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書」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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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歷史演義小說《三國志演義》、英雄傳奇小說《水滸傳》、神魔小說《西遊記》和言情小說《金瓶梅》被稱為「四大奇書」。「四大奇書」也稱「明代四大長篇小說」。所謂「奇」者，不僅指它內容或藝術的新奇，還包含著對它們所取得的創造性成就的肯定。「四大奇書」分別開創了歷史演義傳統、英雄傳奇傳統、神魔小說傳統、世情小說傳統，代表了中國古大章回小說的四大類型。而《金瓶梅》榮獲「第一奇書」之稱。清康熙年間的《滿文譯本金瓶梅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四部書，在平話中稱為四大奇書，而《金瓶梅》堪稱之最。」刻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的《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乾脆標以「第一奇書金瓶梅」。「四大奇書」之稱與明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市民文化勃興、傳統儒家經典遭到懷疑、大眾文化需要確立自身經典的社會文化背景相關聯,與通俗小說成為大眾的主要文化消費對象、通俗文學對大眾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產生重大影向的社會現實相關聯。因此,「四大奇書」的命名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著名通俗文學家馮夢龍曾把明代的四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合稱為「四大奇書」。

現就「四大奇書」能成為文學經典做些探討。

先來介紹一下四部書的主要內容。

《西遊記》是最優秀的神話小說，也是一部群眾創作和文人創作相結合的作品，產生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明朝嘉靖（公元1522-1566年）時期。小說是吳承恩中年時期寫成初稿，後來經過潤飾而成的。他在前代多年積累下來並在民間流傳的有關唐僧取經的文學作品和故事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再創造，並且把原來的以唐僧取經為主的故事，改為孫悟空為主的戰天鬥地史，把孫悟空的形象提到首要地位。小說曲折地反映了社會現實，表達了人們的美好願望。

《西遊記》是在一定史實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民間流傳和曲藝、戲曲、話本等的創作，最後由吳承恩做總結性的再創作而後寫定。全書共100回，41個故事，於1592年由金陵書商世法堂唐氏刊刻出版。　　《西遊記》主要描寫唐三藏受唐太宗的委託，在徒弟孫行者(悟空)、豬八戒(悟能)、沙和尚(悟凈)等人的保護下，去西天取經的故事。首先寫孫悟空的出世，大鬧天空，這是全書的最精彩部分；然後寫魏徵斬龍，唐太宗入冥，劉全進瓜和玄奘奉詔取經的故事；再寫取經正題，唐僧和他的徒弟們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歷盡艱辛，受盡苦難，以堅強的毅力和堅定的信念，克服重重難關，終於化險為夷，實現取經的目的。《西遊記》書中大部分人物以神怪妖魔的形象出現，通過他們的活動，展現了人間的美醜善惡。孫悟空藝高膽大，蔑視天綱，不畏艱險。唐憎分不清敵我，常常認敵為友；豬八戒害怕困難，私心很重，貪戀舒適生活。但他們與妖魔之間，有一道鮮明的界線，屬於陣線分明的兩個營壘。　　《西遊記》系統地反映了中國釋道儒三教合流的思想體系，成功地將道教的天上、地獄和海洋的神仙體系與佛教的西天糅合到一起，並在同時體現「世上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的儒教思想。　　《西遊記》的成書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資本主義萌芽已經開始出現，因此也反映出對封建體系的不滿，第一次提出「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的大膽言論。同時這本書對神仙體系的描繪正是作者當時生活的明朝政治社會的縮影。

《西遊記》描寫孫悟空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之九九八十一難，通篇充滿神奇色彩。　　《水滸傳》全稱《忠義水滸傳》，是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小說。全書圍繞「官逼民反」這一線索展開情節，表現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壓的「好漢」揭竿而起，聚義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義失敗的全過程。小說充分肯定了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盜賊草寇」的起義農民，深刻揭露了上至皇帝和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的昏庸無能、橫行霸道，致使民不聊生，尖銳的階級矛盾逐漸加深的社會現實，說明了社會的黑暗和腐朽才是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

