。

回顧「黃金歲月」，其輝煌期長達120年：前30年由艾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阿里四朝「哈里發」主政。「哈里發」武功赫赫、彪炳史冊，完成了由麥地那公社向世界帝國的躍升。後90年由貴族穆阿維葉建立了尊奉遜尼派的伍麥葉王朝。

帝國國運終究未能跳出新桃換舊符的圈圈。此後千年，國運起伏，朝代更替。阿巴斯王朝取代伍麥葉王朝，阿巴斯王朝長達500年。公元1258年，蒙古鐵騎攻陷巴格達，誅殺末代「哈里發」，阿巴斯王朝消失於歷史煙塵。蒙古稱雄的幾個世紀里，突厥人為主體民族的奧斯曼帝國崛起，直至1922年消亡。

伊斯蘭文明發展千餘年的輝煌歷史，也給世界留下具有帝國烙印的遺產——「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復興運動」，以及「聖戰」、「遷徙」、「烏瑪」、「哈里發」等令人深思、又常被誤解的概念。

伊斯蘭文明史上並非朝朝鼎盛，代代繁華。每當伊斯蘭世界常態性地為內外矛盾所困時，苦無出路的穆斯林精英，便孜孜不倦地在歷史與現實鏈接中尋求治國、復興、強盛的方略。18世紀以來，發軔並活躍於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高潮迭起，應該從這一歷史大背景尋找起因。

在中國權威專家看來，「所謂伊斯蘭復興，其含義主要指『復興』伊斯蘭教的思想活力、社會活力和政治活力，並藉此來解決當代穆斯林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問題和危機。」「伊斯蘭復興主義的最高綱領，就是要振興伊斯蘭教興盛時期的精神，恢復原創的宗教模式。」

伊斯蘭復興運動如火如荼，「平等」與「公正」是一面旗幟。宗教一旦被當做一種手段、一面旗幟、一個陣地、一支力量，進而與王權、法律、政黨、文化相結合，勢將產生巨大影響。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伊斯蘭復興以新的裝束和武器，強調伊斯蘭思想在化育人心，凝聚精神方面的作用，倡導以「清」、「真」、「正」來凈化伊斯蘭內部，抵禦西方化和世俗化。簡言之，「復興」的最終目標，在於建設伊斯蘭教統領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包括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

旗幟立起來後，伊斯蘭復興黨派和組織如雨後春筍，聚集在復興旗幟之下。精神上，也由被動轉入主動，把伊斯蘭教作為政治鬥爭武器展開進攻。從18世紀出現的瓦哈比運動到20世紀30年代的穆兄會運動，復興運動層出不窮，直至上世紀70年代，已由自發性發展成組織化、跨國化。特別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成功，推高了用伊斯蘭教法為建國之基，施政之鑰的追求。

何謂「穆斯林激進派」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復興思潮和運動，基本上可劃分為「保守派」、「溫和派」、「激進派」。三派的根本分歧在於選擇什麼手段或方式實現宏大的復興目標。

從「保守派」的定性看，「瓦哈比主義」、「賽萊菲耶主義」等教派屬這一營壘。這些教派在宗教實踐上鼓動改變世俗化宗教形態，嚴格按《古蘭經》和《聖訓》內容規範個人社會行為，倡導「回到7世紀生活」的觀念：女性在公共場所披蓋頭、戴面紗；年輕男性蓄鬍須，全社會嚴格戒煙禁酒，提倡簡樸生活。

從「溫和派」的定性看，該派認為伊斯蘭教法的復興應循序漸進、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進行；主張「尊重政府，話題僅限於社會倫理規範領域，不涉及政治問題」。可見，該派對政教關係分野也是清楚的，即「井水不犯河水」。全世界伊斯蘭復興主義組織林林總總，大多數採取溫和、合法方式，如土耳其的復興主義政黨「繁榮黨」。

