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學習和貫徹新常態下的五大發展理念

07-09

——解讀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

2016-03-13 宣講家網程恩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我要評論0

核心提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必須牢固樹立並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這五大發展理念又有了更深層次的內涵。而2016年的政府工作，更要圍繞著五大發展理念展開。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從五大發展理念的角度出發，對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深入解讀。

程恩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完整報告：http://www.71.cn/2016/0312/871858.shtml

今天我們來學習新常態下的「五大發展理念」和舉措，也對政府工作報告作一個解讀。

五大發展理念是整個政府工作報告的精髓和核心部分。所以，今天我將從五個方面進行解讀，看一下政府報告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

一、創新發展

在黨中央文件里，創新是廣義的，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但重點還是科技創新。也就是說，廣義上的創新包括的內容比較寬泛，涉及各個領域。而當我們說「創意驅動」等內容的時候，實際上講的就是狹義的創新，就是指科技創新。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5年科技創新領域一批創新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例如，第三代核電技術取得了重大進展。有核電方面的專家認為，在核電方面，儘管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最核心的技術，但通過跟別的國家合作，我們的核電生產能力是非常強的。此外，還有國產C919大型客機總裝下線，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些都是2015年的重要成就。在整個「十二五」時期，成果更加多了，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蕩、鐵基高溫超導等基礎研究取得了一批原創性成果，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等項目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習總書記講過，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十三五」規劃強調，要進一步強化創新引領作用，要「啟動一批新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建設一批高水平的國家科學中心和技術創新中心，培育壯大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具體就是強調要由製造強國變成一個質量強國。所以，「十三五」規劃明確指出，到2020年，力爭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戰略前沿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要達到2.5%（現在大概是2.1%），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整體來說，要進入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綱要非常強調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以人才發展為支撐，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在經濟學上，有「後發優勢」這個說法，也就是原來經濟、科技、物質基礎相對落後的國家，如果發展戰略比較正確，就可以實現一種跨越式的發展、追趕式的發展，這個就叫發揮「後發優勢」。「後發優勢」往往又是和西方利益、比較優勢的理論相聯繫的，就是指發展中國家應該發揮自己的一種資源稟賦、勞動力的優勢。發達國家它是有先發優勢的。我們當然並沒有拋棄後發優勢，只是說我們不能滿足於一種靜態的、永恆的所謂「比較優勢」，而且多數還屬於「後發優勢」。但是在少數關鍵領域，在具有戰略性的高新技術領域，我們必須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某些在教育、科技方面比較發達的地區應該有這樣一個意識，要尋找一兩個這樣的技術和產品，從而可以在全中國，甚至在世界範圍內佔有相當大的市場。例如華為、高鐵的發展都是帶有先發優勢的、跨越式的引領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有一種觀點極為流行，就是認為發展中國家就是要以市場去換技術。但是，十六大強調自主創新，十八大以後，習總書記關於自主創新、創新驅動也有過一系列的講話。習總書記直接批評過去的一種觀點，叫「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習近平同志說要把這個觀點顛倒過來，並強調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這個可以說是目前的一個總的指導思想。

我們知道，高鐵就是自主創新的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是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發展戰略。但是我們的轎車行業卻並不是這樣。我們的三大汽車集團分別和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合作，但最後我們卻沒有一種擁有世界技術、屬於世界名牌的轎車。所以轎車工業發展，可以說是有很多教訓的。

除了轎車，我國的大飛機製造也走過一段彎路。上世紀80年代左右，我國的「運十」飛機就已經多次飛到西藏，但是後來麥道提出要和中國合作，這樣我們的大飛機製造就停了下來，直到前幾年，我們才又開始了自己的商用大飛機生產。所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訓。

「十二五」期間，我們在科技領域取得了很多成績，「十三五」期間，我們將更加強調自主創新，強調自主知識產權。不僅要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只是基礎，自主知識產權的創造才是目的。在落實「十三五」規劃期間，各個省市、各個部門在工作中都要尤其重視。