《水滸傳》取材於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宋代說書伎藝興盛，在民間流傳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說書人拿來作為創作話本的素材。元代雜劇盛行，有大量的水滸戲出現。宋末明初，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話本、戲劇相繼問世，最後，施耐庵把這些故事明刻本《水滸傳》彙集起來，經過選擇、加工、再創作，寫成《水滸傳》。《水滸傳》如一幅長長的歷史畫卷，展示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市井風情，社會景觀。　　《水滸傳》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其社會意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水滸傳》圍繞「官逼民反」這一線索展開情節，表現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壓的「好漢」揭竿而起，聚義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起義失敗的全過程。其最閃光的思想在於，它將封建統治者視為「盜賊草寇」的起義農民給予充分肯定，並深刻揭示了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　　《水滸傳》反映農民起義發生髮展的規律，是循序漸進，步步深入，而終於全面展開的。英雄們的起義行動，是由小到大，由個人反抗，到集體行動，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小山頭到大山頭，最後匯成一股浩浩蕩蕩的起義巨流。《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鬥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　　《水滸傳》作者以其高度的藝術表現力，生動豐富的文學語言，敘述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塑造了眾多可愛的個性鮮明的英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武松、林沖、魯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敘述了一群蓋世英雄被逼上梁山的傳奇故事。

作者善於把人物放在真實的歷史環境中，緊扣人物身份和經歷刻劃人物性格；善於把人物放在尖銳的鬥爭中生死存亡的關頭來描寫人物性格，還善於運用比較法、反襯法來凸顯人物性格。《水滸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古代小說與講史話本的傳統特色。故事極富傳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變化莫測。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緊扣讀者的心弦。　　《三國演義》全稱《三國志通俗演義》（英文名：TheromanceofThreeKingdoms），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長篇章回小說，為四大名著之一，是歷史演義小說的經典之作。小說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簡潔明快，氣勢充沛，描寫了公元3世紀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魏、蜀、吳三個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上，展示出那個時代尖銳複雜又極具特色的政治軍事衝突，在政治、軍事謀略方面，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國演義》是羅貫中吸取話劇本、戲曲中三國演義的精彩內容，再參照《三國志》的歷史資料，再加上其他史書，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寫成的。　　《三國演義》以東漢末年及魏、蜀、吳三國歷史為題材，從東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寫起，到西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國統一為止，前後共97年。全書反映了三國時代的政治軍事鬥爭，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矛盾的滲透與轉化，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劇變，塑造了一批吒叱風雲的英雄人物。在對三國歷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現出明顯的擁劉反曹傾向，以劉備集團作為描寫的中心，對劉備集團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頌，對曹操則極力揭露鞭撻。

《三國志演義》描敘了逐鹿中原、三國爭雄的奇局，塑造了「智絕」諸葛亮、「義絕」關羽、「奸絕」曹操這樣一些奇人。

這三都作品描敘的都是超凡絕俗的人物和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過去的長篇小說都是英雄傳奇，《三國志演義》寫的是歷史的英雄，《水滸傳》寫的是江湖的英雄，《西遊記》寫的是幻想中的英雄，而《金瓶梅》卻轉而來寫世俗的凡人，這不能不說是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性的開拓。不單是題材，還有敘述方式、人物塑造、結構方式、細節描寫和語言運用等等方面，都具有小說劃時代的開創意義。鄭振鐸對此評論說：「《金瓶梅》的出現，可謂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峰。在文學的成就上說來，《金瓶梅》實較《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傳》尤為偉大。《西遊》、《封神》，只是中世紀的遺物，結構事實，全是中世紀的，不過思想及描寫較為新穎些而已。《水滸傳》也不是嚴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們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簡直可以說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卻徹頭徹尾是一部近代期的產品。不論其思想，其事實，以及描寫方法，全都是近代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它借《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段故事為引子，通過對兼有官僚、惡霸、富商三種身份的封建時代市儈勢力的代表人物西門慶及其家庭罪惡生活的描述，暴露了社會的黑暗和腐敗，具有較深刻的認識價值。小說描繪了一個上自朝廷內擅權專政的太師，下至地方官僚惡霸乃至市井間的地痞、流氓、幫閑所構成的鬼蜮世界。書名是從小說中三個人物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