那麼，什麼是「激進派」呢？

從對「激進派」的定性看，權威專家指出，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研究「所劃定的『激進派』，即是今天所講的『宗教極端主義』」；「所謂『激進派』，是指那些無視國家法律，鼓吹訴諸暴力恐怖活動，具有極端原教旨主義傾向的伊斯蘭教派別組織。」另一種權威說法是，「堅持極端主義的恐怖分子都屬於激進派。」基於這兩種權威觀點，筆者以為，「穆斯林激進派」與「宗教極端主義」是可以畫等號的。

之所以稱其為「激進派」，可以肯定，它與「保守派」、「溫和派」走的不是一條路。「激進派」主張建立非法武裝、策動武裝奪權、輸出革命理論、採取暴力恐怖、發動世界「聖戰」、恢復帝國版圖，最終建立「哈里發」國家等等。

任何社會思潮的激進化，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賽萊菲耶主義」於20世紀80年代進入我國新疆南部時，並不主張搞暴力破壞。但後經阿富汗、巴基斯坦經學院激進主義改造，主張通過暴力和恐怖活動建立伊斯蘭政權。這和該派最初倡導自我修行的宗教實踐理念有雲泥之別。

此外，埃及的「贖罪與遷徙」、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南亞的「哈卡尼網路」、「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真主軍」、「哈里發運動」、「簡戈維軍」；中亞的「烏伊運」、「哈里發戰士」、「努斯拉陣線」等均屬於「激進派」。

關於穆斯林激進主義的研究文章常見諸中外報刊，探尋其思想源頭時，可以說，作為「激進穆斯林」的「活靈魂」———賽義德·庫特布、賽義德·阿布·阿拉·毛杜迪、阿卜杜拉·優素福·阿扎姆、阿曼·扎瓦希里、奧馬爾·阿布杜拉·謝赫曼、穆斯塔法·塞特馬里阿姆·納賽爾等人死而不亡，陰魂不散。這些激進思想家對真主的箴言加以「史無前例地篡改、歪曲」。如對「聖戰」觀念的偷梁換柱、歪曲濫用；鼓吹創建「基於伊斯蘭主義的新世界秩序」、復興政教合一制度；為其成員設計了花樣繁多、濫殺無辜、捨生殉教的「死亡之路」；悍然祭起恐怖主義大旗，不遺餘力組建「聖戰軍隊」，制定並完善重建「哈里發」的短、中、長期戰略。

以下人物流毒甚廣。

一是首推「現代伊斯蘭激進主義開山宗師」———埃及穆兄會領導人賽義德·庫特布（2015年1月，埃及穆兄會被當局定性為恐怖組織），是「聖戰」組織策動暴恐事件的精神「路標」。

二是號稱「全球聖戰之父」的阿卜杜拉·優素福·阿扎姆。此人曾與本·拉登聯袂建立了「基地」的意識形態理念。

三是臭名昭著的本·拉登，進一步發展了「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理論。「基地」組織是20世紀第一支正規的、有信仰、有武裝、規模最大的跨國恐怖主義組織。首次彌合了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分歧，吸引了激進穆斯林聚集到「基地」的黑旗之下，遂使恐怖主義變為激進穆斯林的戰略工具。

四是被譽為「基地」組織「真正大腦」及「首席戰略思想家」的阿曼·扎瓦希里。他填補了阿扎姆死後的意識形態空白，認定「『聖戰』是一場沒有休戰的意識形態鬥爭」。

五是被吹噓為「當代伊斯蘭恐怖主義化身」及「基地」組織「神明」的謝赫奧馬爾·阿卜杜拉·拉赫曼。該「神明」本乃埃及伊斯蘭團的精神領袖，鼓吹「聖戰」已成整個穆斯林民族的職責，鼓動把鬥爭矛頭轉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及世俗化中東國家。

六是披著「激進主義新生代」及「新生代首席戰略家」外衣的穆斯塔法·塞特馬里阿姆·納賽爾。此人號稱「互聯網時代『個體恐怖主義』首席戰略理論家」。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社會暴恐襲擊事件頻發，且波及範圍越來越大。暴力恐怖主義是所有激進社會思潮的待選手段，這與以和平為主旨的伊斯蘭教並無本質聯繫。相反，伊斯蘭文明內在的和平精神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領悟、所接受，其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巨大價值也為其他文明所肯定、所讚揚。