二、協調發展

針對國民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協調」，《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正確處理髮展中的重大關係」，「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協調，既是五大發展新理念之一，又是我們今後要採取和落實的重要舉措。

協調，主要是協調關係。那麼要協調哪些重大關係呢？通過梳理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我們在這裡羅列出11個重大關係：一是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二是協調速度和效益的關係，三是協調區域之間發展的關係，四是協調城鄉之間的關係，五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六是協調公有和私有發展的關係，七是協調先富和共富的關係，八是協調物質和精神發展的關係，九是協調制度和技術的關係，十是協調供給與需求的關係，十一是協調對內和對外發展的關係。國民經濟中的關係非常多，我選擇幾個關係進行說明。

1．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關鍵是要堅持經濟發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如教育、就業、收入、社保、住房、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問題，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實在地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5年人民生活進一步改善。「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4%，快於經濟增速。去年末居民儲蓄存款餘額增長8.5%，新增4萬多億元。又解決6434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扶貧攻堅力度加大，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442萬人」，「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基本建成772萬套，棚戶區住房改造開工601萬套，農村危房改造432萬戶，一大批住房困難家庭圓了安居夢」，「提高低保、優撫、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等標準」，「加強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等等。所以，2015年的成績是顯著的。

「十二五」時期，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報告指出，居民收入增長快於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也有所縮小。在城鎮就業、農村貧困人口減少方面，在社會發展成就方面，特別是在教育、醫療、保險、養老等方面，都有重要發展。同時，文化軟實力也有顯著進步。在我這樣專門研究社會問題的學者來看，政府工作報告說得還是非常實在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那麼，「十三五」時期該怎麼做？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持續增進民生福祉，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要堅持習近平總書記說過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努力補齊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尤其是最近五年，要精準扶貧，要突出扶貧，不能讓任何人掉隊。在教育方面，強調義務教育趨向於標準化，普及高中階段的教育，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0.23年提高到10.8年。

在本次政協會議上，莫言同志提出，中小學的教育可以從12年縮短為10年。這個建議在兩會上，包括在社會上，都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討論也比較多。因為在改革初期，我國曾實行過學制較短的中小學教育，後來考慮到延長就業、緩解失業問題等，就將當時中小學的教育有所延長。事實上，我個人研究認為，延長學制對於緩解就業壓力並沒有太大的作用。也許從短期來看是有作用的，但是從長期來看，作用不是很大。那麼現在，到底要不要縮短教育年限？我認為應該做以下幾個方面的思考：第一，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教育年限到底是長了還是短了？第二，曾經有一段時間，一些地區實行的不是12年制的教育，而是11年或更短一點年限的教育，那麼，他們的教育效果如何？學生進入大學後在層次上有重大的差別嗎？這些問題都需要經過精心調研。比如，將10年的、11年的、12年的三個方案進行比較，包括利弊分析、國內外對比等，通過實踐的總結，找到一個最佳方案。這個問題是兩會中討論比較多的突出問題，並且不只是在大會上，在小會上或者會後，議論得也非常多。

報告也指出，要「完善收入分配製度，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在「十三五」規劃里，住房方面也有明確的指標，在健康中國建設方面明確提出，人均預期壽命提高1歲。俄羅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結果人均壽命在改革的前8年就平均下降了2歲，所以壽命也是民生的一個重要指標。中國人均GDP沒有像發達國家那麼高，但是我們的人均預期壽命在發展中國家裡面是名列前茅的。有一個說法叫「未富先老」，這實際上是一個好現象。為什麼？現在，我們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還不算很高，但我們的壽命已經相對比較高。與印度來相比，他是「未富未老」，就是人均GDP比我們少很多，人均壽命也比我們短很多。