《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描寫家庭生活的小說。它不同於神魔小說和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小說，直接從現實社會生活中擷取創作題材；所描寫的人物也不再是超人或半超人的傳奇人物，而是如實地描繪了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從而標誌著中國小說發展的新階段。

《金瓶梅》在明代萬曆二十三年就已有抄本流傳。最早版本為萬曆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詞話》；隨後又有天啟(1621一1627)間《原本金瓶梅》。全書一百回。它是從《水滸傳》「武松殺嫂」一段推衍而成的。全書以土豪惡霸西門慶為中心，記敘了他巧取豪奪橫行鄉里的種種惡跡及其荒淫無恥的生活。這部書具體地暴露了明中葉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及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

山東清和縣前街上有一人姓西門，名慶，號四泉。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父母早亡，他繼承父業，經營一家生藥鋪。該人遊手好閒，他「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管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怕他」。他與「指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一批市井惡棍結為十兄弟，終日廝混在一起，到處尋歡作樂，稱霸一方。

西門慶初娶陳氏，陳氏死後，續娶吳月娘為正室，同時收娶了妓女李嬌兒、卓二姐為偏房，有一妻二妾。卓二姐不久死去，他又騙娶富孀孟月樓為三房，獨佔了孟玉樓大量的嫁妝、錢財。奸占原配陳氏丫環孫雪娥做了四房。待他撞見潘金蓮之後，又圖謀不軌，設法與潘通姦尋歡，並毒死她的丈夫武大郎。武松出差回來要殺西門慶為兄報仇，卻未能如願，誤殺了李外傳。結果武松被刺配去孟州，西門慶卻趁機娶了潘金蓮作為五房。他安然無恙越加放肆。他看到結義兄弟花子虛的妻子李瓶兒美貌，又有錢，於是勾引上李瓶兒，氣得花子虛鬱郁而死，又霸佔了朋友花子虛的全部家產，並奸騙了花子虛之妻李瓶兒為六房。除這六房妻妾之外，西門慶還佔取了潘金蓮的婢女春梅。

《金瓶梅》即是潘金蓮、李瓶兒、春梅這三人名字的合稱。

他還霸佔了家中僕人的老婆宋惠蓮、賁四嫂等人；並姦汙了各房丫環，又與林太太通姦，還包占妓女李桂姐，鄭愛月等。西門慶不只是淫棍，霸佔婦女，他多是為金錢財物。他談話做事離不開錢和女人。西門慶曾對其妻吳月娘說：「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是強姦了嫦娥，和姦是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西門慶原先投靠提督楊戩，楊戩因「北虜犯邊，失誤軍機」，被參倒台，他立刻派人上東京，先送五百石白米給太師蔡京，後又給蔡京送去極為珍貴的生日禮品，依靠蔡京的關係，他當上了山東提刑所的理副千戶，地位越來越高，元府鄰縣和碼頭、稅關的官員都來通聲氣，本地管皇木、皇莊、磚廠的宮庭太監也都不斷和他宴會往來。他一邊做官，貪污受賄，一邊做買賣，大發橫財，而且拜在蔡京名下當一名乾兒子，同朝廷、地方各級大員完全結為一體了。他就這樣無惡不作，聚斂財富，過著極端荒淫無恥的生活。從此他勾結官府，貪贓枉法，霸佔婦女，求葯縱慾越加肆無忌憚。此時，李瓶兒已生—子，為西門慶所寵幸，潘金蓮嫉妒不已，訓練凶貓嚇死李瓶兒之子，李瓶兒也傷心過度死去。潘金蓮施出渾身解數力媚西門慶以求寵幸。一日，西門慶因醉中誤吃了潘金蓮給他的過量春藥，縱慾暴亡。先前終日與西門慶廝混的那些幫閑子弟，原因他豪富，竭力奉承，脅肩諂笑，甚至獻出妻子的，現在卻唇譏腹非，視為陌路。而他的一家老少更是樹倒猢猻散陷於混亂不堪之中。妻妾們養漢的養漢，嫁人的嫁人。