打擊暴恐，攻心為上

自2001年「9·11」事件後國際社會打響反恐戰以來的十幾年間，國際戰略格局、地緣戰略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戰略思想界未曾預見，國際恐怖主義能量如此巨大、對國際安全攪局的時間如此之長。

遏制本·拉登的思想傳播比擊斃其本人更為艱難，只要「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還具有感召力，就能蠱惑一些人投身「聖戰」。原因在於美國及其盟國在圍剿「基地」組織時，「忽視了政治戰的『盲點』」———這是其犯下的最致命戰略錯誤。儘管美軍的重磅炸彈摧毀了「基地」組織的有形結構，但其意識形態卻僅受皮肉之傷。它通過全球的意識形態網路與衛星組織體系彌補了損失。

2014年6月29日，一個全稱為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簡稱ISIS）的組織在伊拉克宣布建立「伊斯蘭國」。該「國」揚言將推動伊斯蘭世界聯合，建立同一宗教的多民族國家。受其蠱惑，數千人從50多個國家遠赴敘利亞、伊拉克，投身「聖戰」。

突兀而起的「伊斯蘭國」乃一個對西亞北非、甚至歐亞大陸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全球性恐怖組織。與「基地」組織等傳統暴力恐怖集團所不同的是，它兼具非法軍事武裝、暴力恐怖組織和政府職能等特點。從其打出偽國號之後的所作所為看，它意味著准國家行為體成了恐怖活動新主體，正規作戰成恐怖活動新方式。

「伊斯蘭國」的目標是解放「整個伊斯蘭祖國」，恢復「原生態」「綠土地」———即傳統伊斯蘭政治理論中的「烏瑪」。美國原總統小布希的中東、伊斯蘭問題智囊柏納德·路易斯說過一句話，「『烏瑪』在開始之時是個社團，現在成了國家；不久，將成為一個帝國。」現在看來，這位老人的預言在逐漸應驗。

如果各國政府對恐怖威脅僅僅在軍事上有反應而忽視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那麼還會有一些人相繼投奔「伊斯蘭國」，國際反恐戰爭將成為一場持久戰。國際社會只有敢於挑戰宗教極端思想，在意識形態加以反擊，正本清源、揭露異端、唯此才能釜底抽薪。2015年度以國際反恐合作為主題的「華盛頓會議」將打擊矛頭轉向極端主義亦是基於攻心之政治考慮。

美國戰略大師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最近預測，「中東地區爆發激進主義。它會向巴基斯坦、阿富汗蔓延。這種情況已然出現，此後會進一步向東北、朝中國蔓延。」

中國的國家安全雷達已搜索到恐怖主義威脅的陰影：「基地」組織在2014年發布的網路雜誌中，將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視為「被佔領的穆斯林土地」。無獨有偶，2014年7月，在「伊斯蘭國」公布的一份地圖上，企圖在5年內將其勢力範圍向中國的領土延伸。

更為直接的安全威脅，則是「東突」恐怖分子以巴基斯坦部落區為巢穴，與國際（「伊斯蘭國」）和地區恐怖組織（「烏伊運」）勾連聚合。可見，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現實威脅。

同時，中東、北非、南亞、中亞等區域亦是中國「一帶一路」規劃的必經之路，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既要御恐怖活動於國門之外，又要重點經營「路帶」安全網。要完成這兩項任務，不外乎境外清源，境內去「邪」（即反激進化）。

國家安全工作需要創新對宗教極端活動的治理方式，消除滋生恐怖活動的思想基礎，批駁極端分子散布的「伊吉拉特」、「聖戰」等邪理謬說。因此，伊斯蘭文化、思想研究自然要上升為國家安全實力的重要部分。研究的目的即在於認清恐怖主義產生的土壤，有的放矢、以正壓邪，對極端思想、恐怖主義做出精準定位並嚴加打擊。

(作者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國際問題專家）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