因為壽命延長了，我們進入了老齡化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發達國家都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社會的關鍵是要保障好老年人的生活，如果有可能，還要發揮他們的餘熱。所以，總體上來說不是一件壞事。印度人很多，但是印度年輕人失業很普遍，犯罪率極高。一些國內外的輿論認為，印度年輕人多，就是經濟發展的優勢。事實上，印度人口很多，若干年後，總人口還可能會超過中國。這恰恰是他的劣勢。因為人口太多，肯定會對教育、人才的培養、科研的投入、環境的治理等產生不利影響。所以，對於「人口紅利」這個西方概念，我們要作出中國式的解讀。

在民生方面，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實施公民道德建設、中華文化傳承等工程。總的來說，就像政府工作報告里說的，「我們既要讓人民的物質生活更殷實，又要讓人民的精神生活更豐富。」我認為還要加上「更健康」。

我們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生態環境的需要。其實，對生態環境的需要，也可以包括在物質生活裡面，但把它突出來則更具有意義。

2、協調增長速度與提質增效的關係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7萬億元，增長6.9%，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佔據『半壁江山』。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高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快於一般工業。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5.6%。」這是2015年的速度和質量、效益之間的關係。

「十二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已經全面完成。一是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8%，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主要對外投資大國。二是結構調整取得標誌性進展。服務業成為第一大產業，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加深，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增強。節能排放方面也有重要貢獻。三是基礎設施水平全面躍升。尤其是在交通方面非常明顯。我們還建成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動通信網路。同時，還有南水北調東、中線工程通水等一些重要成就。

「十三五」時期，必須以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為目標，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比如，現在的國際分工有四個檔次，第一檔次當然就是美國，第二檔次是歐盟的很多國家和日本等，第三檔次就是中國、印度等，第四檔次就是非洲、拉美的一些國家。我國的產業製造水平要從第三個檔次向第二個檔次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是能夠實現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整個「十三五」時期保持6.5%的經濟增速。全員勞動生產率要從人均8.7萬元提高到12萬元以上。到那個時候，我國經濟總量將超過90萬億元，發展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在不同的時期，經濟增長率各不相同。從長期來看全球經濟，1%-3%是低速增長，4%-6%是中速增長，7%-9%是高速增長，10%以上是超高速增長。十二大報告提出「翻兩番」的時候，實際上是有一個前提的，叫做「不斷提高經濟效益」。但是由於我們的人口比較多，經濟也相對粗放，所以在經濟效益提高、結構優化方面，做得還是不夠。所以，十八大以後，強調經濟新常態，實際上就是強調體制增效以及環境保護等。現在，我們要實現6.5%以上的增長速度，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增長速度就不會太慢。毛澤東時代，我們的增長速度基本上是六點多，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速更快。但是，隨著經濟體越來越大，增長速度不可能始終保持那麼快。所以，在快速增長30多年以後，為了保證增長質量，我們強調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等。這樣，我們就能更多地在質量和結構上面下工夫。速度放低，實際上有利於結構效益、環保、民生等方面的發展。西方輿論宣揚「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經濟會「硬著陸」、中國經濟不可持續發展等，這肯定是對中國的國情不了解，也是在「黑」中國。這在所謂新聞自由的西方、在喜歡「妖魔化」中國的西方輿論中是屢見不鮮的。所以，我們要對我們的制度、理論、文化、經濟有信心。

我認為，要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速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往後——比如說本世紀中期——是不是一定要保持6.5%的增速呢？那也不一定。發達國家最近四五十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在2%左右，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增長速度大體在4%。所以，我們從8%以上的增長速度適當降下來並不是壞事。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法就是，我們是主動掌控的。這既是人的主動掌控，又是經濟規律、社會規律、生態規律、科技發展規律等各種規律發揮作用的結果，是一個客觀規律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相結合的產物。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要認識經濟新常態、適應經濟新常態，還要採取更多的措施來引領經濟新常態。它並不完全是人為的結果，也不完全是客觀規律的作用，人的認識和客觀規律要一致起來。我們現在的6.5%以上的增速底線是結構、速度、質量、效益、環保、民生等綜合平衡的結果。