西門慶原配陳氏之女西門大姐招贅的夫婿陳敬濟，長期與潘金蓮、春梅私通，終於被吳月娘發現而逐出門外，同時把春梅賣給周守備作妾；把潘金蓮發落到王婆家中待嫁。結果，潘金蓮被遇赦回來的武松殺死，而春梅卻得寵生子被立為夫人。春梅又將已淪落為乞丐的陳敬濟招入守備府，偽稱表兄妹，繼續通姦；把原來因爭寵斗強致有讎隙的孫雪娥買來百般羞辱最後賣給酒家為娼。

周守備征討宋江有功，被朝庭提升為濟南兵馬制置，陳敬濟也因此擢升為參謀。後來金兵入侵，周守備陣亡。陳敬濟在與春梅淫樂時被衛卒張勝撞見殺死。春梅又與守備前妻之子私通，也終因縱淫而亡。

金兵南侵攻至清河縣，吳月娘攜遺腹子孝哥出逃，途遇一和尚，法號普凈，以因果現夢向吳月娘點破孝哥即西門慶托生，吳月娘遂命孝哥出家，法名明悟。全書到此結束。

作品通過西門慶的活動，揭示明代官場的陰私，是一部明代的官場現形記。《金瓶梅》不僅批判官場，還涉及封建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奴婢制度。西門慶妻妾明爭暗鬥的手法，陰險毒辣的心計，特別是圍繞子嗣展開的鬥爭，更反映了封建家庭的罪惡，描繪了她們的陰暗心理。此外，作品還刻畫了一群幫閑人物的諂媚、卑鄙、欺詐的行為與寄生生活。應伯爵的無賴嘴臉是寫得很出色的，如他們十兄弟結拜後排兄弟次序，

眾人一齊到：「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接著道：「這還是敘齒，應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看舌頭道，「爺！可不折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裡好敘齒！……。」活畫出這個丑角卑污的人格。作品對人情世態的描寫，可以說是鞭辟入裡，正如魯迅所說，「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中國小說史略》)

西門慶這個典型人物，是在明中葉以來商品經濟高度發展，資本主義在一些地區開始萌芽，封建統治階級更加腐朽沒落的現實基礎上產生的。西門慶由牟取暴利，經商發家，發展到依靠和取得封建權勢，進行瘋狂的佔有、掠奪，表現出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而他同時作為投機奸商、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則又反映出明中葉後封建統治勢力市儈化的新的特徵。《金瓶梅》中有關西門慶罪惡行徑的描寫，洋溢著強烈的現實生活氣息，充分揭示了明中葉以來朝廷權貴、顯要如何與地方豪紳，富商狼狽為奸，壓榨人民的黑暗內幕，細緻地勾勒出那一時期鬼蜮橫行的真實畫面。作品通過生活細節的描寫，日常口語的運用，成功地刻畫了不少有血有肉的典型性格，讓讀者看到那罪惡世界裡如何孽生和活動著一群病態的畸形的醜類。

《金瓶梅》這部小說因了「淫書」的名聲，引起人們的好奇。其實，它沒有傳奇式的情節，也沒有詩情畫意的令人陶醉的描寫，它寫的是一個市井家庭的日常生活，妻妾的爭風吃醋，惡棍的吃喝玩樂，完全是一幅市井社會的風俗畫。

那《金瓶梅》奇在何處，又為什麼會在奇書中榮膺冠軍的頭銜呢?

清代《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說：「《金瓶梅》何為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唱，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按張竹坡的說法，《金瓶梅》奇就奇在：作者為仁人志士，滿腔悲憤，無從發泄，「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滿文譯本金瓶梅序》的作者也說《金瓶梅》一書：「凡一百回為一百戒，篇篇皆是朋黨爭鬥、鑽營告密、褻瀆貪飲、荒淫姦情、貪贓豪取、恃強欺凌、構陷詐騙，設計妄殺、窮極逸樂、誣謗傾軋、讒言離間之事耳。然於修身齊家有益社稷之事者無一件。」《金瓶梅》自問世以來，大家都認為它是一部奇書、怪書，但奇在何處，怪在何方，眾說紛紜。《金瓶梅》的作者是誰？至今猜不出來，一奇也；有人說作者是王世貞，為報殺父之仇，匆忙著《金瓶梅》，置毒書頁，以鴆殺嚴世藩，此又一奇也！《金瓶梅》一書描寫男女床笫生活特多，正人君子欲焚之，雅士文人或又說此書滿篇雲霞，應當刻版梓行，數百年來毀譽不一，此不可不謂奇書也！《金瓶梅》問世以來，歷代列為禁書，卻沒有一代能禁止住它，士大夫之家往往以藏其書為秘品，這豈不是奇而怪之嗎?

古人說，《金瓶梅》是一部奇書。我們今天作為二十一世紀之人，應當如何評價它？不管他人如何估價，從中國文學發展史和它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來看，應當承認《金瓶梅》是一部奇書！我們所說的「奇」，並非「獵奇」，而是指它的珍奇之處，即它的思想意義、社會價值，以及藝術上的貢獻。研究《金瓶梅》的人都承認這是一部有嚴重缺陷的小說，即便如此，這些缺陷仍不能掩蓋住它的珍奇偉大的地方。

第一，《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觀實主義文學巨著。

首先從作者來看，它是第一部文人獨創的小說，它雖然也受說唱文學的影響，但已不是在民間傳唱的基礎上加工，而是經過作者的全面思考，統一安排而組織起來的一個完整的新創作的作品，它的藝術結構更為完整，是文人獨創的。它的出現表現了文人作家從加工整理，摹仿擬制，發展到獨立進行創作，從而使小說成為明清最有成績、最有意義、最有理想的文學主流。自此以後在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蒲松齡、吳敬梓、曹雪芹這樣一些偉大的小說家。從某種意義來說，沒有《金瓶梅》打下的現實主義文學藝術基礎，就沒有後來的《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

其次從作品題材來看，以往的長篇小說無不取材於歷史、傳說、神話，描寫的都是重大軍事、政治鬥爭，《三國演義》實際是以帝王將相作為小說的主人公，《水滸傳》則以草莽英雄豪傑為主角，魯智深可倒拔垂楊，武松赤手打虎。至於《西遊記》則是以神魔作為書中的英雄。這些書中的人物以及他們所過的社會生活，雖在人間但卻帶有超人間的色彩，使讀者感覺可望而不可即。而《金瓶梅》突破了這一範圍，一反以上幾部小說的慣例，把小說所要描繪的社會生活及其人物，從天上拉回人間，從傳奇轉向現實化。它以現實中的平凡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事件為題材，作者直接從現實鬥爭中截取題材，如實地描寫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他從普普通通的事件中，來展現社會圖畫，來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我們看，《金瓶梅》的作者是把藝術的筆觸伸向現實人生的廣處和深處，更貼近生活本身。它面向現實人生，如實地寫出人情世態，人物刻畫更加細膩具體。作品筆調極為冷靜嚴峻，把人間的醜惡直接展示在人們面前。此書「自尋常之夫妻、和尚、道士、姑子、拉麻、命相士、卜卦、方士、樂工、優人、妓女、雜戲、商賈，以至水陸雜物、衣用器具，嬉戲之言、俚曲，無不包羅萬象，敘述詳盡，栩栩如生，如躍眼前。」(《滿文譯本金瓶梅序》)這部小說的作者可以說是實現了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甚至連細節描寫也是真實而富有當時的社會生活氣息的，故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開始，將《金瓶梅》列為人情小說。描摹世情真實而生動，是這部書的一大特色。

然而，由於作者對黑暗現實，只是自然主義的描繪，對於生活觀象美醜不分，有些描寫過於細碎，特別是大量的色情淫穢的描寫，影響它的美學價值。當然，這與當時社會風氣有關，是時代所造成的藝術缺陷。魯迅說：「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己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問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幸於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少博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於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倖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斷不以縱談閩幃方葯之事為恥。風氣漸變，並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葯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中國小說史略》)。這種風氣的出現，不只是由於統治階級的淫靡，還與明後期思想界、文學界反對封建禮教，反宗教禁慾，肯定人的情慾的潮流有直接關係。這種文學現象的出現也不無離經叛道的意味，但仍不能否認其消極作用的方面。