3、協調區域之間發展的關係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都十分強調「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等的發展。我個人的想法是，「一帶一路」最好不要叫戰略，因為「一帶一路」講的是國際間的合作，如果我們過多地使用「戰略」這個詞，很容易被其它國家誤解，甚至像美國等一些國家會趁機「妖魔化」中國，所以應該叫「一帶一路」建設或「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至於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內項目，則可以叫「戰略」，這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拓展建設長三角、珠三角和中原經濟區，開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區等。同時，城鄉之間的協調任務比較艱巨。目前，城鄉差距相對比較大，所以在「十三五」規劃中也提出，要儘快進行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中小學義務教育建設、鄉鎮企業建設，以及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建設。這幾大建設都需要協調區域之間的關係。

4、協調供給與需求的關係

在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總書記指出，今後「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做減法，又做加法。也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這就是所謂的「三去一降一補」。「十三五」規劃中也提出，必須以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為目標，這是對「十三五」發展主線的一種精鍊表達。

為什麼會出現大量的產能過剩？為什麼會有大量的庫存積壓？這個可能和我們的理論有關。曾經有經濟學家說過，要反對行政性干預所導致的經濟過剩、產能過剩，而在市場化過程中，由企業自己決定的生產和交換所形成的產能過剩、產品大量積壓，則是正常現象。如果以這種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就會導致我們的鋼鐵、煤炭等大量過剩，所以現在就要把解決產能過剩作為一個重要的工作，並付出其它資源來解決它。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這些都需事先進行協調，所以不能什麼事情都只在事前、事中、事後去協調，有些事其實是需要進行事先協調的。美國的一些著名教授也認為搞市場經濟可以，但如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麼對於投資機構來說，國家一定要進行干預和調控。比如，前些年，鋼鐵產量已經很多。幾年前我在參加安徽團會議時，有的鋼鐵部門負責人就在會上說，他們的鋼鐵產量已經很多，全行業已經開始虧損，那麼為什麼有關政府部門還要新批鋼廠？這就是說，如果理論上出現了偏差，政策上也可能出現偏差。所以我們既要做工作，進行「三去一降一補」，同時也要反思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所以今後我們要事先作微調，這樣就可以防止出現比較嚴重的現象。

「供給側」是2015年流行的一個新名詞，實際上就是指的供給這一端、供給這一方面，或者是供給這一側。中央指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同時發力，要有重點，但還要兩方面工作一起做。有個別經濟學家直到現在還認為重點在於需求，而不是供給，但更多的學者，包括中央文件都在強調，要適度擴大有效需求，同時，重點搞好供給方面的改革發展。除了「改革」「發展」以外，我還要加一個「管理」。我們不能把做什麼事情都叫做「改革」，有的屬於改革的範圍，有的屬於發展的範圍，有的屬於管理的範圍。從學者的角度來講，這三個概念的內涵是不完全一樣的。

關於供給側，通過研究後，我提出了一個供給側的「三駕馬車」。我們知道，需求方面有「三駕馬車」，分別是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凈出口需求。那麼，供給側的「三駕馬車」都由哪些要素構成？這「三駕馬車」的構成部分分別是要素供給、結構供給和科技創新供給，即要素要提高質量，結構要優化，科技要創新。

那麼，供給和需求有怎樣的辯證關係呢？

供給相當於生產，可以決定需求，因為人們只能消費所生產或者所供給的商品和服務。但是，需求和消費也可以決定供給和生產，因為不適合買方需求和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就屬於無效供給和盲目生產。這種關係在馬克思經濟學裡面提到過，西方經濟學也是認可的。從本期或者短期來說，投資屬於需求，表現為支出貨幣購買生產要素，但是從下一期或長期來說，投資也是沉澱資產決定生產和技術狀況，所以又屬於供給。因此，協調供給側與需求側在改革、發展、管理方面的關係，要有辨證的整體思維和精準的操作藝術，既要有重點，也要一起發力，二者不可偏廢。

三、綠色發展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推動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態環境。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對今後的五年，也提出了約束性的指標。