第二，從藝術表現來看，以往的長篇小說很多都是用浪漫主義手法寫成的，對人物往往是粗線條的勾勒，往往藉助誇張，來描寫驚心動魄的場面。《金瓶梅》刻畫人物已擺脫了以往小說類型化的弊病，人物描寫克服了單一化，平面化，實現了多側面與立體化。書中人物的性格符合生活的辯證邏輯，因而是活生生的人物。恩格斯在1859年《致斐·拉薩爾》中就指出：「我覺得一個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麼，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做；從這方面看來，我相信，如果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劇本的思想內容是不會受到損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是不再夠用了，而在這裡，我認為您原可以毫無害處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恩格斯同馬克思一道，提倡莎士比亞化。這就是提倡把情節的豐富性與人物性格的複雜性結合起來。他們認為「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是不再夠用了」。所謂「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就是人物性格的單一化與類型化。像《三國演義》描繪人物，關羽是忠義的化身，諸葛亮的性格只是「智」的代表。張飛的魯莽，劉備的仁義，曹操的奸詐，都是定型化、單一化的。《水滸》號稱一百零八人，各有各的個性，其實也是類型化。《金瓶梅》開創了近代小說的那種描繪人物性格的方法。它一反過去的情節小說的手法——人物性格為情節服務，而變為情節為人物性格效勞。《金瓶梅》的作者把他筆下的人物，放在特定的生活環境中，通過無限豐富的情節去表明「他怎樣做」。因而他的人物並不是好就絕對好，壞就一切皆壞，他把「惡人」，放在現實生活中，去展示他的各個側面，使你一下子難以說清是絕對惡還是絕對美，就像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那樣。例如，西門慶這個人物，他引誘潘金蓮，謀殺武大郎，又誘姦李瓶兒，氣死花子虛。他是一個惡棍加流氓，同時又是一個色情狂，經他姦淫的婦女據張竹坡統計有十九人。書中的西門慶可以說是獸性的化身。但小說的作者並未停留在這一點上，他還描繪了作為「人」的另一面，即符合人性的另一個側面。他雖然誘姦了李瓶兒，也鞭打過李瓶兒，但在眾多的妻妾之中，他同李瓶兒的感情又是最深厚的。當李瓶兒去世時，他伏屍大哭；「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他替李瓶兒守靈，每晚伴靈宿歇。吳道官警告西門慶不要入瓶兒之屋，不然有性命之憂。他還是不聽，表現得有情有義，有始有終。這些地方正表現了他的有人性的地方。但是作者筆鋒一轉，也無情地揭示了西門慶的本性的另一方面。正當他誠心誠意悼念李瓶兒之時，面對李瓶兒的靈牌，夜晚又同李瓶兒的奶媽如意兒通起奸來，一場赤誠又化為巫山雲雨，一切又是一場兒戲。