習總書記在黑龍江代表團參加審議時指出，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黑龍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綠水青山也好，冰天雪地也好，廣袤草原也好，廣大幹部群眾都要通過思想認識、通過經濟上的奮鬥、通過政策主張，把這種物質轉變成物質生產和生活的內容。這個轉變要靠人的認識和行動來實現。

「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因此，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並且要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

從改革開放到十六大以前，「節約」這個詞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觀念中，似乎只要搞市場經濟，只要利用市場機制就可以，並不需要節約。比如，當水不夠用了，就用提高水價來解決。實際上，很多物質資源都是一次性的資源，如果不發展循環經濟，不發展綠色經濟，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和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一些可循環的資源也可能就循環不起來了。比如，現在的一些河流，有的河可以治理，有的河則很難治理。在此次人大會上，安徽代表團提到，巢湖治理達到了次優的水平。這很可能是因為污染程度不是很嚴重，所以還可以治理，而有的河流則已經根本無法治理。

馬克思就講過，「節約」是未來社會最高級的規律。因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建設，最終都是要用較少的物質消耗、勞動消耗去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經濟效益、財富增長等概念，都是和「節約」密切相關的。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這是我國的基本國策，而且二者之間還有相當大的聯繫。

我們在國際上承諾要保護生態環境，所以在行動上，就要加大約束性指標的實施，並檢查落實情況，生態環境要作為幹部考核一票否決的內容。而且，相關文件也指出，對幹部的決策要實行終生追究。也就是說，如果這個重大決策失誤的話，即使你下台了，也要追究責任。這一指導思想可以說是非常正確的。

目前，國際上存在一個爭論，就是世界生態環境的惡化，到底是由科技水平不高導致的，還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加市場經濟導致的。關於這個問題，中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都認為，從全球範圍來看，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不是科技水平不夠，而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加市場機制。對於企業來說，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容易產生一些對社會發展不利的現象。如果規章制度、法律法規在制定和執行上不嚴格，就會影響整個社會效應。

但是，對中國來說，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宏觀上、在國家治理方面，有一種「先污染、後治理」的輿論。我當年的博士論文，就用十幾萬字來闡述和論證了一個問題，就是生態環境的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美國的經濟學家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提出來一個收入的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開始階段，貧富分化是比較厲害的，曲線呈上升趨勢，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貧富分化的曲線又會降下來。這就是倒U型的概念。有一些學者把它改成環境的倒U型曲線，認為可以先污染、後治理，而且還誤用了鄧小平同志的「發展是硬道理」的觀點。意思是如果強調環境，就是軟道理，或者至少是第二位的道理。鄧小平同志的確講過「發展是硬道理」，但是鄧小平同志沒講過「增長是硬道理」。我們知道，經濟學上的發展和增長是有明確界限的。「增長」通常指的就是GDP，而「發展」既包括GDP的增長，也包括發展質量的提高。比如節能減排的情況、產品的質量問題、效益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科技水平問題、民生問題、人的素質問題等，都屬於發展的範疇。所以在十六大以後，特別是十八大以後，就強調要嚴格執行各種約束性指標，這是非常正確的。所以，從全國來看，無論是理論界、實物界，還是政商學三界，對於綠色發展都沒有什麼爭議。

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要進行嚴格的立法和執法，加大懲處的力度。有的人認為，保護生態環境就會影響GDP和就業，這種觀點是不對的。環保產業本身就是一個新興產業，因此對於這個問題要辯證地來認識。過去，有的人認為反腐敗會影響經濟增長，這個觀點在經濟學上得不到論證，因為我們所說的經濟增長是從宏觀層面來看的，是全社會的經濟效益和增長速度，而不是就微觀的某個企業而言。