書中的西門慶，十分豪爽慷慨。他幾次接濟應伯爵。應伯爵的妾婦春花生了孩子，無錢應付。應伯爵求西門慶，「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西門慶一下子給了他五十兩，而且不要借據，算是白送。西門慶的另一位幫閑朋友常時節要買房居住，也是由西門慶贈銀幫忙，才算解決。永福寺長老募緣修廟，他資助白銀五百兩，他又捐增三十兩白銀，讓薛姑子印下五千經卷。西門慶完全像一位樂善好施的員外爺了。他雖市井出身，在官場中，幾經風浪，官階越來越高，地位更加鞏固，勢力越來越大。這一切憑藉的都是錢財。經商是他的基礎。這樣，西門慶就成了一位不同於以往小說的主人公。在封建制度這棵大樹下，從它的根部，長出了一株特殊幼苗。他是市井惡棍加商人，又加上官吏的混合人物。這正是晚明社會，封建社會即將解體，資本主義萌芽剛剛萌生，但還很稚弱，仍然托蔭於封建制度這株大樹下的產物。西門慶人物性格的複雜性，正是社會環境複雜性的必然結晶。《金瓶梅》奇就奇在它在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塑造了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並以此宣告了現實主義文學藝術原則的誕生，表明了我國古典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已經趨於成熟，這為《紅樓夢》的誕生做了可貴的準備。因此我們說《金瓶梅》的出現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史上標誌著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人們往往稱讚《紅樓夢》，但人們忘記了，儘管《金瓶梅》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作為近代現實主義創作諸種特徵，是從《金瓶梅》開始的。《金瓶梅》要比《紅樓夢》早一個世紀多。可以說《金瓶梅》為《紅樓夢》的出現做好了準備。無論敘述方式、結構方式對《紅樓夢》的影響很大，就是《紅樓夢》中的一些情節和場面描寫，一些藝術表現手法，也可以指出數十處《金瓶梅》的胎記。毛澤東曾把《紅樓夢》和《金瓶梅》加以比較，他說：「《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我們還同意孫遜在《論<金瓶梅>的思想意義》中說過的一段話：「它的出現，卻要比近代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的作品早兩個多世紀，比另一個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的作品更要早近三個世紀！在我國以至世界小說發展史上，《金瓶梅》的出現稱得上是一個奇蹟，而小說本身堪稱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奇書』。」

再來探究四部書成書的過程。

明末清初的文人選取在通俗小說發展中具有典範意義的「四大奇書」為對象，因此他們對作品形式的修訂在某種程度上即可視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說的形式體制，並對後世的小說創作起了示範作用。如崇禎本《金瓶梅》刪去了「詞話本」中的大量詞曲，使帶有明顯「說話」性質的《金瓶梅》由「說唱本」演為「說散本」。再如《西遊證道書》對百回本《西遊記》中人物「自報家門式」的大量詩句也作了刪改，從而使作品從話本的形式漸變為讀本的格局。對回目的修訂也是此時期小說評改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毛氏批本《三國演義》「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為題，務取精工。」回目對句，語言求精，富於文采，成章回小說之一大特色，而至《紅樓夢》達巔峰狀態。

對小說文本在藝術上作了較多的增飾和加工，使小說文本愈益精緻。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補正小說情節之疏漏，通俗小說由於其民間性的特色，情節之疏漏可謂比比皆是，人們基於對作品的仔細批讀，將其一一指出，並逐一補正。

二是對小說情節框架的整體調整，如金聖嘆腰斬《水滸》而保留其精華部分，雖有思想觀念的制約，但也包含藝術上的考慮；再如崇禎本《金瓶梅》將原本首回「景陽崗武松打虎」改為「西門卿熱結十兄弟」，讓主人公提早出場，從而使情節相對地比較緊湊。又如《西遊證道書》補寫唐僧出身一節而成《西遊記》足本等，都對小說文本在整體上有所增飾和調整。