綠色發展也涉及到食品安全的問題。在此次人大會議上，很多代表也積極地反映食品安全問題。張德江委員長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時就再次強調食品安全問題。2016年，他要親自擔任組長，對六大方面進行督查，其中第一個就是食品安全。我在2015年和2016年的建議中，都提出希望在解決食品安全方面能夠取得明顯的進展和成效。關於食品安全形勢，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的是「總體穩定」，我當時提出批評建議，因為黨中央要求各項工作要穩中有進，如果僅僅是總體穩定，就可以理解為沒有惡化，卻也沒有進展。所以希望政府在2016年，不僅是在報告里強調，而且各級政府都要嚴格進行統籌，抓好這件事情。

四、開放發展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深化改革開放，構建發展新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里也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三中全會的文件里，只提出「要緊緊圍繞市場的作用」，而此次張德江委員長在報告里明確指出，要圍繞兩個內容——一個是市場的作用，一個是政府的作用。這樣的提法是更為準確的。實際上，所謂經濟調節，一個是市場調節，一個是國家調節。而國家調節則包括了政府調節和人大調節，其中，人大的立法調節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在對外開放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國際產能合作實現新的突破。對外貿易向優進優出轉變，服務貿易比重顯著提升，從貿易大國邁向貿易強國。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逐步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格局。」

五中全會則強調，「要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最近一兩年，我們的一些文件里經常提到「制度性話語權」，這就是一個更高層次開放的標誌。我們要積极參与各種國際規章制度的制定和改進，要更多地參與各種國際經濟組織，要派出更多的專業人員進入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現在，中國年輕人的英語水平非常高，所以我們國家應該主動地派出工作人員並擔任一定的行政職務，這樣才有利於各經濟組織公平正義地制定規章制度和處理某些官司等。

現在，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的第一負責人都是由美國人、歐洲人來擔任的，雖然也會有一定的公正性，但是有時候，在關鍵問題上，中國打官司就會輸。比如說，過去我們的稀土大量出口，完全由市場說了算。最近幾年，當我們認識到需要控制稀土出口的時候，美歐日等就到世貿組織打官司，而且我們敗訴了。我們知道，美國、日本等國家，有大量的稀土儲藏，但是他們很少開發，而是專門廉價地從中國購買。現在，中國要進行生態環境保護、資源節約，想要少賣一點、少生產一點，還不行，打官司也輸了。難道說，世貿組織判定中國敗訴，這和人的傾向性、偏向性沒有關係嗎？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就是由美國主導的，具有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意圖，目前，十二個國家已經達成協議了。奧巴馬講過一句話：「不能讓中國這樣的國家制定全球經濟的規則。」在經濟學上有一個詞叫「博弈」，就是要求我們要積極地、主動地、頭腦清醒地進行反制。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我們要代表發展中國家。不僅要維護中國利益，也要維護髮展中國家的利益，使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體系能夠更加公正合理，這也是我們為人類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做了產業規劃，這是非常對的。所以，我們還要參照德國工業4.0，在工業智能化方面下更大的工夫。

在對外開放、市場經濟建設中，要借鑒美國某些合理的東西，同時也應當更多地借鑒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在市場經濟、經濟治理和對外經濟開放中的戰略和策略。因為，在美國主導的經濟學中，它告訴你的可能恰恰是它們自己都不做的，這個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當前，爭議比較大的是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以後，我們的資本項目是不是要立即開放？這個問題在國內也是有爭議的。兩個月以前，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和發改委座談會上，我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報送了相關資料，其中引證了蒙代爾、保羅·羅賓·克魯格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讓·提諾爾這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觀點，包括國內著名金融學專家林毅夫、郎咸平、余永定等人，都公開地反對立即放開資本項目。因為如果資本項目立即放開，就會有大量的短期資金衝擊中國的股市，這樣對廣大中小股民來說是極為不利的。因此，這一次我也提了一個建議，就是「十三五」時期，不能開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也就是說，資本項目不能完全開放，一定要等到中國有控制能力以後，才能完全開放。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就是鮮明的例子。