三是對人物形象和語言藝術的加工，此種例證俯拾皆是，此不贅述。

關於文人改訂的評價

「四大奇書」在其自身的傳播過程中獲得文人的廣泛修訂，確乎是推動了「四大奇書」向「經典」的演化進程。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頗為獨特的現象，因為文本一經獨立問世，世人本無對其加以修飾增訂的職能，然而，這一現象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出現卻有其特殊的原因。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通俗小說歷來是一種地位卑下的文體，雖然數百年間其創作極為繁盛且影響深遠，但這一文體始終處在中國古代各體文學之邊緣。通俗小說的流傳基本是民間性的，其創作隊伍也是下層性的。流傳的民間性使得通俗小說在刊刻過程中被人增飾修訂成為可能，而創作者地位的下層性又使這種行為趨於公開和近乎合法。古代通俗小說有大量的創作者湮沒無聞，而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書坊能任意翻刻和更改的對象。「四大奇書」亦然。可以說，這是通俗小說在其外部社會文化環境影響下所形成的一種並不正常的現象。同時，「四大奇書」得以廣泛修訂與其編創方式也有關係，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在其發展進程中體現了一條由「世代累積型」向「個人獨創型」發展的演化軌跡。而所謂「世代累積型」的編創方式是指有很大一部分通俗小說的創作在故事題材和藝術形式兩方面都體現了一個不斷累積、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這種小說文本並非是一次成型、獨立完成的。在明清通俗小說發展史上，這種編創方式曾是有明代最為主要的創作方式，進入清代以後，通俗小說的編創方式雖然逐步向「個人獨創型」發展，但前者仍未斷絕。「四大奇書」的編創方式也包含了濃重的「累積型」特色。這種在民間流傳基礎上逐步成書的編創方式使得小說文本往往處於「流動」狀態，正因為是在「流動」中逐步成書的，其成書也並非最終定型，仍為後代的增訂留有較多餘地；同時，正因其始終處於「流動」狀態，人們作出新的增訂就較少觀念障礙。在「四大奇書」的傳播修訂過程中，雖然人們常常以得「古本」而為其增飾作遮眼，但這種狡獪其實是盡人皆知的，修訂者對此其實也並不太為在意。「四大奇書」在傳播刊刻過程中得到了廣泛增飾修訂，人們也常把這種增飾修訂視為一次藝術再創造活動。金聖嘆就明確宣稱：「聖嘆批《西廂》是聖嘆文字，不是《西廂記》文字。」他批《水滸》雖無類似宣言，然旨趣卻是同一的。他腰斬、改編《水滸》並使之自成面目，正強烈地體現了這種精神。

怎樣看待這一現象？我們要將其放在中國小說歷史的發展長河中加以考察，而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文人批評家對「四大奇書」的修訂加快了通俗小說的「文人化」進程，而通俗小說的「文人化」是中國古代小說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綜觀通俗小說的發展歷史，其文人化進程還是有跡可尋的，尤其是它的兩端：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清康乾時期的《紅樓夢》《儒林外史》，通俗小說的文人化可說是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和完滿的收束，但在這兩端之間，通俗小說的文人化卻經歷了一段漫長且緩慢的進程。明代嘉靖以後，隨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刊行，通俗小說的創作在明中後期形成了一股熱潮，然而《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引發的這一股創作熱潮並未完全循著這兩部作品所體現的「文人化」的創作路向發展，相反，倒是激起了一股「通俗」的小說創作熱潮，無論是歷史演義還是英雄傳奇，也無論是神魔小說還是初起的言情小說，世俗性、民間性都是其共同的追求。因此，通俗小說真正的「文人化」進程是從晚明開始的，而且不直接來自創作者，而更主要的緣於文人批評者，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影響通俗小說發展進程的除了小說家自身外，文人批評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充當著一個重要角色，他們與小說作家一起共同完成了通俗小說藝術審美特性的轉型。在文人批評家的參與下，通俗小說通過批評家的改編和批評，其思想和藝術價值均有了明顯的提高，在此，自李卓吾以來的文人小說評點家如金聖嘆、黃周星、毛氏父子等對小說的評改提高了通俗小說的歷史地位，也使通俗小說提高了文人化的程度。明代「四大奇書」即最後定於文人評點家之手，而成了古代小說的範本，對小說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使得長期缺乏高品位文人參與的中國通俗小說終於在清代中葉迎來文人化的高潮，這就是《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出現，至此，小說的文人化才最終成型。

綜上所述，「四大奇書」成為明代小說的經典，與多方面因素有關，文人以新的視角和評價體系觀照「四大奇書」是這四部作品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之經典作品的外部條件，這種突破文體的限制、超越通俗小說文體卑下的觀念無疑是「四大奇書」乃至通俗小說作品能成為文學經典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文人對「四大奇書」的廣泛增飾修訂又使這四部作品在文本內涵上逐步趨於完善，其思想性、藝術性的提升是「四大奇書」成為文學經典的內在條件。就整體而言，對「四大奇書」評價體系的轉化和文本的增飾修訂體現了一條將通俗小說逐步推向「文人化」的道路，這一「文人化」進程實際上是中國通俗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大轉折，而在這一過程中，「四大奇書」有著特殊意義，這是一組具有典範性的小說作品，在小說史上影響深遠。