五、共享發展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十三五」時期要「持續增進民生福祉，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努力補齊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現在，很多文件都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實際上是不成立的。它是美國的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拉美鼓吹新自由主義，經過十幾年的實踐，結果使拉美經濟一團糟，產生了貧富兩極分化，很多西方跨國公司藉此控制了拉美某些國家的經濟，導致通貨膨脹、社會動蕩。因此，從前幾年開始，查韋斯等西方左翼政治家就糾正了這個現象，至少是部分糾正，但情況還在變化。而那些搞新自由主義的美國經濟學家就創造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8000美元的時候，容易出現大量的經濟社會問題。簡單來說，「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這個意思。

我最近也在寫一篇文章，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現在的發達國家也經歷過人均GDP是5000美元、8000美元的階段，那麼，他們有沒有「中等收入陷阱」？而現在的很多國家，比如拉美、非洲的一些國家，人均GDP還沒有達到5000美元、8000美元，不是也有很多問題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已經在陷阱之中了。再有，美國從2008年爆發經濟危機後，難道高等收入的就沒有陷阱嗎？我認為他們已經進入了「高等收入陷阱」。

「經濟新常態」的概念不是由中國首先提出的，而是由西方的學者最先提出來的。他們提出經濟新常態的原意是指，2008年以後，經濟不會快速恢復，還會出現經濟低迷狀態，金融秩序也不會很好，貧富分化的現象也得不到糾正，失業率也得不到改善等。他們提出這個概念是要讓大家注意，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在今後一段時期也就只能是這樣了，也就是常態化（即金融危機導致的這個後果會常態化），所以他們說這是進入了經濟新常態。當然，中國現在講的經濟新常態，有經濟進一步提升和發展的勢頭。

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不等於否定問題的存在，對於現在中國存在的幾大問題，還是要逐步解決的。但是有人斷言，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51%，這就過於武斷，也過於沒有自信。

我認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如果各級政府都加大看齊意識，採取有效行動，要解決經濟社會的某些難題，還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也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所以我們今後要進一步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強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提到，要「支持分享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讓更多人參與進來、富裕起來」。分享經濟和共享經濟還是有交叉的，雖然二者下定義的角度不完全一樣，但最終的目標還是完全一致的。

共享發展涉及民生問題。北京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最近幾年的調研報告、抽樣調查顯示，我們現在不僅收入差距比較大，財富分配差距也相當大。根據他們的研究指標來看，我們現在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我個人觀測是可能還沒有超過美國，因為這些調研報告和抽樣調查的數字可能有所誇大，但我國富豪的人數已經和美國旗鼓相當了，而且我國富豪的增加速度也連續幾年是世界第一。這兩個「第一」到底是不是好現象？這在全世界也有議論，所以我們也要進一步地深入研究。我個人認為這不是好現象。要進一步解決民生問題，就是要使中國的財富基尼係數和收入基尼係數不能超過美國等西方國家。

所以，如何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僅僅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調節，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寫的《21世紀資本論》就用大數據、長時段、多國家的統計數據，證明資本主義絕不是像他們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所宣傳的那樣，也並不完全是有能力就可以成為富豪的社會。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他的教科書里就分析過，西方國家為什麼有的人貧窮，而這些貧窮的人是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不夠？他說不是的。這些人貧窮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家庭財產起了巨大的決定作用。西方社會公立學校的教育是針對大部分中下層的人，是快樂的教育，但是私立中學、私立大學，特別是私立中小學，雖然這些學校的教育也有快樂的一面，但是功課比較多，教學也比較緊張，因為這些人是要被培養成為資產階級接班人的。

那麼，中國應當怎麼做？當然，中國的教育應當增加快樂性，這是肯定的，但也要對西方的教育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都認為，這和所有制結構有關。所以，我國憲法、黨中央文件，包括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上指出，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所以，只講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要改革、改資，要讓非公有制經濟去參股，而不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是不全面的。因此還是要向黨中央看齊，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並全面落實，要把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合作經濟、非公有制經濟一起抓好，這才符合黨中央的要求，才符合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財富和收入的貧富差距。「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也提到，在經濟的改革開放發展中，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

以上就是我就「五大發展理念」和舉措所解讀的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